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这是上学期中国古代史的期中论文，我选择了“评析汉武帝”作为课题进行写作，现将论文整理后发布，供诸君批评指正。
全文如下：
评析汉武帝：从轮台罪己诏看刘彻的反思精神
一、浅评汉武帝与轮台罪己诏
《汉书》云：汉武帝制匈奴，通西域，“师旅之费不可胜计。至于用度不足，乃榷酒酤，筦盐铁，铸白金，造皮币，算至车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财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盗并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锈杖斧，断斩于郡国，然后胜之。是以末年遂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岂非仁圣所悔哉！”
西汉文景之治以来，社会在复苏、繁荣的同时也趋于复杂化，新的问题摆在统治者面前，之前黄老“无为”的治国思想已不再适用，恰在此时，汉武帝刘彻登上了历史政治舞台。武帝本人富有政治才略和远大抱负，对内，加强中央集权，进行诸如收相权、行察举、削王国、改兵制、设刺史等政治、军事制度的改革；垄断财利、统制经济，进行如统一货币、筦盐铁、立平准均输制等经济制度的改革；黄河决口，亲临现场指导治理，成功解决治河难题；此外，还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样的意识形态改革。对外，北伐匈奴、通西域、南平百越、通西南夷、东定朝鲜，开拓边疆，巩固和发展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武帝在位时期，中国首次以高度文明、富强的国家闻名于世，中华民族的主体居民也由此开始以“汉族”为称呼，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汉武帝一生最大的功绩，无出于反击匈奴左右，在这一过程中，开边兴利，继往开来，对历史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他好大喜功，连年对外征伐，加之自奉奢侈，大兴土木，使大量农民困于沉重的赋役，滋生大批流民，武帝还沉溺神鬼方术，导致在其统治后期，社会矛盾严重激化、民怨沸腾。前89年，汉武帝颁布轮台“哀痛之诏”，指出“当今务在止苛暴，禁擅赋，力本农”，并封宰相田春秋为富民侯，改弦更张，实行“富民”政策，与民休息，使尖锐的社会矛盾得以缓和，因此被史家评为“有亡秦之失而免于亡秦之祸”。
文武之道，贵在一张一弛。轮台罪己诏在时局趋于复杂的情况下颁布，收拢了民心，稳定了社会秩序，延续了汉室的兴盛，昭、宣二帝继续武帝后期与民休息的政策，开启了“昭宣之治”的太平局面。由此可以看出，武帝颁布轮台诏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关于武帝下诏的原因，史家众说纷纭，比较普遍的一种说法是“巫蛊之狱”卫太子刘据之死的影响，“此事对晚年的武帝打击很大，经过深刻反思……‘事有伤害百姓、靡费天下者，悉罢之。’”著名史学家田余庆则在《论轮台诏》中提出，汉武帝关于转变政策的认识早已有之，但由于“对开边之事心里无数、与卫太子的矛盾制约”导致“延误了转折，从而加深了人民的苦难和政局的动乱”。本文作者较为认同班固“仁圣之所悔”的评价，认为轮台罪己诏的颁布是及时而有效的收拢民心的尝试，展现了汉武帝作为千古一帝难能可贵的反思精神。接下来，就让我们从汉武帝所处时代的时局为切入点，剖析刘彻的心理活动，以探索轮台诏颁布的具体原因，并挖掘武帝以一国之君“寡人”的身份进行的孤独的思想斗争和最后的反省与反思。
二、武帝统治后期：边患暂平，国内动荡
武帝在位前期，匈奴无疑是汉朝边疆上最大的劲敌，依托“文景之治”以来所积累的物质基础，加之进行一系列改革，实现国内稳定局面的巩固，武帝于元光二年（前133）至元狩四年（前118），相继派出卫青、霍去病北击匈奴。经过奋战，大破匈奴主力，迫使匈奴向北迁徙，很长时间无法再对西汉边境构成威胁。自此，自高祖刘邦“白登之围”以来匈奴对汉王朝形成的巨大边患基本上得到解除。在征伐匈奴的过程当中，汉军大量修筑亭障，巩固了扩张成果，保证了汉朝中央政权对西域的控制，正所谓“开边兴利”。
与此同时，大规模对外用兵造成了国力的巨大消耗，加上国内改制、用法和擅赋所引起的社会巨变，元封四年在关东出现了二百万流民，这是农民对武帝政策的一次严重抗议的信号，武帝清楚这一问题处置不当的后果，为此重责宰相石庆，并动议御史征询处置意见，使得这一较大的社会现象得以平息。之后，武帝又派出大将李广利征伐大宛，导致“海内虚耗”“天下骚动”，最终引发天汉二年的农民大暴动，这次暴动波及整个关东地区，规模浩大、来势凶猛。地方官府无法控制局面，武帝被迫孤注一掷，采取非常措施，派遣直指使者赴地方镇压农民暴动，发兵分部捕逐，大肆斩杀暴动参与者，以专制权威取得了成功，但酿成农民暴动的根本原因并未消除，隐患仍旧存在。
三、初期的反思和对太子寄托的希望
《资治通鉴·汉纪》记载，征和二年，汉武帝曾对大将军卫青说：“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如此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
汉武帝能以之前亡秦的历史为鉴，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进行反省，得出事虽必要但是劳民之举的结论，是真诚而恳切的。况且，他在局面仍属稳定、尚未失控之时，就认识到后世若不改弦更辙，继续劳民，就会重蹈秦亡的覆辙，更是难能可贵的。但武帝最初并未想在本朝就转变政策，而是把转变政策的希望寄托在太子刘据的身上。
武帝皇后卫子夫以生子刘据而得立皇后，刘据受武帝的宠爱程度可想而知。而汉武帝看出太子“仁恕温谨”，大约是在元鼎年间。那时的武帝，正处于开边、兴利、改制、用法等事业的顶峰期，自然很留意后继者的才能志向，从为人父的角度讲，当然希望自己的子女拥有和自己一样的雄才大略，能够继承自己的事业。他清楚刘据的秉赋之后，“嫌其能少不类己”，逐渐产生了不满。王立群在《读〈史记〉之汉武帝》中认为，武帝与太子的隔阂由此而起，但平心而论，这其实是很多有作为之人共同的情感取向，都希望自己的后继者能够在事业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当看到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后，心中或多或少都会有一定的失落感，再加上其他皇子陆续诞生，后嗣有了选择的余地，这时产生这种不满情绪也是正常的。
《资治通鉴》在“亡秦之迹”的话后继续写道：“太子敦重好静，必能安天下，不使朕忧，欲求守文之者，安有贤于太子者乎！”武帝纵然不满卫太子“仁恕温谨”，但又怕“亡秦之迹”再现，要避免重蹈“亡秦之迹”，正需要像卫太子那样堪为“守文”的人为继嗣，汉武帝本人对这一点的认识是相当清楚的。在当时，武帝由于个人好大喜功的性格局限，仍深信自己的统治是稳固的，“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由此可见，武帝是没有打算在自己在位期间就转变政策的，而是在担心“后世”，之所以告诫后世不要“如朕所为”，所要表达的正是这个意思，至于他自己，则仍要“出兵征伐”“变更制度”，以达到所谓“吾当其劳，以逸遗汝”的目的。因此，汉武帝把改变政策的希望寄托到了太子身上，寄希望于太子能在继位之后转入“守文”的政策。
四、巫蛊之狱：酷吏误读上意与两次屠杀
汉武帝关于政策转变的规划的失算之处在于，他没能意识到与卫太子潜在矛盾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征和二年的巫蛊之狱。
武帝时期，巫蛊作为迷信活动，流行于宫内外，指将木偶埋于土中，诅咒仇家。巫蛊之事极易被判定为诅咒皇帝，大逆不道，所以武帝时期屡兴大狱皆以此为罪名。
征和二年，武帝卧病休于甘泉宫，水衡都尉江充诬告有人以巫蛊之术诅咒武帝，想要趁机陷害太子和皇后。武帝于是派遣江充为绣衣使者查办，江充掘地获一个得木偶，借机声称是从太子宫中得到的，太子百口莫辩，不得已矫诏捕杀江充，并起兵谋反，武帝震怒，派军平叛，并收走卫皇后印玺，卫皇后被迫自杀。太子兵败之后，也在湖县被围自杀。
《汉书﹒江充传》记载：”卫太子家使乘车马行驰道中，江充以之属吏，遂于太子有隙，恐太子得立对自己不利，乃构陷太子。”但规模如此之大的直接针对皇室至亲的巫蛊之狱，绝不仅仅出于个人恩怨。
虽然武帝在对太子有不满的情况下，依旧认定刘据是自己真正需要的后继者。但卫太子与汉武帝相比，思想品格、所主张的统治政策方面，依旧存在较大差距，在二人长期共存的时间里，朝廷中分化出了完全对立的两类官僚，一类是追随武帝的开边、兴利、改制、用法之臣，他们是多数；一类是拥护“守文”太子的所谓“宽厚长者”，他们是少数。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矛盾完全超越了父子之争和权势之争，成为朝廷之上两种具有不可调和矛盾的政治势力在政见上的斗争。政争的惨烈，在历史上，通常会以血腥的屠戮来展现。
《汉书·外戚说》记载:“巫蛊狱兴，卫氏悉灭。”从这一点看来，卫太子之狱，是针对卫氏发动的，其目的是为了更换后宫和更换继嗣，更换储君是其最终目的。江充兴狱，意在太子之位而非刘据个人，他所需要达到的是更换太子这一政治目的。《资治通鉴》记载：“群臣宽厚长者皆附太子，而深酷用法者皆毁之。邪党多党与，故太子誉少而毁多。”江充在巫蛊之狱中实际充当了深酷用法的臣僚的代表，用非常的手段摧毁了以卫太子为代表的“守文”的政治势力。
本文作者认为，巫蛊之狱对于卫太子刘据而言，是一场人生悲剧，他沦为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但对于在巫蛊之狱中大获全胜的深酷用法之吏而言，同样是悲剧，因为他们误读了汉武帝的本意。追随武帝开边兴利政策的臣僚认为武帝对太子不满是他们趁机铲除“守文”派势力的最好时机，以为自己秉承了武帝的意旨，凭借党羽的优势，一举发动了巫蛊狱这场屠杀。而从前文论述来看，武帝其实早已认定刘据这样“仁恕温谨”的后嗣为继承人，来实现政策转变，只是在刘据矫诏杀江充、起兵之后，迫于维护自己统治的需要，痛下杀手，大义灭亲。巫蛊狱事之后，不断有人上书言江充之奸，征和三年，高庙寝郎田千秋“上急变讼太子冤”，武帝谓曰：“父子之间，人所难言也，公独明其不然，此高庙神灵使公教我。”数月之后，田千秋被拜为丞相，江充全家被诛。根据《汉书》记载，在巫蛊之狱中因迫害太子有功得以封侯的五人也在后来相继被杀或被逼自杀，其中受株连者更是不计其数。第二场屠杀可以看做武帝对误读自己御意的深酷用法派臣僚的报复，在这一场大屠杀进行的过程中，武帝还作思子宫，作为卫太子魂魄归来之地。综合看来，其实质，第一，为卫太子昭雪，尽到为人父的义务，第二，也是最根本的，是为转变政策扫清道路。
五、守文的大转折
前述说到，武帝本将政策转变的希望寄托在“仁恕温谨”的卫太子刘据身上。但经过“巫蛊之狱”的政治风暴，卫太子自杀，造成汉武帝心灵上的极大震撼，也使武帝认识到朝中酷吏势力对于政策转变所形成的巨大阻力；加之前述元封四年、天汉二年相继发生的流民事件和农民大暴动，严重影响了西汉政权统治的稳定，已经引发武帝的相当警醒。武帝在这一系列事件相继发生后反思更加深入，也更加清楚的看到局势的紧迫，远非自己所想象的可以等待到后世来扭转，在这样艰难的情境下，改变政策之事，只能靠武帝来完成，这也是历史的选择。所以，田千秋上书后，形势如上文所述，开始由为卫太子昭雪逐步发生转折，并最终导致了轮台诏的颁行，正式确立“守文”的政策。
征和三年，汉军三路进攻匈奴失利，使得调整防务成为迫切需求。征和四年，搜粟都尉桑弘羊、丞相田千秋和御史大夫商丘成上奏武帝，请求在轮台以东实施屯田等一系列举措，以安汉军军心。
虽然在当时看来，汉军失利其实不大，但武帝痛下决心，抓住时机，改弦更张。《资治通鉴》记载，武帝于征和四年有云：“朕即位 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靡费天下者，悉罢之！”当年六月，武帝否定桑弘羊等人的请求，下诏曰：“今请远田轮台，欲起烽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今朕不忍闻！……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深陈既往之悔”并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以民休息，思富养民。此即轮台罪己诏的主要内容。
在当时的情势下，虽然经历了流民事件引发的动荡，但在强势的汉武帝恩威并施——边由中央直接遣吏派兵进行全力“灭火”，另一边派出御史赴各地探查民情以安百姓的手段之下，基本保持了不至于颠覆政权的稳定，确保了政策转变的时机不被流失；且武帝铁腕权威保证了皇权的至高无上、不可抗拒，有效压制了仍坚持开边、兴利、改制、用法的顽固派臣僚，使罪己诏的精神内涵能够在朝政中得到有效贯彻；再者，武帝认识清醒、决策明智，任用贤臣，施行仁政，在罪己诏颁布后施行的一系列措施都不断向“守文”靠拢。自此，汉武帝成功完成向“守文”政策的转变。此时距离汉武帝对卫青说到“亡秦之迹”已过了二十余年，社会矛盾日趋尖锐，“亡秦之迹”也愈发明显，而承载武帝希望的卫太子也离世多年。过去，武帝将转向“守文”的重任托付给太子，现在只能依靠自己来实践。轮台诏颁布后，对外征伐趋缓，农业生产逐步恢复，社会进入稳定期，武帝之后的昭、宣二帝继续守文之策，屡次减免赋役，流民渐归乡里，生产重新恢复，人民安居乐业，西汉统治也得以延续了近百年之久。
六、后记：千古一帝的反思
论述轮台罪己诏颁布的原因，涉及的历史人物和事件众多，但从影响诏书颁布的各种因素来看，我们都能从中或多或少的看到汉武帝作为一代君主的对自己功过的反思：从事业鼎盛期的“亡秦之迹”说，告诫后世勿“如朕所为”，到巫蛊之狱后，进一步反思造成时局纷乱的原因，最终决心借轮台罪己诏实现向“守文”的转变。正如田余庆在《论轮台诏》中说的那样，“汉武帝作为地主阶级的代表，实际上是在探索统治经验和教训，既尽可能地发展秦始皇创建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又力图不蹈亡秦覆辙”。
武帝在国家鼎盛期之后颁布罪己之诏，成功收拢民心，澄清了纷乱的时局，保证了社会稳定。不可谓是成功的探索。况且，我们也应当看到，武帝颁布罪己诏书的时机是恰到好处的，当时时局仍可挽回，而且有挽回的方法。汉武帝之所以能把握到时机、成功挽回颓势，则更与其反思精神分不开，在国家依然兴之时就看到盛世背后隐藏的危机，在政局趋于不稳之时及时看清时局，丢开自己好大喜功的性格劣根，奋力向“守文”转变。轮台罪己诏颁布的前因后果，在本文作者看来，其实就是武帝对自我功过是非和对社会、百姓影响的反思录。
帝王的罪己精神，在今天的角度看来，是帝王个人情感的一个组成部分，不一定就对政局的转变起到决定性作用，但很大程度上，却能对政局产生相当影响。帝王的罪己，通常是对之前不良政局的自我反省，一方面安抚民心，一方面是作为政策改变的开始，但能否真正实现变局，则取决于具体的时代背景。本文作者粗略总结了实现政局变化的三大条件：一、君主本身是否具有足以驾驭朝政的权威，以执行罪己之后变政的一系列措施；二、颁布罪己诏的时机是否尚在时局仍可转变之时；三、罪己之后，所颁行的措施是否得当，有效推动政局向有利方向发展。武帝的罪己之所以能成功，客观条件上正是因为占据了上述三者，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莫过于明崇祯皇帝。崇祯帝虽然也颁布了罪己诏，但明王朝那时经过魏忠贤阉党专政和前朝大量积弊，已经陷入风雨飘摇之中，大势已去，罪己已失去它能发挥作用的时机，以至于崇祯帝最终还是未能逃脱吊死煤山的惨烈命运。
可是，纯粹的客观条件也必须依托于主观上的利用取向。本文始终在阐释汉武帝反思精神的重要性，是因为本文作者认为，武帝正是因为反思精神的驱动，才得以有效地利用好上述条件，实现的罪己的最终目的——政策转变。
刘彻虽贵为封建帝王、地主阶级的代表，但他能以天下苍生为念，不断对统治政策反省和修正，在古代帝王史上也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也许在某些史学家看来，他的轮台诏颁行是在维护刘氏一姓的江山、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秩序，但回溯历史，发布罪己诏的君王不在少数，真正能效法武帝“罪己”取得如此成效的君王，屈指可数。本文作者认为，这正是缘于武帝始终以民为念而思，深谙“民为国本”的道理，在政局多次发出趋向不稳的信号后，及时转变政策，造福了汉朝百姓，在此基础上才能够真正实现汉室的稳固。
抚今追昔，思忆刘彻，他不愧为千古一帝。汉武帝作为政治权利金字塔顶尖决策者所具有的以民为本的反思精神，时至今日，也是值得当代人缅怀和借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