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弘:曲啸先生,悲剧后的悲剧

曲啸先生,悲剧后的悲剧

丁弘

1989年,我从深圳回到北方来。

1991年,我因病住进南通医院。没有想到,曲啸先生也来了,成为病友。我住在老干部病房的东区,他住在西区。查房的时候,我问医生:“曲啸怎么样,是什么病呀?”主任医生只用两个手指点点自己的额头,意思是说:这里有病,算是对我作了回答。医生忙着查房,认为这是题外的话。我不止一次踱到西边病区,看望这位心仪已久的著名人物。没有想到情况这样严重,他已失语。我看看他,他看看我,相对无言,奈何!不久,他回北京,了无信息。两年以后,得到他去世的消息。

今生有幸,和他在我的家乡重逢,因为他失语,实际上是失之交臂了。我感到遗憾。

曲啸出名,首先因为他是电影《牧马人》的原型,他真是家喻户晓。左的路线给了他太多的苦难。几十年,当“右派”,当“现行反革命”。在奍马厂劳攺,后又被判刑二十年,家破人亡,苦头吃足。问题在于他是无辜的。所以著名导演谢晋先生艺术再现了他的故事,创作了震撼一时的电影名篇《牧马人》。这一惊世的巨著是说:这样的悲剧还应该重演吗?

曲啸平反后,被任命为辽宁省营口市教育学院副院长,最终调往北京,成为中宣部的局级调研员,他成为名噪一时的宣传家。所到之处,到处是鲜花和掌声。在那些年代里,对他的评说不一。有人说,他因改造好而在位;也有人说,他因在位而变成一个新人。当时,他和另外两个同志李燕杰、彭清一,公认是“三大演说家”,青年的导师。

据说,他们讲了两千多场,震动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他们讲了什么呀?文革过去不久,意识形态一元化。他们奉命宣传着共产主义的人生观,社会主义的伦理观和要热爱党和祖国等等。这很正常,但是曲啸有一句名言,说左的路线的迫害是“母亲打了孩子”,认为这是不应计较的。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下,对这句话只是感到很新鲜,并没有人去理论个中的是非。这样讲,当然就抹煞道义和法理了。

八十年代后期,发生“蛇口风波”。我正在蛇口,得以瞻仰曲啸等人的风采。那一事件是中华大地在意识形态上矛盾激化的有趣的历史篇章。

春节前夕,北方已是坚冰在地,万里雪飘,深圳的春天是提早到来。主干道的一段路,形成了花市。蛇口青年活动中心,那个小院子的铁栏杆上,还有牵牛花绽放,盘着青藤。院子里有个不大的礼堂,大约可坐两百人。没有想到,在这个小屋里,发生了震动海内外的事情。曲啸他们应邀来演讲,强调应该“无私奉献”,强调应该“安贫乐道”。他举例说明自己很穷,孩子还住着双架床。离机场二三十里,是骑脚踏车去的。不料他说:“你们中也难免有一些‘淘金者’。”他推崇“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情操。

这样,蛇口的青年坐不住了,纷纷举手要求发言。他们年轻气盛,按捺不住自己的情绪。说:

“你批评淘金者。老师,我可以告诉你,我们都是淘金者。我们到深圳来,就是要用自己辛勤的劳动,改善我们的生活。

“你生活贫困,无可羡慕!按劳分配,多劳多得,这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无私奉献是唱高调。

“说‘毫不利己’是大话空话而已,不可能做到的。这样反而不讲道德。”

如此等等。这些老师在各地巡回,据说讲了上千场,到处是受欢迎。居然在这儿碰壁,他丝毫没有准备,一时也缺乏冷静,当场质问发言的年轻人:“你叫什么名字?你能告诉我吗!”有的年轻人并不示弱,当即递上了名片。这个小小的思想火花,来源于那个时期不同地区伦理观、价值观的碰撞,在这个改革开放的前沿产生,岂偶然哉!

这立即在海内外形成一个重要的理论话题,热烈开展讨论。大量涌现的文章很快形成了《蛇口风波》这一专题著作出版。讨论的热潮已经过去时,深圳的报纸发表了我的《时差》一文,说明“蛇口风波”反映了曲啸先生等人和开放地区之间思想的时差、价值观时差、伦理的时差,最终表现为政治观念的时差。当时的蛇口,在袁庚同志的领导下,民主选举工作紧张有序地进行。那氛围造成人的自尊和自由人格的昂扬。深圳大学教授和学生治校,形成中国教育事业崭新的风光。所以蛇口当局认为,年轻的朋友对曲啸等这些“导师”诘难,是正常的事,算不得什么风波。和内地对照,感到是异乎寻常惊天动地的大事。

1989年后,回到北方来,有幸在大学里听到彭清一先生的一次演讲。原来他还是一个舞蹈演员,他演说不仅是助手势,而且整个肢体动作表现得淋漓尽致,生动感人。他居然在舞台上表演周总理一系列动作,用以刻画他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热爱。毛主席要坐的凳子,他先要跑过去坐一下,看是不是稳当;宴席上有人向毛泽东敬酒,周恩来主动代饮,生怕主席伤了身体;面对主席讲话时,半弯着腰,总使人联想到清廷中应诺的某些人物。总之是最大限度地歌颂当朝的威严和风光。那氛围分明是说:吾皇万岁,万万岁!只是对周恩来的矮化,给年轻的朋友留下深刻的印象。那时文革刚刚过去不久,君权和神权的幽灵仍在徘徊。这样的演说,居然在大学的课堂有热烈的掌声,或是出于礼貌。他们不知道“造神”是在铸造着民族的悲剧,一个被奴役和矮化的民族,是不可能建立一个强大现代化国家的。我们社会虽然进步很慢,但毕竟还是在向前发展的。这些演讲家的奉命之作,碰到一些质疑和抵触,他们也难免有所思考。只是没有想到,曲啸的美国之行,在异国第一站就受到质疑。

最近看到润涛阎的文章《当年的洗脑大师曲啸是咋死的》,讲曲啸奉命去向美籍华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按理,这是他的强项。他去美国进行巡回演说的第一场,当地华人三四百人,到场的只有二三十人,一般对政治话题不感兴趣。但是曲啸毕竟是演说家,他还有亲身的体会,所以几句话就把大家镇住了。他右派和现行反革命改造生涯的漫长岁月,使大家惊骇。虽然世上有很多不平之事,但他本人亲身的感受诉说,使大家感动不已。纷纷说:“怎么会这样!”

曲啸故事讲完,话头一转,开始他的宣传了,教育大家说:“党就是妈妈,妈妈打错了孩子,孩子是不会,也不应该记仇的。”听到这句话,大家明白了 曲啸来美国巡回演讲的目的了。

突然间,汪荣祖教授要求发言。他面色通红,激动地说:“曲啸教授的演讲真是血泪的控诉,句句血,声声泪!一个年轻学者,平白无故坐22年的牢,这真邪乎,令人愤怒。”这时,陪同曲啸前来的刘中海先生面色苍白,显示着吃惊,恐惧和遗憾。曲啸教授的嘴唇也在发抖,感到这是突如其来的打击。汪教授情不自禁,继续他的评论:“什么党是亲娘,可以如此长时期地打自己的孩子,这还是亲娘吗?还有什么资格要求被虐待的孩子忠诚于自己?这样对待自己的孩子,在任何文明国家里都是非法的,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汪教授这时的愤怒令大家震惊。刘中海先生抓紧站起来说:“他们十分疲劳,明天还要赶路,会议到此为止。”散会后,刘中海考虑巡回演说会造成的后果,决定退了一些预订的飞机票。曲啸教授的这次访美任务这样提前结束了。

润涛阎说:“我当时看曲啸的表情,真担心他的心理崩溃,导致精神崩溃,而致身体垮掉。他那苍白的脸上,折射出死人般的昏暗,令人感到寒冷和悲凉。那不是一般的失望,而是绝望。可能他这次来美国,是计划回去再大展宏图的,可能由中央宣传部调研员再有上升。”曲啸教授可没有这么说。但从他发言前兴高采烈的情绪,可以看出他对此行的结果是何等志在必得。

曲啸回国后,停止了一切社会活动。没想到,1991年他又应邀到南通演讲,病倒在讲台上,从此半身不遂,一病不起。

没有想到南通成为他最后的驿站,使我有幸得以和他这样近距离地再次重聚。我不止一次踱到他的床前,本想和他交流,不幸他失语了。他用两个眼睛看看我,我用两个眼睛看看他,只能是对这位著名人物点头致意而已了。在病房里,本来有足够的时间向他请教,我有很多问题呀:

一、我想问他,“蛇口风波”你是当事人,一定激起了思想的波澜,对南方、港澳台和海外华文作家的大量文章,不知道是怎么看的。这些文章,总的说来是讲道德、意识形态是经济基础决定的,並为它服务,不是脱离实际的抽象的概念呀。按理,曲啸先生以他的水平和人生的经历,应该是能够理解的。但在后来的实践中,他仍然一直唯上唯书,教条地站在左的方面,不知为什么?

二、蛇口那些年轻人,对“老师”们的诘难,反映了市场经济派生的概念,也是为生产力服务的一种伦理概念。安贫乐道是反其道而行之,无私奉献是理想主义的,虚幻的概念,也应该容易理解。是否因为发生了“六四”。那一次风波不仅动了枪,而且动了笔呀。《人民日报》用整版的篇幅,刊登专家的座谈会,对蛇口青年门那些“离经叛道的谬论”进行鞭挞,认为我们精神上应该追求的是共产主义道德。这当然是冠冕堂皇的。

三、我奢望曲啸先生能跟我说几句悄悄话。你作中宣部的调研员,红遍全国。根据领导的需求,总结自己的苦难时,是由衷的语言,还是适应需要而扭曲了灵魂?我看得出你是一个好人,天良未泯,所以你后来陷入沉重的痛苦之中。这是精神的劫难,比《牧马人》过去的悲剧更为深刻的悲剧。

你从左的路线给你的苦难中走出来了。但你没有能够在意识形态领域,从左的桎梏中走出来,这令人遗憾,叫人深感同情。

有人感到很奇怪,曲啸饱经苦难,甚至有漫长牢狱生活的“锻炼”,他的承受力应该是很强的。为什么到美国听到人家几句话,精神就崩溃了呢?道理很简单,一个人在对敌斗争的战场上,在敌人的法庭和牢狱中,浩气凛然,视死如归,是有充分精神准备的。有革命的老干部,历经战争岁月烈火的锻炼,坚贞不屈。可是面对自己同胞和组织的诬陷,几个小红卫兵一斗,他就自杀了,因为没有思想准备。据说曲啸同志在国内演说,得到的总是鲜花,总是掌声,总是欢呼。一旦有人触及他的灵魂,他立即崩溃了。他终于沒有直起腰来,形成独立的人格。首先他作为演说家,对自己“封口”了,而后是一病不起。说明对漫长的左祸的虐杀,他承受了。他的思想没有得到解放,没有想到对他更是“捧”出了大问题。

曲啸同志的一曲悲歌,将永远留在我们的历史长河中。值得我们深思和品味。

2013年7月12日

丁弘:曲啸先生,悲剧后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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