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
杨珍珠与索卡尔，约1946年在上海
故国不堪回首
——读《最后的避难地：上海。索卡尔和杨珍珠的爱情故事》
去年末某天，欣闻德国记者和作家史岱帆· 舒曼先生携其新著《最后的避难地：上海。索卡尔和杨珍珠的爱情故事》（李士勋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8月第一版）将来宁波，并蒙友人邀请答应参加其举办的读书会。
当浏览了舒曼先生的官方网站 www.stefanschomann.de而得知是书的女主人公杨珍珠是宁波人后，便以她父亲之名讳“杨传炳”为关键辞在宁波图书馆网站搜得相关史料三则，打印之后于1月17日在宁波香格里拉饭店赠予了舒曼先生，并附赠拙作《宁波！宁波！》。
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喜出望外的舒曼先生之谢意。他的真诚促使我静下心来捧读了他这本不厚但读后却颇感沉重的书。
杨珍珠，1923年出生于宁波。她的父亲杨传炳（1893-1957）出身于浙江天台县一个中医世家，美国医学博士。约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杨医师担任了宁波港口检疫医生（宁波图书馆的“《申报》宁波史料”中最早记载杨传炳的事迹是在1922年3月12日的该报），后于江北岸招商局新江天码头一带创办了他的私人诊所——光华医院（现今发现光华医院最早的广告在1928年5月25日之《时事公报》）。通过是书中杨珍珠的叙述，我们知道杨传炳是一位不问政治但精于医术的杏林中人，他对家庭始终怀有传统绅士的责任感，他的行医收入足以让他在大家族中实践“氏族社会主义”（p86），而他之于社会公益事业既热情亦慷慨。我在申报及宁波地方老报纸的发现，也证明了杨珍珠所言不虚。
父亲的宽厚和开明，让从小娇生惯养的大家闺秀杨珍珠，成长在一个无忧无虑的环境，但她并不因此而失却天真与质朴，也不像人们普遍担心的那样会堕于颓废与懒惰，否则杨珍珠在战后就不可能以优异的成绩修得大学文凭，更不可能以常人无法想像的艰韧只身越洋追求惊世骇俗的爱情，——这或许是证明中国人之“富养女儿穷养男”为金科玉律的又一事例。
杨珍珠长书中的男主人公索卡尔三岁，他们的少年时代正处于风雨飘摇的上世纪中叶。舒曼先生以日尔曼民族惯有的冷静理性，不偏不倚地予以男女主人公同等篇幅的自述，这种独特的叙事结构，充分地展现了同一时代的宏阔背景和各自民族的文化底色，使得那两条发端于中国宁波和奥地利维也纳之平行的人生轨迹，初相交于战后的上海，继缠绵在美国的芝加哥，至今仍常青于纽约的长岛之爱情传奇，出乎意料而合于情理，读之令人击节三叹，荡气回肠。
史岱帆先生对这个旷世难遇的题材之文学性之发掘与把握，取得了值得尊重和感佩的史学性之成功。我以为他因此而给了人们可以不同于作者本人对这个故事解读的可能与空间。
固然，“在所有的难民回忆录中，也包括学术文献，中国人起的作用大都被描写为配角”（p204），而舒曼先生以这部耗费了他五年心血的著作试图改变这一点。但如果允许我说老实话，那么我要说，改变的只是视角，而没有发现足以改变看法的事实。中国人对颠沛流离地避祸上海的犹太难民无疑地抱有巨大的同情，但因为避难于上海的犹太人局促于自己封闭的社区，中国人与他们的交往只限于低头不见抬头见的邂逅和钱货两清不赊欠的生意。那两尊陷于战争苦难的泥菩萨之间，除了泪眼相望，除了还有些许矜持的好奇，都无法给予对方贴切的安慰，更淡不上相互拯救。正如中国人在犹太难民的回忆录中只是配角一样，犹太难民在中国人遭受异族荼毒时也不是梦魇的驱除者，——这恐怕已是不能改变的史剧角色安排。
杨珍珠之所以成为舒曼先生著作中的主角，其实是因为是书描写了两桩避难经历，前者由索卡尔作为众多受难犹太人中的一员而出演，后者则由杨珍珠以“朱丽叶”为名而一力充当，时间跨度也远远长于索卡尔的，即从1948年直到如今。
由于中国的“解放”，我原本打算在美国的短暂逗留变成了不容逆转的流亡。我的国家把我摒弃了，反过来我也摒弃了我的国家。我不再关心与Diaspora（海外华人）的接触，不再读中文报纸或者中文书籍，我变成了完全的“朱丽叶”，与此同时，“珍珠”这个名字不再使用。大卫和罕娜的出生进一步加剧了这种隔阂。我与自己的亲人断了联系，一个人在外国人当中住了下来。这些情况我不敢写信告诉我的家人。孩子们可能永远不会认识他们的外祖父、外祖母、姨妈和许多舅舅。从他们牙牙学语时起，我就只给他们说英语。我的中国已经不存在了。这种断裂永远不会弥合。谢天谢地，大卫和罕娜因此在美 国赐予我一个自己的家庭。（p190-p191）
以索卡尔为代表的犹太人，逃避的只是生命之被威胁，付出的代价是生活的困苦，但他们在避难地上海，依然不妨保持其“君子固穷”之贵族般的高傲，至少还能保持核心家庭组织之完整；而杨珍珠则自踏入新大陆后不久，便陷入了生活的窘迫和精神的困顿，为了爱情，为了尽力使她的丈夫感到幸福，她舍弃了她原本该有的一切：在越洋的“威尔逊总统号”船上，她把乡愁定格在了十一年前的1937年底的宁波（p177）；在美国不能继续自己的学业也不能有自己的工作（p186）；为了与索卡尔缔结婚姻而来到美国，却只能被“当作红色中国逃出来的难民”才能获得移民卡（p195）；她皈依了犹太教（p185），但仍然没能获得公婆的接纳（p200）。最致命的追击则来自实行了新专政的故土：她父母和亲人原有的幸福生活被褫夺殆尽，乃至活着时的尊严，乃至死了后的坟墓（p190）！
如果说二战时期受纳粹帝国迫害的罗伯特一家的最后避难地是上海的话，那上海就只是逃亡者们的挪亚方舟所停泊的港湾，他们在船舱内仍然有着自己的精神情感的自由空间；但对朱丽叶而言，她就是一颗被硬生生剥离的珍珠，没了自己的贝壳，更遑论有属于自己的一片乌篷，她那最令人感慨唏嘘的悲催，正在于她的精神被放逐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好在罗伯特没有辜负她的一往情深，那经久不息的初恋的激情，居然在漫长的几十年里足够支撑着她最终为自己营造了一个庇佑所，这实在令人惊叹以至为她额手庆幸。而当此之时已经距她离开上海足有半个世纪。
“今天，罗伯特和朱丽叶·索卡尔生活在长岛上的一家老人护理公寓里。如果问他们，这一生中打心里最喜爱的是哪个阶段，他们会一致回答道：现在。”（p201）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甚至觉得书名中的“上海”两字可去。
杨珍珠对故国的怨恨与决绝，肯定会叫某些人不高兴，他们惯用“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的古谚，毫无羞愧地以母亲与家长自居，并以“爱国”的名义要求被他们伤害至深的游子继续无条件地效忠于他们。时至今日，他们依然谈不上有丝毫的愧疚，甚至还在上下其手，试图让杨珍珠们“说”得委婉些，以免触到他们阴暗深处的罪恶。
起初，当我读到中文版第190页的这一段——“六十年代末，父母亲的坟墓被红卫兵毁掉。在这个世界上我死去的家人连个葬身之处都没有，直到今天我仍然觉得是个麻烦”（p190）——时，就对那最后两字满腹狐疑。直到读到李士勋先生的译后记中的这一段——“杨珍珠晚年回忆中的一段话颇发人深省，她说：‘有些事情，看起来好像时代被再次颠倒了似的，这就是我从罗伯特的讲述中熟悉的事情：迫害、剥夺权利、剥夺财产、在劳改营服苦役’”（p218），而我却在史岱帆先生的正文叙述中无论如何都找不到相应的文字——时，我隐约地觉得，述者、作者与译者的声音被一只下三滥的手给卡住了罢。于是，我在昨天又到了史岱帆先生那儿讨了本德文版。我真的希望这只是我神经质的多疑。然而，我还是低估了他们的无耻。
在德文版，他们帮我找到了作者转述的杨珍珠原话，它原来处在上引p190-191那段文字的起首部分：
Zeitversetzt schien sich für meine Familie manches zuwiederholen, das mir aus Roberts Erzählungen vertraut geworden war:die Verfolgung und Entrechtung, der Raub des Eigentums, dieSchinderei in Arbeitslagern.（德文版，p217）
相应的，被用“麻烦”一词替换的德文本意，是“痛苦”。译者李士勋先生机智地以译后记的形式，披露了被他们掐掉的杨珍珠的控词，以此捍卫了自己的学术清白。
这里是杨珍珠的祖国，我的祖国，也是他们的祖国，对于他们多年来的卑鄙，我为他们感到羞耻，也为自己缴纳的税款竟然养了这么一帮鲜廉寡耻的家伙而向身在天涯的同乡杨珍珠表示我的歉意。
最后，我请求史岱帆先生带去我对同乡杨珍珠女士的诚挚的问候，祝她和索卡尔先生身体健康，幸福吉祥！我还想告诉她，在宁波，不止只有我一人，企图唤回她对故乡久隔但必定依旧温馨的眷恋之情……
2011年1月20日，龙年春节即将来临之际 于味闲庐
史岱帆、杨珍珠和索卡尔，约2004年在美国长岛
==========================================================
史岱帆：我很想在天一阁开一个讲座。
载2012年1月20日《宁波晚报》
http://daily.cnnb.com.cn/nbwb/html/2012-01/20/content_420060.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