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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家,不是徐其明的主要称号,他是富豪,是董事长,今天,是说他收藏的事,也是为了文章题目的简练。他是第一位携带展品进入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收藏家,他因这个事,成了新闻人物。
作为中国艺术殿堂的最高象征，很多人对国博魂牵梦绕。而这一次，不少人执著地将目光锁定在博物馆内的“中国古代瓷器艺术展”。这个展览从2011年3月26日开始，为期一年。显然，很多人已按捺不住一睹芳容的念头。
徐其明,中国民间收藏大家。对于刚刚有一部分人升为富裕阶层的中国社会来说，董事长的身份很容易让人理解,收藏家，甚至是收藏大家，在中国内地能让人叫得出名字的，寰宇寥寥。以前,华人世界类似的头衔，更多地是被港台或海外的华人占据，而他们普遍的特点就是事业有成，并且热衷文化艺术，具有相当的生活品位。在中国陶瓷界泰斗耿宝昌老人眼里，国博的这次展出，称得上是一次盛举，“（这次展出的）一流的陶瓷艺术珍品，件件精美，堪称绝佳。这是民间藏家给首都人民送来的厚礼。”
此次展出的136件（组）文物中，有近100件（组）出自徐其明私人的珍藏，这其中70%是国家一级文物，90%以上是从国外拍卖会上竞得，所展示的藏品均为历代鼎盛时期的宫廷瓷器瑰宝。中国古代瓷器艺术展,从某种程度说，是个“样本”展览，基本为将来举办的各类展览定下了标准，没有达到类似标准的藏品，可能难入国博的法眼。光凭这一点，就能从一个侧面佐证这次展览的高规格，以及徐其明所收藏的藏品的价值。“这是建国60多年来开天辟地第一遭，国家博物馆首开了与私人收藏家合作办展的先河，在中国博物馆的展览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当首都的媒体以如此高度定位本次展览时，徐其明说，他感受到了人生的某种巅峰，这种感觉无法用企业的规模，企业的产值，个人的身价等来衡量，它超越物质的层面，而上升为全人类文明的高度。价值连城、个人与国家的合作、海外拍卖会上的常客、胡润排行榜上的富豪、自我觉醒的文化传承者，当这些标签一一贴在徐其明身上的时候，我们能轻而易举地解读出，中国日益强盛的背后，正在复苏的人文精神，它们构成了未来大中国的重要一面。
徐其明对收藏发生兴趣，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当时余姚、慈溪一代开建高速公路，大量瓷器随之出土，徐其明看着新鲜、稀奇，就买了一些回家。随着兴趣的增加，徐其明觉得文物里面的学问很大，于是渐渐迷恋了进去。当时在慈溪周巷，有一个自发形成的古玩市场，每周六上午，藏友和文物贩子都会集中过来交易。每每这个时候，徐其明都会出现在这个市场，只要他看中的，就将其搬回家。那时候的徐其明，看什么都好，没过多久，家里的藏品就塞得满满的。时间一长，大家都知道有这么位做鳗鱼生意的大老板，出手很大方。再后来，某人一旦有了好东西，也都会往徐其明这里送。1995年前后，徐其明的鳗鱼生意越做越大，而且基本供出口。国外的生意伙伴来慈溪，徐其明会把自己的藏品拿出来给他们看。朋友惊讶于他的收藏，但也直言不讳地告诉他，若想在这行捣鼓出更大的动静，必须提高藏品的质量。朋友建议徐其明去国外各大博物馆看看，看看人家是怎么收藏精品的。这一看不要紧，徐其明才知道外面天空的广阔。“一方面是震惊，这么好的东西都在海外。多年的战乱以及文物意识的淡薄，让中国的很多好东西都流失到了海外。另一方面是感慨，与人家的系统性、科学性收藏相比，自己的收藏更像是玩票。”于是,推倒重来。在随后的日子里，徐其明的身影出没于世界顶级的博物馆，一方面恶补有关文物、历史的知识；另一方面学习人家的收藏方式，熟悉文物在国际间流转的程序。“那时候，感受最深的是人家对文物的那种态度，一件藏品，来自何方，历经多少个环节，都有据可查，传承有序。每件文物，都能折射出一段历史故事来。”经过几年的沉淀、历练，以及偶尔的小试牛刀，徐其明与一些国际拍卖行以及藏友建立了联系，同时也为自己定下收藏的准则，即“真、精、稀”，收藏集历史性、艺术性、观赏性、科学性、稀缺性于一体，属于皇家宫廷陈设观赏性的艺术珍品。
2002年，在徐其明的收藏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就在这年的三月，徐其明第一次参与境外拍卖公司的拍卖，拉开了他通过海外竞拍让中国文物回流的人生历程。
对于那年三月的香港之行，徐其明记忆深刻。“经过前些年的交往，佳士得这年向我发出邀请，邀请我去参加他们的春季拍卖会，刚好我也对拍卖会上的那只明永乐青花葡萄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就去了香港。那时候的拍卖市场，远没有现在这般疯狂，我记得我只举了三次牌，拍卖师就落槌了。这只瓶子的起拍价是60万港币，我用80万拍下了它，那时候港币比人民币值钱，加上佣金，我最终用105万元人民币，将它带回到了慈溪。”
尽管是首次境外参拍，但徐其明说自己算不上有多兴奋，“反正就觉得挺平常的一件事。”回到慈溪后，很多朋友来看这个瓶子，但大家也没有过多的反应，“没人表示惊讶，也没人表示不值得干这样一件事，大家的态度挺无所谓的。想想也是，那时候大家都忙于赚钱，对于相对超前的事物，不会发生大兴趣。”有了第一次，随后的一切都显得顺其自然，频频出入国际拍卖会的徐其明，眼光越来越挑剔，出手也越来越稳准。而这其中，有些经历又让他永生难忘。那是２００３年９月的一天，他偶然得知美国纽约一家拍卖公司拍卖美国船王的遗产，其中一部分拍品还是慈禧太后赏赐与他的。激动的他和业内人士一商量，确定这是值得购买的官窑珍品，可是那时离开拍的时间只剩３０多个小时了！马上出发！慈溪—上海—北京—纽约，徐其明一行日夜兼程地赶飞机，这在一般人看来，绝对是个疯狂的决定。飞机落地的时候，拍卖已经开始！去拍卖场的路上又遇到堵车！终于赶到了拍卖的酒店，来不及换正装，他慌忙抓起路上穿的便服往身上一套就冲了进去，然后举起牌激动地把自己想买的几件藏品一口气拍了下来。当时在场的全是欧美人士，大概有五六十位，齐刷刷地看着他，全傻了！因为欧美人在拍卖等重要的场合是非常重视衣着的，所以当时他的举动一下子上了美国《纽约时报》等主流媒体，他们描述他穿着不得体的西装,后来经常有媒体引用，让他很无奈，其实徐本人还是很注意个人形象的。但是，能够买到心爱的藏品，他还是认为非常值得。
还有一件藏品,是几经轮回、失而复得。也是在２００３年，徐其明在法国一家拍卖公司的图录上看到有一对清乾隆松石绿地洋彩缠枝花卉八卦纹琮式瓶，是英法联军侵华时，当时的法军总司令从圆明园带回法国的。当他将要竞拍时，才发现由于徐龙集团没有在他们国家备案就无法参加拍卖，失望的他只好看着心爱的藏品被人买走了。第二年，在香港苏富比的拍卖会上它又出现了，但是价格已经翻了三倍多，超出了徐其明的心里预期，感慨之余，他再次忍痛放弃了。徐其明为自己定下拍卖原则，哪怕再喜欢的拍品，也要坚持理性的价格定位，不一味追高、跟风。没想到金融危机后的２００９年，它再次出现在了徐其明面前，在香港的佳士得拍卖会现场，徐其明以契合心理预期的价格，如愿以偿地得到了它，后经业内权威、专业人士等一致认定，其为乾隆时期创制的洋彩瓷器之一。洋彩与珐琅彩齐名，早在乾隆时期即为乾清宫头等珍藏御瓷，且保存完好，堪称圆满，是目前已知唯一一对完整的洋彩御瓷，极为珍贵。
看着如今越来越看不懂的拍卖价格，徐其明说他也感到这个市场有点不好玩了，“很多人根本不知道它的价值到底在哪里，就频频举牌了，我当年花40万美元，就能买乾隆时期的12扇一整套大围屏，以现在的市场价，可能连其中一扇都买不了，没法想象。”究其原因，徐其明认为现在的买家，更多的是出于投资心理，而非真正的喜欢收藏。徐其明说自己，入行近20年来，他从来没有卖出过一件好东西，即便有人向他出价达上百倍。
徐其明只买不卖的性格，让他在收藏界的名头越来越响。虽然不出售，徐其明还是希望能有更多的人来认识这些宝贝。在2006年的时候，徐其明曾在浙江省博物馆搞过一次专题展览，结果很成功，把故宫博物院的专家都吸引过来了。这其中就包括耿宝昌老先生。老人在看完那次展览后，说了句：“这些藏品完全可以与故宫的一些藏品相媲美，有些甚至填补了故宫收藏的空白。”于是老人力促徐其明去故宫办一场展览。只是后来受场地和政策限制，展出的设想没能成功。一次偶然的机会，正在筹备重新开馆的国博馆长吕章申从耿老处听说有这么位民间收藏家时，主动联系徐其明，邀请他与国博联展。最终有了文章开头的那次“中国古代瓷器艺术展”。
事实上，进入国博的路并不好走，因为那里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文化形象。即便有了耿老的推荐，国博还是特地成立了一个8人小组，来对徐其明的藏品做一次彻底鉴定。每人在彼此不沟通的情况下，对每件文物各自提交鉴定报告，并实行一票否决制。即在8人中，有一人对一件藏品的某项看法与其他人不同，这件藏品就不能被展出。结果，徐其明的近百件文物一次性通过，顺利与观众见面。“整个故宫收藏的瓷器有30多万件，其中够得上国家一级文物标准的，也就1110件，我这次展出的近百件藏品中，70%以上是国家一级文物，这一点让我非常自豪。”徐其明现在很难定位自己的行为，收藏到现在，做这么大了，说是爱好，好像不是那么回事；说是产业，自己又没想过靠买卖这个来赚钱。因此，他给出了一个新名词——美育。通过收藏来自我陶冶以及自我修性。
徐其明说自己早已过了将藏品定义为“器物”的层面，而将其视为可对话和窥探的一个对象，通过它，能发现并佐证一段历史的存在，帮这个国家留下那些可以进入心灵并留存的功德性事情。徐其明强调，这些艺术品最终都会回归社会，目前阶段，他只是暂时的主人。徐其明有意在杭州市克拉公馆的对面，建造一处综合体，最终将这批国宝级藏品永久展示与留存，作为对这个城市文脉的一种延续，中华民族精神的一种延续。徐其明一直视自己为真正的收藏大家，足以与欧美那些名家相提并论。只是面对如今有些癫狂的市场，他也免不了一声叹息，“一切来得太快了，很多人还没有做好接受的准备。当乾隆年间的一只瓶子都能卖出5.5亿的天价时，那些比它好的东西怎么去估价。”说这些时，徐其明敲了敲跟前的办公桌，那也是乾隆年间的，也价值不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