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大多人都没有机会接触到那些珍贵的历史资料。因此，即使我们欲弄清一个问题，也会苦于资料的匮乏，毋宁说原始资料。即使能有幸接触到一手资料，也可能会遇到其他的阻碍。比如说，欲对《德意志意识形态》进行一番考究，也会苦于不懂德语的窘态。或许，这其实是我个人逃避深度研习马克思主义的借口罢了。作为一直受“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和影响的我们，或许马克思主义已经融合在我们的骨髓中，抑或我们已经走得愈来愈远，以至于连马克思都不理解我们的马克思主义了。
手头的这本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应该是我接触到的最一手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资料了。
与我们平时接触到的相关材料（不可否认的是，其中绝大多数属于教材）相比较，语言风格迥然不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主题在于批判，因此语言犀利，甚至于刻薄。也可能是翻译的原因，书中频繁出现的那些具有讽刺意味的字眼，让人闻到了浓浓的火药味，不禁把人的思绪拉到了19世纪发生在德国的那场论战。比如，麦克斯·施蒂纳在书中绰 号颇多，有“圣桑乔”、“圣者”、“教父”、“乡下佬雅各”、“圣麦克斯”等。再如，第一卷的目的定位在“揭露这些自以为是狼、也被人看成是狼的绵羊，指出他们的咩咩叫声只不过是以哲学的形式来重复德国市民的观念”。诸如上述带刺的语言在文中频频出现，无疑冲击了我们一贯的思维观念，我们已经习惯了那些偏中性的官方语言，不带感情色彩的。
《费尔巴哈》章受到关注度较高的原因首先在于它是未完成稿。比如，书中提及“分工对科学的影响”，却仅此一句而已，并未进行深度阐述。其他如，“法、宗教等领域中的传统”、“镇压在国家、法、道德等等中的作用”、“自然科学和历史”同样是一语带过。再如，书中提出“宗教从一开始就是超验性的意识，这种意识是从现实的力量中产生的。要更通俗地表达这一点”，但是实际上，作者并未“更通俗”地表达这一点，只是给出一个结论而已。
《费尔巴哈》章的手稿不仅没有完成，而且手稿内容繁杂，既包括了修改多次的基本手稿，也包括一部分基本手稿的誊清稿、写作的备忘录等等。因此整理编辑任务尤为复杂，给后世的研究者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但或许也正因为此，《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研究工作才会开展得如火如荼。
再者便是《费尔巴哈》章在理论研究上的重要价值，它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诞生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原理，并根据自己新的历史观对共产主义作了科学的论证。由此引发争议的便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谁才是唯物史观的创始人。如果绝对地讲马克思或者恩格斯是唯物史观的创始人，显然是过于片面的。从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紧密联系来看，他们相互之间受彼此思想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与此争议相关的还有，在日本颇为流行的，写作的“分担问题”。该问题涉及的仅仅是手稿的书写问题。但是，国内研究似乎将该问题与上述问题相混淆，是谁的思想，与是谁写的，还是存在本质不同的。后者仅仅涉及笔迹的鉴定问题，而前者则较为复杂。此外，“唯物史观是谁的思想”这一问题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写作的“分担问题”。学界似乎疏于区分这两者的区别，主要形成了以下几种学说。
其一是，“马克思主导说”。支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恩格斯本人曾经承认，唯物史观是由马克思创建的。恩格斯在其1888年出版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曾说，“我在马克思的一本旧笔记中找到了十一条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现在作为本书附录刊印出来。这会是匆匆写成的供以后研究用的笔记，根本没有打算付印。但是它作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是非常宝贵的。”从时间脉络分析，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写于1845年春，而《德意志意识形态》则写于1845年秋至1846年5月左右；从内容上看，《费尔巴哈》章的思想实质与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思想实质完全吻合，该思想实质实际上指的是唯物史观。
其二是迈耶提出的马克思主导下的“共同写作说”。该说解释了为何手稿中恩格斯的笔迹比马克思的多，迈耶认为应当是马恩两人共同讨论，由恩格斯写下来而已。这一说法似乎也只是迈耶的主观想法，并未得到考证，但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赞同。梁赞诺夫甚至进一步提出了马克思口述恩格斯书写的“口述笔记说”。
其三便是轰动一时的，由广松提出的“恩格斯主导论”。然后这一说法受诟颇多，并未得到多数学者的赞同。但无疑该说法的提出引起了大家对唯物史观创始人问题的关注。
我只是在想，探讨究竟马克思还是恩格斯提出了唯物史观，对我们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究竟具有多大实践意义。如果仅仅是为恩格斯正名，即使是正名了，那又如何。实质上不过是学者之间为了把游戏继续玩下去的手段而已。无论是马克思的，还是恩格斯，他们都是马克思主义思想里不可或缺的灵魂人物。
参考资料：
1、《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版。
2、宓文湛：《究竟谁是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第一把小提琴手》，载《哲学研究》2007年第4期。
3、韩立新：《<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献学研究和日本学界对广松版的评价》，载《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