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严嘉所在的律师事务所位于上海淮海路的一处甲级写字楼，办公室里装饰着高大的绿色室内植物，还有一个小型图书馆。
如果对1993年那场复旦大学“狮城舌战”还有记忆，相信会有相同的感受——那是场充满优美的技巧并洋溢着人文关怀的辩论赛，在那个媒体话题相对枯燥的年代是一场多么完美的关于“大学”的解读。
当年的“三辩”严嘉如今非常准确地兑现了14年前的理想，成为名律师，1999年他在美国耶鲁大学获得法学硕士的学位，现在全球顶尖的普衡律师事务所做律师。
严嘉强调他走的这条路是典型的“法律系的好学生会走的路”—1993年毕业，直升复旦法律系的研究生，很快被国家教委选派送至香港城市大学深造，1998年，又顺利地考上了耶鲁法学院。
但这条路或许也能称得上“非典型”—在美国人眼里，耶鲁法学院是什么地方？是美国永远以绝对优势排在第一名的法学院，是美国国家领袖和社会管理者的摇篮。众多的美国总统，毕业于耶鲁，先是成为执业律师，再成为国家领袖。
为国家谋，不为稻粱谋
回忆起14年前那场辩论，严嘉视为“高峰体验”，但真正对他的人生产生影响的，还是耶鲁法学院的苦学时光。
对一个学法律的学生来说，耶鲁就是一个梦中的圣地。法学院每年录取的中国研究生仅一到两人，近乎百万挑一的概率，严嘉为何中选？
是他聪明，伶牙俐齿，还是他逻辑清晰，反应敏捷？
翻开严嘉的履历，他的学习成绩一直顶尖，从复旦到香港城市大学，拿了诸多全A，另外，他还是法律系学生会主席，同时还是学生党员。
组成光环的，还有他一路均跟随名师，无论是复旦的李昌道（复旦法学院院长，时任上海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还是香港城市大学的王贵国（国际经济法顶级专家）。
一个好学生应该有的东西，严嘉都有。不过意外的是，真正打动耶鲁的却是严嘉写的申请信—耶鲁法学院一向认为，他们所培养的人才不仅仅是法律专才，更应该是国家政策的制定者、政治家。申请信里，严嘉恰如其分地流露出心怀天下、忧国忧民的愿望，以及实现此理想的个人素质，这些让双方一见如故。
入选标准固然严格，但一旦被录取，耶鲁对其学生表现出的爱护和资助让人惊讶。考入耶鲁时，他获得了半奖，尽管经济不算拮据，但每年2万多美元的学费还是较为吃力。
严嘉准备申请一些耶鲁的贷款，担心不被批准，没想到耶鲁的老师对他说：“嘉，我们耶鲁的学生从来不需为钱担心，你要--多少，说吧。”
这或许是耶鲁一贯的自信—这里的学生是未来国家的栋梁，为国家谋，不为稻粱谋。
严嘉记忆深刻的是，针对学生贷款，耶鲁法学院还有一个政策，如果该学生毕业后因从事社会公益事业，年收入低于某一数额（1999年时为4.5万美元），在校期间贷款一笔勾销。当然，耶鲁假设的是你的确在做社会公益事业，而不是因个人能力不足，或是工作不够努力而导致收入不高。
在美国，中国人不可能成为克林顿
1999年，严嘉毕业，他的第一份工作是担任美国宝维斯律师事务所的公司律师，第一年起薪9.8万美元。工作了一段时间，年薪突涨至12.5万美元，这大约相当于110万元人民币，要找出比这个行业收入更高的职业恐怕很难了。
记得当他被录用时，兴高采烈地告诉耶鲁的导师葛维宝（PaulGewirtz）教授，导师却说，“嘉，凭你的天赋，为什么不做大学教授呢，或者从政啊。”
以收入为标准，做律师当然要比在美国当大学教授或者从政要高，但排除掉收入的因素，严嘉也很清楚，“我是中国人，中国人可以在美国成为很好的律师，但是不可能在美国成为克林顿”。
日后的岁月对于严嘉来说，是每天穿得整整齐齐，在那个全世界聪明人最集中的华尔街，也是全世界资金流通规模最大的华尔街，和其他同样从名校法学院毕业的白人律师一样，为各种各样的白人解决法律问题。
“有一天夜晚，在曼哈顿市中心的办公室，旁边就是百老汇，正在上演热热闹闹的歌舞剧《猫》，对面是洛克菲勒中心，一个人在泡咖啡，看看眼前，为了健康，喝的是没有咖啡因的咖啡，倒进去的是没有热量的代糖，用的是植物奶，突然就觉得特别虚幻，很假的感觉。”—严嘉
“我自己一路争取的就是这些东西，好的法学院，华尔街的顶级事务所，律师的职位，合伙人的未来，突然觉得很虚无缥缈，那个时候，我突然问自己，我在干嘛啊，那些华尔街的同事，上班说‘嗨！嗨！’下班各自回各自的家，其实你根本没有融入这个生活，其实你什么都不是，就像眼前这杯没有咖啡因的咖啡。”
那个夜晚，严嘉突然感觉到自己是一个“黄皮黄心”的人，在这个“白皮白心”的主流社会里，你一定要冒充他们的律师，还要给他们解决问题，太不实在了。
不久之后，严嘉离开华尔街，前往香港发展。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大陆也需要在华尔街有经验的律师了，2006年，严嘉下决心回到了上海。
律师业是个巨大的人才储备库
14年光阴荏苒，当年的4位辩手早已各有际遇：“不温不火”的女辩手姜丰，8年央视主持人生涯后，飞往剑桥攻读博士。季翔和严嘉，先后前往美国深造，次第“海归”成为律师。蒋昌健则留校任教，现为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副教授。
在老同学眼里，严嘉除了白胖一些，和毕业时相比无甚变化，依旧伶牙俐齿，依旧思维敏捷。
谈起复旦、谈起海归、谈起这些年的变化，严嘉觉得自己没有那些校友们那般传奇：像哲学系的郭广昌“穷学生白手起家到亿万富豪”，也没有经济系学弟陈天桥靠互联网登上首富宝座的火箭速度，只不过是一步一步往前走，走到他想要的那个目标，“耶鲁也许就像你小时候特别想要的玩具，没得到时，你强烈地想要，得到了，哦，原来也就是这样，你也survive了。”
在复旦老师的回忆中，1980年代前期复旦教授一年的收入，只相当于留学生在日本打工一天的收入，而到严嘉留学时，他可以衣食丰裕安心学业，也没有因黄皮肤受过任何公然歧视。这些无疑都得益于中国的日益发展。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严嘉观察到，能在华尔街顶级律所生存下来的华人律师，这些年大约也就2桌人，2000年，一桌半的人转战到了香港中环，现在，又有一桌的人来到了上海。
36岁的严嘉因此而颇有些踌躇满志，在法律这个需要智慧、经验与阅历的行业里，他无疑是长袖善舞之人，而正如他分析的那样，无论在哪个国家，律师业是一个巨大的人才储备库，在这个群体里产生了大量的社会管理者，律师所受的锻炼，使其对社会发展逻辑、社会问题的解决有清晰的判断，同时又具备了解决问题的能力。
这也是美国众多的总统律师出身的原因。
这可能也是严嘉一定要去耶鲁读书的缘故。
一路走好！严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