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新闻评论员白岩松不仅是央视名嘴，而且还是位敢讲些真话针砭时弊的央视名嘴。
1月6日的《文汇读书周报》上有篇中国传媒大学老师邹煜对白岩松的采访。白岩松在接受采访时坦承，“我也不知道我能扛多久。说句实话，我也不觉得我一定会始终留在中央电视台。”这就是说，当他“扛”不动的时候也可能离开央视。
既然是“扛”着，可见白岩松背负的压力不小。是什么样的压力呢？他解释说，电视新闻评论“风险是巨大的”，“远比我当初想像的还要大，甚至更大。”这风险不仅在于你不可避免的会得罪你批评的物件，而且还不可避免的会得罪“你的审查者们”，他们“会觉得你这个栏目很麻烦”，会觉得你在给他们“添乱”。就在这篇访谈发表前不久，比白岩松更有名也更敢于讲真话针砭时弊的央视名嘴崔永元辞职了。再早些，知名度不如崔永元白岩松的央视制片人王青雷被辞职了。
从崔永元的辞职和王青雷的被辞职到白岩松的可能辞职，无一不凸显了中国媒体人的生存困境。用2012年8月22日跳楼自杀的《人民日报》大地副刊主编徐怀谦生前的话说，这困境就是“敢想不敢说，敢说不敢写，敢写无处发”。为什么“敢想不敢说，敢说不敢写，敢写无处发”？因为中国不存在新闻自由，媒体始终面临着全方位的限制和监管，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得听命于官方的意志。谁要“不听话”，“乱说乱动”，就会被踢出局，甚至遭遇更大的不测。
以央视为例。崔永元在回答“您究竟为什么要离开央视”的提问时曾披露，“因为中央电视台有规矩，大家都要签协议，不许发这样的微博，连介绍节目内容的微博都不能发，所以这也是促使我离职的很大一个原因。”“我用最快的速度跟台里反复交涉，三年前我就提出要走，但这次交涉最强烈，以前一谈就缩回来，人家那么真诚地挽留你，这次我明显违反了台里的规定，那干脆辞职。”崔永元这里所说的“这样的微博”，是指他跟方舟子就转基因食品进行论战的微博。由他的这番话可知，央视对其员工在私人微博中的言论也是有严格控制的，类似质疑转基因食品这样的言论就在禁止之列。
王春雷的被离职也直接起因于自己的微博。去年8月，他在微博中质疑官方“打击网路谣言”的做法，并直言批评央视的跟风呐喊，结果被扣上了一个“与中央电视台的宣传口径不一致”的“罪名”。
工作之外的私人言论都要套上紧箍咒，工作上的钳制之严就更可想而知了。对此，王存雷在《告别央视，告别十年》一文中曾经做过生动细致的描述。他说，“在这十年当中，作为新闻人，我--感受到的是越来越多的痛苦。按照新闻的标准，我们希望报导、应该报导的选题，被一次次地驳回；我们希望发出的声音、应该表达的态度，被一次次地天折。一位领寻曾经跟我半开玩笑的说：‘报选题的时候，你们衡量一下，基本上你们觉得该报和想报的，就是不能报的。’一一对于新闻人来说，这是一种多么残酷的、逼仄的现实啊！”“一年里，我们会接到上千条的新闻口径，扪心自问一下，有多少是真正出自国家利益的需要，而有多少参杂了个人的、团体的、领导的一一人际、权力以及经济的利益需要？又有多少，是揣摩上意而小心翼翼地自我阉割？
我们的领导们应该明白，不能、不让、不许报导的新闻太多了，你所可以报导的新闻也就没人信了，因为那是有选择、有目的的宣传。”
显然，这是一种不准说真话，只准编假话歌功颂德的新闻体制。在这种体制里做新闻，一个良知尚存想要讲真话的媒体人不可能不“扛”着。可他终究又能扛多久呢？在白岩松“我也不知道我能扛多久”的感叹中，我们听到的是他和他的同类内心深处痛苦的挣扎，而这挣扎不啻就是抽在中国新闻体制上的一记耳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