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居、隐士与隐士文化的兴起 中国隐士文化

弘道

隐士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独特而又重要的一部分,其文化主体是隐士。自古以来,不仅隐士人员众多,而且对于隐士的称谓也纷纭复杂。按照蒋星煜在《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一书中的统计,自尧舜时代一直到民国期间,各种文献中有记载的隐士不下万余人,而其中事迹历历可考者也数以千计,其名称则主要有隐士、高士、处士、逸士、幽人、高人、处人、逸民、遗民、隐者、隐君子等十一种之多。以上这些名称中,最能代表其特征的仍然是隐士,所以隐士的称呼也最为流行。

隐居与隐士

隐士据说早在尧舜时代就已经有了,晋皇甫谧著《高士传》记载了九十多位高士的故事,便是从帝尧时期的被衣开始讲起的,但他提到的前十几位隐士都是传说中的人物,而最早的有确切记载的隐士是春秋时期的老子。与此相一致,最早关于“隐居”的说法也出现于春秋时期。《论语·季氏》引孔子的话说:“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其中“隐居”一词的意思,与我们今天理解的差不多。因此,就今天所能见到的文献来说,最早提出“隐居”一词的是孔子,他在春秋时期就有了这一说法。

“隐士”的意思是指“隐居不仕的人”。它有两层意思:一是“隐”,即隐居,隐士一定是隐居的人;二是“士”,即士人,隐士一定是士人。“隐士”的意思是指“隐居的士人”。隐居在这里是和出仕做官相对而言的,“隐居的士人”,就是隐藏起来不出来做官的士人。根据上面的两层意思,并不是所有隐居的人都是隐士,隐士必须是士人;也不是所有不做官的士人都是隐士,想做官做不上的士人就不是隐士;“隐士”是指那些有才能、有德行、能做官,但又因某种原因而不出来做官的人。

最早提到“隐士”这一术语的是战国时期的荀子,他在运用这个词的时候,意思就是指“隐居不仕的人”。《荀子·正论》中说:“天子者……道德纯备,知惠甚明,南面而听天下,生民之属,莫不振动从服,以化顺之,天下无隐士,无遗善。同焉者是也,异焉者非也。”荀子在称赞像尧舜那样的圣君时提到了“隐士”一词,“天下无隐士”的意思,就是说做到了“人尽其才”、“人尽其能”,天下没有了怀才不遇的人。按照荀子的说法,在一个社会中,若隐士多了,那么这个社会肯定是有问题了。因为隐士多,则怀才不遇的人就多,这说明贤能的人没有得到重用。当然,其原因很复杂,但无非有两种情况:或者是因为统治者没有“伯乐之才“、“识贤之能”,或者是因为统治者昏庸无道,识贤而不能用贤。不管是以上哪种情况,这都是社会有了问题。

“隐士”这一术语出现于春秋时期,但隐士出现的可能更早一些。因为按照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往往是先有了这么一类人,然后才有对这类人的称呼,这叫做“取实予名”。孔子时候就已经有了隐士,《论语》中提到的接舆、长沮、桀溺、荷蓧杖人、晨门、荷蒉等等,都是当时著名的隐士。从《论语》记载来看,他们都不是一般人,都具有很高的人生与政治智慧,但他们不出来做官,也不想拯救社会,而是选择了与孔子完全不同的隐修道路。他们称孔子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而孔子也认为自己与他们“道不同,不相为谋”,若用《论语》中的话加以区分的话,孔子是“辟人之士”,而他们则是“辟世之士”。

虽然孔子与这些隐士在人生态度与政治观点上很不同,但孔子知道他们都是很有文化、很有修养、很有智慧的人,所以对他们很尊重,并抓住一切机会向他们请教,且在思想上深受他们的影响。儒家经典中有不少的语句,明显是受到了隐士思想的影响,比如,《论语》中就有:“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道不行,乘桴浮于海。”“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公冶长》)“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泰伯》)等等,以上都是孔子的话,可以用“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一句来代表,这是孔子的人生态度与政治智慧,其中“无道则隐”一点显然是来自于隐士思想。后来,孟子继承了这一思想,也说过“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之类的话。

《论语》中提到的这些隐士,与孔子都生活于同一个时代,但思想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异呢?因为他们与孔子属于不同的学派。我们知道,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孟子是他在战国时期最主要的继承者之一,他们都是儒家人物。而这些隐士则是早期的道家人物,他们跟老子一样,崇尚自然无为 的人生态度,选择避世自修的生活方式。隐士一般是道家人物,而道家代表人物也往往是隐士,比如,老子、庄子、列子、河上丈人等等,都是一些有著作传世的隐士。当然,还有很多没有留下著作,并不被我们所知道的道家隐士,他们隐的更深、更纯,以致于我们无法了解他们。

隐士是怎样的人物呢?《庄子·缮性》中对古代的隐士有过介绍,说的比较经典,也比较详细,可以供我们参考。它说:“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当时命而大行乎天下,则反一无迹;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则深根宁极而待;此存身之道也。”意思是说,古人所谓的隐士,并不是自己要有意识地躲起来不让别人找到,也不是有意识的不发表言论,更不是有意识的隐藏自己的智慧与才能,而是因为世道不顺,为了保全自身,他们只好选择了隐居的生活方式。若到了有道之世,他们自然会出来大显身手。这与孔子所说的“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并无二致。中国的士人,当他们处于顺境、治世时,就出来做官,积极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与抱负,这时他们就是儒家人物,是“显士”;若处于逆境、乱世时,为了自保,他们就隐居避世,成为“隐士”。因此,隐居是古人保存自身的一种方式。

隐士文化的兴起

按照《庄子·缮性》中的看法,隐居实际上是古代士人的一种在逆境、乱世中保存自身、洁身自好的“存身之道”,它并不是一种人生的常态,而是一种人生的“权态”。从个人的角度讲,当某个人的人生出现了问题,即身处逆境时,或者是为了韬光养晦,或者是为了避乱全身,或者是真的对世事心灰意冷,然后就产生隐居避世的想法;从社会的角度讲,当社会出现了问题,为了自保,士人才选择避世隐居,所以乱世中往往产生大量的隐士,隐士文化在魏晋时期的盛行即是如此。

魏晋时期可以说是中国隐士文化最为盛行的时期,这一时期产生了大量像嵇康、阮籍、陶渊明等各种类型的隐士。正如上面所说,隐士文化在魏晋时期的兴起,既与这一时期的政治环境有关,也与当时隐士的自身遭遇以及生命气质有关。具体讲来,原因无非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当时司马氏所操控的曹魏政权,以下犯上,篡位夺权,大逆不道,为士人所不齿。有气节的士人都不愿意跟他们合作,但司马氏集团为了控制士人,实行了高压政策,给士人们提出了两条路,要么跟我合作,要么被杀。面对受辱与被杀的两难抉择,嵇康、阮籍等聪明的士人自己创造了第三条路,即逃避之路,通过隐居以躲避司马氏的迫害。嵇康等人最后之所以没有逃脱被杀的命运,并不是因为他们选择的道路不好,而是因为他们没有一惯地坚持。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嵇康等并不是真正的隐士,“隐”只是他们用来逃避司马氏迫害的手段,所以他们的隐居是不彻底的,他们并不是真正看透了世事,才选择了隐居的道路,而是不得已而为之。而且,当他们走上隐居之路的同时,又不甘心于就此沉沦,处处以怪异之举以明志,被杀自然难以避免。

其二,与当时的学术气氛有关。魏晋时期,玄风大阐,《老子》、《庄子》、《周易》(被称之为“三玄”)盛行,老庄思想成为当时学术思潮的主流,而隐士文化的理论基础即是老庄道家思想。众所周知,老子崇尚“自然”,把一切后天教化的结果都视为对人性的一种束缚,庄子崇尚逍遥之游,把一切执着与依赖都视为对人性的戗害。信仰老庄哲学的魏晋玄学家们,尤其是嵇康、阮籍之流,受老庄思想的影响,崇尚“自然”和“自由”,反对“名教”与“束缚”。但是,在司马氏政权的高压下,其崇尚的“自然”与“自由”难以得到伸展,出于无奈,他们只好以避世的方式创造一块属于自己的心灵空间。

其三,与当时的战乱环境有关。魏晋时期,朝代更迭频繁,战乱不断,在这样的环境下,士人要保持节操,极为困难。不仅如此,稍有不慎,还极有可能成为权力争夺的牺牲品。生活于当时的士人们,从身边不断发生的活生生的事例,充分认识到了自身生存的困境。许多隐士,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极为洒脱的道家人物,但实际上他们骨子里却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对名节极为看重,视名节为生命,不愿意屈己以殉名。在这种状况下,在孔子“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和孟子“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思想的影响下,选择了“隐居以求其志”的方式,因为只有这种方式,才能使名节与身躯都得以保存。

其四,与个人的生命气质有关。任何一种生活态度的选择,除了上面提到一些外在因素外,也与个人的生命气质有关。我们不得不承认,人的生命气质天生是有差别的,有的人随和,有的人执拗,有的人暴躁,有的人温和,有的人刚烈,有的人绵软等等,而且气质的因素在人生的重大抉择中有时候会产生重要作用。比如,“竹林七贤”当时所处环境相同,处境一致,但后来却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得到了不同的结果,这不能用道德品质的高低去简单地衡量和评判,恐怕生命气质的差异在其中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陶渊明并不是不想出来做官,只是他天性淡泊,崇尚自然,不善官场之道,不得已才退而结庐,悠然南山,以清贫的代价换来心灵的自适。

真隐与假隐

以上提到,古代的隐士之所以选择隐居,是为了保全自身的生命与节操,也就是说,在古人那里,隐居是一种“存身之道”。但魏晋以后的情况就有所不同,其实严格说起来,自魏晋时期就已经开始,有一些隐士并不是为了“存身”而隐居。正如《庄子·缮性》中所说,古之隐士选择隐居这种生活方式是迫不得已的,并不是他们想这样,是外在环境使他们不得不这样,所以他们是被动地选择了隐居,魏晋早期情况也是如此。从魏晋中期开始,隐居、隐士慢慢变味了,这时兴起了一种隐士文化的自觉意识,即隐居不再是被迫的,而是自愿的,自觉的。隐居的目的也不再是“存身”,而是代之以其他的一些东西,比如,获取名利、官位等等。

这种风气发展到隋唐,愈演愈烈,于是就产生了“终南捷径”这样的说法。“终南捷径”的主人公卢藏用,并不是真的想隐居,也不是不得不隐居,他之所以自觉地隐居终南山,目的是想借隐居这一形式来提高自己的名声,以便获取更大的利益,更高的官位。假若说古人为了“存身”而隐居是“真隐”,那么,卢藏用的隐居则是“假隐”,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做秀”。因此,“真隐”与“假隐”的最大区别就在于“隐”的目的不同。“真隐”是“以隐为隐”,即隐居本身就是目的,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原因。“假隐”则是“以隐为饵”,隐居只是工具和手段,是获取其他外在目的的诱饵。对于“真隐”来说,“隐”就是他的存在方式或生命取向本身,不管他是因外在环境的影响为求存身而隐,还是因为对自身生命气质的顺应,在这一点上都是一样的。正因为“隐”是“真隐”真实生命的展现方式,是其生命的本质追求,所以这种“隐”能够得以长久。对于“假隐”来说,“隐”是外在于其生命的,其生命的追求不在于生命本身,而在于外在的功名利禄,所以这种“隐”就是一种“待价而沽”的方式,它是不能长久的,只要达到要求,隐者就会放弃隐居。

隐居、隐士与隐士文化的兴起 中国隐士文化

古人隐居的目的,具体讲起来虽然有很多,但总起来讲,也无非以上所说的“真隐”与“假隐”两种。“真隐”是为“存身”或“适性”而隐。比如,古人犯了罪,逃进深山躲藏起来,这就是真隐,但这样的人不是隐士。又如,每逢改朝换代之时,总有一些前朝遗老、遗民,为了躲避迫害而藏进深山老林,或者,即使不躲起来,也终生不仕,这就是真隐,黄宗羲、王夫之等就是这样的隐士。而“假隐”却名目繁多,五花八门,但凡是为了某种外在目的而自觉隐居的皆为“假隐”,因为这样的人可以隐,也可以不隐,他们之所以隐,是为了将来不隐。有时候,我们也通泛地称假隐者为隐士,因为里面有很多是士人,但他们与古代的隐士比较起来,意义已经完全不同了。

大隐与小隐

对于这种说法具体出现于什么时候,很难确定。据文献记载,最早提出“大隐”、“小隐”区分的是晋代的王康琚,他有一首诗,名字叫《反招隐诗》,诗中说:“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伯夷窜首阳,老聃伏柱史。”后来,唐代白居易又在一首诗中提出了“中隐”的说法,他的《中隐》诗说:“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这样,“大隐”、“小隐”、“中隐”的说法就齐全了。

根据我们的研究,“大隐”、“小隐”这种观念应该产生于魏晋时期,而且与魏晋玄学有关。我们知道,魏晋时期,玄风盛行,儒道互补,玄学家们流行以儒释道之风,即用儒家的观念去诠释道家的经典。当时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即孔老高低的问题。儒家创始人孔子与道家创始人老子,两个人都是圣人,但他们的境界到底谁高呢?魏晋时期,老庄思想盛行,老子地位大大提高,按说玄学家们作为道家人物,应该更推崇老子。但自汉武帝以来,孔子作为至高无上的圣人的地位已经确立,老子若是超过了孔子,那么,孔子的地位就会受损。所以,这是一个两难。面对这样的两难选择,玄学们最终认为还是孔子的境界更高一些,原因是老子“有为”,而孔子“无为”,“有为”就不完善,只有“无为”才是真完善。老子一方面说“道可道,非常道”,但却说了五千言,这是自相矛盾;孔子则不同,他不仅“述而不作”,而且还“极高明而道中庸”,真正做了“无为而无不为”。

孔子周游列国,汲汲于事功,怎么能说是“无为”呢?魏晋玄学家所说的这个“无为”,并不是指身体或行为而言,而是指心灵而言。在他们看来,刻意地追求无为,实际上就是一种有为,无论是无为,还是有为,都是不圆满的。只有既能做到无为,又能做到有为,即老子所说的“无为而无不为”,才是最高的境界。他们把有为归于身体或行为,把无为归于心灵,孔子这样的圣人,是外有为而内无为,真正达到了“无为无不为”,当然境界比老子高。西晋时期有一位玄学家叫郭象,他在注解《庄子》时有一段话,可以说是对以上说法的一种最经典的表述。他说:“夫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世岂识之哉?徒见其戴黄屋,佩玉玺,便谓足以缨绂其心矣;见其历山川,同民事,便谓足以憔悴其神矣;岂知至至者之不亏哉?”在他看来,圣人虽然日理万机,但内心永远清静,任何外在的琐事,都无法干扰其内心的清静。这样以来,从外在行为来看,圣人就是一位积极入世的儒家人物,而从内心来看,他又是一位永远保持清静的道家隐士,从而把儒道两家的圣人合而为一,创造出了一个更伟大、更圆满的圣人形象。

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特点,儒、释、道三家都是这样,这就是重心而轻身。身、心两者比较起来,心永远比身重要,当然修心也重于修身。按照这样的一种理论,“隐”就可以分为“身隐”与“心隐”两种。所谓“身隐”,是指身体虽然躲进了人迹罕至、渺无人烟的深山老林,但心里却不一定能获得清静,对于这样的隐士,我们可以称他为“身隐者”。所谓“心隐”,是指身体并没有躲藏起来,仍然在市朝,但心灵却达了清静的状态,世间的任何琐事都不足以打乱其心中的清静,对于这样的隐士,我们可以称他为“心隐者”。藉于心重于身的传统,所以人们认为,心隐者高于身隐者,心隐才是隐的最高境界,所以称之为“大隐”,相比之下,身隐就低于心隐,可以称之为“小隐”。这就是“大隐”、“小隐”这种说法的来历。

古隐与今隐

最近有消息说,陕西终南山兴起了隐居之风,有2000或5000人隐居在终南山。网上炒的很热闹,在此推动之下,隐士文化悄然成为了一种风尚。但我对这个消息的可信度有所怀疑。终南山是一个道教圣地,自古就有很多道士隐居于此,我也去过终南山,但并没有发现有那么多的隐士,只有一些佛、道教出家人住在山里。所以,我觉得这条新闻很可能是一种炒作,是为了发展旅游,或者为了推广养生文化,而刻意制造出来的。

退一万步说,即使终南山中真有那么多的隐者,他们也不可能是隐士,因为不符合中国传统隐士的标准。前面提到,隐士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必须是士人,二是必须是隐者。以这两个条件来衡量,终南山中的隐居者,恐怕很难说他们是隐士。首先,他们大多不是士人。古代的士人相当于今天的知识分子,当然不完全是,但差不多。今天我们可以扩大这个范围,不只是知识分子,所有受过高等教育的、有文化的人都可以算作是士人。那么,在终南山的隐居者中,有多少人受过高等教育,可以算得上是有文化的士人呢?可能有,但我想并不多。其次,隐士一般是终生隐居,并不是暂时的隐居。古代的“真隐”是一些终生隐居不仕的人,并不是在山上住几天、几个月就可以称隐士,若这样的话,全天下人都可以称隐士了。

除此之外,终南山中居住的佛、道教出家人或修行者算不算隐士呢?按古代隐士的意义,他们恐怕不能算。刚才提到,隐士是一些有才能、有智慧、能做官而不做官的人,他们一般都是士人。而僧人与道士是出家人,是宗教信仰者,他们之所以隐居于终南山中,是教义的需要,是修行的需要,跟古代的隐士还是很不同的。他们只能被称为“隐修者”或“修行者”,而不能称为隐士,因为他们不是士,也许正因为这个原因,古代很少有人称出家人为隐士,而是称他们为“隐者”。

我这么说,并不意味着要否定隐士文化,不赞成隐居生活。相反,对于隐士生活,我个人非常向往,可能是因为研究道教的缘故,我总想脱离尘世的喧嚣,到空气清新、风景优美、人迹罕至的深山中隐居,过一种真正的隐士生活。而且,我相信,有这种向往和想法的人并不在少数,毕竟崇尚自然是人的天性。同样,我可以断言,不久的将来,隐士文化将兴起,成为一种真正的时尚。为什么这么说呢?

前面提到,隐士文化盛行的时代,往往是一个有问题的时代,可能是一个政治专制的时代,也可能是一个动乱的时代,因为只有在这样的时代,士人的生存才会受到威胁,才会选择隐居,成为隐士。但我们当前的时代是一个盛世,政治稳定、社会和谐、生活富足,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时代就没有问题,不仅有,而且问题还很严重。与以往不同的是,古人的问题往往是小范围的问题,小到一个区域,一个政权,乃至一个邦国,但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却是全球性的问题。

表面看起来,我们这个社会是一个很理想的社会,但实际上因为科技异化,我们的社会已经变成了一个极为片面的社会,我们也变成了“单向度的人”。我们只充分享受到了物质的满足,但我们没有享受到精神的真正充实,而且我们在享受丰富物质生活的同时,也享受着因此所带来的各种富贵疾病的拆磨,更严重的是还受到科技异化所带来的人类灾难的威胁。残留农药,转基因食品,制假造假,贪污腐败,贫富差距;空气污染,环境恶化,生态失衡,核武器威胁;精神空虚,道德失控,理想缺失,生活压力等等,不仅使我们生活的幸福指数急剧下降,而且地球时刻都有被彻底毁灭的危险。我们曾经试图,或许现在还一直在努力,通过科技发展与经济飞跃来解决这些问题,而最终带来的却是更大的问题。面对这些问题,很多人疲倦了,绝望了,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就会像古代的隐士们一样,选择逃避,隐居深山,返朴归真,过起最简单的生活。

因此,古代隐士与现代隐士最大的不同在于隐居的目的不同。假若说古代隐士隐居的目的在于“存身”和“适性”的话,现代隐士隐居的目的也有“存身”的层面,但意义不同,他们不是为了躲避政治迫害或战争灾害,而是为了躲避现代文明。除此之外,隐士文化在现代的兴起,还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它象征着人们对现行生活方式的深层思考,对一种更简单、更健康、更自然的存在境界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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