睢景臣《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鉴赏 高祖还乡ppt

睢景臣《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鉴赏

原文

社长排门告示[二],但有的差使无推故[三],这差使不寻俗[四]。一壁厢纳草也根[五],一边又要差夫,索应付[六]。又是言车驾,都说是銮舆[七],今日还乡故。王乡老执定瓦台盘[八],赵忙郎抱着酒胡芦[九]。新刷来的头巾,恰糨来的绸衫[十],畅好是妆么大户[十一]。
  [耍孩儿]瞎王留引定火乔男妇[十二],胡踢蹬吹笛擂鼓[十三]。见一颩人马到庄门[四],匹头里几面旗舒[十五]。一面旗白胡阑套住个迎霜兔[十六],一面旗红曲连打着个毕月乌[十七]。一面旗鸡学舞[十八],一面旗狗生双翅[十九],一面旗蛇缠葫芦[二十]。
睢景臣《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鉴赏 高祖还乡ppt
  [五煞]红漆了叉,银铮了斧[二一],甜瓜苦瓜黄金镀[二二],明晃晃马镫枪尖上挑[二三],白雪雪鹅毛扇上铺[二四]。这些个乔人物[二五],拿着些不曾见的器仗,穿着些大作怪的衣服。
  [四煞]辕条上都是马,套顶上不见驴,黄罗伞柄天生曲[二六],车前八个天曹判[二七],车后若干递送夫。更几个多娇女[二八],一般穿着,一样妆梳。
  [三煞]那大汉下的车,众人施礼数,那大汉觑得人如无物。众乡老展脚舒腰拜,那大汉挪身着手扶[二九]。猛可里抬头觑[三十],觑多时认得,险气破我胸脯。
  [二煞]你身须姓刘[三一],三你妻须姓吕,把你两家儿根脚从头数[三二]:你本身做亭长耽几杯酒[三三],你丈人教村学读几卷书。曾在俺庄东住,也曾与我喂牛切草,拽坝扶锄[三四]。
  [一煞]春采了桑,冬借了俺粟,零支了米麦无重数。换田契强秤了麻三秆[三五],还酒债偷量了豆几斛,有甚糊突处[三六]。明标着册历[三七],见放着文书[三八]。
  [尾声]少我的钱差发内旋拨还[三九],欠我的粟税粮中私准除[四十]。只通刘三谁肯把你揪扯住[四一],白甚么改了姓、更了名、唤做汉高祖[四二]。

译文:
(听说有个大人物要还乡了,)社长挨家挨户地通知每个差使:“你们不能以任何借口来请假。”这些差使真不寻常,在缴纳草料时他们必须把草根除掉,又要差夫,还要应付公差,这事儿得认真对待。有的说是车驾,有的说是銮舆,今天要回乡。只见在喧闹的市集里,王乡老拿着个陶托盘,赵忙郎抱着一个酒葫芦,身光颈靓,装模作样充当有钱人,大摇大摆地走着,真讨厌!
  忽然,瞎王留叫来一伙不三不四的男女胡乱地吹笛打鼓,好像在欢迎什么。一大队人马从村口进来,前头的人拿着几面旗子,颇威风似的。那些旗子上的图案千奇百怪:有白圆圈里套住一只白兔;有红圆圈里套着一只黑乌鸦;有画着一只学跳舞的鸡;有画着长翅膀的狗;有画着蛇缠在葫芦上……(这些乌七八糟的,太好笑了!)
  还有用红漆刷过的叉,用银色镀过的斧头,连甜瓜苦瓜也镀了金色。枪尖挂着明晃晃的马镫,扇子铺了一层雪白的鹅毛。还有那几个穿着奇怪的人,手里拿着一些罕见的器仗。
  辕条套的全是马,黄色丝绸做的伞的把是弯曲的。车前站着八个好像判官的人,车后的是随从。还有几个漂亮女子穿着艳装,一样的打扮。
  那个大汉下车了,众人马上行礼,但他没有看在眼里。见乡亲们跪拜在地,他赶紧用手扶。我突然抬起头一看,那个我认识的,差点气死我了!
  你本来姓刘,你妻子姓吕,你们的底细。你以前是亭长,喜欢喝酒。你的丈人在村教书,你曾经在我屋庄的东头住,和我一起割草喂牛,耕地。
  春天你摘了我的桑叶,冬天你借了我的米,我都不知有多少了。趁着换田契,强迫称了我三十斤麻,还酒债时偷着少给我几斛豆。这都是显而易见的,清清楚楚地写在账簿上,现成的放着字据文书。
  少着我的钱你在官差内赶紧偿还,欠我的粮食你要从粮税里暗地里给我扣出来。我琢磨着刘三:谁上来把你揪撮住,好好问一下为什么改了姓、换了名,要叫那汉高祖?
赏析:
元代散曲作家有姓名可考的二百多人。隋树森所编《全元散曲》,是现在收集作品最完备的散曲集,共收元人小令 3853 首,套数 457套。我们在看待这些作家作品的时候,还必须要考虑到这样一个问题,由于散曲是通俗文学,专工的人不多,因此编入集子的人就更少了,至于民间作品散失的就更多了,由于散曲散轶的很多,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元散曲数量比较少,而很多又是出于上层文士之手,这就影响了现在散曲的思想和艺术的质量。
元散曲的发展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著名作家有 关汉卿、马致远、王和卿等人。马致远是元代重要的散曲作家,是前期散曲作家中创作最丰富者之一。后期的散曲作家著名的有 睢景臣、张养浩、张可久、乔吉等。其中张、乔影响最大。
元代散曲多为文人创作,我们知道文人在元代社会地位是很低下的,有所谓 “八娼九儒十丐”之说,由此可见读书人地位之低下。元代读书人失去了科举的精神支柱,心情是十分苦闷的,他们创作散曲的目的,是为了抒发在元蒙统治者重压之下的愁苦、郁闷,有的人把散曲作为逃避现实的工具,再加上元代统治者刑罚森严,知识分子虽有不满,却不能直言,这一切就造成了元代散曲的内容有这样两个显著的特点:1、元散曲很少有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作品,这是由知识分子的政治态度所决定的,这种作品很少,实际上表现了知识分子的一种消极反抗。2、散曲的主要内容是叹世、归隐、歌咏山水,还有很多感叹人生如梦,鼓吹及时行乐的作品。
睢景臣,字景贤,扬州人,元后期曲家。一生著有杂剧三种,词一卷,均不传世,惟散曲存三套,其中《高粗还乡》为代表作,也是元散曲套数中的名篇。雎景臣自幼读书刻苦,心性聪明,尤其酷好音律。他同关汉卿等人一样,也是勾栏瓦肆中的常客。对社会下层人民的思想感情,应当说是深有体会的。他自己生活十分窘困,寄栖庙祠,颇多感慨。这些遭遇和感受对他正确认识当时社会,并从较高高度反映当时社会,是有一定影响的。元戏曲家、钟嗣成《录鬼簿》说:“维扬诸公,俱作《高祖还乡》套数,惟公《哨遍》制作新奇,诸公皆出其下。”可见当时已负声望。
《高祖还乡》是元散曲中现实性最强的作品,是同类题材之中的新奇之作,是元代散曲中的珍品。它不仅在元散曲中是一首具有特色的扛鼎之作,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汉高祖刘邦做了皇帝后衣锦还乡的故事,《史记·汉高祖本纪》与《汉书·高帝纪》记载甚详,刘邦当皇帝第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冬,在平定淮南王英布反叛、胜利回朝途中,曾返故乡沛县,逗留十几天。他踌躇满志,召集父老聚会,大摆宴席,以显示“衣锦还乡”的尊荣。酒酣,起舞高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汉以来的作家,经常以此史实入诗,极力颂扬刘邦回故乡时“大风起兮云飞扬”的煊赫声势、“威加海内兮归故乡”的荣耀,强调其天子之威不忘故土的孝子之心。把刘邦归故里这件事写得是非常体面的。至于故人父老如何反映,史传没有记载。睢景臣却别开生面,反其意而用之。在“故人父老”中找到了一个乡民,以他的视觉和口吻,从另一个角度再现了刘邦车驾荣归的“盛典”。睢景臣以奇特的构思,辛辣的讽刺,诙谐的笔调,无情地撕下了流氓皇帝刘邦“天生圣人”的伪装,变史载的歌颂为文学作品的暴露,表现了农民对最高统治者的蔑视和憎恶,揭示出封建社会中农民阶级与封建统治者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导演了一出绝妙的政治讽刺剧。
“般涉调”是宫调名,宫调就是乐律,以限定声调的低昂缓急,表现乐调的悲欢情感。据周德清《中原音韵》说,“般涉调”表现“拾掇坑堑”的声情。“哨遍”和底下的“耍孩儿”、“五煞”等是曲牌名。
《高祖还乡》写汉高祖刘邦还乡时乡民所见情景,以独特的艺术构思、风趣幽默的描写,对封建最高统治者进行了大胆的揭露和无情的讽刺。套曲的思想意义在两方面:1、揭露、讽刺了封建最高统治者。作者处于君道尊严的时代,他不从歌功颂德的角度写汉高祖“威加海内兮”的盛况,而是通过一个与他过去有瓜葛的农民的所见所忆,嘲讽了刘邦的装腔做势,妄自尊大,揭露了刘邦的流氓本性,无赖老底。2、《高祖还乡》的反封建主题也是针对元代社会现实而发的。套曲借历史事件,反映了元代等级制度森严,统治阶级作威作福,地方乡里趋炎附势,差役苛赋十分繁重的现实。所以它既写了历史事件,又是紧紧地针对着元代现实,讽刺元代现实的。
这组套曲叙事性很强,全套八首曲子可分四层:第一首[哨遍]为第一层,以简洁的笔法,描绘了众乡民迎驾忙碌的场景。第二首[耍孩儿]、第三首[五煞]、第四首[四煞]为第二层,写乡民对皇帝车驾的嘲笑。第五首[三煞]、第六首[二煞]、第七首[一煞]为第三层,写乡民认出皇帝刘邦,揭露刘邦的老底。第八首[尾]为第四层,写乡民向皇帝刘邦讨债,嘲笑他更名改姓的无赖行为。
[哨遍]“社长排门告示,但有的差使无推故。这差使不寻俗:一壁厢纳草除根,一边又要差夫,索应付。又言是车驾,都说是签舆,今日还乡故。王乡老执定瓦台盘,赵忙郎抱着酒葫芦。新刷来的头巾,恰糨来的绸杉,畅好是妆幺大户。”——保长挨家挨户地通知:凡是官府推派下来的差使,都不得借故推托。这一回的差使非同一般:这一边交纳的草料(马饲料)要去掉草根,那一边还要摊派劳役,样样尽要认真对待。又说这是皇帝出行的车马,都说这是皇帝亲自乘车前来,今天衣锦荣归故里。王乡老端着盛献礼的瓦制大托盘,赵忙郎抱着准备给皇帝敬酒的酒葫芦。他们头戴新买来的头巾,身穿刚用来浆洗过的绸衫,真正是装腔作势,摆财主阔老的架子。
作者用戏谑的笔调,对乡绅们那种趋炎附势、逢迎献媚的丑态进行了冷嘲热讽。“迎驾”本应相当隆重,出于百姓的自愿,如今却要社长挨户“告示”,强制规定,这就暗示出刘邦不得人心,百姓怨恨之极,为下文蓄势。“不寻俗”,意为不平常,出自乡民之口,耐人寻味。长期来,许多“寻俗”的差使,忙于应付,已经苦不堪言,今日皇上驾到,差使非同一般,自然忙上加忙,怎能不怨声鼎沸。由此可见刘邦在百姓心目中的地位。接着镜头一转,着重刻画并嘲弄了乡里势利小人:王乡老提壶捧盘,赵忙郎梳装打扮,煞有介事地摆出一副“妆么大户”的样子,画出了奴才的嘴脸。这帮卑劣小人趋炎附势、阿谀逢迎的丑态,刻画得何等惟妙惟肖。作者于戏谑的笔调中,极尽嘲讽之能事,又于一闲一忙、一喜一怒的对照中,反映不同阶层对天于的截然不同的感情。总的来看,开篇似在写“乡民迎驾”,实际上是斥责“圣驾扰民”。
[耍孩儿]“瞎王留引定伙乔男女,胡踢蹬吹笛擂鼓。见一颩人马到庄门,匹头里几面旗舒。一面旗白胡阑套住个迎霜免,一面旗红曲连打着个毕月乌,一面旗鸡学舞,一面旗狗生双翅,一面旗蛇缠葫芦。”——爱出风头的王留率领一伙装腔作势、不三不四的家伙,又是吹笛又是捶鼓瞎折腾。见一大队人马来到村口,当头里有几面旗子迎风招展。一面旗上画一个白色的环,套住一只大白兔;一面旗上画一个红圆圈,圈住只黑乌鸦;一面旗上画一只公鸡在飞舞;一面旗上画着一只狗长了双翅;一面旗上画着一条蛇缠绕着一个葫芦。
王留,乡民诨名,元曲中常用以指好出风头的农村青年;瞎,犹言“坏”;乔,系骂人的话,意为刁滑、装模作样;男女,这里为男人的贱称。由主人的德性可以想见客人的品行,这是伏笔。下笔就用“瞎王留引定火乔男女,胡踢蹬吹笛擂鼓”两句,将迎驾的场景从村内移至庄口。作者巧妙地运用比喻,夸张等修辞手法,有意识地把此时此地的情景描绘得近乎荒诞,令人莫名其妙,一扫天子荣归故里时那种庄严神秘的气氛。皇帝出场,排场很大,先是旗队过来,各种旗子上的龙、凤、虎,象征着皇帝的高贵出身和显赫的地位,接着上场的是仪仗队,威武森严的各种兵器,代表着皇帝的无限权力,最后是车驾前后的卫队、侍从,保卫着皇帝的安全。但这表明皇帝身价、威风的一切,在乡民眼里看起来,越发显得怪里怪气,不伦不类:他们看月旗是白环套个兔子;凤凰旗在乡民看来是跳舞的鸡,金瓜锤是甜瓜、苦瓜。皇帝车驾前的前卫,像是泥塑木雕的天上的判官,个个神气呆板。仪仗队庄重严肃的神情,与旗上鸡、狗、蛇的形状,构成了一幅极不和谐的画面,充满了对皇帝的嘲谑和藐视。作者让那些不登大雅之堂的小动物爬在御旗上,以取代那些理应绣上的凤凰、飞虎、蟠龙等珍贵动物,既不失实,又不显作品之俗,自然贴切,极显其妙,揶揄之意显而易见。总之通过乡民眼睛的折光,刘邦回乡威严隆重的盛况,一下子都变了形,走了样,失去了光彩,威风凛凛的排场,像是玩杂耍的马戏班,这真是极大的讽刺。
[五煞]“红漆了义,银铮了斧,甜瓜苦瓜黄金镀。明晃晃马镫枪尖上挑,白雪雪鹅毛扇上铺。这几个乔人物,拿着些不曾见的器仗,穿着些大作怪衣服。”——用红漆漆过的钢叉扛在肩,用银镀了的斧头拿在手,还有香瓜、苦瓜模样的东西镀了金。铮光瓦亮的马镫(马鞍两旁的铁脚踏)挂在枪尖上,色白如雪的鹅毛铺在扇子上。这几个不三不四的家伙,手里拿着一些乡民们不曾见过的兵器棍棒,穿着些形状十分奇怪的衣服。
刘邦返乡,着实是排场阔绰,气象不凡。可是在乡民的眼里,这些代表皇帝无限权力的仪仗,只不过是“叉”、“斧”、“马镫”、“鹅毛扇”、“甜瓜苦瓜”之类东西。对器仗队的蔑视,实际上也是对皇帝的嘲笑和轻蔑。
[四煞]“辕条上都是马,套顶上不见驴。黄罗伞柄天生曲。车前八个天曹判,车后若干递送夫。更几个多娇女,一般穿着,一样妆梳。”——拉车的全是高头骏马,笼头上一只毛驴也没有。车驾上打着的黄罗伞(皇帝乘舆上的车盖,即“曲盖”),它的长柄天生是弯曲的。车驾前,走着八个侍从官员,个个神情呆滞、动作机械,活像泥塑木雕的天上判官;车驾后跟随一群手捧香案,不时递送什么杂物用品给皇帝的太监。还有几个千娇百媚的嫔妃宫女,她们都穿着一个式样的衣服,梳妆打扮也完全相同。
农村马少驴多,乡民见有马无驴,便觉诧异。用“天曹判”讽刺车驾前卫(护驾侍臣)犹如泥塑木雕的傀儡;用“多娇女”嘲笑随驾陪侍的嫔妃宫娥是妖里妖气的女子,完全是庄稼人的口吻。在乡民眼里,所有旗帜、仪仗、侍臣、宫女等,都显得荒唐而可笑。从第二只曲至第四只曲,作者泼墨勾勒了一幅笑话百出的“车驾”进村图,把刘邦富贵荣归时华丽堂皇、庄严威的气派和场面,描写得猥琐龌龊,滑稽可笑。
[三煞]“那大汉下的车,众人施礼数。那大汉觑得人如无物。众乡老展脚舒腰拜,那大汉挪身着手扶。猛可里抬头觑,觑多时认得,险气破我胸脯。”——坐在车驾上那个身材高大的人下了车,众乡人恭恭敬敬地对他行大礼。那个大个儿神态傲慢,斜视着众乡亲,简直是目中无人。父老乡亲们都屈膝弯腰向他跪拜,那大汉却只略微挪动身子扶一扶。我猛然间抬头一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偷看得多时,终于认出了这个大汉的尊容,差点儿把我的肺都给气炸了。
这只曲开始,刘邦出场了。作者撷取刘邦下车时的一招—式。写其发迹后不可一世的神态。刘邦先是“觑得人如无物”,冷眼环视,目中无人,这是对乡民的鄙视。足见刘邦龙袍加身后,早已忘却故里亲朋,此次前来无非是炫耀天子之威而已。接着,刘邦“挪身着手扶”,下一“挪”字,极为巧妙,是跌进—层的写法。对方一乡老已跪拜,而刘邦只是微微地移动一下身子,象征性地用手一指,这就把小人得志,忘乎所以的丑态,刻画得入木三分。不过,作者的用意并非写他的得意,而是运用欲抑先扬的艺术手法,于得意处大泼冷水,所以笔触陡然一转,从“猛可里抬头觑”一句,引出乡民认出刘邦这一无赖后怒骂的情节。皇帝趾高气扬,傲慢无礼,但底细终于被人识破。作者连用三个“那大汉”,对汉高祖刘邦表示了极大的不恭。
[二煞]“你须身姓刘,你妻须姓吕。把你两家儿根脚从头数:你本身做亭长、耽几盏酒;你丈人教村学、读几卷书。曾把俺庄东住,也曾与我喂牛切草,拽埧(应作‘耙’)扶锄。”——你这个人本来是姓刘的,你的老婆应该是姓吕。我能把你两家的老底从头——列举出来:你本人做过泗水亭长,终日迷恋于酒杯;你的岳父教村学,读过几卷书。你曾经在我们村庄的东面居住,也曾经帮我打短工,给我喂过牛、割过草,拉犁耙、拿锄头。
借乡民的口吻,对刘、吕两家的根底作了一般性的揭露。
[一煞]“春采了桑,冬借了俺粟,零支了米麦无重数。换田契,强秤了麻三秤;还酒债,偷量了豆几斛。有甚胡突处?明标着册历,见放着文书。”——春天,你偷采了我的桑叶;冬天,你借过我的谷子;平时断断续续地拿(名曰“支”)我的米麦,更是不计其数。你趁换地契的时机,敲诈勒索,硬秤去了我三秤(一秤为斤十半)麻;你无钱还酒债,从我这里偷量了几斛(古以十斗为一斛,南宋末年改为五斗)豆。这一些,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明明白白地写在账簿上,现在还放着借据在那儿。
皇帝过去欠借、勒索、暗偷、明抢都是有账目可查、有文书可证的,破除了套在皇帝头上的“神圣”的光环。
[尾]“少我的钱,差发内旋拨还;欠我的粟,税粮中私准除。只道刘三,谁肯把你揪扯住?白什么改了姓、更了名,唤做汉高祖!”——你欠我的钱,可以在即将摊派的官差(征收的赋税)内扣还;你欠我的粮,可以从我需要交纳的官粮中私下折算抵偿。你尽管说出自己就是当年的刘三子,谁又敢把你揪扯住?你平白无故地为什么改名换姓,叫做汉高祖?写乡民想向刘邦讨还旧欠,并认为刘邦称作汉高祖是为了赖债。
“揭丑要揭底”,从第六只曲到第八只曲,作者借乡民之口,历数刘邦昔日一桩桩丑事:他本是个酒鬼,曾采人桑,借人粮,偷人豆,是个十足的流氓无赖。痛快淋漓,语语击中要害。写来似乎都是小事,而这恰恰是作者的高明之处,以小见大,由过去看现在,老底一揭穿,所谓“真命天子”的画皮也就彻底剥去,还其无赖汉的本来面目。乡民直呼刘邦为“刘三”便显得合乎情理。最后以质问刘邦为甚改名汉高祖作结,表达了乡民对皇权的轻蔑,从艺术手法看,起到了领起全篇的作用。当然,这些话只是在心里嘀咕着的,但也是够大胆的了。
这个套曲,通过一个过去与刘邦有些瓜葛、现在被拉去迎驾的乡民的观察和回忆,描写汉高祖衣锦荣归的场面,并数说刘邦发迹前的丑恶行径,对封建最高统治者进行了辛辣无比的嘲讽。它不是史实的重复记述,而是基于元代社会生活(如元代统治者每年都要耗费巨资,从大都回老家祭祖)创造出来的一篇文学作品。作者对刘邦的挖苦,虽有某些史实作依据,但更多的则是服从于作品主题需要的艺术创造,而不是作为对历史人物的一种真实描写。例如“汉高祖”是刘邦死后的谥号,在他还乡时自然还没有这个称号,但因它为人们所熟知,为了内容表达的需要,曲里用上了,这在俗文学里许可而且常见。至于作为历史人物的刘邦应如何评价,那就另当别论了。
雎景臣独有的创作风格,让我们在戏谑嘲笑中见其庄重严肃的态度,在痛快挥洒的笔墨中,见其不落俗套的作风。真好像绘画中的幽默画,戏剧作品中的讽刺喜剧。读后令人在嬉笑中受到艺术美的薰陶和思想上的启迪。在艺术上的独到之处表现在:
1、强烈的讽刺性,是这首套曲的主要特点。封建时代,皇权高于一切,神圣不可侵犯。这组套曲却敢于把矛头直接指向最高封建统治者,竟然让一个村民出面来剥掉皇帝神圣的外衣,揭露刘邦的老底,对其流氓本性和无赖丑相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描写,还他好酒贪杯、拖欠行窃的本来面目,如此大胆的揭露和无情的讽刺,实在难能可贵。
构思的巧妙,描写角度的选取,决定了套曲嬉笑怒骂的基调。对于高祖还乡这段史实,作者既没从刘邦一伙人如何出发,如何到达方面去写,也没从文人学士第三者角度方面去写,而是从迎驾“今日还乡故”的乡民们去写,以第一人称的口吻,用夸张的手法,通过一个乡民的所见所闻所感,把高祖还乡的场面,作了讽刺性的描绘。这可充分描写乡民们的眼光、口吻、心理感受,便于四通八达去选材。
作者把讽刺的矛头首先对准乡里势利小人 ,描绘了 社会政治流氓,为了捞取政治资本,而大肆忙碌的丑态。他们穿戴打扮装起大户的模样,他们作威作福勒索乡民。我们从套曲的描写来看,真正欢迎汉高祖还乡的,只是这些人。而广大的乡民,他们是冷静的旁观者,作者对这一点描写的很清楚。把这些小人的忙碌与乡民的冷静考虑做了鲜明的对比。作者对欢迎者的讽刺,就是对汉高祖本人的讽刺。作者将讽刺矛头还对准皇帝出驾的盛大场面的描写,把皇帝的仪仗队、卫队都写的非常滑稽可笑,使得皇帝的威风、尊严变成了大出丑态。
作者讽刺矛头之尖锐,还在于把矛头对准了皇帝本人,以揭老底的手法,破除了套在皇帝头上尊严的光环,使皇帝在乡民的回忆中,露出了流氓的本相。乡民用“那大汉” 称呼刘邦,对皇帝表示了极大的不尊敬。等乡民认出了刘邦, “险气破我胸脯”,接着他以无比的愤怒对刘邦以前的所作所为一一抖落。刘邦是个酒鬼,是采人桑、借人粮、抢人麻、偷人豆的无赖、扒手、骗子。刘邦所做的这一切,“明标着册历,见放着文书”,那就是说记得明明白白的,是不容赖账的。乡民要刘邦立即还清欠债,这种毫不留情的揭老底,从根本上剥掉了刘邦的高贵神圣,使其威风扫地。这种面对面的算账,表明了农民和皇帝之间,有着不可谓和的矛盾。注意“社长”和“亭长”的巧合,作者笔下的“社长”,不就是当年尚未发迹的“亭长”吗?社长之所以大肆魚肉乡民,不就是因为昔日的亭长,而今当了皇帝的刘邦还乡吗?《高祖还乡》把批判的矛头,直指最高封建统治者,对封建皇权作了彻底的否定,这在文学作品中是罕见的,这也表现了作者强烈的反封建精神。
我们说,如果作者不是从这一角度去写,而是从其它角度落笔,就不会收到如此鲜明的讽刺效果。“曲贵尖新”,以尖新出之,则令人眉扬目展,犹如闻所未闻。以老实出之,则令人心赖意灰,犹如听所不必听。戏曲是这样,散曲也是这样。
手法巧妙,套曲这四个层次,安排的很好,从故事情节发展顺序讲,由远及近;从人们认识过程讲,由表及里。而这两种手法又是结合在一起的,可以统称层层剥笋法。四个层次恰好是从外到内,从下到上,逐层渲染,逐层深入,层层逼近,最后用事实说话,乡老们直截了当地骂了皇帝。我们看乡民们与刘邦相见的场面:向“那大汉”“施礼数”的人,距离刘邦要远些,刘邦觑的他们“如无物”。这傲慢神态已引起众乡老的反感。向刘邦“展脚舒腰拜”的乡老,距离刘邦比较近了。刘邦“挪身着手扶”,没有还礼,还装模作样,众乡老倒要仔细瞧瞧这是个什么样的人物?众乡老当然知根知底,自然也不管他是“刘三”还是“汉高祖”,在心里毫不留情地托刘邦训斥了一顿,这距离就拉得很近了,把刘邦底细全端了出来。我们说尽管骂的是已经死了一千多年的皇帝,但在君权为尊的封建社会,毕竟表现出作者的非凡见识,非凡胆略。所以讽刺的力量也越来越加强,乡民们开始感到滑稽,到最后感到气愤,要和皇帝算账,这就使套曲的讽刺具有犀利性和嘲弄的意味,从而很好地表达了主题。
2、虚化历史,塑造艺术典型的创作方法。套曲所描写的“高祖还乡”故事,并非是对历史的真实再现,不过只是借“还乡”为事由而进行大胆虚构的结果。曲中那个好酒贪杯、拖欠行窃的流氓无赖式的高祖刘邦,完全是作者虚化历史进行大胆虚构所创造的艺术典型。作者通过这个艺术典型所要揭露和讽刺的,是历朝历代的帝王,特别是元朝的皇帝。作品里所写的“社长排门告示”,是元代出告示的特殊方法;所写仪仗,也完全根据元代制度。这些,都是作者借历史故事而讽刺现实所作的暗示。由此可见,艺术典型与历史人物是有区别与联系的。
3、借助戏曲代言体形式的独特叙事角度。元代散曲一般都是“自抒胸襟之作”。《高祖还乡》虽是散曲,却采用了戏曲的代言体形式,以一个乡民眼中所见来写高祖还乡情况。全篇语言皆出村民之口,统统按农村中常见的事物和农民惯用的语言加以描绘,充分体现了那位农民的生活经验、心理反应和认识水平。一方面,在看似嘲笑乡民“有眼不识泰山”的“保护色”掩护下,彻底抹去皇帝头上的神圣光环,撕掉其所谓“真命天子”的虚伪面具,充分暴露封建最高统治者流氓无赖的本来面目;同时另一方面,作者借乡民之口嬉笑怒骂,巧妙地运用“变形”手法,赋予皇帝庄严华丽的外表以极其荒诞的内涵,如把皇帝的旗队、仪仗队、卫队侍从说成是“鸡学舞”、“狗生双翅”、“蛇缠葫芦”、“甜瓜苦瓜”、“天曹判”、“递送夫”、“多娇女”等等,也造成形式与内容、现象与本质强烈的反差,从而收到寓庄于谐、滑稽可笑的强烈讽刺效果。
全曲结构完整,有人物、有故事、有场景,写法新颖奇特,文笔诙谐幽默,风格泼辣奔放,谈笑中饱含褒贬之情,是画中的漫画、剧中的讽刺喜剧,情节富于戏剧性,选取了了几个关键性的场面,加以组合、渲染,逐层深入地揭示主题。皇帝返乡,可写的事很多,这里,作者仅选择了三个物景:即乡民的准备,“车驾”进村时的“盛况”,乡民面对面的斥骂。但又不是平均用力,而是重点突出。如果说前两个场面,重在讥讽,那么,最后的场面则旨在揭露鞭挞,是“重头戏”,对深化主题至关重要,所以不惜笔墨,大加渲染,反映了作者剪材、运笔的功力。
通过人物的外形、动作,表情和语言的刻画,表现其性格。刘邦、社长、王乡老、赵忙郎、乡民,他们地位相异,所以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也遍然不同。这一特色,套曲中反映得十分明显。
4、语言通俗、生动、泼辣、诙谐,富有表现力。元人周德清在《中原音韵》中说:“造语必俊,用字必熟,太文则迂,不文则俗。文而不文,俗而不俗,要耸观,又耸听,格调高,音律好,衬字无,平仄稳。”明人何良俊在《曲论》中进一步阐述:“著不得一个太文字,又著不得一字张打有雨,新以俗为雅。而一语之出则令人绝倒已妙。”《高祖还乡》的语言正体现出这些特征。“又言是车驾,都说是銮舆”,“又言”是书面语,“都说”是口头语。而“又言”“都说”联合起来的句式,既写出众口纷云,莫衷一是的情形,又表现乡民们对车驾、銮舆这两个概念的迷惑不解。“你本身做亭长、耽几盏酒;你丈人教村学、读几卷书。”完全是通俗的口语,通俗易懂,而“耽”字又见文字之锤炼。“耽”,嗜好。这说明刘邦早在做亭长时,就贪杯无形。“猛可里抬头觑,觑多时认得,险气破我胸脯。 ”多么具有表现力的语言。它让读者看到“ 众乡老展脚舒腰拜”时本是低着头的,可他们总想看看“那大汉”是个怎么样的人物。所以趁着那大汉“挪身着手扶”时,便“猛可里抬头觑”,一觑之下仿佛认得,所以就来了个“觑多时”并“认得出”就是“刘三”。所以紧跟着“险气破我胸脯”。“觑”,细看。因那大汉下了车,众乡老就不能不看到,这只是粗看。要细看,得找时机,“猛可里抬头觑”,即猛然间去细看。
作者还用乡民的口吻来写,这就非常切合乡民的生活经验和他们的心理状态,同时又具有幽默感和讽刺性。如对皇帝的旗帜、仪仗、器械的描写,作者是用农村常用的事物来作比喻的,让我们感觉到生活气息很浓,而且在浓郁的生活气息中透露出了诙谐和嘲讽的意味。当套曲写到乡民很气愤和刘邦算账的时候,套曲言词非常尖锐,语气激烈,有一种寸步不让、不容反驳的咄咄逼人的力量。
善于吸收俚辞俗语入曲,且运用自如。如用“乔男女”、“妆么大户”,以嘲讽逢迎拍马小人的可笑可憎,用“天曹判”、“多娇女”来描写侍卫和宫女的呆若木鸡:又用“鸡学舞”、“狗生双翅”、“蛇缠葫芦”,刻画皇驾仪仗的滑稽可笑。这样描写,形象生动,自然浑朴,又极富幽默感,也突出了散曲语言通俗明快的特点。
钟嗣成在《录鬼簿.序》中说:“若夫高尚之士,性理之学,以为得罪于圣门者;吾觉且蛤蜊味,别与知味者道。”这是钟嗣成品味完全部元散曲后得出的结论,用“蛤蜊风味”来区别高尚之士,性理之学。说白了就是正言若反,黄歌当初,嬉笑怒骂智皆成文章。幽默、诙谐、嘲弄、讽刺兼用,并由此构成它的蛤蜊味。封建正统诗文是要讲“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可散曲作品是可哀可伤,敢怨敢怒的。睢景臣正是以散曲这特有的风格--蛤蜊味--豪爽、泼辣,非常恰当地表述了一桩端庄、严肃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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