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水浒传》的高俅描写 水浒传高俅

关于《水浒传》笔记之二《水浒传》中出场的第一个重要人物是高俅。金圣叹显然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在评点时说这就表示“乱自上作”。这是作者在为自己著书以及为梁山英雄打造道义基础。然而历史上的高俅算不上北宋末年公认的奸臣。正史记载极为简略,也没有直接记录高俅什么劣迹,只是在他死后有人指责他“败坏军政,金人长驱”。关于宋江的传说话本以及杂剧中也没有他与梁山英雄的直接联系。只是在个别材料里有一些高俅的情况。《水浒传》的作者根据这些材料,夸大了高俅的劣迹,贬低了高俅的出身,虚构出高衙内及迫害王进、林冲等一系列故事,把高俅树立成梁山英雄对立面的大奸臣。作者为什么着意突出丑化高俅,应有深意所在。很多人都从不同角度探讨过,这里则从另一角度来探讨。一、挂怀高俅抗金无能,追究亡宋的直接责任。看来作者首先对“金人长驱”,大宋亡国之际,高俅的作为耿耿于怀。当时就有人追究高俅在“金人长驱”问题上的责任,的确如此。高俅在宋徽宗时任太尉,执掌殿帅府,总握兵权与国防,相当于兵马大元帅。然而金兵突破北方重重防守,长驱千里,轻松包围首都汴京,直到两个皇帝投降,都无像样的抵抗。两个皇帝及随从人众万余被分途掠送北方,直到黑龙江,也无人救援。还割让了河北山西,中原沦陷。这一行,不仅未打大仗,反而像走亲戚娶媳妇一样热热闹闹。这是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也是最为奇怪的事情。这也是大宋臣民的奇耻大辱,这正是岳飞在词中喊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的愤恨之情。不仅要问,大宋朝的军队号称八十万的禁军那里去了?主管军事国防的高太尉那里去了?他们在干什么?强敌入侵,首都沦陷,皇帝父子被俘,北宋灭亡,其直接责任,难道高俅脱得了吗?高俅在关键时刻无所作为,却还平安无事。后来童贯等人被诛,蔡京发配,而高俅回东京,死于牅下,属于在家里正常死亡。高俅命好得如此。然而照一般人的作法,再笨的人,为朋友还两肋插刀,在国家危难之际,正是赴汤蹈火之时。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金兵千里来犯,身为军队总司令,责任在身,怎能不调兵打他几仗。都城被围,调兵勤王,内外抗击,也是应有的。眼看皇帝被俘北上,不管怎样,既是一国之君,又是着意提拔自己的恩人,于公于私,内心何安?北宋从开国就面临北方强敌。世代以来,重视军队,重视北方防御。北方和西北边防,重兵驻守,迭出名将,杨家将的故事流传后世。怎么到高太尉手里,如无人之境,金兵来去自由呢?再看“败坏军政”。高俅在这些材料记载中,有“败坏军政”的劣迹,也有提拔优秀军事将领的成绩。看来作者注意到了高俅主军的劣迹情况。一是侵占军营为私第。二是占禁军作私役工匠。三是军人能出钱购借工匠的,可免除校阅操练。四是侵占军营建材为私家修建。五是克扣和私敛军饷。六是因军费克扣而军人无法生活,只好下海经商和谋生。这些是不是实情,没有旁证,但用军队押运花石纲则是真实的。这几条已经够严重了,可能有的是实情。就从这些情况看,高俅的心思多半不在军事上,军事怎么好得了。军队的一切都是为了打仗的。军队不务正业,军队正常的管理与操练都废弛了,这样的军队怎能有战斗力,怎能有效地抵御金兵和保卫国家呢。看来作者必定是记恨于心的。从书中第十回“林教头风雪山神庙,陆虞侯火烧草料场”,可以看到一点作者刻画的高太尉主管下的军事后勤保障管理情况。北方军事重镇沧州的大军草料,关系到北方战线东翼打大仗时千军万马的战马食粮,属战略储备物资,却无有效的警卫,只有一个人看守,林冲去接替的是一个老军,这种看守有什么价值。而且管营说明了派林冲这个差事是因柴进有托,为照顾林冲去挣外快的。守卫的哨房两间草厅破烂得一场雪就压塌了,林冲只好拽出一条被子,到山神庙里去安身。因天冷只好脱离岗位去几里远的地方买酒。奇怪的是陆虞侯身为殿帅府全国最高军事机关工作人员,为害林冲,主谋烧毁大军草料,直接担负管理职责的管营、差拨竟合谋,差拨还亲自放火。不仅要问,他们的心中那有一丝一毫的军事素养和国防意识。这种国防管理体制和在这帮人糟踏下,金兵怎能不长驱直入呢?虽然这是小说家言,并非实证,但表达了作者对高俅主管的军事工作的基本看法。二、鄙视高俅的进身之路,批评徽宗的用人路线。《水浒传》中高俅的身世与材料中记载的高俅大致相似。以帮闲随从起家,抄抄写写,跑前跑后,被人来回转送介绍,像球一样踢来踢去,曾在苏学士即苏东坡处,还有王驸马家都干过,也算是见过世面的人,懂得人情世故,最后因踢球到端王身边,算是无意间射中球门破网。但作者过分贬低了高俅的家世和素质。《水浒传》把高俅说成破落户家庭出身,品行坏得被老父送官治罪,而且始终小人恶习未改,背信弃义,都是作者的创意。从那些材料来看,高俅给苏轼当过多年小史,“笔札颇工”,按说应该受过起码的教育,有相当水平的文化知识素养。从高俅与苏轼一家人长久的亲密关系,以及知恩图报来看,高俅也不至于是很坏的人。出身也不应该是书中说的那样过于寒微。高俅应当说是个聪明灵巧,留心学习又很努力的人。那时候足球流行,似乎国球,高贵人家,以此为乐而雅事,又可健身。高俅帮闲出身,自然用心,尤擅踢球,球艺高超,端王欣赏其球艺而留在身边,可见算得上全国第一的大牌球星或国脚了。能把球踢得这样好的水平,除了天资,也需要相当长期刻苦的训练,也不是一般人能作到的。《水浒传》渲染了他的球艺,在第二回写他在端王面前首开一个鸳鸯拐,把球不偏不倚地踢回给端王,一是传球的准确程度令人惊叹,二是动作娴熟,姿势优美。双腿起跳,一脚触球,肯定比当代的倒勾射门还要精彩。书中还说在端王面前表演其精湛的技艺,把球踢得像胶粘在身上一样,已经不是技术而是艺术的程度了,这样的技术恐怕当代的球王贝利、马纳多拉,以及大小罗纳尔多也作不到的。如果徽宗爱才,扬长避短,成立个皇家足协或球队,高俅当总干事或总教练,那么定会成为历史性的创举和贡献,徽宗对高俅“眷渥甚厚,不次拜迁”。对此,好像徽宗还解释说过你们谁能有他那样好的球艺呢。宋徽宗为了提拔高俅,还是费了心机的。那时候重文轻武,文官那怕是小小七品知县,也要三榜进士,高俅显然不够格,只好走武官的路子。而当时武官提拔要有边功,于是就把高俅安排到西北边防军刘仲武的手下,锻炼镀金。皇帝安排的人,刘仲武不可能把高俅派到前线枪林弹雨中去刺刀见————血。也是高俅命好,刚去就赶上西北军队大捷,收复了青海河湟地区,捷报传来,徽宗在宫中举宴庆功,犒奖三军。因此高俅大概才去半年就有了军功章,踏上了台阶,小步快跑,很快就官至太尉,开府仪同三司。作者可能正是看不起高俅因玩球而高升的进身之道,认为路子不正,因而故意丑化高俅。说实话,这种提拔,没人能服气。那些文人,十年寒窗,咬文嚼字,像范仲淹在古庙中划粥而读。上京赴试赶考,鸡鸣茅店板桥霜月,寒暑于途,一旦落第,无颜回乡。那些武人,拳脚棍棒,摸爬滚打,浑身伤病,应武举赛事,则生死搏命,如岳飞枪挑小梁王。就是像杨志这种军官身份,还要想着“到边庭上,一刀一枪,搏个封妻荫子”。而高俅这种侥幸得宠高位,难免没有人能瞧得起,难免要被骂的。至于偏爱提拔,本来也是正常的事,但要看提拔干什么。提拔个品级高待遇好的闲差,不会有什么关系的。高俅的最好本事是踢球,而你让他管军队管边防,把国家安危命运连同自己身家性命都交给他,他又不知道怎么回事,怎能靠得住并有所作为。固然球踢得好,但当太尉不是踢球,结果把皇帝踢到北方,把大宋踢到南方,那是徽宗自食其果。作者不满于徽宗这种类同于儿戏的用人路线,在书中不能直接评说徽宗,只能曲笔说高俅了。三、暗讽徽宗治国荒唐,暗指徽宗亡国责任。作者显然通过提拔高俅这件事,讽刺徽宗把治军与玩球混为一谈。军队是干什么的?兵者,危事也。是国家安危存亡的保障手段。既然对军队都如此,自毁长城,还不把国事当球踢,还有其他什么国家大事吗?好像治国如同玩国,国事如儿戏。这样玩下去,怎能不亡国?《水浒传》说高俅刺枪舞棒,诗词歌赋,相扑玩耍之类,无所不精,唯独仁义道德之类不通,而宋徽宗则是其他之项,无一不精,唯独治理国家,一窍不通。其实徽宗也很冤枉。宋徽宗本来就是个大玩家,风流文雅,诗词歌赋,书法丹青,样样高手,直到今天还能看到他独创的书体瘦金书,以及他画的花鸟图。凭徽宗独领风骚的盖世才华,如果不当皇帝,专心文事,必成文坛百代大家,成就历史大贡献。帝王世家,荣华富贵,锦衣玉食,一心玩在书香文雅上,那知道还有什么人的生计和国家苦厄艰危之事。好读书也不知道读的什么书,司马光为了教皇帝治国,刚刚编印了《资治通鉴》,看来这类书没有读,或读不进去,没派上用场。至于当皇帝以及怎样当皇帝,压根儿也没有想过,说实话也没有谋过,人家想的只是玩文化玩得痛快。只是哲宗没有儿子,老太后让他接任哥哥的担子,糊里糊涂当了皇帝。命运也玩了他,倒霉就倒在这里。其实那时候国家已经乱得不成样子了,前几任时,有王安石等人几场变法图强,朝里闹得开了锅,因变法失败,大宋复振无望,已是危机重重,摇摇欲坠,即或没有金兵入侵,也会被遍地的宋江方腊闹下台。而他上了台,还玩他的老一套,当太平天子,不懂国事,就随便让这帮亲随去折腾,弄得奸臣满朝。直到金兵围了都城,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才知道皇帝是不好玩的,连忙把帝位传给儿子,但为时已晚,父子双双被俘。到此已经全部玩完,不好玩了。怎么回事,可能到此他也不明白。当了皇帝是福还是祸,难为他也不清楚。他在北俘途中写了一首词《燕山亭、北行见杏花》,凄厉悲伤,其中有“新样靓妆,艳溢香融,羞杀蕊珠宫女。易得凋零,更多少、无情风雨”的句子。这首词是他一生词作的最好水平,而且是他唯一可以传世的一首词,好像用他的一切牺牲代价和国家民族的大难才换来了诗人成就。徽宗作天子来时匆忙,去时迷离,帝位成了恶梦一场。作者本来是想说徽宗的,但不能说,只能借李逵说出要宋江当天子,还要另外再说出报答赵官家的话来。心里有气,只好把板子打在高俅身上,高俅只是替罪羊。《水浒传》一出来,高俅有点冤处,宋徽宗也有冤处,这里给说句公道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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