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朱熹与《四书集注》
朱熹是用了毕生的精力来编写《四书集注》的。根据清————人梁绍壬的《两般秋雨庵随笔》的记载，《四书集注》至少经过了七次修改。朱熹一生用了四十多年的时间反复修改，直到临死前一百多天还在修改《大学章句》。朱熹自己也说：“某于《语》《孟》，四十余年理会。中间逐字称等，不教偏写子，学者将注处宜仔细看”（《语类》卷十九）。之所以要不断地进行修改，用朱熹自己的话说是因为《四书》“义理无穷”。更主要的是因为朱熹的思想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他对《四书》的注解也要随着自己思想的发展变化而进行修改。
在这里仅以《论语集注》例来考察《四书集注》的成书过程。在《四书集注》以前关于《论语》的重要著作已经有何晏的《论语集解》、邢昺的《论语疏》、王安石父子的《论语新注》等著作，但是朱熹认为《注》、《疏》只是把精力放在了名物训诂上面而义理有缺，王氏父子的《论语新注》又被朱熹称为是“妄意穿凿”。于是朱熹决定自己动手编一部关于《论语》的注解，1163年他终于编成了《论语要义》。这部《要义》中朱熹用理学思想对《论语》进行了解说，是朱熹理学思想走向成熟过程中的重要著作，是《论语集注》的前身。
在《论语要义》写成之后不久，为了适应理学启蒙教育的需要朱熹又写了一部《论语训蒙口义》。在《口义序》中说：“本之注疏，以通其训诂，参之释文，以正其音读；然后会之于诸老先生之说，以发其精微。一句之义，系之本句之下；一章之指，列之本章之右。……取便于童子之习而已，故名之曰《训蒙口义》”。在《口义》中理学的体系基本具备，朱熹说：“穷理、尽性，修身、齐家；推己及人，内外一致，盖取诸此而无所不备”。
1172年朱熹又写了《语孟精义》，主要收集了二程兄弟对于这两本书的注释，还收集了与二程兄弟思想相近的张载、范祖禹、吕大临、吕大钧、谢良佐、游酢、杨时、侯师圣、尹焞等九家的说法。1181年该书在重刻时做了增补，并改名为《语孟要义》，后来又改名为《语孟集义》。
《语孟集义》是《论语集注》和《孟子集注》的直接前身。朱熹自己说：“《集注》乃《集义》之精髓”（《语类》卷十九）。《集注》和《集义》的精神和体例是一致的，只是《集注》更集中，更精练。此后他还对《集注》不断进行修改。
在《四书集注》中除朱熹自己的解说以外，主要引用了程氏兄弟和他们的后学的观点。而且在提到程氏兄弟时一定称程子以示尊重。因为书中主要是发挥义理而不在解释名物制度，所以很少引用汉、唐旧注。通过这样的工作就把《四书》纳入了理学的体系之中。
对《四书集注》朱熹是十分得意的。他说：“某释经，每下一字，直是称等轻重，方敢写出”，“语吴仁甫曰：某《语孟集注》，添一字不得，减一字不得。公子细看。又曰：不多一个字，不少一个字”（《语类》卷一零五）。同样朱熹的门人也十分看重这部书，如李性说：“《语》《孟》《中庸》《大学》四书，后多更定。今《大学·诚意章》，盖未易箦前一夕所改也。是《四书》着，覃思最久，训释最精，明道传世，无复余蕴”（《朱子语类大全·饶州刊朱子语录后序》）。的确，《四书集注》是当得起这样的评价的。它是宋学解经的代表作，体现了宋人的道统观念，完成了经学史上从五经到四书的转变，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