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第六十章：治大国，若烹小鲜。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非其神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夫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
注：“鲜”，南宋道家妙兴派中兴祖师范应元注本作“鳞”，并曰：“鳞，总括鱼之属也。”然《后汉书·循吏传》注引作：“理大国者若烹小鲜。”《逸民传》曰：“理大国若烹小鲜。”《淮南子》与《文子》所引皆做“鲜”，故从王弼、河上公注本而作“鲜”。通观《老子》全篇，历来各家之注均各自不同，难能统一。唯独对“治大国若烹小鲜”一句，几无别异，殊为难得。众家一致以“治理大国，若煎烹小鱼，勿使频繁翻动使之破碎，须以文火慢烹”为解。《说文》曰：“鲜，鱼名。出貉国。从鱼，羴省声。”古代烹饪技术，以水、火制菜，有文火、武火之分。爆、炒、煎、炸之类为武火，熬、煮、烹、炖之类属文火。若用武火制鲜鱼之菜，又煎又炸，还不断翻炒，劲爆，可以想见，此条鱼必定面目全非，且糊锅难以入口。而若以文火烹制，再逐一放入调料，可暂不必理会，此鱼亦定将渐渐入味，鲜美无比。老子于此，以现实生活为喻，讲述无为治国之道，烹小鲜不可扰扰，扰扰必碎；治大国亦不可纷纷，纷纷必歧。当以文治，不以武治。文治则是休养生息，凡一国若能太平无事数年，无战事，不折腾（胡锦涛语，“三不论”，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光明日报》载：“不折腾，是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最通俗、最家常化的一个表达。”），若烹小鲜一般，自然便能国富民强，生机昂昂，此便即老子前言“民将自化”之谓。譬如汉朝文景之治，汉文帝与汉景帝刘恒、刘启父子二人，最为世人所称道。此二帝，奉行老子无为治国之道，以文治国，施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之政，是乎人民得以生养，精神为之超拔，几十年下来，人民安居乐业，数次大赦之后，天下已无争讼、犯罪之事，竟使得刑罚渐渐消停，不须使用刑狱，而监狱中已无刑犯，政治之清明若此，举国自然大治。
《汉书·食货志》云：“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此等描述，乃是国家真正富裕之描绘，吃穿富足，绰绰有余，而后世之西方诸国，亦常有此种景象之发生：牛奶腐败，倾入河海；面包无数，堆积如山。不过完全形似神非，乃是金融风暴降临，通货膨胀所致，风暴来临，人心惶惶，民不聊生。
文景之治，当算得我邦帝国皇权时代首次大治之例。唐代王真曰：“治天下国家之人，皆似烹煮小鱼也。当以安静不挠为本，既以安静为本，自然不失其道。”
另有一件著名史迹，乃在宋朝之时。唐末五代，有道人陈抟者，高卧华山之上，观朝代更迭如走马灯，每当新朝登台，陈抟皆蹙眉不语。忽一日闻言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于是抚掌大笑，曰：“自此天下定矣！”
陈抟此一预言，历史作了至为公正之评判。当然，赵匡胤兄弟二人后来亦奉陈抟为师，其治国之方略果未令陈抟失望。赵匡胤成为宋朝开国太祖皇帝，在位十六年，后传位与弟弟赵光义，是为宋太宗。太宗在位二十年，兄弟二人一共三十八年，其治国政绩非常可观，从而奠定宋朝盛大之基。
宋朝建国以前，南唐五代相侵，历经约八十多年长期战乱，国家积贫积弱，几达于民穷财尽。赵匡胤登帝，以文治国，克勤克俭（老子所谓“治人事天莫若啬”），所谓“多积金银，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尔”、“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久不可动之业”，用二十多年之苦心经营，致使首都汴京（开封）百里之外，连百姓家中日常所用之帘钩均为金银所铸造，宋国之富，由此可见一斑。
钱穆先生曾称宋朝为弱宋，论其为积贫积弱之国。如其于《国史大纲》第三十一章标题尝形容宋朝为“贫弱的新中央”，其下细目之三是“宋代对外之积弱不振”，之四是“宋室内部之积贫难疗”，并论曰：“宋代对外既如此不振，而内部又终年闹穷。而且愈闹愈凶，几于穷得不可支持”、“宋之疆土民庶远不如汉唐，而国家税入远过之，此其所以愈贫而愈弱矣。”先生并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评论宋朝如云：“国家负担一年重过一年，弱了转贫，贫了更转弱。中国的历史文化依然持续，这还是宋代人的功劳。我们不能因他太贫太弱，遂把这些艰苦一并抹杀。”后来有诸多学者考证，认为此说不确。譬如当代宋史学家李裕民先生便曾发表《宋代“积贫积弱”说商榷》一文，通过史实及对比方法，反驳“用‘积贫积弱’概括宋代特点”之说。并指出：“如果从综合国力角度考虑，宋王朝不仅不能说弱，还应该说是相当强的。”更有学者考证后认为宋朝最贫穷时其财富亦大于唐朝最富有时。北宋理学家叶水心《应诏条奏财总论》云：“祖宗盛时，收入之财，比于汉唐之盛时一再倍。熙宁、元丰以后，随处之封椿，役钱之宽剩，青苗之结息，比治平以前数倍。而蔡京变钞法以后，比熙宁又再倍。渡江以至于今，其所入财赋，视宣和又再倍。”一再倍便是四倍，又再倍便是八倍矣！对宋朝富有之论，《宋史·食货志》云：“诸国珍宝、金帛尽入内府。帑藏盈溢。”《长编》卷十八云：“货泉与金帛通掌，岁久储蓄盈羡。”杨亿《杨文公谈苑》云：“此金帛如山，用何能尽？”略举两条，仅为形容宋太祖、宋太宗时之富裕景象。尚未提及此后宋代全盛时之景象，亦足可想见。
赵匡胤实则便是以黄老之道为治国方略，以“莫若啬”之道与“烹小鲜”之道，积蓄国家财富，将来以雄厚之资买回北方燕云十六州。是为“不战而屈人之兵”之大略。
须知唐朝末年，石敬瑭叛乱，便将北方燕云十六州献与辽国，以兹换取辽国施援。而北宋建国之后，燕云十六州仍未收复。有将领便献上燕云十六州地图，请求太祖兴兵收复。太祖却将玉斧一挥，在地图上一划，便将半个中国切割开，并曰：“且不顾北方，不必兴兵”。其意图所在，便是国家方才建立，根基未定，而辽国更强甚，应使全国充分富裕后，再买回原本就属中国之燕云十六州。
然宋朝之后一般史评家，往往批判宋太祖并未完全统一天下，宋朝自始至终不过是半壁江山。因为宋太祖领军平定黄河以南地区之后，南方云南蒙舍一带，亦并非为宋朝所辖制。其时云南有国名南诏，原本共有六诏，为少数民族部落。在唐时，最南之南诏，吞并了蒙舍及其余五诏而合为一南诏国，即后来之大理国，为段氏一家所主。在西南之隅称王数百余年。其政治文化亦几可与中原相抗衡。奈何宋太宗赵光义继位，未能彻悟其兄赵匡胤之仁心，在爱将崔翰之建议下，决心出兵伐辽，收回燕云十六州，结果全军惨败，宋太宗负箭逃回，使得收回燕云十六州之梦想化为泡影，并埋下将来宋辽长期对峙局面之火种。当年宋太祖欲和平收回燕云十六州之愿望终于落空。由此两则史迹，便足见老子“治国若烹小鲜”斯道之妙，而宋太宗因不能做到“不动摇”，偏要“折腾”，不但未能遂其心愿收复失地，反而埋下祸患，加深两国仇恨。无燕云十六州此一中原之天然屏障，终于在三百多年的维系后，覆灭于他国之手。
其实无为之治，便是大德。因圣人之无欲无为，而使得天下无事，国家无事，民当自安。民安自然家齐国泰。《管子》云：“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实即老子“治大国若烹小鲜”之意。
先安身立命，国富民强之后，自然强大，何愁天下不能归附。此亦即是《老子·第五十四章》“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之意，先固本守元，本既固，即可应于无穷。
故通读老子，不能执泥一章一句，此章此句若不能解，必可于其余章句中能得以参照。清代徐洪钧《书怀》诗有云：“读书贵神解，无事守章句”，是其谓也。老子八十一章，无一章无有联系，无一章不直指核心。读者须能举一反三，互相参证，便能了然老子思想。
老子所谓“以道莅天下”一句，实则直接脱胎于《周易》。《观卦》彖辞曰：“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也。”若能理解《观卦》中“神道”之义，便能明了老子“以道莅天下”之义。神者，神而通之者也，孰能神而通之也乎？曰：圣人也。故以圣人之道设教，天下之人必将以古圣为师，圣道得传而圣德将兴焉。故老子曰“以道莅天下”者，以圣人之道莅临天下，凡人倾心圣人，便有心为圣，既有心为圣，则必修其道，养其德，必定去伪，归真。所谓“其鬼不神者”，便是常人倾心圣道，服膺于圣道，唤起本身之觉醒，原本爱听神话鬼话神神叨叨者，因谛听圣道而自觉羞愧，而以鬼神唬人之牛鬼蛇神辈，一来闻圣道而将自悟，二来也不能再以鬼神唬人（没人信了），则自将绝迹。由是而圣道风行，天下归心。故曰：“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既有道立于天下，自然不热衷于鬼神了。此处之鬼，作邪门外道解，此处之神，作神气解。意即天下无道，人们往往崇拜邪门外道，以为彼之稀奇古怪甚是了得，从而使邪门外道大兴，神气活现；待人们有幸见到圣人作风，受其德行所感时，自然会境界超升，顿觉邪门外道之稀奇古怪确非大道，不值一提，于是邪门歪道自然没落，故曰“其鬼不神”，立时蔫巴了。
言及此，则令人想到《史记·滑稽列传》中《西门豹治邺》之典。乃是说西门豹至邺城上任时，便召集地方上之长者开会，询问当地民间疾苦。老丈说邺城有三老及廷掾（官名）常以治河之名义向百姓纳税，每次均能征得数百万钱，却只拿其中极微小之一部分为河神娶（河伯）媳妇。与巫婆等人将百姓所捐剩余之数百万血汗钱悉数瓜分。女巫行巡若查看到小户人家有漂亮女子，就说可以献给河神作媳妇，于是便立即带走，为她洗头沐浴，令她斋戒独居十余日，然后装点好床铺枕席，让她坐于其上，又将床席浮于河心，待漂浮一会儿人与床席俱沉于水中。因此缘故，城里有女儿的小户人家恐怕自己的女儿被巫婆带走去献给河神，便都先逃走了。故而邺城人口越来越少，亦愈加贫困。此种情形由来已久，故老相传，说若不为河神娶媳妇，河神便会发水来淹没城里百姓。西门豹闻言便说，感谢你们告诉我，等到给河神娶媳妇时，请大家知会一声，我也去送送她。便如此约定。待到为河神娶媳妇时，西门豹便至河边与长者等相会。三老与所有地方官员亦都纷纷到场。巫婆有七十余岁，身后有十几位女弟子随从。西门豹便说，“将河神媳妇叫来，我看看她长得靓否。”众人便将女子带到西门豹身前，西门豹看了后便扭头对三老及官员说，“她长得不行，需要再换一个。既如此，劳烦大巫婆先去给河神禀报一下，就说给他重换一位媳妇。”即命差役将巫婆投入河中。过了许久，说：“巫婆为何去这么久？叫她弟子去催催她！”又把她的一个弟子抛入河中。又过了一会儿，说：“这个弟子为何也去这么久？再派一个人去催催！”于是又抛一个弟子入河中。总共抛了三个弟子。西门豹说：“巫婆、弟子，这些都是女人，恐怕不能将事情说清楚。烦请三老替我去说明一下。”又把三老抛入河中。西门豹帽子上插着簪，弯着腰，毕恭毕敬，面对河水站了很久。长老、廷掾等在旁边看得触目惊心，甚惧，恐怕轮到自己。西门豹说：“巫婆、三老还不回来，该当如何？尔等谁愿意去催催？”众官员都吓得赶紧叩头，面如死灰。西门豹便说：“好吧，暂且留下来再等他们一会儿。”过了许久，西门豹说：“廷掾可以起来了，看样子河伯留客要留很久，诸位且散去罢。”邺城官吏与百姓俱甚恐，自此不敢再提为河伯娶媳妇之事。尔后西门豹发动百姓开凿十二条渠道，引河水灌溉农田。治好水患，人民得以富足，从而名震天下。受万众拥戴。西门豹治邺之典，便即“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之典型！（附《史记·滑稽列传·西门豹治邺》原文如次：魏文侯时，西门豹为邺令。豹往到邺，会长老，问之民所疾苦。长老曰：“苦为河伯娶妇，以故渐贫。”豹问其故，对曰：“邺三老、廷掾常岁赋敛百姓，收取其钱得数百万，用其二三十万为河伯娶妇，与祝巫共分其余钱持归。当其时，巫行视小家女好者，云‘是当为河伯妇。’即娉取。洗沐之，为治新缯绮縠衣，闲居斋戒；为治斋宫河上，张缇绛帷，女居其中，为具牛酒饭食，行十余日。共粉饰之，如嫁女床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数十里乃没。其人家有好女者，恐大巫祝为河伯取之，以故多持女远逃亡。以故城中益空无人，又困贫，所从来久远矣。民人俗语曰：‘即不为河伯娶妇，水来漂没，溺其人民’云。”西门豹曰：“至为河伯娶妇时，愿三老、巫祝、父老送女河上，幸来告语之，吾亦往送女。”皆曰：“诺”。至其时，西门豹往会之河上。三老、官属、豪长者、里父老皆会，以人民往观之者三二千人。其巫，老女子也，已年七十。从弟子女十人所，皆衣缯单衣，立大巫后。西门豹曰：“呼河伯妇来，视其好丑。”即将女出帷中，来至前。豹视之，顾谓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子不好，烦大巫妪为入报河伯，得更求好女，后日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妪投之河中。有顷，曰：“巫妪何久也？弟子趣之？”复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顷，曰：“弟子何久也？复使一人趣之！”复投一弟子河中。凡投三弟子。西门豹曰：“巫妪、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烦三老为入白之。”复投三老河中。西门豹簪笔磬折，向河立待良久。长老、吏傍观者皆惊恐。西门豹曰：“巫妪、三老不来还，奈之何？”欲复使廷掾与豪长者一人入趣之。皆叩头，叩头且破，额血流地，色如死灰。西门豹曰：“诺，且留待之须臾。”须臾，豹曰：“廷掾起矣。状河伯留客之久，若皆罢去归矣。”邺吏民大惊恐，从是以后，不敢复言为河伯娶妇。西门豹即发民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溉。当其时，民治渠少烦苦，不欲也。豹曰：“民可以乐成，不可与虑始。今父老子弟虽患苦我，然百岁后期令父老子孙思我言。”至今皆得水利，民人以给足富。十二渠经绝驰道，到汉之立，而长吏以为十二渠桥绝驰道，相比近，不可。欲合渠水，且至驰道合三渠为一桥。邺民人父老不肯听长吏，以为西门君所为也，贤君之法式不可更也。长吏终听置之。故西门豹为邺令，名闻天下，泽流后世，无绝已时，几可谓非贤大夫哉！”由是而观之，西门豹未至邺城时，邺城巫婆等牛鬼蛇神可谓神气活现，待到西门豹至于邺城后，其鬼把戏便被拆穿，不能再以其把戏伤人，故曰“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作者褚少孙（按：为西汉时期杰出的文学家、史学家。生卒年不详。号先生，颍川人，寓居沛县。汉宣帝或元帝、成帝时做过博士。司马迁逝后，《史记》有十篇散失，班固云为“十篇缺，有录无书”。少孙于是拜访学界名流、博学弘儒，费尽周折得到前朝《封册书》，历尽艰辛补缀了《史记》之缺，补写有《景纪》《武纪》《礼书》《兵书》和汉兴以来的《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及《傅靳蒯成列传》计十篇，并撰《滑稽列传》）于文末赞叹西门豹“几可谓非贤大夫哉”！此刻便可将西门豹视为“以道莅天下”之道，凡贤者、仁者、圣者俱可为道之化身，读者不可拘泥文句。《论衡·王道》曰：“《传》曰：‘国将兴，听于人；国将亡，听于神。’圣人以道莅临天下，则公道昭明，人心纯正，善恶祸福，悉听于人；而妖诞之说，阴邪之气，概不得存乎其间，故其鬼不神。”蒋锡昌谓曰：“天下无道，民情忧惧，祈祷事起，而鬼乃以人而神。天下有道，民情安乐，祈祷事绝，而鬼亦以人而不神。”
而愚以为“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非其神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一句，尚有更深层次之表达。此处之道，涵摄道德之本义。即若以道德莅临天下，纵使鬼神亦当钦服，因道德为立身之本故也。《坤卦》云：“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有德者必能感召道，能感召道，必能通其神，能通其神，鬼自能伏服。神鬼皆崇于道，人能归道，自能与鬼神相合，而鬼神何以能伤之害之乎？余于前文尝言，老子论治国与治身，皆同一理，更无二致。若以修身而言，实即更易理解。若于佛家之训，若修行纯为求神通，则非正道，终为邪行，反而会因神通而自负、自缚，反使堕落；若修行是为求其究竟解脱，则为正道。无论其间见诸何相，证得何种神通，皆无以为意，因明了神通并非究竟之故，不究竟，故能不执著，一心证道，便能够“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金刚经》语）”。“以道莅天下”，便是以究竟解脱为其终极目标，故能见诸相非相，自然不觉其鬼之神；若以鬼神莅天下，便是以修证神通为其终极追求，故必见相著相，见鬼成神，如是便将自伤其人。故古德有“道高龙虎伏，德重鬼神钦”之说。《高僧传》亦载有一则修行中龙虎伏法，鬼钦神敬之公案，可供读者参证。说是晋代时敦煌有一位法猷（又名竺昙猷）法师，持戒清净，行十二头陀，修习禅定。一天他从定中观察，见江左剡中（今浙江嵊州一带）与他有缘。于是便离开敦煌到浙江石城山。这里群山环抱，岩崖壁立，峡谷曲折深邃，状如石城。法师此地，白日里托钵乞食广结人缘，夜间坐禅护持境界。一次他次第托钵乞食，到了一专靠养毒虫害人的江湖人家。法猷师还是如于往常，将化缘得来的饭菜先念诵供养三宝偈，再从钵里取出少许食物布施十方鬼神。他正准备用餐时，一条含有巨毒之青色蜈蚣从钵里自动跳出，未伤法师。后来他见浙江天台山重峦叠嶂，逶迤起伏，是修禅习静之道场，便在山中寻到一天然石窟坐禅。一日他正在诵经，忽然来了几十只猛虎蹲在法猷师周围。法师心情平静，继续往下诵读。百丈禅师讲遇险以不乱为定力，在此种情况下法师有如许境界，可见法师禅定功力之深。诵了很久，法师看见一只老虎在打瞌睡，便用如意敲了一下虎头，说：“怎么不认真听？”老虎立即作惭愧状。当经快要诵完时，老虎已不知去向。不一会儿，石窟门口又来了一条巨莽，盘了十几圈，约有十几丈。莽蛇不停地向法猷师点头。法师仍然一动不动在石窟里坐禅，莽蛇过一会儿又不见了。（《乾隆大藏经》2009版，第113册P85，《高僧传》卷第十二，习禅第四，原载云：“竺昙猷，或云法猷。敦煌人。少苦行习禅定。后游江左，止剡之石城山。乞食坐禅。尝行到一行蛊家乞食。猷咒愿竟。忽有蜈蚣从食中跳出。猷快食无他。后移始丰赤城山石室坐禅。有猛虎数十蹲在猷前。猷诵经如故。一虎独睡。猷以如意扣虎头问：何不听经？俄而群虎皆去。有顷，壮蛇竞出。大十余围。循环往复举头向猷。经半日复去。”）法师以道莅身，而使龙虎伏法，活脱脱为老子思想之明证。而老子摄生之道，亦若此焉。
而“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非其神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一句，又实则为倒装句，意即因发心为圣，圣人只是仁爱万物，不伤万物不伤人，而神从其圣，故神亦不伤万物不伤人，鬼从其神，故亦不伤万物不伤人。由是则天下和合，天下玄同。老子由此一句点破玄机，即人之立世，当以道德莅临天下，能以道德莅临天下，自必能神钦鬼伏，“自天佑之，吉无不利（《易经》语）”。
由此便能明了，所谓“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之真实含义，便是“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之至高境界与现实运用。非是无神也，是其与道德无涉，且能使人背离道德，故不可言。能行于德，自能俯仰无愧，果能无愧，便能万事大吉，若有求于鬼，则必反受其制。此中以“道莅天下”之典型代表，代不乏人，尤以后汉时之王充最为显著。
汉代图谶之风盛行，光武帝刘秀事无巨细，每必亲问。是乎朝野上下，人皆好焉。迷于鬼神谶纬（并非说谶纬之术本身不当，只是人若一味迷恋其中，必有妖祥。譬如好事者借此投机钻营，兴风作浪，而人皆不能以道德立本，失其精进之心，民心失落，国家必然反受其乱，终酿大祸。事实上历史证明，确然如此，正因汉代大兴谶术，使得东汉末年，张角自号大贤良师，创太平道，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为号，率民军起义，自称“黄巾军”，不久张角病死，民军遭受残酷镇压。张角起义，就本质而论，是迫于对东汉没落政府之恨，实皆民心所向，师出有名。然其未以道德立本，偏以符咒之术聚民，又以鬼神之说兴师，身为道人，又反其道而行，难免有身死事败之虞。不过由此亦见，若非东汉政府之力倡，张角等人起义，自不会假借符咒、神术之名而为，或者东汉政府之灭亡，不会如此迅速。须知亦正是张角以黄巾军拉开了起义之帷幕，尔后才有群雄逐鹿，三国鼎立之局面。而历史上凡借鬼神之名肇事者，要皆无善终，自秦代陈胜吴广起义始，陈胜借神造假，以所谓“大楚兴，陈胜王”之计谋凝聚军心，孰料起义才数月，便被车夫所谋杀。而清朝之时，洪秀全初以“拜上帝会”设教，进而自导自演，假借鬼神之名自立为王，与杨秀清等合谋忽悠百姓，建立所谓“太平天国”，最终遭受严酷镇压，落得身败名裂。观洪氏等人作风，便是借鬼逞神，一遇“以道莅天下”如曾国藩辈，便立时“其鬼不神”矣！又观乎孙中山之抗清，痛清廷之腐败，恨政府之无能，乃以三民主义立本，便即以道德立命，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天下仁人志士，莫不趋从。正如《革》卦所谓：“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是焉。）不能自拔。而最为王充所激赏钦敬者如桓谭，便因非毁图谶而贬死途中。王充观此而忧世，乃著《论衡》，有所谓“疾虚妄古之实论，讥世俗汉之异书”，便是切欲“以道莅天下”使“其鬼不神”之行为。《论衡》所论固然尚有颇值商榷之处，然作者精神之高迈，欲以道德立极之作为，确为“以道莅天下”之真实写照，不得不令人心生敬仰。
《资治通鉴》中记载，汉光武帝刘秀深爱图谶，建武三十年（即公元54年）农历二月，刘秀往东方巡视，群臣上奏，说陛下您老即为也已有三十年之久，也该到泰山去行封禅之礼。汉光武帝自忖功德不够，便推却说，朕即位三十年，未尝有何政绩，百姓积怨甚深，我自问无功，岂能前往封禅？我欺人，欺己，还是欺天？难道泰山之神还不如林放之知礼乎？（典出于《论语·八脩》，原载为：“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与其易也，宁戚。’季氏旅于泰山。子谓冉有曰：‘汝弗能救与？’对曰：‘不能。’子曰：‘呜呼！曾谓泰山，不若林放乎！’”林放，孔子学生，曾向孔子问礼，以知礼著称。当时季家率领部队驻扎于泰山，对外宣称是打猎，而据孔子观察，却是祭拜泰山之神祈求泰神保佑平安，季家准备造反。孔子便叫来弟子冉有，其时冉有在季家为相，孔子说，你不能劝导他们救他们吗？须知古时祭拜泰山，事关重大，因泰山是中国文化精神之聚集点，古人凡事皆以天道为准。以泰山为天，若国家大治，天下太平，执政者便要登泰山封禅，以向苍天复命。若是天下未治，便敢登泰封禅，必招天谴。故封禅之事，历来甚为重视，非同儿戏，纵是皇帝，亦不敢轻言封禅，譬如秦始皇登泰封禅，在山上立功德碑欲传于万世，孰料归来途中便即病死。此时孔子见季家欲造反，竟然登泰山祭拜，是大逆不道大失礼数之事，纵然是门生林放亦知礼数之不可违，而泰山之神难道还不如林放乎？季家必然要灭亡，弟子冉有亦莫能劝诫，故而有此感叹。）汉光武帝刘秀自感惭愧，故拒绝登泰封禅之奏请。并围绕封不封禅一事发了一通言论，自言惭愧，无有德行，无有功绩，登泰山封禅便是为自己歌功颂德，并严厉提出，凡有前来歌功颂德、大放溢美之词者一律治罪，罪且不轻——剃发流放至于极边之地（原载于《资治通鉴·世祖光武皇帝下建武三十年》云：“春，二月，车驾东巡。群臣上言：‘即位三十年，宜封禅泰山。’诏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气满腹，吾谁欺，欺天乎！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何事污七十二代之编录！若郡县远遣吏上寿，盛称虚美，必髡，令屯田。’于是群臣不敢复言。”）见到此，不禁感佩汉光武帝之自谦自律。奈何公元56年，也就是下诏不封泰山之第三年，刘秀读《河图会昌符》一书，忽见书中有“赤刘之九，会命岱宗”一句，似有所悟，便令虎贲中郎将梁松等人查看《河图》、《洛书》之谶文，回答说刘家第九代帝王应当封禅，且有三十六件事理应封禅。于是朝中张纯等人便见风使舵，又上书奏请封禅。汉光武帝见谶书亦有所示，便即允之，并定于二月初十登泰封禅。其实汉光武帝信谶书原本无甚，须知他尚在民间务农之时，便已有人依据谶书《赤伏符》而预言他将来必为皇帝。他固然深信而疑。即位后，又曾兴建明堂、灵台、辟雍等场所，向天下公示图谶。而每每在有所疑惑难以决断之时，亦往往向谶书求助以决定。如是则使举国之人，尽好谶纬之术，真假谣言，八方涌起，人皆乐此不疲而放任正事于不为。诸多儒士深以为忧，纷纷上书规劝皇帝。而时任给事中之桓谭便是其中反响最激烈者。他尝言，但凡人之感情，总是忽视常理而不见，却重视奇闻怪谈。一如当今之新闻学观点一般，狗咬人不受重视，人咬狗反受关注。大家乐于此，则必有人制造谎言诡称新闻，则天下将流言四起。桓谭进而言，观乎先王先圣之记述，莫不以仁义道德为本，并不言虚玄怪诞之事。圣人不言天道久矣，自子贡之后便未曾有人听过。圣人恐后人不解而误听误传，反而失其大道。如今之硗薄腐儒，又如何知此道理？一任诸多长于奇技淫巧之方士擅自篡改图书，谎称谶记，用以投机取巧，迷骗贪婪邪恶之徒，欺君罔下，陛下如何不打压他们呢？昔陛下极力纠正方士炼丹点金术之谬，甚是英明。然而却从容接纳谶纬，真乃不智之举。陛下应当明察视听，发扬圣君之识见，摈弃各种小人邪说，讲述《五经》正义。桓谭此书，言辞激烈，直言皇帝之不是，大有斥之为昏君之意。汉光武帝看罢甚不悦。正巧此时又在讨论修筑灵台选址之事，汉光武帝便与桓谭较劲，说，朕欲以谶书所示作决定，你看如何？言外之意，你桓谭不是反对用谶么？我偏要用，并且还征询你的意见，使你尴尬，看你如何答复。桓谭果然半天不语，之后许久方说，臣下从不读谶书。汉光武帝便问，为何不读？桓谭便借机竭力数落谶书之不是，盖因谶书并非经典，故而不读。此说使光武帝大怒，斥之曰非议圣人，目无法纪，判斩立决以儆视听！桓谭吓得直叩头，直叩得血流如注。过了许久，才得以免死，被贬刘安郡做郡丞，病死途中（《资治通鉴·世祖光武皇帝下中元元年》原载如次：是岁，起明堂、灵台、辟雍，宣布图谶于天下。初，上以《赤伏符》即帝位，由是信用谶文，多以决定嫌疑。给事中桓谭上疏谏曰：“凡人情忽于见事而贵于异闻。观先王之所记述，咸以仁义正道为本，非有奇怪虚诞之事。盖天道性命，圣人所难言也，自子贡以下，不得而闻，况后世浅儒，能通之乎！今诸巧慧小才、伎数之人，增益图书，矫称谶记，以欺惑贪邪，诖误人主，焉可不抑远之哉！臣谭伏闻陛下穷折方士黄白之术，甚为明矣；而乃欲听纳谶记，又何误也！其事虽有时合，譬犹卜数只偶之类。陛下宜垂明听，发圣意，屏君小之曲说，述《五经》之正义。”疏奏，帝不悦。会议灵台所处，帝谓谭曰：“吾以谶决之，何如？”谭默然，良久曰：“臣不读谶。”帝问其故，谭复极言谶之非经。帝大怒曰：“桓谭非圣无法，将下，斩之！”谭叩头流血，良久，乃得解。出为六安郡丞，道病卒。）观此事，实则皇帝与臣子二人，各有不是。皇帝之不是，在于为皇帝之通病，讳疾忌医，不能包容直谏；而桓谭之不是，在于不该未曾读过谶书便竭力攻击谶书。桓谭起初所论，旨在批评皇帝不该事事沉迷谶术之中，使得举国上下莫不好焉，流言四起，人皆不修道德，荒废正事。刘秀睹此言尚觉有理而未发作，只是睹其言辞太过犀利而略有不悦。桓谭若是围绕此论，以此为重点，定能收到奇效，也是问题关键之所在。奈何后来自言不曾读过谶书，而又偏偏胆敢攻击谶书之不是，于刘秀看来，便是以己之无知而大放阙词，污蔑谶书，亦即非议圣人作谶之用意。真乃大不敬之罪，故使汉光武帝震怒不已。由此典故亦可警醒后人，一是若欲批判占验等类于图谶方术之不是，首先自己应精通其术，如若不然，皆是狂生妄言；二是后人精研占验等类于图谶之方术，亦不必每每言之，应以道德之修为本。
陈仲琳撰《封神演义》，吴承恩撰《西游记》及至蒲松龄撰《聊斋志异》，皆借鬼神之说传以微言大义。商纣之时，纣王宠信妲己，亲小人而远贤臣，小人者，鬼也，贤臣者，道也。亲小人而害道，致使国家覆亡，纣王身败，此皆前车之鉴；儿时看《西游记》，颇不解唐僧何以无半点神通，取经路上，千难万险，却能得诸多菩萨相加持护佑，只能归结为其人缘极好！而孙悟空虽神通广大，却何以不为唐僧之师，反做唐僧弟子？唐僧屡屡犯险，却须仰仗悟空解救，如此文文弱弱之辈，何能高于悟空、龙马、悟能、悟净之上？此后读至老子此章，方恍然大悟！盖因悟空虽神通具足，却无慈悲之心，不志于道，且以神通自持，我执我慢，处处惹是生非，亦因此而处处受制于人。唐僧不求神通，而神通自来，使天上天下，诸佛菩萨一路护持，虽求经路上，魔障重重，因道心不催，而自能成功。此便是“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之义。
此两者虽为小说，却内含深意，于谈笑中，点破大道玄关。《资治通鉴》中又记载有汉成帝之典故，颇可引以为戒，与本章相参证。
汉成帝好色贪淫，固然帝王多有此好，不能免俗，亦无可厚非，不过汉成帝之行为却定然堪称其中翘楚。汉成帝沉迷于女色，身体吃紧而未能生育。汉成帝本来以许皇后为原配，甚恩爱。同时又有宠幸班婕妤，亦分外融洽，而许皇后与班婕妤二人亦和睦共处，交相友善并未争风吃醋。此种情形在历代后宫之中，殊为难得。可见许皇后之大度及班婕妤之人品。后院得以安宁，前殿方能清静，此即国家、朝廷之福。而后宫之和睦，其实主要还是得益于班婕妤。皇帝喜好女子，自然常去后宫。一次汉成帝在后宫游逛，欲同班婕妤共乘一辆车，而班婕妤却始终不肯，并向皇帝进言，说臣妾观摩古代画卷，但凡圣明之君，皆是名臣伴随左右，而唯夏、商、周三代之末代君王，方是宠妃相随，姬妾群围。陛下若与臣妾同乘一辆车，岂不是与末代之君王相似乎？一番言辞，足见班婕妤之良善若此！班婕妤受宠而不独占，更将自己之侍女李平亦荐与皇帝，使李平受宠，并封为婕妤。如此班婕妤，良善至此，料来汉成帝应该知足才是。奈何汉成帝情欲太炽，永不能满足。尤其汉成帝风流成性，见异思迁，喜好微服出行，观察民间美人。一次途径阳阿公主家，见一位歌舞女名为赵飞燕者，睹其美貌，不能自持，当即一见钟情。立时召至宫中，大为宠幸。不仅喜欢赵飞燕，且亦喜欢其妹，将其妹妹亦召至宫中，姐妹二人与汉成帝同床受宠。赵飞燕妹妹之姿色似乎更胜一筹，几乎完美无瑕，左右侍从相见，莫不啧啧称叹。赵飞燕姐妹二人自然迅疾受封为婕妤。奈何此赵婕妤可不比于班婕妤。她不许皇帝均沾，便始终各种手段、手腕，使汉成帝单单迷恋、独享她姐妹二人。如此也罢，孰知赵飞燕更不知足，设计诬陷许皇后及班婕妤玩弄巫蛊法术祸害后宫中人，并诟骂皇帝，意欲欺君犯上。汉成帝成日沉迷于赵飞燕，自然百依百顺，深信不疑，于汉成帝鸿嘉三年十一月十六日（即公元前18年），废掉许皇后，打入冷宫（将许皇后移住于林苑昭台宫），同时并将许皇后家人等杀害，亲属均遣回原籍。班婕妤则被抓起来严刑拷打，备受折磨。前面若说班婕妤善良，此后班婕妤一番状语便足见班婕妤其人之节操！不愧是“以道莅天下”正义之士。面对拷打者，班婕妤淡淡地回答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修行正道，尚且不能蒙受幸福，从事邪恶，则还将有何指望？倘使鬼神有知，又岂能接受不守臣道之祝告；倘使鬼神无知，那祝告又有何用？故而我从不做以法术蛊惑他人之事！汉成帝闻言，思之甚有理，对此不再追究，并赏给班婕妤黄金百斤。班婕妤见赵飞燕姐妹二人把持后宫，骄纵蛮横，妒忌使坏，恐再受陷害，便自动请求到长信宫去侍奉皇太后，离开皇帝以求自保。皇帝此时自觉有愧，应允了她之请求。奈何汉成帝沉迷女色，不“以道莅天下”，反奉鬼为神，甚至连许皇后、班婕妤等道之化身皆被疏远，可想而知，赵飞燕姐妹俩又将如何飞扬跋扈，逞鬼逞神矣！皇后被废，赵飞燕日渐得宠，汉成帝便欲立赵飞燕为后，皇太后及朝中群臣均不同意，认为赵飞燕乃一块朽木，不可为栋梁支柱。不堪后位，不能母仪天下。汉成帝一意孤行，不顾反对，最终还是立赵飞燕为后。皇帝似乎生性“爱妾不爱妻”，赵飞燕被封为皇后之后，受宠反大不如前。其妹妹反而受到汉成帝之专宠，并被进封为昭仪，住在昭阳宫，庭中装饰全用朱红色，殿阁漆成黑色，门槛俱为黄铜，表面再镀以黄金。台阶皆白玉铺垫，壁中带状之横木皆用黄金环加以装饰，且用陕西蓝田山上之玉璧、明珠以及翠色鸟羽嵌入墙壁作为装饰。如此阵容，可谓奢华之极。自有后宫以来，还从未有人如此装潢过。赵飞燕原本歌姬出身，诚如当时群臣所论，朽木一块，何能堪当后位？其本性淫荡不贞，既然皇帝不宠，则自找人宠。于是便在别墅中常与侍郎及因有罪在宫中服役而生过许多儿子之奴仆私通。赵飞燕妹妹为遮住她姐姐种种丑事，从而保住姐妹俩之地位，于是告诉汉成帝，说自己姐姐性格刚烈，定然因此而得罪有不少人。倘若有人设计陷害，我们赵家必定会遭灭族绝种之祸。赵妹妹边说边哭，声泪俱下，委实惹人见之尤怜。汉成帝偏又属于“爱江山更爱美人”一类，特别怜香惜玉，自然相信了赵昭仪所言并许诺：若有人密告皇后胡乱奸淫，则格杀勿论。君子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汉成帝对美人往往一诺千金，事后不久，果然屡屡有人密报赵皇后行为不检，皆被汉成帝所斩杀。从此之后，人皆求自保，则无人敢再言赵皇后丑事。赵飞燕有恃无恐，则淫行更加猖獗，甚至公开宣淫，放荡无忌。当时有光禄大夫刘向，深得成帝信任，却亦不敢直言，便将《诗经》、《书经》中所记载能够兴盛国家、显耀家族之贤妃贞妇，亦及庶妻、宠妾淫乱而亡国之史事，从正反两方面之典型，编出《列女传》一书；又摘录书传上有关国家兴亡之记载，著成《新序》、《说苑》两书，进呈给成帝看，为能改变汉成帝之做派，刘向可谓煞费苦心。汉成帝读罢此书，亦颇觉有理，深知刘向之好意，奈何“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偏偏不改。此后，便有谷永之直言上谏。谷永时任凉州刺史，可谓封疆大吏。公元前15年，亦即汉成帝永始二年，谷永进京办公，向朝廷汇报工作。完事后，正欲返回凉州，成帝便派遣尚书询问谷永还有话说否。谷永便上疏直言，云：臣闻天下之君王，最大之忧虑，便在于君王若有了危亡之事，而臣下虽有拯救危亡之意见，却不能上达并得以采用。倘若拯救危亡之意见能够传达，那么商朝、周朝便不会改朝换代而持续兴盛，夏商周三代亦自不会相更替。夏朝、商朝在将亡之时，路人皆知，唯独王者却高高在上，自以为如日中天，无人能够损及其身。因而其罪恶与日俱增，却毫不知觉。甚至于国家将颓，仍不醒悟。《易经》有言：“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陛下如若度量宏大，听取臣属意见，不因其人犯忌直言而被诛，使身居草野之小臣，亦敢于将自己之所见所闻向陛下陈述，便是群臣之最大心愿，亦为国家之长远幸福。去年九月，有黑龙出现，同月三十日，发生日食。今年二月二十八日夜，有流星陨落，三十日，又发生日食。仅短短六月之间，便有四次极大之天象变异。此四次乃在九月、二月，每月发生两次。纵是夏商周三代之末，及春秋时天下大乱，均不曾有此现象。臣听闻夏商周三代之所以丧国、丧失宗庙，均是因妇人专宠及群小包围，整日沉湎酒色。秦王朝亦仅传两代而止，前后不过十六年便宣告灭亡。考其因由，亦全在于执政者太过荒淫骄奢放纵，秦始皇死后之埋葬又太过丰厚。此两者，陛下如今兼而有之，臣斗胆陈述陛下将要面临之严峻后果：建始、河平年间，许皇后及班婕妤之显贵，名动一时，震惊天下，亦足见陛下对妇人之宠爱，已然登峰造极。任谁也不曾想，不过才短短时间，便又有自微贱而起之赵飞燕姐妹、李平，她们所受之恩宠，却十倍于许、班。业已破坏先帝所立之法度，陛下轻信赵氏姐妹之谗言，随意晋官封爵，原本于王法当杀之人，竟然逍遥自在，且让赵氏之亲属任意骄横，赐以权力，横行霸道，扰乱朝政，连专司巡视举谏之官员，亦不敢执行法令，不敢上奏朝廷。陛下又使用掖庭狱、滥肆逮捕，所受之苦刑，远胜于商纣王之炮烙。以如此残酷之刑具灭绝人命，陛下不过纯是为赵飞燕、李平等报仇安抚而已。罪证确凿之犯人，竟然无罪释放，公正贤能之官吏，却遭受抓捕杀害。狱中多是无罪之人，乃是屈打成招，被迫认罪。如何不教上天一再日食，来彰明赵飞燕、李平两大家族之罪恶？为人君者，定是先自毁，尔后上天方毁之。如今陛下不顾一国之尊，而热衷于家奴小人，喜作微贱之事，厌弃崇高至美之皇帝尊号而不为，喜好微服出行，竟冒充富平侯张放之家臣，自取一个俗名以便随从任意相呼，更纠集诸多轻浮孟浪不义之徒，奉为自己之上宾。常常抛开政事不务而远离深宫，不舍昼夜，与如此一群小人相依为伴，如同乌鸦一般时聚时散，平起平坐，成日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互相呷戏，不分彼此，混乱一气，纵情取乐，日夜不归，使得负责门禁及奉命宿卫之武将手持干戈，饱受困苦守卫一座空宫！满朝公卿百官，无人知陛下在于何处。此种荒唐情形，发生已有数年情形，连续不断，越演越烈！王以民为基，民以财为本。若资财枯竭，无以续命，则人民必会反叛，人民一旦反叛，国家必定灭亡。因而，但凡圣明之君，都注重保护、热爱子民，不敢穷竭民财以为私用，使唤黎民百姓便如同承奉重大祭祀一般，心存谨慎，小心翼翼。然则陛下如今却如此轻易地剥夺人民财产，不爱苍生，不顾百姓死活，又不爱民力，听信奸臣邪徒之计，放弃高大开阔之初陵不顾转而修建昌陵。竟使修建昌陵之劳役，远远超过楚灵王兴修乾溪宫之百倍！国家于此所耗费之财力，足可与秦始皇之骊山陵寝相等。如此费尽天下民众之资财，历时五年苦修尚未能建成，便又回头重修初陵，几经辗转，使百姓仇恨震天，饥馑频频，百姓流离失所，四处乞食，仅饿死于途中者，便有数百万之众。国家无一年之储，百姓无十日之蓄，上下匮乏，彼此俱不能相救。而陛下却日日笙歌，夜夜纵情。《诗经》有言，“商汤取代夏桀，近在前朝，而商汤之子孙，应以夏桀灭亡为戒鉴。”臣恳望陛下能仔细回溯夏、商、周、秦所以终失天下之因，以此为警戒！若陛下之言行不与如许亡国之君相类，则臣下愿负欺君罔上之罪，接受诛杀！汉朝（东汉）自建立之始至于今时，历经九代一百九十余年，子继父位之国君有七位，他们皆承天顺命，恪守先王法度，或以重新兴盛，或以政治清明使国家安定繁荣而著称。唯独传至陛下，却违背天道，为所欲为，纵情享乐，不加克制，轻卑自身，肆意妄为。正值壮年，却无子嗣以继，又有亡国之忧。历数久失君王之道者，其言行俱不合于天意天道。此等教训，已然太多！可不令人堪忧？身为子孙，保守先人之功勋事业，竟然一至于斯，难道陛下不觉有愧么？当今社稷、宗庙已处于祸福安危，生死存亡之际，是福是祸，全在于陛下一人之所为。陛下若能幡然醒悟，一心不乱，回归于正道，改过自新，臣以为，待到陛下之德行显著之时，则一切天灾怪异，或将自然消除！已渐失而去之天命，或将重又复兴，宗庙、社稷，或将得以保存！恳请陛下三思，并仔细斟酌微臣所论！谷永直言上书，所述字字是血，句句击中要害，不可不谓大胆之至。乃冒死之谏。条分缕析，将汉成帝之罪过一一陈列，先言其好色，为讨妇人欢心而不顾一切，且徇私枉法，滥用酷刑，滥杀无辜，颠倒是非、不分黑白。次言皇帝不务正业，与小人为伍，结交狐朋狗友，臭味相投，狼狈为奸；三说皇帝任意役使百姓大修陵墓，耗竭天下民力、财力；四说皇帝违背天道，天欲使之绝嗣，为王者可有半点羞耻心？五说皇帝久失君王之道，言行不合天意，坏事做尽，恶贯满盈……此奏疏所论，无疑是在揭露、批判、责问汉成帝之罪恶，行文酣畅，淋漓尽致，给汉成帝一顿痛骂、臭骂。汉成帝看罢奏疏后，大发雷霆，即命侍御史拒捕谷永，却又告诫侍御史，若谷永已走出离长安六十里之交道厩以外，便不必再追捕，姑且放他一马。结果侍御史追至交道厩，谷永因得汉成帝舅父卫将军王商之密报而早已远离。此刻汉成帝怒气已消，后悔自己不该派人追杀谷永。实际谷永是汉成帝向来重视之人，之前因谷永敢于直言上疏而获钦命提拔。由此亦可见，汉成帝尚不至昏庸透顶。虽如此，汉成帝之作风已使得大汉王朝越出正轨，自此走向不归。此则典故，足以说明失道之可怕！道之不再，则小人横行，兴风作浪，鬼气冲天！而贤人如班婕妤、谷永等皆隐逸而去。令人深思！（按，中华书局2009版P351《资治通鉴》卷三十一原载如次：初，许皇后与班婕妤皆有宠于上。上尝游后庭，欲与婕妤同辇载，婕妤辞曰：“观古图画，贤圣之君皆有名臣在侧，三代末主乃有嬖妾。今欲同辇，得无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闻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班婕妤进侍者李平得幸，亦为婕妤，赐姓曰卫。其后，上微行过阳阿主家，悦歌舞者赵飞燕，召入宫，大幸；有女弟，复召入，姿性尤醲粹，左右见之，皆啧啧嗟赏。有宣帝时披香博士淖方成在帝后，唾曰：“此祸水也，灭火必矣！”姊、弟俱为婕妤，贵倾后宫。许皇后、班婕妤皆失宠。于是赵飞燕谮告许皇后、班婕妤挟媚道，祝诅后宫，詈及主上。冬，十一月，甲寅，许后废处昭台宫，后姊谒等皆诛死，亲属归故郡。考问班婕妤，婕妤对曰：“妾闻‘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修正尚未蒙福，为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诉；如其无知，诉之何益！故不为也。”上善其对，赦之，赐黄金百斤。赵氏姊、弟骄妒，婕妤恐久见危，乃求共养太后于长信宫。上许焉。……上欲立赵婕妤为皇后，皇太后嫌其所出微甚，难之。太后姊子淳于长为侍中，数往来通语东宫；岁馀，乃得太后指，许之。夏，四月，乙亥，上先封婕妤父临为成阳侯。谏大夫河间刘辅上书，言：“昔武王、周公，承顺天地以飨鱼、鸟之瑞，然犹君臣礻氐惧，动色相戒。况于季世，不蒙继嗣之福，屡受威怒之异者虖！虽夙夜自责，改过易行，畏天命，念祖业，妙选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以承宗庙，顺神祗心，塞天下望，子孙之祥犹恐晚暮！今乃触情纵欲，倾于卑贱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于天，不愧于人，惑莫大焉！里语曰：‘腐木不可以为柱；人婢不可以为主。’天人之所不予，必有祸而无福，市道皆共知之，朝廷莫肯壹言。臣窃伤心，不敢不尽死！”书奏，上使侍御史收缚辅，系掖庭秘狱，群臣莫知其故。于是左将军辛庆忌、右将军廉褒、光禄勋琅邪师丹、太中大夫谷永俱上书曰：“窃见刘辅前以县令求见，擢为谏大夫，此其言必有卓诡切至当圣心者，故得拔至于此；旬月之间，收下秘狱。臣等愚以为辅幸得托公族之亲，在谏臣之列，新从下土来，未知朝廷体，独触忌讳，不足深过。小罪宜隐忍而已，如有大恶，宜暴治理官，与众共之。今天心未豫，灾异屡降，水旱迭臻，方当隆宽广问，褒直尽下之时也，而行惨急之诛于谏争之臣，震惊群下，失忠直心。假令辅不坐直言，所坐不著，天下不可户晓。同姓近臣，本以言显，其于治亲养忠之义，诚不宜幽囚于掖庭狱。公卿以下，见陛下进用辅亟而折伤之暴，人有惧心，精锐销耎，莫敢尽节正言，非所以昭有虞之听，广德美之风！臣等窃深伤之，惟陛下留神省察！”上乃徙系辅共工狱，减死罪一等，论为鬼薪。……六月，丙寅，立皇后赵氏，大赦天下。皇后既立，宠少衰。而其女弟绝幸，为昭仪，居昭阳舍，其中庭彤硃而殿上髹漆；切皆铜沓，黄金涂；白玉阶；壁带往往为黄金釭，函蓝田璧、明珠、翠羽饰之。自后宫未尝有焉。赵后居别馆，多通侍郎、宫奴多子者。昭仪尝谓帝曰：“妾姊性刚，有如为人构陷，则赵氏无种矣！”因泣下凄恻。帝信之，有白后奸状者，帝辄杀之。由是后公为淫恣，无敢言者，然卒无子。光禄大夫刘向以为王教由内及外，自近者始，于是采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及孽、嬖乱亡者，序次为《列女传》，凡八篇，及采传记行事，著《新序》、《说苑》，凡五十篇，奏之，数上疏言得失，陈法戒。书数十上，以助观览，补遗阙。上虽不能尽用，然内嘉其言，常嗟叹之。昌陵制度奢泰，久而不成。刘向上疏曰：“臣闻王者必通三统，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也。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孝文皇帝尝美石椁之固，张释之曰：‘使其中有可欲，虽锢南山犹有隙。’夫死者无终极，而国家有废兴，故释之之言为无穷计也。孝文寤焉，遂薄葬。棺椁之作，自黄帝始。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丘垅皆小，葬具甚微；其贤臣孝子亦承命顺意而薄葬之。此诚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孔子葬母于防，坟四尺。延陵季子葬其子，封坟掩坎，其高可隐。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亲、骨肉皆微薄矣。非苟为俭，诚便于体也。秦始皇帝葬于骊山之阿，下锢三泉，上崇山坟，水银为江、海，黄金为凫、雁，珍宝之臧，机械之变，棺椁之丽，宫馆之盛，不可胜原。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骊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万之师至其下矣。项籍燔其宫室、营宇，牧儿持火照求亡羊，失火烧其臧椁。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数年之间，外被项籍之灾，内离牧竖之祸，岂不哀哉！是故德弥厚者葬弥薄，知愈深者葬愈微。无德寡知，其葬愈厚。丘陇弥高，宫庙甚丽，发掘必速。由是观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见矣。陛下即位，躬亲节俭，始营初陵，其制约小，天下莫不称贤明；及徙昌陵，增卑为高，积土为山，发民坟墓，积以万数，营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费大万百馀，死者恨于下，生者愁于上，臣甚愍焉！以死者为有知，发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无知，又安用大！谋之贤知则不说，以示众庶则苦之，若苟以说愚夫淫侈之人，又何为哉！唯陛下上览明圣之制以为则，下观亡秦之祸以为戒，初陵之模，宜从公卿大臣之议，以息众庶！”上感其言。……谷永为凉州刺史，奏事京师，讫，当之部，上使尚书问永，受所欲言。永对曰：“臣闻王天下、有国家者，患在上有危亡之事而危亡之言不得上闻。如使危亡之言辄上闻，则商、周不易姓而迭兴，三正不变改而更用。夏、商之将亡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晏然自以若天有日，莫能危，是故恶日广而不自知，大命倾而不自寤。《易》曰：‘危者有其安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陛下诚垂宽明之听，无忌讳之诛，使刍荛之臣得尽所闻于前，群臣之上愿，社稷之长福也！元年，九月，黑龙见；其晦，日有食之。今年二月己未夜，星陨；乙酉，日有食之。六月之间，大异四发，二二而同月。三代之末，春秋之乱，未尝有也。臣闻三代所以陨社稷、丧宗庙者，皆由妇人与群恶沉湎于酒；秦所以二世十六年而亡者，养生泰奢，奉终泰厚也。二者，陛下兼而有之，臣请略陈其效。”建始、河平之际，许、班之贵，倾动前朝，熏灼四方，女宠至极，不可上矣；今之后起，什倍于前。废先帝法度，听用其言，官秩不当，纵释王诛，骄其亲属，假之威权，从横乱政，刺举之吏莫敢奉宪。又以掖庭狱大为乱阱，榜棰僭于砲烙，绝灭人命，主为赵、李报德复怨。反除白罪，建治正吏，多系无辜，掠立迫恐，至为人起责，分利受谢，生入死出者，不可胜数。是以日食再既，以昭其辜。王者必先自绝，然后天绝之。今陛下弃万乘之至贵，乐家人之贱事，厌高美之尊号，好匹夫之卑字，崇聚僄轻无义小人以为私客，数离深宫之固，挺身晨夜，与群小相随，乌集杂会，饮醉吏民之家，乱服共坐，流湎枼嫚，溷淆无别，黾勉遁乐，昼夜在路，典门户、奉宿卫之臣执干戈而守空宫，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积数年矣。王者以民为基，民以财为本，财竭则下畔，下畔则上亡。是以明王爱养基本，不敢穷极，使民如承大祭。今陛下轻夺民财，不爱民力，听邪臣之计，去高敞初陵，改作昌陵，役百乾溪，费拟骊山，靡敝天下，五年不成而后反故。百姓愁恨感天，饥馑仍臻，流散冗食，餧死于道，以百万数。公家无一年之畜，百姓无旬日之储，上下俱匮，无以相救。《诗》云：‘殷监不远，在夏后之世。’愿陛下追观夏、商、周、秦所以失之，以镜考己行，有不合者，臣当伏妄言之诛！汉兴九世，百九十馀载，继体之主七，皆承天顺道，遵先祖法度，或以中兴，或以治安；至于陛下，独违道纵欲，轻身妄行，当盛壮之隆，无继嗣之福，有危亡之忧，积失君道，不合天意，亦以多矣。为人后嗣，守人功业如此，岂不负哉！方今社稷、宗庙祸福安危之机在于陛下，陛下诚肯昭然远寤，专心反道，旧愆毕改，新德既章，则赫赫大异庶几可销，天命去就庶几可复，社稷、宗庙庶几可保！唯陛下留神反覆，熟省臣言！”帝性宽，好文辞，而溺于燕乐，皆皇太后与诸舅夙夜所常忧；至亲难数言，故推永等使因天变而切谏，劝上纳用之。永自知有内应，展意无所依违，每言事辄见答礼。至上此对，上大怒。卫将军商密擿永令发去。上使侍御史收永，敕过交道厩者勿追；御史不及永，还。上意亦解，自悔。）
此章是老子深刻阐述乾坤之道，教人以道德立极，则自然神钦鬼伏。神鬼皆钦服于道德，盖神鬼亦为天地所生，而道德为天地之情，神鬼伏于天地，必伏于道德，故人若以道德立命，鬼神亦必当钦敬之。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邻（《论语·里仁》）”，或言于此耶！《系辞传》曰：“显道神德行，是故可与酬酢。”其义一焉！
道德立而命自立，孟子曰：“仁则荣，不仁则辱”，仁则其鬼不神，不仁则其鬼逞神。《左传》曰：“祸福无门，唯人所召”，以道莅天下，则鬼神皆莫能伤之于我，故吕洞宾言，“始信我命不由天”，皆此理也。孔子深明此理，作系辞传，曰：“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此一句与老子“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非其神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一句，何其类也。
《帛书易》中载有孔子论《易》数则，其中一则如次：“‘赐！吾告女……夫《易》：刚者使之惧，柔者使之刚，愚人为而不忘（妄），奸人为而去诈。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虑，纣乃无道，文王作，讳而辟（避）咎，然后《易》始兴也。’子赣曰：‘夫子亦信其筮乎？’子曰：‘吾百占而七十当，唯周梁山之占也，亦必从其多者而已矣。’子曰：‘《易》，我后（侯）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幽赞而达数，明数而达于德，又仁守者而义行之耳也。赞而不达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史巫之筮，乡（向）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侯）乎？’”以上文论，足证孔子“不语怪力乱神”之因由，非是不信卜筮，而是信而不论。何也故？乃同于老子“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之旨故也。所谓“吾百占而七十当”者，只是谦称，并非实指，因“唯周梁山之占”不验此一“唯”字，便见孔子占验之灵。因“幽赞而达数，明数而达于德”一句而知孔子是由占卜而引发思考，发现“祸福无门，唯人所召”之原理，进而修身立德，从而入道。以修身立德为本，占卜之术为末，德不立，占卜何益？德若立，又何须占卜？只知照搬，念诵赞辞而不明其数理原则者，不过是巫士，知道其数理而不能明于《周易》之道德内涵，亦不过是史官而已（赞而不达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后世若有非议我孔子者，或将是以为我学《易》好占之故，其实不然，巫史学易是迷恋其术数之表象，而我学易则是求其道德之根本（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盖迷于术数则只能逆知来事，而于事无补，治标不治本，则徒知何益？若求其道德，则自能迁善，治本而达标，又何须占卜？故孔老之徒，实俱出于道德之门，同谓之圣，同谓之贤。又岂有别异哉？
原山东泰安市市委书记胡建学，曾听某卜者论其命，言其可至于副总理，然命中尚欠一座桥，待桥搭好后喜事便至。胡即下令将耗资数亿元之国道改线，使其穿越一座水库，并顺理成章在水库上修起一座大桥。孰料官未提升，却因受贿罪被判死缓（受贿63万元）；
河北省常务副省长丛福奎，在一次饭桌上结识“易学女大师”殷凤珍。殷凤珍指出他身上有病，丛于是与之私下来往，过从甚密。殷凤珍欲在北京定居，向丛省长索要北京住房一套，于是丛向某商人索贿巨资为其购房，殷此后不断向丛索要钱财等不计，丛于是向他人索贿受贿自此一发不可收拾，终以受贿罪被判死缓（受贿936万余元），以上两则，不过随意列举，说明孔子与巫卜确然“同途而殊归”。
此两位现世巫卜，何以借术数之名而行此不义之事（尤以殷某为甚），既自命易学宗师，又何以将先贤所教抛之不顾？两位官员，妄以玄术改命，实则大谬之极，德之不立，风水何益？福德何至？
又有内蒙古赤峰市市委书记徐国元，常年在家供奉观音菩萨圣像，日日膜拜，却每每将受贿巨资先放入佛龛内一段时间再取出，祈求佛菩萨保佑其收贿受贿永远平安。孰料东窗事发，以受贿一千两百余万元被判死缓。
以上三则，真可谓警世钟矣！
徐国元信仰佛法，却是信而不奉，佛陀亲言，载于《大宝积经》，偈曰：“假使经百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乾隆大藏经》2009版，第十八册《大宝积经》第五十七卷，P291）”乃明言，因果之数，无人可解，全在自己。《传灯录》卷四载佛有三能三不能。元圭禅师云：“佛能空一切相成万法智，而不能即灭定业（定业不转）；佛能知群有性，穷亿劫事，而不能化道无缘（无缘不度）；佛能度无量有情，而不能尽众生界（众生不尽），是为三不能也。”此亦说明，因果业力之数，自缚还当自解，纵使佛陀亦爱莫能助，目犍连尊者救母一例，便足以说明（详见作者《释迦牟尼佛》一文）。佛陀所言，即是《左传》“祸福无门，唯人所召”之谓。又岂能妄求佛菩萨为彼等自造之恶因（贪污）相解救呢？既然自造了恶因，则必有恶果须自食，释迦佛说明因果之理，只是教人行善方便以自救。《大宝积经》第五十二卷云：“此缘起法，因果不坏。虽复是心法性，无有自性，无有作用，无有主宰，然此诸法依止因缘而得生起。我当随其所欲积集善根，既积集已修相应行，终不舍离是心法性。”此即说明，命运（缘起）之产生无有主宰，并非神力所造，乃是因果之数。欲获解脱，必当“积集善根”，奈何竟以妄想自欺，作恶不息，虽拜佛何益？着实可叹！明代王船山曰：“盖鬼神者，君子不能谓其无，而不可与天下明其有。有于无之中，而非无有于无之中，而又奚能指有以为有哉！（见《读通鉴论》卷三）”故孔子鲜言性与天道，不语怪力乱神之用心，盖出于此理耶！
河上公曰：“以道德居位治天下，则鬼不敢见其精神以犯人也。……非鬼神不能伤害人，以圣人在位不伤害人故，鬼不敢干之也。鬼与圣人倶两不相伤也。人得治于阳，鬼得治于阴，人得全其性命，鬼得保其精神，故德交归焉。”
严君平曰：“鬼神治阴，圣人治阳，治阴者杀偶，治阳者杀奇。虚无清静，鬼神养之；纤微寡鲜，鬼神辅之；盛壮有余，鬼神害之；盈满亢极，鬼神杀之。不属其类，圣人奉之；忠信顺善，圣人与之；雄俊豪特，圣人察之；作变生奇，圣人杀之。故动于阴者，鬼神周之；动于阳者，圣人制之；唯无所为者，莫能败之。圣人在上，奇不得起，诈不得生，故鬼以其神养物于阴，圣人以其道养物于阳。福因阴始，德因阳终，鬼神降其泽，圣人流其恩。交归万物，若性自然，流道沉德，洽和同真。”苏子由曰：“烹小鲜者，不可挠；治大国者，不可烦；烦则人劳，挠则鱼烂。圣人无为，使人各安其自然。外无所求，内无所畏，则物莫能侵，虽鬼无所用神矣。非其鬼之不神，亦有神而不伤人耳。非神之不伤人，圣人未尝伤人，故其鬼无能为耳。人鬼所以不相伤者，由上有圣人也，故德交归之。”吕吉甫曰：“得有国之母以治国，虽大无难也。烹鱼者不可以烦，而烹小鲜者，尤当全之而不割者也。治大国者，亦若是而已，烹而割之则伤矣。以道莅天下者，谓之大制，亦不割以伤之而已。及其至也，则其鬼不神，凡以不伤之所致也。何以言之？鬼之为道，非不神也，厥与人杂扰而见其神，则不能不伤人。而所以不神者，以圣人为能以道莅天下，使人不淫其性，不迁其德，无大喜大怒，以干阴阳之和；所谓处混芒之中，与一世而得澹漠焉者也。则是圣人亦不伤人也！唯圣人为能不伤人，故阴阳和静，鬼神不扰，万物不伤，群生不夭，则其神不伤人也。神不伤人，则无以见其灵响而神焉。由此观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也，由其神不伤人，故不神也；非其神不伤人，由圣人亦不伤人，故其神不伤人也。使圣人之于人，不能全其朴而伤之，而人失其性，至于四时不至，寒暑之和不成，人之所以伤神者为多，则神其能不伤人乎？夫唯神不伤人，则神归德于人，神不伤人，而人亦归德于神矣，故曰夫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
北宋程致道曰：“圣人不伤民，固也而能使鬼神亦不伤人，何哉？盖人之在道，道之在人，犹鱼之在水，水之在鱼也。亦何生死之辨乎？方其以道莅天下，天下之民，其生也泊焉，所以善其生也。其死也寂然，所以善其死也。寂然而已，鬼安得而神乎？生也如彼，死也如此，尚安得有灵响崇厉之为哉！”以上诸篇，均有各家之见，正好合而参之，补一人所见之不足。
注：以上仅为论及“老子旨归”处之一部分。将来若有时间，可择选《干支哲学》的部分文论陆续上传。若转载，恳请注明作者及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