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比亚迪无疑是现在最受关注的中国公司。
自从2008年9月沃伦·巴菲特（WarrenBuffett）以2.3亿美元（ 约合18亿港元）入股以来，市场掀起了持续的“比亚迪热”。短短一年间，比亚迪的股价从8港元涨至85港元，上升了10倍；甚至与其有业务来往的企业，也有了“比亚迪概念股”之称。
与之相对应的，是比亚迪传统汽车销售一路高奏凯歌：2003年才通过收购进入汽车领域的比亚迪，2008年汽车销量达到20万辆；2009年达到了惊人的45万辆，仅F3一款车型就销售了近30万辆。
汽车巨头们正改变态度，从不屑一顾到言必称比亚迪。厚朴基金创办人方风雷称，2009年全球汽车行业最聪明的投资者，就是投资比亚迪的巴菲特，因为比亚迪将电动汽车变为可能，给中国带来了机会。
这家近年来最成功的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创始人王传福，刻意低调。从1995年创办比亚迪，以手机电池起家，后延伸至手机零部件；2003年转战汽车，凭借成本优势和销量打败对手，征服质疑者，他将比亚迪打造成中国最大的电池生产商、进步最快的本土车商，以及电动车和新能源的旗手。15年间，他仅接受过一次公开电视采访。
过去的成功夯实了投资者的信任，电动车和新能源概念则带来巨大的想象空间。虽然直到现在，除了在车展上，还没有外人真正开过比亚迪第一款纯电动汽车E6。对于比亚迪在电动车和新能源上的技术实力，外界既好奇又疑惑。更好奇的是，王传福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比亚迪在传统产业里创造的神话，能否在电动车和储能电池领域继续？
在过去的两个多月中，本刊记者访问了大量比亚迪的同行、员工、消费者、供应商、投资者，以及汽车检测机构、投资中介机构和分析师，试图全面剖析比亚迪，还原支撑其高股价的电动汽车真实图景，并寻找驱动企业和企业家的内在基因。调查采访指向两点：
第一，与外界的想象相反，比亚迪真正的竞争力不是新技术领先实力，而是将中国劳动力优势发挥到极致所创造的特定生产研发方式。它能从一个领域跳到另一个看似不相干的新领域并取得成功，正有赖于这一比亚迪生产方式。与之相配套的，是稳定而富有执行力的团队，以及独特的高激励、高福利企业文化。
第二，电动车和新能源概念很美，但比亚迪已经透支了这些概念。在高股价水平上，投资风险越来越高。比亚迪并没有绝对领先的电动车技术，电动车也远未达到量产的能力和时机。如果市场成熟，它有可能凭借前述生产模式造出更便宜的电动车，但那一天还早。储能电站最吸引人，但基本还处在实验室阶段。
在王传福进入的电动车和新能源领域，商业模式远未成形，相当长时间内必须高度依赖政府资源、财政补贴和政策扶持。从做市场生意全面转向做政府生意，比亚迪转变车道，但这不是王传福已得到证明的长项。以手机代工养汽车，以传统汽车养新能源，比亚迪的这条路能否走通，需要的不仅是企业家智慧，甚至主要不是企业家智慧。做政府生意，这与比亚迪方式是错配还是绝配？决定权不在王传福手上。
如果比亚迪方式不再是撒手锏，比亚迪将会怎样？
比亚迪方式
从250万元起家的电池代工车间，到400亿元的新能源巨人，比亚迪靠的是三大生长激素：逆向开发、垂直整合、廉价劳动力
记者 梁冬梅 杨彬彬 符燕艳 王端
22岁的汽车工程师李学林没想到能拆解老板的奔驰S300。
李学林至今记得，拆解奔驰那天，七八名同事围着这个黑色、价值百万的“大家伙”站了很久，不敢下手。最后，一个个子不高、微微发福的中年人拿起车钥匙，在车身上狠狠划了一道。“这样你们就可以动手了。”中年人擦去脑门上的汗珠。他是王传福，这辆车和比亚迪的主人。安徽人，倔强。
拆车是为了逆向开发一条电控生产线。所谓“逆向开发”，就是拆开其他厂商的现成产品学习，再想办法自己生产。这样做成本至少节省三分之一。李学林只是比亚迪3万余名工程师团队中的一颗“螺丝钉”。从1995年创立起，这家以电池代工起家的企业，就以颠覆者的姿态，从电池跳入IT、汽车、新能源等一个个看似毫不相关的新领域。
通过对畅销产品的逆向开发、对自动化生产方式的全面改造、从上游到下游无所不包的垂直供应链管理，比亚迪在进入的每个领域都获得成功。
模仿者的革命？同行对比亚迪评价两极。但是成功者不受谴责。
在目睹了2009年比亚迪廉价传统车型F3的巨大成功后，一位曾当面质疑王传福的资深业内人士开始自我怀疑。
“我开始有点怀疑自己的价值观，比亚迪也许是条成功的路。”这位曾经担任中国另一家大型汽车企业研究院院长、现在某知名大学任教的专家说。
比亚迪式模仿
集中、生猛、精细的模仿
2009年5月起，西安街头的出租车陆续换成了比亚迪F3。乍一看，很容易让人误以为是丰田花冠。F3从外形到内饰全面“借鉴”了丰田畅销车型花冠，只是价格相差近一倍，普通配置的F3不到6万元，花冠则需要10万元。
比亚迪对此并不避讳。在F3的早期销售中，销售人员甚至刻意宣传这种相似性。河南省郑州市的一些4S店提供明码标价的换标服务——客户买了比亚迪F3，只要再加上几百元钱，工作人员就负责帮忙换上丰田的标志。短短五年间，F3年销量达到30万辆，成为2009年中国最畅销的一款轿车。
为了在最短时间造出车、造好车，比亚迪每年都花费数千万元购买全球各地上市的最新车型，拆解学习。在比亚迪深圳坪山基地厂区，经常能看到挂着“试”字车牌的高级轿车，奔驰、宝马、雷克萨斯、丰田、本田，应有尽有。
早年进入电池领域，王传福也是这样建立了第一条生产线。当时一条最先进的三洋全自动镍镉电池生产线需数千万元，而比亚迪全部创业资金只有250万元，是王传福向表哥吕向阳借来的。这个倔强的安徽人决定自己动手做。通过拆解改装，最终，比亚迪只花费了100多万元就建成一条一模一样的生产线。
2002年瑞银投行亚洲区主席蔡洪平将比亚迪推上香港资本市场不久，王传福告诉他有意进入汽车业，蔡激烈反对。整个比亚迪的创业团队中，只有锂电池生产设备的主要研发设计人毛德和支持王。王蔡二人争论很久，王最后说，他已经解剖了大量汽车，结论是“汽车不应该是这个价钱”。
2003年1月，比亚迪收购陕西秦川汽车77％的股权。不久，业内传闻比亚迪在上海松江招募了数千人建汽车研发中心。当年4月，曾任职奇瑞的一位业内资深人士闻讯来到比亚迪在上海松江的实验室，他吃惊地发现，实验室设备只有一两台是进口的，其余全部根据进口设备仿制。
这位资深人士是“逆向开发”的激烈反对者，一直主张中国汽车企业应走自主开发的道路。他回忆说，2005年F3上市后，奇瑞曾买了一台样车研究，认为不过是对丰田花冠的拙劣模仿，无论是外形，还是工艺、配套，都不是奇瑞对手。几年后，他们发现F3制造工艺迅速成熟，一个可怕的对手诞生了。
为什么这种简单粗暴的模仿做法能够赢得市场？这位从事汽车设计多年的资深人士开始思考其中的道理。本土民营汽车企业都从模仿起步，但又都在知识产权纠纷和市场压力下逐渐放弃了简单模仿。比亚迪能后来居上，原因在于在模仿之路上走得更大胆激进，但没有犯很多本土汽车公司的通病。
他总结了比亚迪式模仿的三大特点：第一是集中，不盲目上车型，把有限资源集中在拳头产品上；第二是生猛，选择卖得最好的产品，“明目张胆”地抄；第三，精细。成本和质量控制严格，学习能力极强，什么都自己做。“同样是模仿，比亚迪做得好，与它之前在电池和IT领域积累的严密质量控制体系有关。”
“它也许是对的。”当F3卖到30万辆时，这位人士更新了自己的判断，“这家公司很有可能成为中国汽车业的榜样。”A.C科尔尼高级经理吴晶辉也认同这种观点。
不受欢迎的采购商
模仿一切，然后一切亲力亲为
比亚迪让供货商们既爱又怕。
电解质是生产锂电池的核心原料之一，通常占到电池原材料成本的20％左右。位于江苏张家港的国泰华荣新材料化工有限公司，是中国最大的锂电池电解质生产企业，也曾是比亚迪最大的电解质供应商。
国泰华荣大股东江苏国泰（002091.SZ）的董秘郭盛虎记得，2005年，王传福带技术人员来访，仔细参观生产车间和设备，详细询问各种技术参数，并下了一张50多吨的订单——相当于当年产量的一半。但是，“买了一两次之后，比亚迪就再也不买，开始自己做了。”
不光是电解质，很多为比亚迪供应模具、材料、组件等上游原料的供应商，都有过类似遭遇。这种上下游不断延伸的“垂直整合”压缩了成本。比亚迪在短短几年内超越日本三洋，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镍镉电池供应商，其后又成为第二大锂电池供货商。
进入产业链更复杂的汽车领域，比亚迪“垂直整合”模式更发挥到极致。
汽车四大工艺包括冲压、焊接、涂装、总装。上世纪90年代之后，世界主要汽车厂商如通用、福特等纷纷“去配套”化，外包比例不断加大，以提高效率、分散风险。比亚迪却反其道而行之，能做的全部自己做。按照王传福的说法，除了轮胎、玻璃和少数标准件，比亚迪几乎所有配套产品如发动机、减震器、座椅、车灯、雨刮器等，都可以部分或者全部由自己生产。
以冲压环节为例。通常，汽车企业在自行或外包设计出一款车型后，会交由相应的模具工厂设计、开发全套模具。一套中级车的模具数量通常在1500个以上。而2003年收购西安秦川汽车公司之后，比亚迪同时收购了位于北京通州的北汽模具厂，并将全部生产线复制到了深圳，比亚迪甚至自行建造了自己的铸造车间。两家模具厂每年可以同时开发四款新车型的全套模具。
据比亚迪内部人士测算，一套F6模具共有1800多套，外包给模具公司制作需要一两年时间，成本大约为1.5亿至2亿元。而比亚迪自行设计制作只要八个月时间，成本只要七八千万元。目前，比亚迪正在毗邻深圳的广东惠州大亚湾建设第三个模具工厂，全面建成后，每年可以增加开发四款新车型的全套模具。
“我们的汽车为什么那么便宜？就是从这些零部件省下来的，发动机省点儿，仪表盘省点儿。”比亚迪一位中层人士表示。
不只是在制造领域，甚至过去从未涉足的终端营销领域，比亚迪也亲力亲为。一位与比亚迪交流颇多的业内人士曾当面问：为什么最新的F6广告那么“土”。回答是：比亚迪的所有广告都是自己做，没有聘广告公司。一幅地铁灯箱广告的制造成本仅2万元左右，而外包的报价起码在40万元以上。
人工替代机器
能用人手的，就不用机器手
2008年，巴菲特入股之初，这宗交易的主要助手中美能源CEO戴维·索科尔（ DavidL.Sokol）曾赴深圳比亚迪电池车间参观。他吃惊地发现，一排排工人坐在操作台前，如同18世纪的纺织女工一样，仅仅依靠简单的机器加双手就包装出了成千上万的电池。他连呼：“不可思议！”
从创业之初，王传福就确定，要用低成本超越日本电池企业已筑成的高门槛，办法是反其道而行之，对自动化生产线加以拆解、改造，尽可能用人工代替机器，辅以夹具来固定零部件，提高精度，保证质量。这就是比亚迪引以为自豪的“夹具+人工”的模式。
与奇瑞等本土竞争者网罗地方官员不同，比亚迪喜欢收集两方面的人才，一是优秀工科学生，有时整个班级集体签约，这很像华为的做法。另一类是能力强、经验丰富的退休工人或工程师。这些熟练技术人员带来弥足珍贵的经验和技术，帮助比亚迪缩短成长期。
比亚迪官方资料显示，截至2009年底，比亚迪公司员工总计14万，其中工程师人数就超过了3万。
鲜为人知的是，多数锂电池生产企业的电池，是盒状的，而比亚迪的产品很多是圆柱形。原因是，盒状电池需要专门的自动化叠片机叠装涂上了正极材料的铝箔，而柱状电池使用人工直接卷起来就可以，大大节省了设备采购成本。
2003年接受央视《对话》栏目采访时，王传福曾总结自身在IT领域的经验，认为人力成本加上市场优势，是中国企业获得成功的关键。
目前，国内生产线自动化程度较高的深圳市比克电池有限公司，一条手机电池生产线上通常只需要50人，而比亚迪通常有100人之多。
比亚迪一位离职员工说，用人工代替机器，使比亚迪手机电池的淘汰率很高，通常在20％-30％。在给客户诺基亚提供80万订单产品时，比亚迪通常会按照100万来生产。而自动化程度高的日本企业，产品淘汰率仅5％左右。不过在王传福看来，与动辄上千万元乃至上亿元的固定设备投入相比，增加的人力和淘汰率完全可以接受。除了改造生产工艺，比亚迪还通过改变锂离子电池的温度条件，来减少设备投资的成本。
2003年收购秦川后，王传福将“人工+夹具”模式推广到汽车领域。
与上海大众、北京现代等自动化程度较高的合资企业生产车间不同，位于深圳的一条比亚迪F6总装生产线有220个工人。比亚迪将总装工序进行了详细拆分，每个工位通过夹具固定车身，即使是在自动化程度较高的冲压和涂装车间，钢板给料、组件搬运等工序，大部分也均由人工完成。“总之能用人手的，就尽量不用机器手。”一位熟悉比亚迪生产的业内人士说。
“家文化”
考核严厉，“愿意分财”，内部激励充分
王传福用这套生产方式征服了很多投资人。
惠理集团主席（00806.HK）谢清海2002年第一次见到王传福时，听他大讲如何用便宜得多的价格造出跟日本车同样质量的汽车。王传福说：“秘诀就在于mould（模具），深圳做一个模具的成本只有日本产品的20％。”谢清海半信半疑，但当他走进比亚迪工厂，亲眼看到地上成百上千、足可以造出一台车的模具时，他决定购入比亚迪的股票。
还有些投资人认可这套生产方式背后的管理。巴菲特的合伙人芒格（CharlieMunger）称赞王传福发明能力像爱迪生，管理堪比杰克·韦尔奇。富兰克林邓普顿基金2003年1月股价最低时成为比亚迪股东，当时市场不接受比亚迪向汽车转型，股票大跌70％。该基金执行副总裁杨光看到年轻女工排着整齐的方队去吃午饭，坚定了投资比亚迪的决心，“管理非常严格，非常精细。”
在员工看来，王传福务实得可怕。“谈任何事情，他都能谈到细节，给出细节性的指导，而且是对的。”比亚迪北京模具工厂的一个员工说。王传福的记忆力也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开会不带任何记录的东西，全都记得住。”
比亚迪共有18个事业部，每个事业部独立核算，有一套硬性的考核和激励机制。对于各个零部件工厂，都有一套虚拟的成本控制系统作为考核标准。每一道工序都要力争比竞争者便宜，质量还要过关。事业部总经理薪酬可以高达数千万元，针对优秀普通员工的总裁奖，也高达30万元。
“事业部老总各负盈亏，亏了要么辞职，要么自己掏钱补损。”比亚迪第16事业部的一位员工称。一个负责钢板采购的员工，因采购过量导致公司损失2亿元，后来被辞退，丈夫也辞职。一名新晋员工则因设计了一个流程解决方案，使所在小组获得了25万元的项目开发基金，自己的月工资也增加了500元。
比亚迪的创业团队相当稳定，从上市至今，除了增加两名负责汽车业务的副总裁，流失的高管几乎为零。多位接近王传福的人士认为，“愿意分财”、内部激励制度完善是主要原因。
2002年比亚迪在香港上市时，近40个管理人员都被纳入发起人行列，公司33名管理层共持股近17％，王传福个人持股28.9％。
瑞银集团投资银行亚洲区主席蔡洪平参与了比亚迪上市的全过程。他回忆说，比亚迪创业之初，杨龙忠、夏佐全等几位核心高管投入数万元入股，王传福曾口头承诺上市后给大家分股份。
到2002年比亚迪上市前夕，根据询价情况，比亚迪招股区间的上限为12.20港元，市盈率高达30倍。当年的几万元变成了上亿元，高管们暗自担心口头协议还能否兑现。蔡洪平询问如何处理时，王传福答称——“当时怎么说的，就怎么办”。以比亚迪第三事业部老总何龙为例，在上市前持有0.1874％的股权，以目前股价计，身家上亿。
“中国的企业家很多都不会这样，承诺的都不会兑现。”做过无数次民企IPO的蔡洪平感慨说。
比亚迪基层员工的薪水并不高，但十年以上工龄非常普遍。每一位新入职员工都曾听过王传福讲“家文化”概念，即以厂为家。和每个员工一样，王传福和他的高管们每天穿着工服上班，一样打卡，经常走得比员工更晚。王传福的办公室里还有一间卧室。
工程师李学林在进入比亚迪的第二个月就获得了一间单身宿舍。如果他继续做下去，有可能以成本价在亚迪村分到一套自己的住房。他现在的愿望是2010年买一辆F3。虽然价格仅比市场价优惠数千元，但公司承诺，内部员工可以零首付，每月补贴700元油补。
在比亚迪的深圳基地，食堂、运动场、学校，一应俱全。一位加入比亚迪的北京员工去深圳出差，最吃惊的莫过于看到比亚迪的标准运动场。这在他之前近六年的职业生涯中前所未见。
在去比亚迪的厂区大巴上，经常看到一对对男女恋人，穿着同样颜色的比亚迪制服。比亚迪鼓励员工将家属、朋友也介绍到比亚迪工作，有合适的岗位优先考虑。员工们私下开玩笑说：“一开始住个单身公寓，然后买个F3，接着娶了老婆买个亚迪村的房子，孩子长大了就上亚迪学校，这辈子也就完了。”
成长中的荆棘
或迟或早，比亚迪要重归自动化道路，低成本生产方式如何继续？
凭借这套生产方式和强悍的管理，比亚迪不断以销售和市场份额反击怀疑者。但围绕着“低成本神话”及低成本道路可持续性的争论，从未停止过。
关于比亚迪的F3到底赚不赚钱就说法不一，外界很难证实。比亚迪声称以F3的极低价格，每辆还能挣1万元。比亚迪的财报也显示，2005年11月，F3就开始贡献收益，12月当月使汽车业务实现盈利。但在比亚迪参与生产F3的一位员工说，“F3卖得越多亏得越多，每卖一辆约亏5000元。现在，比亚迪主推另两款车型F0和F8。”
一位曾观察比亚迪多年的奇瑞前高层也怀疑F3能真的赚钱，但他承认，“它（比亚迪）的供应商体系是自己的，成本确实透明、可控。”新加坡树盛投资管理公司顾问乔颖路认为，人工代替机器并不真的节省成本，二者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会计上摊销成本的方式不同，将一部分固定成本变成了流动成本，降低了初进入企业的资金门槛。比亚迪的一位中层曾这样形容人工的好处：“因为是人工，生产线弹性比较大，随时可以增加产能，产品更新换代也快。”
类似的争议并没有影响比亚迪在银行的信用。国开行深圳分行的一位高层私下表示，和中兴通讯和华为一样，很多项目在起步阶段都是有亏损的。银行认为不用担心比亚迪的风险和利润问题，原因有二：一是国家支持的环保项目有财政补贴；二是它的传统锂电池业务盈利不错。
但是，以人工代替机器的低成本策略能否继续复制？A.C科尔尼高级经理吴晶辉认为，质量一致性问题是最大潜在风险。因为机器相对于手工，最大的优点就是可以保证质量的一致性。一旦进入电动车和新能源领域，人工优势就不复存在。比克电池公司CTO毛焕宇解释说，设备的自动化程度，直接关系到电池质量和一致性问题。手机用电池是单体电池，而动力电池由数十乃至数百块电池串并联而成，性能由短板决定，一致性问题直接关系到其性能和安全性。
事实上，比亚迪内部也明白，人工和精细化是一组矛盾。或迟或早，比亚迪要重归自动化道路，特别是在电动车和新能源领域，“人工＋夹具”的生产方式难以为继。届时，如何继续自己的低成本之路将是比亚迪面临的最大考验（详见“电动车之谜”）。截至2009年底，比亚迪已经投入50多亿元进行自动化改造，虽然很多机器仍然是自己制造的。
专利则是比亚迪面临的另一个陷阱。“模仿既让它迅速获得成功，也面临着专利官司的隐忧。”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原南汽集团高管提醒。在他看来，目前比亚迪汽车产品90％以上是“借鉴”而来。近年来，比亚迪汽车的展台上常常会出现丰田公司的人员参观拍照、记录数据。熟悉国际汽车游戏规则的人士认为，“丰田应该是在调查取证。”此前，奇瑞、长城等中国汽车厂商都曾遭遇过知识产权官司，在美国、欧盟等地的裁决中败诉，相关车型被限制出口。
在电池领域已经遭遇过富士康专利官司困扰的比亚迪，对于专利风险并不敢掉以轻心。王传福曾多次表示，比亚迪是模仿而不是抄袭，并辩称，日韩汽车企业起步阶段都经历过从模仿到改进再到自主创新之路。
2006年，富士康以“比亚迪涉嫌在IT方面抄袭自己的专利权知识产权”为由，起诉了跳槽到比亚迪公司的两名离职高管，该案最终以两名高管败诉终结。当初和王传福一起创业的比亚迪高管夏佐全，因诉讼一度被公安机关带走协助调查。
大概因此之故，比亚迪信息管理极其严格。在比亚迪深圳坪山基地，有一座内外两层的“六角大楼”，外围是办公区，内层是比亚迪汽车研究院。研究院对外封闭，须凭卡出入。工作人员开车出入厂区要查后备厢，技术人员不能将笔记本电脑带出厂区。
为了绕开知识产权问题，比亚迪成立了数百人的专门团队，研究全球专利技术，并在非专利技术的基础上，进行集成和改造。同时，比亚迪也开始大量申请自己的产品专利。2009年，比亚迪已成为继华为和中兴之后，深圳市第三大专利申请大户。
比亚迪汽车销售公司副总经理王建均表示，品牌在起步阶段肯定不能有太多个性，需要更多吸纳流行元素。只有在品牌建立起来之后，才有可能体现自己的个性。他表示，今年比亚迪将推出六款新车型，全部是10万元以上的中级车，“你们将发现，它谁都不像，就是比亚迪自己。”
注：因采访对象要求，李学林为化名
出无为记
王传福的“前比亚迪”时代，冒险、坚韧的“首富基因”如何形成
记者 杨彬彬
1995年之后，王传福就再没回过安徽无为老家。
这一年，王传福虚岁三十，而立之年。他刚辞去深圳比格电池有限公司总经理——这家公司由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创办；并完成了人生另一个重大选择：与呼和浩特姑娘李绍华完婚。
五年前，王传福毕业于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材料学专业。他只用了两年时间，就成为301研究室主任。但沉默的王传福并不打算一辈子只待在实验室里。1993年，研究总院在深圳创办了比格公司，王传福抓住机会成为公司总经理。两年后，在手机电池的前景越来越确定无疑时，他冒险放弃既有平台，带领几名同事离职创业。
这次回老家，王传福只住了一晚，却受到了“状元省亲”式的欢迎。他是本乡第一名研究生，年纪轻轻就成为处级干部——在行政级别上相当于他家乡的父母官，带回来的新婚妻子还是北方省城一位老市委书记的女儿。毫无疑问，他是整个家族的骄傲。因为父亲留下的三间瓦房早已坍塌，他和妻子不得不在堂兄王传学家借宿了一晚。
王传福出生的这个皖中小村叫王家嘴，以贫穷出名，当地人管它叫“西伯利亚”。一条狭窄的沙石路将它与巢湖市和省城合肥分别相连。近20年来，成千上万无为人通过这条路走出去。他们大多寄居在城市一隅，以制售板鸭和捡破烂为生，泯然无闻。王传福是从这条路上走出来的最有名的无为人。
虽然日后成为了拥有360亿元个人财富的首富、一个不断挑战行业规则的产业狂人，少年王传福并无特别过人之处。现在仍然住在王家嘴村的一些王传福少年时玩伴说，当年大哥王传方经常和他们一起喝酒、打架，王传福从不参加。他是左右邻居眼中的“哑巴子”，放学回来要么待在家里，要么去姐姐家串门，仅有的几次干农活还割破了手。
王传福有五个姐姐、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妹。父亲是一名出色的木匠，在他13岁时去世。三年后，王传福的母亲也离开人世。“这对他影响很大，从此更加沉默寡言。”王传福的一个邻居说。
靠哥哥姐姐的资助,王传福念完了高中和大学。大姐尤其疼爱这个弟弟。不过，识字不多的哥哥姐姐只能解决王传福的生活问题，不能给他成长的指引，更无法提供家的安全感。他不善农活，朋友很少，除了读书，几乎没有出路。高二时，父亲留下的惟一遗产，赖以栖身的三间瓦房在一次暴风雨中坍塌。大哥在外打工未归，王传福不得不寄居到县城二姐家。在高考前的一次谈心时，他向二姐表达了内心的焦虑：“考不上该怎么办，家里连房子都没了。”
焦虑感伴随了王传福的前半生。即使已成为“首富”，不再需要通过拼命读书或工作来改变命运，王传福依然保持着少年时的习惯。他没什么个人爱好，大学时热衷的跳舞早已放弃，连吃饭都是一种负担。现在担任王传福母校为民小学校长的一个“发小”，曾去上海比亚迪基地看望他，发现公司食堂就建在总裁办公室隔壁。每次吃饭，王传福根本不在乎面前摆的是什么，只是尽可能快地往嘴里塞，吃完就快步回到办公室，“他只是在满足生理需要。”甚至在比亚迪的规模已经急速扩张到十几万人的今天，王传福的最大乐趣，仍然是泡实验室。经常在实验室泡到半夜回家，饿了就开冰箱找点酸奶和巧克力。(me:但我认为这样的人生有什么意义？？？)位于深圳东郊葵涌的亚迪村建成后，王传福一家也搬到了这里，妻子李绍华为此专门添置了一套新餐桌和沙发，王传福回家吃了好几天饭才发现：“咦，桌子什么时候换的？”
2009年，比亚迪公司的总营收有望超过400亿元，这个数字比整个无为县的GDP还高。在县政府官方网站上，王传福和北宋狂人画家米芾等地方先贤的名字并列，被称为“电池大王”。“他是我们的骄傲。”当年的高中班主任，现任无为县委政法委书记宇正义说。
大概是由于少年失怙，王传福对“家”抱有特别的感情。现在每年，王传福都为每位哥哥姐姐提供5万到10万元不等的生活费，作为当年资助自己读书的回报。昔日吃百家饭的穷小子，如今成了整个家族的庇护者。2006年，王传福斥资400万元，委托大哥在老房地基上新盖了一座三层洋房，在老屋前的水塘边修建了一座王氏宗祠。他也没有忘记替当年多次借宿的堂兄翻建新房，并将村里通往外界的砂石路改成了水泥路。
1987年，王传福就是通过这条路，第一次走出了无为。1995年，他再次通过这条路，走到深圳，创立了比亚迪。有一次，王传学来北京看望还在有色金属研究总院读研究生的王传福。一次饭后散步时，王传福向堂兄袒露心迹：“跟在别人后面干有什么意思，我要自己走出一条路！”
寄梦“未来村”
储能电站是王传福将要给资本市场讲的下一个故事，但其实际应用，比电动汽车更远
王传福现在特别热爱在“未来村”里和高管们开会。
这座由两栋一模一样别墅组成的建筑，位于深圳东郊比亚迪坪山基地内。虽其貌不扬，但寄托了王传福新能源的产业梦想。
“未来村”的核心是一台比冰箱略大的柜式储能电站。别墅屋顶的太阳能发电装置，以及屋旁七八座风力发电机产生的能源，都经由储能电站进行能量储存和转化，以满足建筑物内全部电力需求，实现零碳排放。
“未来村”里的设备——从太阳能发电装置到风力发电机，从储能电站到净水装置，以及建筑物本身和生产太阳能电池面板所需的硅材料，全部由比亚迪自行制造。在经历了电池、IT和汽车领域的成功之后，比亚迪正试图将其垂直整合的低成本模式，再移植到新能源领域。
王传福不缺乏想象力。在他看来，电动汽车只是其新能源应用的路径之一。以“铁电池”为基点，以能量储备和转化为突破口，“未来村”的模式可以推广至更广阔的应用空间。他说，有朝一日，人类可以在沙漠上铺满太阳能电池、在大海油轮上装满集装箱储能电站——这样，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石油危机问题，比亚迪也可以实现“新能源提供、储存、应用综合供应商”的终极愿景。
听起来有些像痴人说梦，但比亚迪已在路上。2009年底，一份《陕南循环经济产业发展规划（2009-2020年）》，使比亚迪的新能源布局初露端倪。
“未来村”的秘密
储能电站的核心“铁电池”的实际应用还仅限于实验室阶段
不含建筑物，“未来村”全套新能源电力设备造价3万美元，相当于一个普通中国家庭至少上百年的用电费用。
比亚迪自己讲述了一个“未来村”的应用模式：3万美元设备成本，可以使用20年，相当于年均1万元人民币。在大部分时间，这座建筑只需消耗自身发电量的不到30％，从技术上来讲，剩余电力完全可以卖给电网、从而弥补设备高成本问题。
但这一模式能否实现需要取决于两个方面：储能电站的运行效率；如何解决并网难题。
所谓储能电站，实际上就是一个超大型的电池组。比亚迪目前有两款储能电站产品，一种是柜式储能电站，实际上是改造过的可移动集装箱，额定电压380伏，输出功率200千瓦/小时。在“未来村”外E6充电站旁，就摆放着一个，主要用作户外活动的备用电源。
另一种是大的固定式储能电站，额定电压同样是380伏，输出功率为1兆瓦/小时。目前仅在比亚迪电力研究院内部试制了一台样品，尚未对外公开。
按照比亚迪自己的说法，一个柜式储能电站，大约由1200个“铁电池”组合而成，可以存储800千瓦时的电，四个小时就可以充满，可供一个四口之家使用八个月左右。每节电池可循环使用1万次，使用寿命达20年。固定式储能电站总储电量更大，可以达到4000千瓦时。
但迄今为止，储能电站的核心“铁电池”的实际应用还仅限于实验室阶段，无论是电动汽车，还是储能电站，效果到底如何，何时能够近距离接触民众等关键问题，似乎没有人能说出答案。甚至连比亚迪新能源领域最重要的合作伙伴陕西省地方政府的官员，对比亚迪在新能源方面的具体研发实力也语焉不详。
此外，储能电站要并网，还面临着现实的政策障碍。在中国，新能源发电上网难是始终没有解决的问题，“未来村”的商业模式中，个人用户发电上网，更是难以逾越的关键环节。
中信证券研究部首席电力分析师杨治山认为，国内储能电池还远未到商业应用阶段，“大规模应用目前面临技术瓶颈与成本瓶颈，一些政策也存在不确定性。”
大概是意识到突破国内电网垄断艰难，比亚迪方面声称，未来其储能电站主要是应用于美国。
对于市场普遍认为巴菲特投资比亚迪是看中其电动车发展的说法，北京龙洲经讯（Dragonomics）董事总经理葛艺豪（ArthurKroeber）并不赞同。他认为，巴菲特旗下中美能源投资比亚迪更主要原因是看好储能电池系统未来的应用前景。最近中美能源下属的美国俄勒冈储能电站已经开始使用比亚迪电池组就是一个例证。
实际上，美国在电网储能方面，目前同样缺乏大规模商用项目，储能技术成本高企是主要原因。此外，美国能源部不久前发布的一份太阳能电池储能上网应用报告显示，亟待突破的技术瓶颈包括延长电池使用寿命与充放电次数，降低充放电时间，安全性，及降低成本。
葛艺豪认为比亚迪核心竞争力依然在电池，而不是汽车。“电动汽车方面虽然比亚迪频频宣布要进军美国，但计划屡屡推迟，且针对比亚迪电动车动力电池重量、安全性等技术指标上尚有争议，距离通过各种安全测试得以卖给美国消费者还有时日。”葛艺豪称。
一位关注比亚迪的美国对冲基金人士称，“最不能理解的就是比亚迪对技术的秘而不宣”。另一位熟稔中美两国资本市场的投行人士则认为，比亚迪的新能源雄心“完全是在忽悠投资者”。“目前多数做太阳能电池的国内厂商都是依赖政府补贴，离赚钱还远。”这位人士表示。
陕西突破
陕北大片荒漠可以用来建太阳能电站，陕南商洛富含硅石，陕西与比亚迪的合作，看起来实在美好
资本市场上的质疑声，并不会让王传福停下脚步。
他一直在寻找硅石，好让“未来村”的太阳能电池发电；他还需要充沛、廉价的电力，好将这些硅石以更便宜的成本提纯冶炼成多晶硅面板。
2008年，比亚迪成立了电力研究院，开始全面研究包括新能源供应、储存、应用的集成解决方案。光伏产业是一个高资源和能源消耗行业，包括多晶硅冶炼、切片、组件、发电等多个环节。王传福很快发现，在这个新领域，人力在成本构成中的占比十分有限，除了寻求技术上的突破，他需要找到新的低成本解决之道——廉价资源。
他把目光投向了富含矿产和煤电资源的西北大省，同时也是比亚迪另一个重要汽车生产基地陕西。
彼时，这个传统能源大省也正面临着艰难的战略转型。根据国家核定的节能减排计划，“十一五”期间，陕西省主要化学需氧量必须排放量减少10％，二氧化硫排放量必须减少12％。但是2006年“十一五”开局之年，陕西省确定的当年单位GDP能耗降低4％的工作目标就没能完成。“节能减排”的沉重压力，迫使当地政府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方面寻求突破。
2009年10月17日，中国西部博览会在四川成都举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曾专门到陕西展区前参观，向陕西省省长袁纯清提了两个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太阳能光伏和半导体照明等新能源产业发展得如何。
陕西南部秦岭横穿东西，矿产资源丰富；而北部毗邻内蒙古有大片荒漠，年均日照达2600小时。当地政府更倾向于利用本地资源发展太阳能，而不是风能。
在一次有陕西省发改委、工信厅等多个厅局负责人参加的新能源会议上，袁纯清公开表示，陕北大片荒漠可以用来建太阳能电站，既可以发电，还可以治理环境，一举两得。
地方政府大力发展光伏产业的驱动力，与比亚迪打造新能源全产业链的产业梦想一拍即合。
秦岭脚下的陕西省商洛市，当地政府一直为招商引资发愁。商洛富含包括硅石在内的多种矿产资源，但是在前几年光伏产业兴起之前，这些非金属矿石几乎一文不值。
2008年，商洛市主管工业的副市长李生荣与王传福见面，在李生荣的力推下，当年年中，比亚迪与商洛市政府签约，正式在当地建设1000兆瓦的太阳能电池生产基地。
一位陕西省发改委内部人士透露，未来，比亚迪将分别以陕南商洛和陕北榆林为新能源基地，分别发展多晶硅冶炼、太阳能电池生产和太阳能发电。深圳则主要研发新能源和储能电站的转化、应用，从而实现对光伏太阳能产业的“垂直整合”。
0.7元/度背后
比亚迪宣称的超低光电成本，依赖于当地政府足够的财政补贴和资源配套
2009年6月，被业内认为具有标杆意义的敦煌光伏电站项目公布了1.09元/度的上网招标价。比亚迪迅速宣称：自己可以做到0.7元/度。前提是，当地政府需要提供足够的财政补贴和资源配套。
2009年底公布的《陕南循环经济产业发展规划》显示，未来六年内，比亚迪将在陕西累计投资225亿元，用于发展5000兆瓦的太阳能电池项目。不过，透过各种官方文件，与这一天文投资数字如影随形的，是极其低廉的资源成本，和几乎同等规模的财政补贴计划。
目前，陕西省专门设立了一个8亿元的新能源引导资金，主要用于支持太阳能上游产业，如设备、组件、硅片等。当地政府部门人士透露，8亿元应该会给比亚迪安排一部分。
未来，还将依托西安国家民用航空产业基地，筹备设立100亿元的新能源产业发展基金，到时，比亚迪很有可能再获得相应安排。
2009年，比亚迪落户商洛后，当地国土资源部门的工作人员亦开始为比亚迪“配置资源”而忙碌。该局一份年度总结文件显示，2009年，商洛地方政府专门斥资数千万元，邀请西北有色地勘局和核工业地质大队，就商洛比亚迪和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所需要的钒、硅石、萤石资源进行实地勘查，并陆续落实了三个硅石矿、一个钒矿。甚至在“比亚迪”效益的带动下，一些个体户也自行勘查硅石资源，希望能在比亚迪营造的太阳能盛宴中分一杯羹。商洛市国土资源局一位负责人说，“原本没有什么用途的硅石，因为比亚迪的进入，变得金贵起来。”
在当地主要领导的指示下，国土资源部门专门给比亚迪配置了两座硅石矿，并给予了采矿权。2009年初，比亚迪专门拉了40多吨硅石，到深圳新能源研发基地研究分析。
根据比亚迪一份内部材料，目前生产一瓦太阳能电池，要消耗电力1.7度，1000兆瓦达产后，预计要消耗电力17亿度。
2009年初，比亚迪与陕西省工信厅签署了新能源和汽车产业一揽子合作框架协议，陕西省政府承诺，对包括比亚迪在内的多晶硅产业园区重点企业，将由陕煤集团保障煤矿供电供，并实行直供电优惠。
目前，位于商洛市东郊的商丹循环工业园区，占地400亩的比亚迪新能源基地正在建设。其中，投资4.5亿元的首期100兆瓦太阳能电池项目已基本建成。二期300兆瓦也已开工。按照计划，2010年，将建成总共1000兆瓦的产能。而仅首期4.5亿元投资中，就包括财政补贴5000万元，中国银行贷款2.5亿元。
此外，陕西省发改委一份内部文件显示，比亚迪正在陕北榆林兴建两座分别为10兆瓦和50兆瓦的太阳能发电站，投资额分别达到6亿元和37亿元，其中财政补贴分别达到1.8亿元和8亿元。根据陕西省发改委拟定的上网补贴方案，未来几年，全省准备建100兆瓦的光伏发电示范项目，每度电将由财政补贴7分钱。
“这是个任务。他们产能真要达到1000兆瓦，到底要卖给谁，我们也不是很清楚。”陕西省发改委一位内部人士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