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我：心平气和地讲，您如何评价自己在中国经济改革、经济发展中的贡献？
爸：我会说，在各种人里面，我们比较正确。而要说我们真去做了什么事？恐怕难说，因为那完全是某种机遇。
我：您不认为今天中国在经济改革方面的成绩有你的贡献？
爸：当然有贡献。但我只能说，在经济学家里面我犯的错误最少。但是做决定的主要是政治家，不是经济学家。
我：您把你自己看成一个学者，但是因为一些契机，您的一些看法被政治家采纳了？
爸：对。但是也有一些没有被采纳。
我：在中国的历史上，知识分子处在一种可悲的地位，无论他们的思想多么透彻，看法多么正确，但在权力面前他们只能依赖侥幸。用到他们的时候还赐他们做些事情，不用他们的时候，--挨整、挨阉、挨杀都有可能。
爸：是啊，但是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就是要改变这种状况。
我：咱们回去继续讲学术。那天我让您评价你的两个女儿，你说“基本满意。”那现在说说你对自己的评价。您至少不觉得自己虚度了人生吧？
爸：那没有。我觉得像我这样的教育背景和在这样的环境下，我可能已经做到拔尖了。但是，要是说到经济学理论，我没有办法跟那些经过严格理论训练的人比。
我：比如？
爸：比如钱颖一、许成钢、陈志武、白重恩，还有另外一些。李山也不错，但他现在不搞理论了。
我：您怎么就知道他们在理论上比你行呢？
爸：因为他们常常能用现代经济学的源流来把事情说得很清楚。
我：您对于生老病死怎么看？怕不怕？
爸：好像是的。好像还看得不是很开。
我：还是解不开对这个世界的留恋？其实我觉得，死了，就好像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对那个地方的事一无所知，自己一个人就上路了。跟我当年来美国也差不多。
爸：对于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做到的事就觉得不甘心。
我：您还有什么没做到的呢？
爸：也不知道。
我：这么说吧，如果有这么一件事，您此生不能做就会不甘心，那是什么？
爸：就是眼前这点事。
我：您真觉得，中国现在还有完全回到过去计划经济的危险吗？
爸：现在中国有希望，但是也还没有完全走出有可能回去的危险。
我：您一生最大的成就是什么？
爸：说不上来。
我：“吴市场”算不算？
爸：那个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大概是有帮助的。
我：您一生中最不成功的事是什么？
爸：那要分阶段。改革前做的事没有一件是成功的。
我：您一生里做过的最令你歉疚的事是什么？
爸：批孙冶方是我做的最错的一件事。还有，奶奶爷爷被错划“右派”时，我也写过揭发。当时在经济所的批判会上，动不动就挨一顿批，那自己就赶快洗刷，说我也参加批判。
我：您最大的优点是什么？
爸：认真。
我：您最大的缺点是什么？
爸：那就多了。比如，我不够用功。
我：什么，您认为自己还不够用功？！您被我妈妈给洗脑了吧？您现在除了工作，还干什么呢？
爸：我兴趣太广泛，比如有时候就爱看看闲书。还有我睡觉也睡得比较多。
我：没有张卓元张叔叔睡得多吧？
爸：张叔叔是晚上不工作。可他起得早，动作也快。我跟周叔莲比，就不算用功的。
我：假如现在咱们手里有一根魔棒，一挥之下你可以任意改变，难道你真的要改掉您兴趣广泛这一点？
爸：这我不能肯定，可是我每次看到邬家培，就觉得自己不如他搞经济学精力集中。
我：你对中国的改革前景怎么看？
爸：我一方面持谨慎的乐观态度；另一方面又常常有危机感。可能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都这样―――危机感伴随着使命感。
我：爸爸，我希望您能够达观。达观之下，乐观、悲观都随其自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