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平坎坷成大道 作文踏平坎坷成大道

踏 平坎 坷 成 大道

——潘朝曦

（本文为《名老中医之路》一书征稿而撰）

［作者简介］潘朝曦生于中医世家，先后毕业于南京中医药大学和上海中医药大学研究生院，师从当代中医泰斗张伯臾教授五年，尽得心传。以擅治各种疑难重危病症疗效显著而闻名海内外。曾先后应邀为多名中央和地方高级领导诊病并应邀赴日本、英国、马来西亚等国会诊、讲学。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文汇报》、《上海滩》、香港亚洲卫视以及英国、德国国家电视台对其业绩均作过大型专题报导。

潘朝曦医余博涉社会、人文、古代天文、军事等诸多学科，并有一定建树，尤精于诗文书画。著有医著十余部，艺术类著作三部。发表医学及文化类论文几十篇。主编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研究生教育卫生部“十一五”规划教材《中国传统文化概论》，及本科生选修课教材《中国古代天文地学选讲》，《中医文化趣谈》等。另有散文、诗作、书画等。发表于《人民日报》、《文汇报》等国内外多种媒体和文学报刊。其诗作曾获国家级大奖--中国华夏诗词奖一等奖。现任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上海名医特诊部特邀专家，上海中医药大学研究生院导师，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文化研究室主任，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上海诗词学会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上海浦东美术家协会理事。其业绩已被载入多部医学家及艺术家辞典。

一 少年立志比天高

我生于江苏连云港市一个世代为医的家庭，祖父裕华公及父亲良弼公除了精于医学外，还有个共同之处，就是特别精于文，尤精于儒学。祖父青壮年时正值清朝末年，当时读书主要为了科举仕进，后来科举废了，祖父就设馆讲学，后转而习医、行医。父亲承继了祖父爱读书的传统，读私塾一直读到和我母亲结婚后还未止。当时我们家居住在一个较为繁华的名叫同兴的镇上，先是请了一个姓黄的先生教我父亲，后来我祖父发现，随着我父亲学问的增加，黄先生已越来越不能胜任教职，其实黄先生学问也不错，我祖父曾四处托人打听，周围四乡八镇，还真找不到比黄先生学问高的人。正盘算犯难之际，说来也巧，就在这时，一位塾师竟无意碰上门来。那是一个初冬的下午，外面比较冷，天下着小雨加雪，这时一个衣衫褴褛的中年汉子，来到我祖父开的南北杂货店的柜台前（我祖父医而兼商，替人看病全是义务，从不收钱），从身上掏出几枚小钱，一边朝柜台上放，一边对我祖父说：“先生，买碗酒喝！”

我祖父接过钱，为他舀了一土碗酒，这个汉子接过酒，咕噜咕噜一饮而尽，用手抹抹嘴，对我祖父说：“先生，有馆子教么？”（馆子就是私塾）我祖父听了他的话，上下打量他一番，目光中流露出对他的学问的怀疑，对他说：“你能教馆？”他看出我祖父的疑虑，一扬头说：“先生，如果你不相信，你就考吧！”我祖父就真的开考了，不考不知道，一考方知眼前这个看上去不起眼的汉子确是满腹经纶啊！《四书》、《五经》、诸子百家，问到哪里都回答得头头是道，如数家珍。我祖父接着说：“那就请你就今天这个场景做首诗吧！”汉子接过毛笔，呵呵冻手，稍加思索，一首七律挥笔而就。祖父阅读之后感到，不但诗写的好，毛笔字也非常漂亮，当即拍板：“好，就请您在我家教馆。”这位先生姓庄，就是我父亲的最后一位私塾老师。庄先生进门，自然要辞去黄先生，我祖父就设宴把黄先生和庄先生请到一起，准备坦陈想法。其实黄先生也是明白人，自知我祖父请了庄先生，即意感到自己将被辞去教职，自然有些不快，即使想表露，但碍于斯文，又不便直说。这时候黄庄二位先生会面，在寒暄时黄先生即询问庄先生府上哪里，庄先生答：“山东。”黄先生接上一句，“哦，齐鲁野人也！”有些古文功底的人皆知道这句话既有出典，又带有不屑和贬义，“野人”是孟子在回答学生咸丘蒙提问时说，你说的这些事皆非君子之言，是“齐东野人之语也”（语出《孟子·万章上》）。所谓“野人”，即鄙野之人，是指没有文化修养的大老粗。庄先生面对这种带有贬低侮辱的语言，当即并没动怒，却十分从容缓慢地说：“哦，先生所言恐与地理人文有悖，其一，亚圣所言“野人”乃齐东庶民，似非指吾鲁；其二，吾鲁昔为周公孔孟所居，自古圣贤尤多，先生所说“野人”是指他们吗？《诗》云：‘泰山岩岩，鲁邦所詹，奄有龟蒙，遂荒大东。至于海邦，淮夷来同。’韩昌黎又云：‘威令加徐土，儒风被鲁邦。’不仅至圣、亚圣、七十二贤皆出鲁地，连三尺童子亦能辩日，问难孔子，此皆天下士子尽知之事，试问先生，吾鲁何野之有？”庄先生这一番回答，有理有据、智慧温文，涵盖学问面极广。所言《诗》云，语出《诗经》三颂之一的《鲁颂·閟宫》,庄先生借此对鲁国的自然风貌、宽广富饶的疆土做了歌颂，且借韩愈诗和人人皆知的事实、典故（两小儿辩日）对鲁国的人文与普通大众的智慧进行赞扬。黄先生平素虽自诩读了不少书，但是在庄先生这一席话前，则自愧不如、无言以对了。从上述简短的对话，可以看出这两位先生腹中文史经典的根底都很深啊！庄先生居住我家一直到生命结束，并和我祖父成了莫逆。逝世时由我父亲和他生前的几位学生以对待尊长之礼厚葬。他生前对我父亲很赞许，我父亲谈起他这位老师也感到非常自豪，常说：“庄先生不仅博通文史经典，而且诗词书画也无所不精。”当时我家中挂的画就是他画的，以诗词和祖父、父亲唱和更是常事。父亲在他的教诲熏陶下，加之苦学，练就了过硬的本事，《四书》、《五经》，指哪背哪，一些了解他的老先生非常叹服。他学医也采取一个“背”字，主要背诵《医宗金鉴》书中的多种要诀，然后再博览多种医书，终成为一方名医。我生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从幼年起，父亲就经常给我讲历史上文化名人苦学成才、齐家治国的故事，他发现我们上学的课本内容简单且量少，就说，这怎么能学到东西？

要我课余去背诵《三字经》、《幼学琼林》等知识量丰富的一些旧时学子的启蒙读物，并还教我写毛笔字，对对子，讲解作诗词的平仄等格律，至今回忆起来，我的这些“童子功”都是在他的引导下练就的。我之所以能在中学里成绩领先，并于初中二年级就拿下全县中学生书法比赛第一名，这全应归功于他的教子有方。他对我影响最深的是要我立志，他常说：“男儿应立大志，千万不能鼠目寸光，你看，老鼠只看见眼前的食物，有什么出息？人应该立志做圣贤，去为国家、民族、人民做些好事。你将来不一定会做医生，即使做医生，大医也是先医国，然后才是医人啊！”他的这些教诲真的影响了我的一生，我从小起就立下大志，雄心勃勃，希望能成为一个人物，为国家和人民做些大事好事，真有一种“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心啊！

且小时兴趣特广，诸如文学、哲学、历史、美术、音乐、医学都有所涉猎，但是命运最终还是安排我“嫁”给了医学。对照小时的志向，当然心是有所不甘的，我曾写过一些诗反映我的心境。

其一是，《咏志》：

国运艰难堕俗尘，

自当匡世挽陶轮，

老天偏与开玩笑，

医界耽吾数载春。

其二是，《入编〈大陆名医大典〉感怀》：

少小即怀天下志，

岂期纸上载医名，

一朝觅得匡时术，

要向人间治不平。

类似的诗还有一些，从这些诗中可以看出，我虽是一介平民，然小时却志向不凡，志比天高。

二 变“毒草”为“养料”

我是1964年考入高中的，属于人们常说的“老三届”，读到高中二年级即1966年，被称为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们一群立志要考名牌大学的风华正茂的学子全部被引导到大革文化命中来。由于我家庭出身属富裕中农，开始时当红卫兵都没有我的份，但由于我字写得好，作文写得也不错，造反派即强拉我做他们的“御用文人”、“笔杆子”，起初经费少，为了写大幅标语，他们就把学校图书馆中作为存档的建国以来的所有旧报纸抄出来，让我用毛笔在上面写大字标语，他们全不知道，我拿到旧报纸，就从头到尾阅读起来，不仅读，还把报纸中有关哲学、历史、文学、艺术等方面的好文章用剪子剪下来。一次，正在剪时，被一个比较“革命”的同学看到了，说：“你这干嘛？这些都是封、资、修的黑货，是‘毒草’，你不批判，还把它剪下？”

从心里讲，我真的看不出毒在何处，倒觉得好多文章写得真好。为了防止生事，从此关起门来，把阅报纸、剪报纸转入“地下”，不让“鬼子”们知道，悄悄地进行。一段时间下来，全国几大报纸从建国到文革统统被我阅览、搜索一遍，光剪的报纸就整整堆积了几纸箱。后来我一直反复阅读，为我补了很好的一课。“毒草”成了我的一笔不小的精神财富。图书馆的高老师看到我喜欢画画，就把图书馆藏的几十本有关画画的书和其他文史方面的好书全部交给我，说放在馆里也是被造反派抄去当“毒草”烧了。正是这些书和报纸使我在精神食粮饥荒的年代有了“养料”的补充。我收藏这些书时，也产生过风险。记得有一次我正津津有味地看一本线装本的《芥子园画谱》，同学看到书的式样和书中画有古人，就立即说“毒草”！我担心书被他们搜去，心生一计，就把这类书用牛皮纸包起来，悄悄藏在茂密的女贞树篱墙的树根下，然后用黄书包背回农村老家。记得当时，我们县城有一位县委女秘书，因为从她的抽屉里搜出《红楼梦》，被红卫兵以迷恋封、资、修的典型罪名押解游斗。一位同乡朋友知后惶恐地对我说他身边也有《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聊斋》等古书，不知怎么办是好。而这些书我都没读过，出于好奇，我说你悄悄拿来，我把它运到农村老家，那里没有红卫兵搜查，比较安全。

后来高中毕业学生全都上山下乡，我回乡务农，就是在农村精读了这些名著的。当时还有一项意外收获，就是文革时大字报满天飞，让我充当“笔杆子”时我就天天用毛笔正楷抄大字报，一段时间用颜体,一段时间用柳体或用苏体,一笔不苟，字字端正，这样大量免费的墨水和纸张使我的书画水平大有长进，练就了较强的基本功，这也算是因祸得福吧！1968年，我回到农村，文革浪潮早已从城市深入农村，农村老农也经常开展大批判。批什么呢？除了批“黑五类”以外，也批所谓“孔孟之道”，要批就得有反面材料，县、公社和一些学校就把诸如《论语》、《朱柏庐治家格言》、《女儿经》等等一些他们认为是“毒草”的著作的全文或片断印出来作为反面材料供大家批判。这些材料平常还真的看不到，使我大开了眼界，我看不出毒在哪里，倒觉得都是至理名言。于是我以批判为幌子，行学习之实，不光读而且背诵，诸如《孙子兵法》、《朱柏庐治家格言》等，都是那时背下的。农村一些有文化的人看我背《孙子兵法》，就带有嘲讽的口吻问我：“怎么了？想当军事家？”我就搪塞说歇工没事，背背好玩。

真的，当时的所谓“毒草”成了我精神和文化上的全部养料。不仅背这些书，我还按父亲指示去背医书，《药性赋》、《汤头歌》、《针灸经穴分寸歌》、《内经辑要》都是那时背的。父亲边督促我背书，边教我医学。到农村的第二年，我就能用针灸、草药或开一些处方为农民治病。记得当时疟疾大流行，农村常见病很多，我都能用我所学的技术应手而愈。每当中午，我家院子里就坐满了向我求医的病人，成为当时我村的一种景观。

三 曲折走上学医路

尽管我受家庭的熏陶，对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在农村时也干了医生，但说实话，我的最大志向不在于医学，平生最大抱负在于能为国家和人民做些改变命运的大事，然而现实仿佛如一堵高墙横亘在我面前，加之我的家庭出身是医生，土改时划成分把我家划为富裕中农，中农本是团结对象，这倒也罢了，可是农村闹派性，当时我所在大队的个别干部硬说我家是富农，富农就是敌人，尽管我家和一些当年参加土改的干部和正义人士据理力争，然而他们有权，时时处处从政治上给我家制造很多麻烦，剥夺我入团入党参加基干民兵等一切权利。一次县里决定调我去淮安师范学习回来做代课教师，通知已到手，硬是被他们到公社“告状”给搞砸了。政治上的阴影就如一个恶魔压在我的头上，现实冷酷地宣布我从政不可能，因而转而求其次，于是倾心于文学艺术。写小说、编文艺节目、参加演出、搞画画，其中我编排的生产队的文艺节目居然被调县城上演，在画画方面，我被认定为公社唯一的骨干，调县城参加县美术创作员学习班，我还为教育界操办了一个教育革命展览，画了不少画。

大概正是因为我会画画，影响比较大，文革后期，大学开始招生，一天，一位县文教局的干部来到我当时担任民办教师的中学，对我说：“听说你画画得不错，能不能找点给我看看？”我说好的，当即带着他参观了我们学校的学习雷锋展览，其中的画基本是我画的。他一边看一边点头，说：“画得很好。”并说：“现在艺术院校开始恢复招生，你是否愿意上大学，去报考艺术院校？”听了他的话，我当时犹如在做梦。我知道，在那个强调阶级斗争、突出政治白热化的年代，对我这个身背“黑锅”的人，能当上民办教师，还是我们乡里一个姓王的文教干部看上我的才，和我们大队干部吵翻了，承诺不要大队的工分，由文教系统给我出工资硬争来的。上大学，连做梦都没想过，但是那位文教干部还是真诚地嘱咐我：“你好好准备一下，等通知。”不久，果真如梦幻般的接到了要我某日到某县（邻县）去参加美术院校招生的考试通知。当我来到公社换取正式通知时，公社黄秘书对我说：“小潘，我看你音乐不是也很行么？音乐你也应该去考。”于是，他就自作主张，给我开了报考音乐和美术的两份介绍信。

来到考场，正好两门课考试时间不重叠，我就先后参加了美术、音乐两门学科的高考。考完回家，父亲问我：“考得怎么样？”我说：“南京高校来的招考美术的毛老师看了我带上的画和考试作品，就劝我不要考音乐了，上美术院校估计没问题。至于音乐，我基本上旁观了来自四个县的所有考生，从识谱、乐器、声乐（歌唱）几方面看比我强的还真不多，估计不是美术就是音乐，凭成绩考取没什么问题。”可是，时不助我！成绩下来后，虽然音乐、美术都过了录取分数线，但是在政审时，他们发现我的出身原来是“疑惑农”。所谓“疑惑农”，就是有人说是中农，有人说是富农，介于敌我之间。谁敢录取？就这样，把我上大学的梦又搞砸了。我当时确实感到前途一片黯淡，尽管这样的打击很大，但我并没有一蹶不振，过了一段悲伤期，仍然天天乐呵呵的学习和工作。一年以后，邓小平出来主持工作，形势大变，新的高考又开始了。因为我曾同一年参加两门非同类的艺术学科的高考，且成绩都过线，这一奇闻传开后，我成了当地的名人，尤其在当时的县文教局陈超局长和我们公社党委王德松书记心里扎下了深深的印记。他们都说：“像潘朝曦这样的人才，不仅全省,怕是全国也难找。”由于他们在招生动员大会上以我为例，批评地方某些人“极左”、压制人才，我又取得了再次考大学的机会。在填写报考志愿时，我先仍填美术、音乐，后来招生办告诉我，音乐、美术招生人数很少，且我县今年没有名额，问我除了这两门外，还愿学什么，我说，那就学中文或学医。就这样阴差阳错，我以优异成绩考入了江苏新医学院（即后来的南京中医药大学和南京医科大学文革期间合并而成的大学）中医系，踏上了正规学习中医之途。

四 畅享知识大餐

由农村跨入大学，眼前的一切都变得十分新鲜。特别是听了老师的课又进了图书馆，真是使我眼界大开。原来我对西医是一窍不通的，当时我们从解剖到西医临床各科十几门课，全是由南京医科大学一流资深的名师上的。他们讲得真好，至今很多老师上课的形象仍常浮现在我脑际。通过他们，我由不知何谓人体构造及其功能到对其有了较为系统和深刻的了解。等到开中医课，那气象更是铭心难忘。著名的孟景春、孙桐两位教授为我们讲《内经》，深入浅出，归类演绎，十分易解易记；《伤寒论》和诊断则是由全国有名的《伤寒论》专家陈亦人教授给我们讲授，讲得也很生动；《金匮》则是由临床经验丰富的著名《金匮》学家张谷才教授给我们讲授的，他讲课联系临床实际，学生特爱听；温病则是由鼎鼎大名的温病专家孟澍江教授给我们讲的；此外，著名中药学家黄雅镕教授给我们讲中药学，方剂学家李非教授给我们讲方剂，著名中医临床家周仲瑛、江育仁、夏桂成、干祖望等教授给我们讲临床各科，萧少卿、袁九棱等教授为我们讲授针灸。每门课都上得十分精彩，教授的好多内容至今记忆犹新。

学校图书馆是我经常跑的地方，当时的学生大都十分好学，有如饥似渴之感。学生的生活没有现在学生那么丰富，用当时流行的顺口溜就是：一个书包两只碗，教室、饭堂、图书馆。图书馆里书虽不如国家级图书馆那么丰富，但医学以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书都还十分丰富。我兴趣比较广，所以借书种类比较多，好多中医名著和医案就是在这个时期读的。由于我酷爱艺术，虽学了医，仍旧情难移，我常跑到南京师范学院、南京艺术学院去“蹭”课。那里有我一些学艺术的朋友，他们会不时地来告诉我，他们校某老师在何时讲素描，某老师在何时讲水彩画，某老师在何时讲雕塑和国画，问我想不想去听，对艺术爱之切，哪有不想去的道理。于是，我就巧妙安排医学课听课和自修的时间，搞起“游击战”和“运动战”。由于当时学籍管理不严，说实话，好多美术方面的知识就是用上述方法混在两所院校学美术的学生中“偷”听来的。

除了在学校学习以外，我当时最大的也是唯一的爱好就是逛书店和看展览。每逢周日，必去的地方就是书店。当时很穷，我们的月伙食费是14.7元，父亲工资低，给我的零花钱很少，要是看好的书都买，那确实买不起，怎么办？只好能买的才买，买不起的书就在书店里站着看（书店里一般是没有座位的），一站就是大半天或一整天，常常忘记吃饭。当时南京的美术馆凡是有书画展，即使再忙，我总会挤时间去看。我看展览和别人不同的是：每次总带上笔和纸，对一些优秀作品，总是边看边用笔临摹，有时摹得还真不错。一次，著名画家亚明带着学生来看展览，他看看我手中摹的画，又看看我胸前佩的校徽，笑着对他的学生说：“来看，这个人跑错门了，应该学画嘛，怎么会去学医了？”真的，大学生活这几年，我就如同一个饿汉一下子遇到了满桌盛宴，畅享了知识的大餐。

五 历史将记住这一天

1976年，当是中国的非常时期。这时文化大革命已进行到第十个年头，由于长期的社会动荡，中国已被搞得混乱不堪，不仅生产停滞，而且国民经济也到了崩溃的边缘。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央领导人在此之前就发现国家问题的严重性，因而千方百计力主恢复生产，恢复国家正常秩序和各行各业的正常运转。在其病重期间，周恩来即委托邓小平任代总理，去拨乱反正，扭转国家秩序。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76年元月8日，周恩来总理因病去世，这时“四人帮”认为夺权时机已到，就利用手中掌握的宣传工具，不仅与周恩来生前所主张的一些方针政策大唱反调，且还别有用心地批林批孔批周公，“周公”即影射周恩来，并不时向周总理身上泼污水。

3月5日，由张春桥、姚文元一手控制的《文汇报》在重刊国家主要领导人学雷锋题词时，竟然不刊登周恩来的题词，这一举动，在我和我的一些同学们中立即掀起轩然大波。我向来关心国家和人民的命运，心想，文革把国家搞乱了，周恩来、邓小平力挽狂澜，刚刚把国家形势和生产扭向好转，而“四人帮”却硬要倒行逆施，这下国家完了，没希望了。我虽是普通学子，然而深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该怎么办呢？我除了和一些政治观点一致的同学私下议论、谩骂“四人帮”外，还常为之彻夜难眠。难眠之际，我就想主意。正好，时隔不久，我们系按常例每年清明前要到雨花台祭扫革命先烈。脑子一动，办法有了。我想，你们“四人帮”要抹黑、批倒周总理，我就偏热爱、悼念周总理。于是，我就利用当学生会宣传部长的“权力”，自作主张，在祭扫革命先烈的巨型花圈的缎带上，用毛笔大字工整地写上：敬爱的周总理，革命先烈永垂不朽。我们系的所有学生干部和同学见此都拍手称好。当然，现在看来，这一举动从政治上也没有什么不可，然而在“四人帮”当道之际，这样做，就是公开和他们唱反调，对着干，就是犯了政治上的大忌。况且当时实行政治高压、白色恐怖，举国万马齐喑，即使群众有想法，但谁也无胆量公开表露。大概正是因为这一点，当我们系100多人把花圈抬向雨花台的途中，那花圈上的悼念周总理的大字，才会引起沿途不少群众注目、围观并窃窃私语，我的本意也正想借此唤起群众。大概是上天助我，该当有事。花圈抬到雨花台，雨花台

一摄影工作人员看到广场很多人注目我们的花圈，并看到花圈上写有悼念周总理的缎带，竟冲上前去，一把扯下缎带，向一旁树林走去。这下不得了，广场像炸开了油锅，群情激愤。同学们和部分群众即涌上前去，责问其为何扯下缎带。这名工作人员说：“此地是烈士陵园，不能悼念周总理。”大家一听，更加气愤，呵斥道：“周总理骨灰撒遍全国，何处不能悼念！！”那天我先回学校了。有同学跑回学校对我说：“出事了，有人今天公开反对我们悼念周总理。”我问清原委，心想：既然把事情闹出来了，索性干脆挑明，把事情闹大，以一泄我们群众的心声和义愤。于是，我带上几个同学，在南京人潮如涌的地方——新街口，用两张纸接起写一个大字，写出“誓死捍卫周总理”，“强烈要求省市委严肃处理‘3·24’雨花台政治事件”两条大标语。想不到这一举动，真把漏子捅大了。当晚，整个南京市沸腾了，我校的值班室电话一夜不停：雨花台出了什么事情，谁敢反对周总理，要不要我们支援？此事自然惊动了江苏省委、南京市委，省委书记彭冲清晨五点左右即驱车赶赴我校，要学校领导立即召集我系学生干部开会，我们当然知道彭冲来开会的目的，无非是要稳定局势，避免事态扩大。我们一些学生干部料定彭冲目的后即反其道而行之，一边着人开会，一边着人把事件经过撰写成文，抄写两份大字报，张贴于南京鼓楼、新街口两个闹市区。这样，“3·24”雨花台反对悼念周总理的政治事件就在南京公开了。继之，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学院、华东水利学院等高校学生亦纷纷上街刷标语声援，南京各大机关企事业单位也有人响应。事情延续到月底，形成高潮，我们学生为了把这把火引向全国，即在通向上海北京的列车车身上，用油漆书写“捍卫周总理”，“砸烂《文汇报》”等标语。随着运动蔓延，这一举动不久即在首都北京演变为震惊中外的天安门“4·5”运动。事件后，由于处理不公，邓小平下台。我也因为是周恩来追悼会后全国再次公开悼念周总理的第一人和所谓南京“3·24”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制造者”，以及所谓“天安门‘4·5’运动”白色信号弹的发出者，被公安机关反复传讯审查达数月之久。

往事如烟，如客观地评价这一历史事件，我认为，不管将来历史对一些领导人如何评价，然而当时我们的做法是顺应民意、顺应潮流、代表民主和正义的。目前，有些学者在网上撰文，高度评价我们当年的行动，说：“南京‘3·24’雨花台政治事件比天安门‘4·5’运动整整早十三天，是‘4·5’运动的先导，是1976年春天的第一声春雷，是粉碎四人帮的第一声号角，是呼唤邓小平，和邓小平后来顺利复出的民意测试和先声，同时也为邓小平复出铺垫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历史应该记住这一天。”

面对这样的评价，我怎么看呢？首先，我为当年有这股爱国热情感到欣慰；尽管当时黑云压城，这样做无疑有很大的危险，但当时真的一点也没考虑到此，我只是认为，作为一个公民，这是我应该做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常想，如果当国家处于非常时期，人人都缩首，怕这怕那，那这国家还有希望吗？人是该有信念和追求的，这信念和追求就是真理。我曾写过一首小诗记述我的人生理念和追求：

平民偏作国家忧，

傲对骄阳搏自由。

任是孤身连厄运，

依然故我不回头。

大概正是基于对国家、对人民的纯真的爱，多年来，我虽是一名普通医生，仍心存“大医医国”的理念，心甘情愿去做一些诸如筹款修路、抗涝救灾、免费门诊等利国利民之事。单为家乡修路一项我就召集兄弟捐款，四处张罗筹款达三十八万元，记得那是万元户在中国还是十分很罕见的时代，有人说这是干傻事，但我却认为这正是人生价值和意义的体现。

六 留校不成，坏事变成好事

大学几年，由于老师教得好和我的努力，学习成绩总算还不错，在全年级120名同学中也还算佼佼者。加之我还有多方面的专长，被公开称为“才子”，又是学生会宣传部长，当时学校大大小小的活动总少不了我的身影，所以在学生时期就成为学校的名人。出于学校和老师对我的厚爱和看重，在毕业前系里的老师就向我透露：要把我留校任教。有的老师并且对我暗示，即使这一届只留一个学生也会留我。我当时想：学校名师多，资料多，是一个可以一展身手的地方，留就留吧，这是好事。然而，正当我满心以为会被留校时，事情发生了变化。就在毕业分配前，我原籍的人事局死活不放人（当时地方人事局是有权把学生要回原籍的）。学校这边的做法让我十分感动，他们先后打了四次长途电话和人事局协商，希望对方放人，能把我留给学校。可对方执意不放，难道我这个人对原籍就那么重要么？不是的。后来才知道，原来是有个出身于高干家庭的同学也要留校，正面和我竞争不过，就在我原籍人事局找关系搞了个“围魏救赵”，“赵”终于救成了，我被分配回我家乡淮阴市一院，任医生和淮阴医专教师。环境条件一下子与大学反差很大，业务工作开展上也遇到很多困难，加之人事复杂，对新来的大学生嫉妒的有之，排挤的有之。我真想不到，社会会这么复杂，处境特不佳。原南京医学院魏善钊院长和南京另一位大学校长原来对我比较了解，当知道了我的处境，出于爱才曾几次设法把我调回南京，终因我所在单位不放而未调成，我的心情一下子糟透了，记得当时还分别用药名和穴名写了两首诗记述我的心情：《困境述怀》两首：

其一，（药名诗）：

生地尤多刺蒺藜，

刚逾滑石又临谿，

素怀远志当归去，

缠膝钩藤焉脱离？

其二，（穴名诗）：步前韵

意舍京门遇曲池，

委中曲骨过阳谿，

运交华盖神聪尽，

陷谷太渊焉别离？

（凡字下加线者皆为药名或穴名）

心情糟是糟，但再糟还得面对现实。况前贤早有教导凡欲担大任者，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经过一番思考，我下定决心，看书学习专攻临床，磨砺基本功，起先看门诊，后来就管病房，先用西药较多，后来实践发现，西药疗效并不怎么样，转而专以中医理法方药治病，遇到难题即看书或向有经验的同事请教。渐渐的，我尝到了中医治病的甜头。我所在的医院，是一个综合性医院，综合性医院虽大，但全院是以西医为主体的，中医只能在夹缝中生存。我就采取了兵法上所谓“以至实击至虚”的办法，先找出西医临床上的薄弱环节，即找出他们治疗效果不显或根本没有疗效一类的疾病，如肝炎、心肌炎、肾炎、自体免疫病等去攻克，以杀开一条生路。功夫不负有心人，几年努力下来，成就不错。如以养心、镇心、温心阳来治疗各种顽固性心律失常；以小量甘遂等逐水通便药治疗顽固性肾炎蛋白尿；以清利活血加大量饮水跳跃及结石总攻疗法治疗尿路结石等等，效果均十分明显。成就有了，自然引起西医的关注。综合性医院每周有一个全院大查房，当时西内科的周杰士主任兼全院大内科主任，他是西学中出身，当他查到我管的病床时，发现不少病人单用中药效果明显，即在查房后的大早会上给予肯定、表扬，并要全院各科凡遇到西医难治的病可找新医科小潘医生会诊。后来果然有一些科室开会诊单要我会诊，当时我才二十几岁，也就不知轻重的冲上前去了。由于疗效奇特，小潘医生的医名在患者中也就传开了。记得当时还招致个别同行的嫉恨，当然这是后话，属别传内容，按下不表。

当时我个人生活条件和待遇如何呢，说给现在青年人听大概不大会相信，恐怕仅用“艰苦”或“较差”等词还不能准确形容，我觉得准确点应当用“可怕”和“恶劣”。我当时没有奖金，全部工资仅36元，吃的是食堂一般粗茶淡饭，穿的呢，衣服全部在身上。记得当时仅有一双穿了几年的塑料泡沫拖鞋，因为老化，已几处断裂开，我就用钉书机钉后贴上胶布再穿；出门坐不起车，基本步行，真可谓：“东西南北两条腿，春夏秋冬一件衣。”住的呢，先住医院阁楼上6-7平米一小间，还可以，因为我是医专编制，医院要房，逼我搬回医专住。记得搬家那天下着雨，几位小友用平板车帮我拉着我的唯一家当——五六纸箱书搬去医专。医专没住房，我找负责人，负责人双手一摊说：“实在没房，只有一间养狗（实验动物）的房子，你住不住？”雨在下，淋在书上，比淋在我身上还难受焦急。我不加思考地说：“只要能挡雨，住！”就这样，我就住进了养狗房。其实这不是房子，只是毛坯砖头砌起来的一个棚子，6-7平米大，地面是高低不平的烂泥地，四周是砖砌的围墙，没有窗。为了透气，就在墙上方砌上无数个“十”字形的方孔，孔不大，大了狗会逃。顶上盖上芦苇，压上些瓦片，门旁墙根有一个约七寸高三尺宽的扁方形矮洞，那是给狗喂食用的。来到“房子”跟前，我当时心里就有些发怵、发凉，但一想到只要能稍避风雨即行。其实这棚子由于四周都是毛坯砖，布满了洞，既挡不不住雨，更挡不住风。我这个人向来以乐观面对一切，记得回乡劳动时，晴时一身汗，雨天一身泥，还不都滚爬过了吗？眼前这又算得了什么？于是就在棚中用砖砌了一个写字台，早晨到河边柳树下读书，夜晚就在这砖台前学习。为了应对成堆的蚊子，我就穿上雨靴，手握芭蕉扇时时驱赶。当时还自得其乐自我调侃地在棚中挂上自撰的对联三副：

其一是：四壁无窗，有百孔观宇，思接天地；

只身少物，唯一书引路，神游古今。

其二是：墙开百孔，天作空调满屋爽；

户瞰八方，地傍大道眼前宽。

其三是：炎凉坚傲骨，

风雨振精神。

一次，一个朋友来我房间找我，看到对联，竟笑着说：“你真有雅兴，住这样的狗棚还挂对联？”我笑着对他说：“你不觉得这也是人生一乐？”他笑了。

在狗洞住了一段时间，自己倒觉得很好，然而不久，事情有变。一次我去外地学习月余，回来开门进洞一看，不好！棉衣、几件稍漂亮的瓷器和稍值点钱的东西全部被盗，小偷是从门旁给狗喂食的扁方洞里爬进来的。我真好笑，小偷也太缺德了，竟偷到我这地道的“无产阶级”头上了。事后不久，校方说狗房要用，又逼我搬出。搬到什么地方呢？人家搬家雅称为高迁，我却是地道的低就，迁到一个与亭子间相连的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的半地下室。地下室约6平米，进这个地下室，得先进楼梯下的亭子间，亭子间有一个小门，约1尺6寸宽，很矮，仅能容一个瘦人通过。

走过亭子间进地下室还得进另一道比这门稍宽一点的门。半地下室阴暗潮湿，门虽朝南，但由于处在楼下和两道门后，比较幽深，故终年见不到阳光。为了给房间增加点光亮，就在北面的半地下半地上的墙上开了一个约1尺高两尺宽的洞，洞中插上三根木棍，洞口封上一块玻璃，就算是房间唯一的窗了。由于玻璃是整块的，又被封死在墙上，大热天房中再热也是无法打开的。由于房间地势低洼，一次发大水房间水深没膝，把我的床也浮起来了，几箱书全部浸没在水中，惨遭没顶之灾。我只好用脸盆把水一盆盆往外戽，书从水中捞出后放在阳光下晒。面对这些，真是欲哭无泪啊！但转而一想，这世上不是还有不少人因无房住而在风雨中飘摇，或因原有住房墙倒屋塌而餐风饮露吗？我总比他们强多了吧？把水戽出去后，也就是房间潮了点，反正不会死人，想到这，我依然不改其乐，在小房休息学习，直至离开这个单位。当时我在这个半地下室里也挂上了自撰的对联两副：

其一是：房间不大，矮门两道；

人物虽小，硬汉一条。

其二是：半间似笼似囚屋，

一个无拘无束人。

后来这些都成了我原单位不少友人谈论我故事的典型素材。

随着年龄向三十迈进，我面临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找对象成家。对这一问题父母逼得我特紧。然而当时的现实是，女孩择偶还是被世俗所主宰，目光向着干部子弟、军官等有权有势有前途之人，且起码条件要求男方有“三转一响”。何谓“三转一响”？“三转”即自行车、缝纫机、手表，这三样东西都有轮子可以转动。“一响”，即能讲话唱歌的收音机。我所有家当穿在身上，吃在肚里，根本不具备这种奢侈的条件。况且我心气高，也根本不屑追求这类东西。谈起这事还有个故事，一日我们同科室的中医老前辈宋少僧来到我房间，上下左右环顾后对我说：“大先生，我看你是：‘半世清贫，室无三转一响’。”我眼睛一转发现这句话正可以作一上联，于是随口对出下联：“一身富贵，胸有百科全书。”当我吟出后宋老笑了，说：“大先生，你不光心气高傲，尘视世俗，且还是位‘急才’。”

随着学术的发展，尽管我学习未辍，仍时时感自己眼界太窄，怎么办呢？这时国家已恢复研究生招生，我动了考研的念头。初招生那几年不需要考外语，考研比较容易，然而单位死死卡住不让考，连续三年，每次要求报考均被打下，好时机均被错过了。眼看时光被一年年耽误，我只好硬着头皮找单位领导论理摊牌。一番唇枪舌战，据理力争，单位在招生办已先让我填表报名的被动情况下，顺水推舟，勉强同意了只让我考一年，考不取，下次不得再试。机会是争取来了，但我自知专业考试问题不会太大，然外语对我是一大难关。中学时，我曾学过外语，那是俄语，不仅考研时用不上，且已丢了。其他外语我是一天也没学过，因为我上大学时不开外语课。连字母都识不全，更不要讲单词、语法，虽近年曾自学一点，然要应对全国统一的考研试卷，显然差得老远。离考试时间仅有几个月了，怎么办？我开始动脑筋、想办法，最后我想出一个绝招，就是像背中药药性赋和方剂歌那样把外语语法编成只有我自己才能看懂的歌诀去背。再加之勤学苦练，这一招果然有用。后来我竟以74分的外语成绩考取了1982级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内科专业研究生。回顾人生这一历程，困难是多，处境也苦，然而这些却磨练了我的意志，丰富了我的人生阅历，也提高了我的学识。这种苦，对人生又何尝不是一件好事呢？

七 转益多师，幸遇良师

习医治学除了要向多方学习外，更重要的是能选择良师。只是目前学术界，人品学问能称得上良师者实在太少。且良师往往可遇不可求。我此生最大的幸运是遇到了一位良师，他就是我读研究生的导师张伯臾教授。张伯臾教授曾主编过五版《中医内科学》教材，是近代名医丁甘仁的亲传弟子，有当代中医泰斗、当代“御医”之称。他学问、人品都很高，待人却十分谦和。我跟他做研究生时，他虽已84岁高龄，然仍能竭尽师职。一次，放暑假回乡前我去看他，他就对我说：“小潘，我知道你回乡找你看病的人很多，你知道夏季的常见病怎么治么？”我说：“书上学了点。”他说：“不行，目前好多书上讲的不实用，我给你讲一下吧。”于是，他就一个病一个病讲解辨证用药心得，一直讲到声音发哑才止。他和我交谈最多的就是他的治疗心得，因为他学术地位高，找他看的病大都是难治病，有很多病人还是高干，并曾经多方名医医治过，既棘手，又责任重大。他曾给我讲起给中央领导某某看病，病的症状是发热不退，中西药都用了，皆无效。张老细审病情，用扶正退热法，第一味药开了生晒人参15克，谁知这位领导也知医，当即就说：“张老，这药我可不能吃，北京的医生给我看了，我这人素体阴虚火旺，如要用人参顶多用西洋参两片嚼服，你现在给我用这么大量的生晒参，怎么能行？”张老当即满有自信地说：“侬请我来，就得相信我，侬先服我药试试看，反正我还未走。”这位领导就按方服了，第二天，体温就退了，这让他佩服得连连称许。还有一次，我随师门诊，病房的顾双林老师拿了本厚厚的病历来到张老前，说：“张老，病房有一个患咳嗽的病人，住院已快两个月了，所有检查或治疗方药都用了，就是治不好，想请你会诊。”张老说：“好的。”来到病房，我翻看一下病历，天啊！不仅解表、化痰、清肺、温肺……所有我知道的中医治法均用过了，而且还用了不少西药，这该怎么办呢？这时张老开始四诊察病，当问到病人是否口渴时，病人说口渴，每天要喝一热水瓶水，又问他恶不恶寒，有无出汗，病人说：“有些恶寒，没有汗。”张老在看舌诊脉后，说：“这是越婢汤证，开方！”于是他说方药，别的医生记，方中重用石膏清热，以麻黄、生姜发汗解表，加郁金、瓜蒌皮化痰舒郁，药仅数味，不想这多日咳嗽就这么简单的方子竟应手而愈。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病人服了三帖药后，正值张老又来门诊，病人穿着住院服装紫红色棉大衣，见到张老，咕咚一下，跪在张老面前，说：“佩服！谢谢老先生高手！几乎把我咳死的病被你三帖药就治好了。”这一幕，至今仍刻在我脑际。还有一次，我的研究生同学郑某某对我说：“朝曦，听说你老师治病特行，我自己得了咳血病，翻遍医书，用了很多方药，均无效。后来找了我自己的导师张某某看了，也不行，能否请你老师帮我治一下呢？”我把此事对张老说了，张老笑着点点头说：“可以啊，让他来。”那是一个晚上，张老边看边分析病情，他这一分析，使我开悟了，原来张老这么看病的。他治病的最大特点，就是辨证要细致入微。老师在实践中的点拨，仿如迷雾中的灯塔，为我深入学习指明了方向。后来我同学服了药，果然效果明显，使他也由衷佩服。那么是否仅辨证细致就可以解决问题呢？张老后来语重心长地告诉我：“辨证用药是否精当，其根本在于熟悉中医经典。”张老对中医经典之熟，当是中医界首屈一指。记得1987年前后，上海开了一次《伤寒论》国际学术研讨会，会上大家就少阴病发言，张老对文献之熟、理解之深，引起日本、中国学者一片赞誉。张老一生行医60余年，倾注全身精力于临床，很少得暇著述。他的主要学术思想曾由我整理，并经他过目认可。他平常也看西医书，但仅作为知彼知己，去了解西医，他从不用西药，医名蜚声海内外，全靠中医，这当引起怀疑中医疗效的人的思考、深省。张老的师德、医德高尚，对学生如同己出，关爱有加，让学生如沐春风；对病人耐心和蔼，如甘霖润物无声。正如唐代孙思邈《大医精诚》所言：“望之俨然，宽裕汪汪。”吾师张伯臾夫子，诚乃当代一位当之无愧的名师和大医。

八 看病多，成了我一大“罪状”

由于家庭和老师的影响，加之我自己的努力，我对中医的临床情有独钟。然而现实体制却常和我过不去，能不能随心去干自己想干的事，往往取决于主宰你命运的人而不是自己。我是学中医内科的，又是张伯臾的学生，当然应该理直气壮去搞内科临床。然而一段时间，有关方面却偏不让我搞，让我去审稿，而由于我一再坚持临床，在家乡、上海都有一定的群众影响。因而平时找我看病的人特多，正如《人民日报》报道所言：“在上海曙光医院潘朝曦教授的诊室里，就诊的病人总是挤得满满的，有时人群延伸至大半个楼面。他们来自祖国各地，有的早晨五六点就来挂号，一直等到下午三四点才能就诊。……”其实这说的仅是门诊，自我研究生毕业以来，在我非门诊时间，也常常被病人包绕追踪。我的办公室几乎每天都有不速之客叩门求诊，老校区的校园里也常常有多部轿车来接我出诊。由于初来的病人常会找错门，这样，势必影响了学校的安全管理和有关人的安宁。没有等到别人说出来，我就采取措施，让病人统统去门诊就诊。但是因为来自外地的病人大都不知道我的门诊时间和地点，尽管下了禁令，仍时不时的有人找，我又采取措施，让他们等到中午午休或下班后再来。这样一来，在学校上班时来的病人才减少。业余时间，还是把我搞苦了，常常因为看病而影响吃饭或休息。此外，病人“粉丝”的热追也无形中给我酿成一大“罪状”。我曾任非党员处级干部，尽管我非党员，党员“三讲”还是要参加，最后对我的评议总结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工作作风、业务水平、领导才能、廉洁勤政，样样都评价很高，唯一的缺点是平常看病太多。后来有人还把它上纲变味，说成是“罪状”。材料和我见面时，我这人很耿直，怎么也不认错。我是这样想的：我利用业余时间看病，并非捞钱，全是义务，人有病痛，需要我帮助，这是医生应尽的义务，也是做人最起码的本分。我何罪之有呢？这种“罪”，恐怕在全国千百万处级干部中也找不到第二人。再者，我认为，作为学中医内科的老师，如从来无人找他看病，他培养的学生还会有医院敢要么？认定正确，我就坚持，那是九头牛也拉不回的。我宁可不当干部，也不能脱离我的病人。后来，我终于如愿以偿，离开文字工作，也不当干部，每天可以自由自在地搞我的中医教学和临床了。越干临床，我越感到实践的重要，真正不朽的名医不是册封、钦定的，而是在实践中干出来的。张伯臾教授所取得的成功，也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干，越来越使我发现中医学术的博大与精妙；干，也使我发现自己的错误与不足；干，使我对中医越来越热爱；干，使我临床应对疾病的能力也逐步提高。由此我认为，实践也当是巩固学生专业思想、培养中医合格接班人的一大法门。不知其他中医贤达有无同感，反正我自己是这样认定的。我现在不管是出差还是回乡，包里必带的东西就有处方和笔，为了给别人看病，没有寒暑假，没有业余时间，但我心甘情愿。看来，看病多这一“罪状”，我是至死也不会认“罪”了。

九 一波三折，研发“克感王”

在所有疾病中，大概数感冒发病率最高，在13亿中国人中，常年一次感冒没有的人可以说少之又少，一般而言，每人每年发病1-2次总是有的。即使平均每人发病两次，这数字亦大得吓人。感冒，分为普通感冒和流行感冒两类。流行感冒，其危害较普通感冒更大。如：1918年西班牙流感竟夺走5000万人的生命。直至今天，欧洲人谈起流感仍然心有余悸。其实，普通感冒危害也不小。平常身体健康、年轻力壮者患普通感冒问题不大，而对于老人，特别是患有心、肺、肝、肾等疾病的人，普通感冒也会带来严重后果。常会引发肺炎、气管炎、心衰，从而导致死亡。还有不少疾病如肝炎、心律失常等虽治疗已取得好转，一场感冒常会前功尽弃。鉴于这一认识，我决定独创新路，攻克感冒。

经过悉心研究，我发现我们治疗感冒的思路有误。除流感外，普通感冒病毒平常多寄生在鼻咽部，为什么不致病？主要由于我们抵抗力这一“卫兵”时时把它看牢。当人因淋雨、吹风而受凉时，“抵抗卫兵”就会撤防去集中抵御寒冷，这时感冒病毒就开始活跃，在鼻咽部繁殖扩散。人体的防卫系统随之立即采取措施，通过打喷嚏，企图用气流将病毒赶走，通过流鼻涕把病毒冲走，或用其中的免疫球蛋白把病毒杀灭。一旦这些都不成，病毒就进一步向气管、肺扩散，于是人就开始咳嗽，以期咳出病毒及代谢产物，当一切都无济于事，病毒则通过血液播散至全身，从而引起恶寒、发热等全身症状。

我们一般如何治疗呢？大多通过服药，而药物从服入到吸收，须4-5小时的时间，其中药物还途经胃酸、肠液等酸碱的破坏，又经肝脏的解毒后，才通过血液分布全身，真正到达病所，已是强弩之末，所剩无几。就如同上海发生战事，我们虽是从上海附近调兵，而兵不是直扑上海，是从上海绕到黑龙江，绕经大半个中国，多少天后才调到上海，加之一路兵力不断折损，这正好给敌人以发展时间，怎么可能马上制伏强敌呢？我想，我们能不能改用从上海附近调集空降部队？通过思考后，我认为能。这方法就是通过鼻把药物吸入，直达病位。用什么药呢？当然是气味芳香，性多升发、趋上的药物。解表药大都具备这一性味。此外，我又研究了鼻粘膜的组织结构，发现鼻粘膜组织呈筛状，不仅小分子物质可进入，且大分子物质也能进入，同时这样药物不会遭胃肠酸碱破坏，能直接进入大循环。“空降兵”和攻克途经找到后，我就开始试验摸索。谁愿意接受我的试验呢？那只有自己。

第一步，先把自己“整”成感冒，我是怎么做的？正如《文汇报》一篇报道所言：“数九寒冬的夜晚，万物萧瑟，雪地冰天，浦江两岸的人们，早已裹着厚厚的棉被，进入了沉沉的冬眠，在零陵路附近中医学院的一间宿舍里，却还亮着幽暗的灯光。只见屋子门窗洞开，潘朝曦身着衬衫短裤，在屋里抖抖索索地来回踱步，任凭北风呼啸毫不在乎。他在干什么？难道神经有些不正常？不！他只是在自己身上‘制造’感冒。为了研究感冒这病魔，为了研制出征服感冒的药，他已经不知多少次这样地将自己‘整’成感冒了”。

第二步，用研制的“空降部队”给自己治疗感冒。

第三步，自身实验获得成功后，为了让它变成药，造福大众，还得按照药物研发的要求委托上海第二医科大学作感冒病毒抑制试验。成功后，还要继续做急毒试验、几大医院临床大样本观察。

一句话，经过几年苦战，研制攻克感冒的“空降部队”，终于通过合法审批（获批为三类新药），得以问世，名为“克感王”。这种不服药，不打针，通过吸入迅速治疗感冒的新药一上市，即受到国内很多媒体的关注和热捧。厂家利润当然不菲，而我呢，却当了“天下第一号大傻瓜”，不光未获利，而且不久就被厂家甩了，心中自然气愤，诉诸法律，官司赢了，又改“嫁”第二家，不久又被骗了，真是“秀才遇到兵”。最后，计穷智生，决定将其改型，与空调联姻。

一番苦心，终于通过测试和有中医院士参加的专家鉴定，克感王防治感冒空调在我手中诞生，山东科委还对此进行科技查新，发现这竟然是全球第一台独具特色的功能性空调，继之由我的合作者山东青岛一家大型电器厂在人民大会堂发布新产品新闻。克感王防治感冒空调的问世，为人类征服感冒拓展了一片新的天地，也对空调的含义进行了革命性的扩充和诠释。

十 收复急重危病阵地

急重危病，即急症、危重病症的统称。这类病多突然发作，来势凶猛，能顷刻危及生命，按归类属中医急症范畴。目前，在一般中国人的印象中，告诉他中医能治疗急症，他们大都嗤之以鼻，无异于天方夜谭。他们总认为中医所治的病大都是些慢性病，或死不了也好不了的病，因为他们觉得中医疗效缓慢，只能去应对慢性病，不能治急症，治急症还得靠西医。从目前临床现状来看也难怪人们这么认为。全国大小医院包括中医院，还能找出几个医院用纯中医去治疗急症？谁有此胆量？尽管国家有关管理部门也曾组织过中医急症攻关组对急症攻关，然多年来由于观念和思维方法不对头，且缺少真正的中医人才，加之其中有些人本身就对中医信心不足，所以虽苦心经营多年，用了不少经费，仅搞出几种不中不西、疗效不确的所谓中药急诊制剂，根本未能成为气候。而我们中医队伍也大多患了“恐急恐危的软骨病”，一遇到急症，就被吓软了腿，挺不起腰，根本不敢也不愿去思考中医怎么治，干脆缴械投降，全面“臣服”西医，清一色用西药治疗。其实这是一种妄自菲薄，极没有出息的做法。他根本没有想到，几千年来，中国没有西医，得了重危急症的人难道都去等死吗？其实不是的。翻开医学文献、历代病案，即可看出历代中医治疗急危症的办法很多，有的还很巧妙，只是我们未去学习，被西医遮住眼目，自动放弃。由上可见，中医治疗重急危疾病，对力挽目前中医颓局，意义特别重大。因而，从二十几年前起，我就立定了攻克危重病症的志向。其做法是：

（1）首先翻阅学习了大量中医治疗急症的文献，对其中治疗急症的小方、奇法、验方，我都进行了摘录，对古人描述不清或文献上定为“死”、“必死”的病症，也进行了认真分析，弄清楚属于今天的什么病，是否真是死症，然后再去探索治疗方法。

（2）心中有了“家底”以后，我认为第二步也是成功的关键，就是要有必胜的信心。不管遇到什么重危病，首先不要让其吓倒，吓倒了也就自信全无，不要被病吓倒的同时，还不要被权威和各种权威著作吓倒。对一些权威说法或结论，要大胆怀疑，小心求证，怎么求证呢？就是根据病人的症状求证古人，看古书上有没有类似描述，继之去求证今人，看杂志上今人对该病的认识治疗是否有道理。最后再去求证病人，看所拟的方药灵不灵，其中最后一关是否有效最重要。如某方某药用了一段时间没有效，或前人今人用过的方子没有效，就必须另辟新路，重起炉灶，创立新法。这种做法何时方停止，就是直至找到疗效为止。“疗效是硬道理”，这是我从某位人物讲话中化出来的一句名言。其实对待重危病用常法不行，往往要用变法、奇法，要善于变通，要有悟性，这就要从古人今人大量的医案和医话中去寻求启发、思路和智慧，一句话就是去寻求过硬的疗效。

记得我曾治疗武汉一例十分重危的肝脓疡病人，该病人男性，58岁，肝上分别患有13*12cm、8*10cm脓疡两个，每天发热均40多度。或许有人会说，西医用抗生素治疗感染是拿手好戏，告诉你，这位病人不仅用了一般抗生素，而且用了多种新的、价昂的抗生素，每天光抗生素的价格就约2000元。连用多日，高烧就是不退，奈何？或许有西医知识的人会说，当行肝穿刺抽脓，但是告诉你，患者脓腔是一个个分隔开的，怎么也不能把脓都抽出来。病人神志已经昏糊，气息奄奄，医院却束手无策、应对无招。此时病人家属只好电话向我求救。我还没做可否答复，紧接着患者弟弟来电话，说：“通过托关系先已请到中科院西医院士、留德归国学者、当代掌西医外科第一把交椅的某某会诊过了。”我问他会诊意见如何，他告诉我：“院士意见立即行肝穿刺。”我说：“他要抽脓么？”他说不是的，是取样作细菌培养，然后再根据细菌的药敏去用相应的抗生素。我也懂西医，我说：“你去问他，病人肝脏肿得这么大，穿刺能不能保证不出血？如果出血，引起弥漫性腹腔感染，那将怎么办？”他就去问了，院士说：“不能保证，穿刺是有这一风险，所以必须家属签字，才能做。”我又问：“做细菌培养加药敏实验要多少时间？”回答说：“需要五天至一星期。”他弟弟问我怎么办？能否签字？我说：“出于对生命负责，尽管是院士，但办法并不高明，我不赞成。其道理就是如穿刺出血，必引起腹腔感染，将必死无疑。其次，即使不出血，等他们把细菌培养出来，药敏做好，恐怕病人等不到他们拿到结果，即已逝去。我建议停用西药，改用中医治疗。”病人的弟弟是某报纸总编，既有头脑，又有些医学知识，当即听从我的建议，就请我行中医治疗。我给病人辨证为热毒、瘀血、痰浊、腑实互结于中，用大方处以仙方活命饮加大量清热解毒药、通腑药、化瘀药同用。并打破一日一剂的服药方法，而是不论剂，只要腹中有空就服药，并加服季德胜蛇药片。病人第二天开始体温渐渐下降，七天后，体温退至正常，疼痛缓解，两周后，肝部两大脓疡包括原先胆道一块结石竟神奇般全部荡然扫除。检查报告下来后，病人全家欣喜若狂，病人所住的某大学附属医院科室上下亦皆折服、称叹。其实，这仅是我对院士说“不”的多个病例中的一个病例。

还有一例也是对院士说“不”的，发生在上海，患者是女病人，48岁，其职务是江苏海安县政协主席，因患感染来上海某大学附属医院就诊，住院后医院自然给她用抗生素，不想用后过敏，医院就给她换了另一类抗生素，还是过敏，医院又再换一类抗生素，还是过敏，而且这次过敏特重，竟引起全身剥脱性皮炎。全身布满像鱼泡一样的大水泡，医院一看，第一张王牌不仅不行，而且捅出了很大的漏子。病人发烧加重，原先感染未能控制，又面临全身全面感染。医院只好先停用抗生素，转用大量肾上腺皮质激素抗过敏，用后非但过敏未能控制，更出现吐血、衄血、便血，且血小板降到低于两万，病情十分重危。该院立即找上海最大医院的数位有关院士会诊，有的院士说：“还要用抗生素抗感染。”医院就问：“用哪种抗生素？”院士说：“某某抗生素。”医院说：“目前各类抗生素都用过了，皆过敏。”院士说：“那没救了。”一句话，多个院士的会诊意见就是两个字：等死。该病人有位同乡是上海复旦大学教授，对我比较了解，就推荐让我会诊。海安县委领导也对该医院施加压力，说：“我们好好一个病人，竟给你们西医治得要死了，你们看能不能请中医高手治疗？”在万般无奈下，医院同意请我会诊。那是晚上9点多钟，我看了病人，全身水泡以外，面孔漫肿色红如胀大的猪肺，眼睛也肿得睁不开，周身皮肤红紫，口鼻渗着血沫，舌红且光，脉细微稍数，气息奄奄。看完病人，回到医生办公室，里面济济一堂，坐满了西医各有关科室的专家和各科主任。我毫不客气地开言：“请问各位专家，这个病人用你们西医治疗还有无办法？”我言甫出，他们就异口同声说：“院士都说等死，还有什么办法？”其实，我也料定他们会这样回答，按照我的个性，如果他们谁还敢站出来说个“能”字，我就会拂袖扬长而去，让你治吧！现在他们自甘认输，这也难得，这已长了我中医的志气，够了。于是我坐下来，对病家说：“这病虽重危，从我们中医来看，不是死局，还有几步棋好走，要我治疗，你得先写一纸承诺，就是在我用药期间出现死亡，不能归责于我。”因为我知道，病人血小板已低至2万以下，随时都有脑出血死亡的危险，这得事前讲清楚。承诺写还是不写，病人丈夫还在犹豫，这时，戏剧性场面出现了，病人的一位家属从病房端来半脸盆血水，对满屋医生说：“医生，不好，病人又出血了。”这时，所有医生除了我以外，都一齐对病人丈夫说：“你这人真糊涂，潘教授让你写承诺，为什么不写？”病人丈夫也开始急了，张口结舌地说：“这东西我从未写过，不知怎么写。”一位医生说：“那好，我们起草，读给你听，你若同意，就签字。”承诺写好，我就开始辨证开方。我认为此病人主要病机在于热毒炽盛、血热妄行，治当清热解毒凉血，以犀角地黄汤合普济消毒饮化裁。犀角已禁用，就用水牛角60克代之，另加用血证神丹--制大黄，并加用3克真牛黄分吞。会诊后全市中药店已关门，我就代为打电话找关系、开后门。折腾了两个多小时，才把三帖药配好，嘱病人连夜服药。第二天天刚亮，病人丈夫的弟弟就打来电话，传出捷报，说病人出血已止，热也稍退。待3帖药吃完，又作了些调治，病人就完全治愈。一下子，我的医名也就在上海西医界传开了。他们说：“上海中医药大学有一位奇人潘某，他的中医技术有道理，专门能治我们看不好的病。”后来，我还陆续受上海和各地邀请看好了不少疑难重症，上海中山医院高级专家会诊中心也常邀我就一些疑难重症会诊。可见中医治疗急危病症是大有可为的。

十一 攻克疑难病症

疑难病，是临床多种难治性疾病的统称。疑，顾名思义，就是似是而非、难以确定，指病状似热非热、似寒非寒、似实非实、似虚非虚……往往一时难以判断确定确切的病位、病性；难，指治疗棘手，往往迭经中西医多方或长期治疗，效果不显或根本无效。疑难病病种涉及广泛，究竟有多少种，至今尚无统一说法。疑难病，是威胁人类健康的大敌，是人类的第一杀手。攻克疑难病，既是医生的天职，也是拓展中医阵地、赢得中医信誉的一大战略。在目前西医强势驾凌的情况下，攻克疑难病，尤其具有多方面的意义。

我曾打出旗号，专看疑难重危病证，有些杂志也曾报道：我这人与别的医生不同，遇到疑难病不是退缩、畏惧，反而会兴奋，就如运动员，会把它当成是挑战极限的一个机会。因而我门诊或平时几乎清一色都是疑难病。疑难怪病，形形色色、多种多样。一次，我们家乡一位大专院校的校长无意中犯了一个生活常识方面的低级错误。他每天生活均由他的夫人一手打点，一天，夫人早晨上菜场了，他急着要上班，就自己冲早点喝，每次早点吃什么东西、放在什么地方他都不知，胡乱找了一通，竟把橱中的一包鱿鱼水发剂当早点冲上开水饮下。鱿鱼水发剂即工业上的强碱（氢氧化钠），这还了得？当时连吐带呕，还是把食道烧坏了。痛得钻心，汤水难下，X片显示：食道被灼伤成一截一截，3-4厘米长一段一段，粗的地方约无名指粗，细的地方仅如绒线针那么细。到医院看，医生说：“除非把整个食道换掉，别无办法。”可是拿什么来换呢？医学界还未做过，每天仅是挂抗生素消炎，可这是化学灼伤，炎怎么消得掉呢？有的医生说:“试试看能不能用食管扩张术。”另一位主任医生马上反对，说：“这是馊主意，食管这么细，怎么插器械去扩？要是硬扩，不是食管破裂就是穿孔，均是死路一条。”这时病人由于多日不能进食已日渐消瘦，饥饿难忍，每天静脉滴注大量脂肪乳，既解决不了营养问题，更使血管也壅堵不畅了，难以再输。在多方西医会诊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专程来上海请我。我先给他开了汤药，他试着喝了，可是连一滴也喝不下去，这该怎么办？我就开始动脑筋，想起了外治法。我想，化学灼伤食管周围肯定与烫伤一样，水肿、充血、破烂，食管平滑肌收缩，这和汤火烫伤的理是相通的。于是给他开了生川军、四季青、鲜地龙、地榆等凉血消肿治烫伤的药和血竭、麝香等活血化瘀的药，研粉捣成糊剂，敷在直对食道的前胸和后背上。想不到这一来，不到两天，病人即告知疼痛大减，并且能少量饮水，我听说能饮水，为之一喜，马上给他开了理伤、消肿的内服药，嘱他药煎好，要细滤无渣，放温后慢慢含服。渐渐的，病人即由能饮水而渐进米汤、流质饮食。这是春天的事，暑假时，我回老家，病人获悉后，特备盛宴酬谢我为他治好这一特殊难症。席间，我看他进食已基本如常人，只是稍硬的饮食下咽比较慢。近几年，他已完全好了。

这是特殊疑难病，像一般常见红斑狼疮、慢性肾炎、顽固性高血压以及各种癌症、肝病等多种疑难病我也经常治疗，效果不错。

例如红斑狼疮，算是典型的疑难病了。该病可以侵犯人的肝、肾、心、关节等多个系统和部位，病情表现形式多样。西医认为，该病属自体免疫性疾病，说穿了，就是自身的免疫系统和自己身体过不去，自相残杀，而按其临床表现，则表现为虚实错杂。虚，主要是阴虚、气虚多见，实，多表现为血热、风湿、湿热、瘀血等，治疗须细细分析病机。心中的章法千万不能乱，更不能认为这是难症，就放弃中医治疗或求助西药用大量肾上腺皮质激素和免疫抑制剂，这样往往导致病人不治。我曾治疗一例红斑狼疮病人，表现为面唇暗红，关节疼痛，皮肤时有红斑，长期发热，肝肾功能明显不正常，舌质暗红，脉细。辨证属血热正虚相兼，我就用经方升麻鳖甲散合清骨散、犀角地黄汤三方化裁治疗。起初效果不显，但认准方证对路，坚持治疗，当病人服至第二十九剂方时，高热开始下降，关节疼痛好转。后依此方加减，终至痊愈。这个病人一次西药也没有用。我体会，治疗这类自体免疫性疾病，对从未用过西药、激素之类药物的病人，效果尤为明显。用了激素以后往往导致体内阴阳逆乱，治疗由容易转为棘手，但只要辨证用药精当，也常能化难为易。

至于癌症，我治的就更多了。临床上治疗癌症的一大误区，是只看到肿瘤，不看病人，往往一味攻伐，西医如此，中医也多效颦。不少医生治疗癌症时往往不辨证，只是根据所谓药理研究，某某药能抑制肿瘤、能杀癌细胞，就把这些药统统开到一起，其实疗效大多不显。尤其是经过化疗、放疗的病人，往往元气大伤，这时这样治无异于雪上加霜。我则一反时风，须补时则大补，能攻时方攻，或先补后攻，或先攻后补，或攻补兼施，方中常找不到所谓药理研究抑制肿瘤的药物。效果如何呢？还是我说的那句话，“疗效是硬道理”。在我所治的癌症病人中，带瘤生存近二十年、十几年的已经很多。

除了这类公认的疑难病外，还有些奇怪的疑难病，我也治疗过不少。如一个小青年，骑摩托车时太快，竟撞到卡车上，当时胸骨断裂，胸腔变形，昏死过去。经抢救复苏后，发现心脏由圆变扁，心腔及瓣膜全部变形，血液循环不能正常进行，西医力主手术，其父担心有危险，就要我用中医治疗，我就用治伤法把心脏由扁治圆了。

还有一例，是一个十六岁的女孩，患便秘，西医怎么也治不好，最后做出“高明”诊断：肠子过长。于是行手术，把肠子切除一大段，由于切的太多，切后竟一日要数十次大便，一个花样少女，竟无法上学，终日忙着奔厕所，苦不堪言。病人找到我，我借用物理和数学之理一想，办法有了。现在病人是肠子“距离”缩短了，把速度减慢，不就时间延长了么？于是我就用固涩法，终于把肠子治“长”了。

我治疑难病的名声还不知被谁传到海外，外国人有时也会邀我出诊。一次，我应邀去日本为一个音乐界文化名人治病。此事在我和日本人看来，都是正常的，然而却引起了我国几位在日留学生莫大惊讶。他们说：“日本医学先进，比中国强，请中国学者过来进修、讲学、作访问，都是常有的事情，怎么会特地请中国人为日本人看病？”我听后，觉得很悲哀，不过转而一想，我们中国人一向崇洋看不起本国人之风已司空见惯，我决定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经过我精心治疗，这位日本文化名人病有好转。不几天，另有六位患疑难病，曾经过我治疗好转的日本人从东京坐飞机来福冈看我。这样，才从根本上改变了在日留学生对我国医学的偏见。

大概正因为我治疗疑难病会动脑筋想些办法，渐渐在社会上就有了一定的影响。因此复旦大学出版社找到我，要我为他们写一部我用中医治疗疑难病的专著，我已答应，此工作正在进行中。

十二 为中医自身诊病

通过中国文化与中医经典理论的学习和临床实践，我自认为对中医学术有了一定的认识，中医确实是我们中华民族创造的迥异于西方医学，能够防病、治病、延年益寿的瑰宝和利器，理应得到很好的重视、发展、壮大，广为人用。然而其现状却非常不尽如人意。揭去其表面繁荣的光环和虚热发烧的假象后，剩下的就是走向衰亡的现实。凡中华民族子孙，凡对人类文明成果稍知珍爱的有良知的中国公民，对此都应忧心忡忡。那么造成今天中医这种局面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当如何去力挽颓势、收拾残局呢？我认为，首先得静下心来，为中医自身把脉，其将亡的病根究竟在哪里？通过学习思考，我发现导致中医衰亡的主要原因既有历史的，也有文化的，还有体制的。因而总其要，关键有两条：其一是中医自身学术的浅薄、异化；其二是体制。这两大主因不去，即使上面政策无论怎么宽，资助经费无论怎么多，也无济于事。有关中医自身学术，首先中医自身要争气，不争气、不自强，将是必死无疑。著名中医施今墨曾说：“吾人非振兴医术，决不足有自存。故敢断言，中医之生命，不在外人，不在官府，而在学术也。”他还说：“只要中医学术不断提高，不断发展，就谁也消灭不了中医。”也是这个意思。然而，学术浅薄和异化却正是目前导致中医衰亡的病根所在。

什么是学术浅薄？就是从学术上看根本未学到中医，或者他名义上是学中医，实际没有学到中医，连中医最起码的原理都不知怎么回事，说得重一点，甚至连“中医”二字皆不知怎么解。为什么做出这样的评价？理由之一：阴阳被称为中医理论的骨干中的骨干，然而这两个字在我们中医界甚至文化界却至少被误读一百年。清代以前，文化界很少专题谈阴阳或批阴阳，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国门被打开，在强大的西方文化涌入以后，中国的一些学者面对丧权辱国、国力疲弱、民生凋敝，开始反思中国文化。阴阳，自然是他们研究、反思的内容。他们是怎样认识与评价阴阳的？让我们从近代思想文化史上具有代表性的、被称为大师级的人物的认识谈起，其中值得一提的人物当是梁启超。梁启超12岁中秀才，16岁中举，一生著述一千余万字，文章涉及文化、思想、政治、文学、诗歌等方面，被公称为国学大师。有一种说法：梁启超“每一文出，则全国之身目为之一耸”，可见其影响之大。而他却说：“阴阳五行说为二千年来迷信之大本营，直到今日，在社会上犹有莫大势力。今当考其来历，辞而辟之。”他还说：“春秋战国以前所谓阴阳，所谓五行，其语甚希见，其义极平淡。且此二事从未尝并为一谈。诸经及孔，老，墨，孟，荀，韩诸大哲皆未尝齿及。然则造此邪说以惑世诬民者谁耶?其始盖起于燕齐方士；而其建设之，传播之，宜负罪责者三人焉：曰邹衍，曰董仲舒，曰刘向。”在考辨“阴阳”、“五行”语意变迁的基础上，他指出“此种诡异之组织遂二千年蟠据全国人之心理，且支配全国人之行事。”根据上述引文，稍作历史文献及近年考古资料搜索印证，即可看出大师有关“春秋战国以前所谓阴阳，所谓五行，其语甚希见，其义极平淡”一说的结论是错误的，近已有学者撰文驳正。至于称“阴阳五行说为二千年来迷信之大本营”一说，则近荒谬。我可以不客气地说，国学大师的“国学”二字，戴在梁启超头上似不相称。因为阴阳五行是中国文化乃至东方文化的灵魂，是哲学上支撑中华文明的栋梁，连灵魂、栋梁都不尽知其所以然，还能配称“国学大师”？足证大师不是大圣，是人不是神。梁启超之错在于，不知阴阳五行之源是肇于上古，发端于天文，仅就文字、经史、子集、章句，从字面上去揣摩阴阳五行，而不是从文化发生学及整个东方文化本质内核上去理解阴阳五行。而中医界呢？从总体概览文化根底偏窄偏浅为多，医史上除了少数大名医又是大学问家外，博于文精于医者历代均为少数，这大概由于几千年来，文化造诣深的人大多一意科举，从政为官而不为医，只有当仕途不如意，才退而求其次，“不为良相，则为良医”，就是这一历史现象的最佳注解。近代更糟，居然连梁启超这种被称为“国学大师”级的人物，皆不能正确认识阴阳五行，要求比他文化次多少等级的中医去正确理解阴阳五行，也就十分不现实了。而中医界的学习方式大多急于致用。习医大多先从药性、方剂入手，然后本于《内经》、《伤寒杂病论》等经典，下至临床各家，从总体文化层面上看，除略通儒学外，旁涉很少，至于天文历算、地理、物候、农学大多一概无知。就像曾国藩这样清代首屈一指的大儒，还称“平生有三耻，其中一耻就是不知天文”，遑论一般中儒、小儒呢？中医还有一个传统，就是对中医理论，往往只取其用，而少究其理和穷溯起源，这一传统一直延至当代中医界。1912年后更糟，就是民国政府公布一套新的大学教育方案，方案把中华古典文明称之为封建余孽，从1904年清代的大学教育方案中全部砍除。从那时至今中华文化的普识教育即彻底断裂。这样学生国学之根全断，文化素养普遍不足，学起中医来则更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由于无心，就必然易产生曲解，说阴阳五行是古代哲学者有之，是当代矛盾者也有之，是朴素辩证法者有之；释阴阳之理，平衡者有之，对立着有之……；论五行，机械者有之，不科学者有之；论阴阳形质，是c-AMP、c-GMP者有之,花样繁多，不一而足。一句话，就是未能搞懂、搞准阴阳五行究竟是怎么回事，盲人瞎马多年，才造成今日对其普遍曲解之局面。这不是学术浅薄是什么？我曾推想，全球各类大专院校所设物理、化学、天文、地理、数学、文学……近千个学科，大概没有哪一个学科至今还不明白自己学科的理论的概念、定义吧，中医算是全球高校中的特例。我看这不仅是浅薄，更是一种滑稽和荒谬。我想，大概正是中医学术浅薄，人才荒漠至此，在当前有人群起而攻伐中医时，才会出现目前中医界群体失语现象。（鉴于中医阴阳被误读，五行被曲解，我已就我所见撰文正误，请参见我的有关文章。）中医学术浅薄，当然不止上述，还表现在把中医解读生命的复杂性、多样性浅显化、程式化，甚至庸俗化，失去了中医的本意。

至于中医学术的异化，可以说表现在从中医理论、临床、教学到科研的一切领域。因阴阳五行的异化已有专文讲述了，本文就具体谈谈藏象学说的异化。

藏象是中医的理论核心之一，对内脏的研究，早期的中医文献《黄帝内经》和《难经》等确有关于内脏形态和重量、功能的记载，但是这种记载由于受历史和方法的局限，从人体解剖角度看不仅极为粗浅，且多有谬误。尽管《黄帝内经》上有“其死可剖而视之”一说，但中医由于受中国传统重宏观轻微观，重系统轻局部，重活体轻死体等思维的影响，几千年来并没有遵经而行，去大量解剖尸体来探索人体，而是走了另一条“见诸于外，求诸于内”，又以外干涉于内，观其变化以验证总结上升为理论的完全不同于西医的道路。

中医通过大量实践发现人体在生理上是以五脏为中心，五脏与外部不同形体器官分别联络成了五大功能团，维持着人的生命活动。这五大功能团除自身团内联络紧密，生理上各有分工外，在团与团间也是分工不分家，既协作支持又相互管束。在病理上同样是一个团遭殃，另一团往往难以免灾，同样会受到波及和戕害。这团绝不等同或相当于西医任何一个系统，古人把它们起了名字叫心、肝、脾、肺、肾，如果当时起了个A、B、C、D、E也同样可行。问题的不幸就是出在这名字上。当年西医传入中国，他们讲的解剖的内脏和中医脏象所说内脏并不同义，功能体系相差就更大，而当时没有相应的现成名词可译，就借用日本的汉字翻译，就把其强译为中医的五脏，不料祸从此出！由于两个不同性别和人种的人用了同一个名字，自此就打起架来，不仅后来的学子们弄不清，连闻名中医界的学者也被搞糊涂了。学生如果仅学中医还好，如果学了中医又学西医，再加之中医理论知识不及西医知识学得扎实，脑子里不是一盆浆糊才怪呢？！而我们的教材和教学呢，却常常引西医比照中医，以西医解剖脏器套中医藏象，比如讲“心主血脉”，我们常说这相当于西医的心脏和血液循环，不知如此一来，即忘了中医的肝、肾、脾等都对血液循环有着重要影响，如高血压，该属西医心血管病吧，而中医往往从肝阳、肝风、肾阴阳失调、肝脾湿热或脾肾阳虚论治，而不从心治，效果很好，这当如何解释？同样，冠心病也是典型的心血管病，我师张伯臾教授对实证往往用泻胃通腑逐瘀，虚证往往补肾健脾取效。若把西医的心与血液循环等同于中医的“心主血脉”，那我们立法就只能治中医的心了。另外“心主血脉”功能正常与否还与宗气是否充旺、经络是否调畅、“气为血帅”等学说有关，这在西医均找不到对应的实体，不会予以承认。更何况中医的心还有主神明，与小肠相表里，开窍于舌，其华在面等内容，西医的心血管与小肠表里相通吗？与舌相通吗？这是不是典型的中医理论的异化？！

搞中西医脏器比照沟通者，其实质是根本没有掌握中医藏象与西医内脏的根本区别。文革中还有人荒唐的从西医脾脏的组胚细胞学上去研究、印证中医脾的功能，殊不知西医中的脾脏是可以被切除掉的，而中医的脾是后天之本，能去除吗？这是典型的“驴唇不对马嘴”。

中医和西医研究的对象虽然都是人，但由于历史背景、民族思维和采取的方法不同，其结果当然不会一样。西医是以解剖分析的方法，把人拆成大大小小甚至不能再拆的零件，去研究人体的各个器官，组织乃至细胞、分子结构的构成与功能。人的生理功能是器官、组织乃至分子功能的组合或叠加。殊不知其弊端正出在此。人与机器不同，拆开了有些功能就不存在了，如大脑拆开了就是脑细胞、神经元、神经介质等化学物质，这些物质功能加在一起怎么也不能重组大脑。就如同电脑，拆开打碎仅是电子元件、塑料、金属片，甚至是分子、原子等，分析这些物件的属性和功能，并把它累加在一起能等于一台电脑吗？这是非常简单的道理，而我们有些人却偏偏对拆开打碎的分析研究崇信得无以复加，认为是科学的唯一，这是不是有些愚不可及，思维板结了呢？

中医藏象采取的研究方法与此相异，采取阅象于外，探测其内的方法，是在人的活体上并在不打开人体“黑箱”，不干扰人的生命活动的情况下，根据人体生理活动上的外在流露的表征及其相关联系探索内脏的运转规律，总结其生理功能。根据望、闻、问、切所得及病人的自我表述，再对照生理，找出内部病候之所在，根据“候之所始，道之所生”去立法用药施治。施治方案正确与否，又根据望、闻、问、切及病人自诉去验证，验证上升为法则和理论即成为中医的辨证医学。其实这些历经千百年医家，无计其数的病者的实证，远比实验动物验证来得科学，加之验证的对象是人，就显得更为合理可信。例如柴胡汤证，中医书上明言不管什么病，只要有“往来寒热，胸胁苦满，嘿嘿不欲饮食，心烦喜呕，口苦，咽干，目眩，舌苔薄白，脉弦者”，主症或兼渴兼咳，兼身微热，千古以来，用之必效，若用实验动物这种模型恐怕还难以造出来吧？对于一些精神性疾病，动物模型更无从下手。批判中医不科学者，是否反省过自己所持西医实验方法中更不科学的内核呢？西医弊端还有一点就是重局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中西两种医疗思路和方法同样可以类比为电脑，例如某气血不足的虚证病人眼睛视物不清了，相当于一部电脑显示器出了问题，持西医观点者见到眼睛不明，就对眼底、眼球作详细检查，甚至穿刺剖开检查，均未发现问题，这就如同立即把显示器卸下拆开找其不显示的原因，折腾半天，显示器未坏。中医辨证眼睛不明是由气血不足、清气不升引起，一剂益气聪明汤解决问题，就如同从电脑主机总体运转原理和各部功能上分析找原因，发现原来是主机出问题或电流强度不够，只要修好主机或增加电流即可。如此你能说前者科学，后者不科学吗？其道理不是一样的吗？

中医的藏象理论更先进处，是把人的五脏六腑与人的形体、五官、五味、五色、五音、六淫、七情等相联系，把人的生理病理、人的饮食和环境、社会因素等综合在一起去考察研究人的生理和病理，这比西医单纯以生物因素去分析考察疾病要来得更全面，更合理、更科学，可惜多少年来我们的藏象教学却偏偏热衷于西化，硬是把“经”念歪了。

由于理论的异化再加之国人潜意识里认为西医科学合理，则必然导致临床对疾病的思维向西医靠拢、投降，从而导致中医临床学术独立性的丧失，似中似西，其实是非中非西，是地道的异化，使临床疗效严重下降。例如，目前在临床一见到西医肝病就按中医肝病治的现象已遍布全国，有的还写成专著。就以最常见的乙型肝炎为例，乙型肝炎是中医肝病吗？我看不是。据其临床症状，多表现为消化滞呆、四肢无力、倦怠、腹胀便溏、面色萎黄，当然有的也表现为胁痛，仅就上面的症状，可以说是典型的中医脾病，或脾虚失运，或脾胃湿热，或脾因湿困，或中焦失运等证，又因其转染性还具有“疫”的特点。我一直以此思辨论治效果显著。而我们临床就怪了，一风吹，全国对此病大多从中医肝病论治，且多偏于清肝泻热，我考察不少专科医院和一些综合医院的协定处方，其组成多为茵陈蒿汤或柴胡疏肝散一类方加减而成，病人吃下去，不死不活，一拖多年，效果极其不佳，也有的病情急转直下，而医者多不从自身业务上找原因，反怪中医不灵，是中医不灵还是你学术上的异化？我想如果让古代医家活过来，让他据证候去看今天的肝病，我想是绝对开不出我们现代某些大医家甚至肝病专家这类方子来的吧，除非他是中医学术上的白痴。

此外与此相类的就是高血压、糖尿病，不知谁定的调子，凡高血压一律清肝、平肝，记得最早秦伯未曾说过高血压有的是肝风、肝阳，但他并没有说高血压病就一定是肝风、肝阳。诚然，高血压病中属中医肝风、肝阳者确占有一定比例，但也有非肝风、肝阳，而属于肾虚、或脾虚、或心火亢盛、或痰热壅积、或阴阳失调等，据证论治亦有效。其次是糖尿病，属于中医的消渴吗？此说最早见于张锡纯，继之“一犬吠形，百犬吠声”，全国各种内科教材相互抄袭传承，糖尿病等于消渴似已成定论，因之按消渴论治糖尿病也成定法，连药也如此，治糖尿病的一种中西合方的成药即名为“消渴丸”就是明证。本人通过文献考查学习，认为糖尿病不能等于消渴。糖尿病为三多一少，即小便多、多食、多饮、消瘦，而消渴的原始定义在古籍中明确指出是口渴而小便少者。消，即水在体内消耗掉为消，不是排出为消，与糖尿病“三多”不符。不典型的糖尿病（II型糖尿病多见）大多“三多”症状不明显，就更不能等于消渴。或谓张仲景不是说“病人消渴，小便反多……”，足证消渴小便多不误。问题就出在对古籍望文生义不求甚解上。我认为张仲景此句经文的关键是一个“反”字，说明消渴，小便不应多，“反多”是一变证。目前临床上糖尿病按消渴方治往往不验，也可作为反证。对上述一些观点我已撰数文发表，有意者可查阅。

类似的问题举不胜举，如由于受西医感冒为病毒引起，和药理研究板兰根有抗病毒作用的影响，临床凡感冒大多不辨证，一律用板兰根冲剂，结果可想而知。同样由于研究板兰根等中药有抗病毒功效，因而治肝炎甚至防“非典”的方子也大多以板兰根类作为主打，全不知解肌发汗排除体内代谢产物以兴奋免疫机能，或扶正增强免疫以调动起体内的抗毒机能，也均能抗病毒。当然我此说当属“以子之矛刺子之盾”吧。

近年的中医内科教材，在异化、西化上更是“成就”辉煌，效颦西医，把临床疾病分成某系某系疾病，继之全力揉进西医内容，把疾病也像西医内科那样分成几大证型，丢尽中医特色，可谓“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这样的教材全部出于闭着门附会于西医的臆造，根本不符临床证情变化万端的实际情况，怎么能培养出“解决临床问题的高级中医师呢”？所以学生问我说：“老师，为什么你开出的方或其他名医开出的方能治好病，我却不能呢？”我答曰：“同学们，这不怪你，当怪病人太调皮，他竟然完全不按照我们教科书上的证型去生病，如果按教科书生病，我们把教科书背熟了不就问题全解决了吗？”学生大笑，我想对我的这一调侃深 意大概已领悟了吧。

中医的异化包括科研的异化、教育的异化等许多方面，这里就不一一例举了。

既然知道中医学术异化，那么采取对症的方药就行了，然而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其关键的制约因素，还在于体制的不合理。体制本应该促进中医的发展，然而其实质却是在扼制中医发展，或表面上促进中医发展，其效果却是逼使中医异化或灭亡。

中医未能被洋风扫荡、消灭，首先应感谢党和国家的重视，然而与党的中医政策不协调的是，中医在宪法上虽与西医在同等地位，然而在具体发展和体制制定上却遭到了重重压制。例如在资金上明明宪法规定中西医同等并重，而事实上却是西医投入比中医多之又多。放眼看去，全国哪一所西医高校、医院不比中医阔气、时髦、辉煌。相反，中医哪一所高校、科研所、医院与西医比不是灰头土脸、规模狭小。解放前、解放后，中医从业人数均先后多于西医，随着时间推移，中医从业人数却步步萎缩，为什么会这样？细细从体制上一想即知，中医多年无职称可评，干的好无人表扬，干的坏却有人批评。同样一个病，西医看死，理所当然，中医看死，大祸临头。中医人员在临床上再有奇迹、再有创新，不算奇迹、不算创新，中医的治验多被斥之为低层次不能重复的个人经验。目前的中医院校凡晋升高级职称，或已是高级职称而要想保住高级职称和待遇，其重要考评指标就是要有课题。而课题呢，则大多必须按照西医或西方的所谓科研规范去设计、申报，否则就甭想中标。不中标，无课题，就甭想上岗，这可是一把硬刀子。问题还不仅于此，目前所谓大学中的学科带头人、专家组成员，除了一些个别老的特例外，也大都从有课题的、同时干西医课题比较卖力投入的、有“成果”的、其实不懂或不全懂中医的所谓专家中选拔。真正死心踏地在大学搞中医的人却大都不是中医学科带头人或所谓拔尖人才。再如，中医的一些用之千年的成药，目前已从市场上消失，其原因也是体制。目前的中药研发，完全不顾中医自身规律，即使临床千年效方，也不能成为成药，要成为市场上流通的药则必须通过以西医为标准的审查。另外，在临床上，多年来的大锅饭体制，在一些国有医院仍根深蒂固，看得好病、门诊量大的医生和看不好病、门诊量少的医生工资一样，甚至低，原因仅是职称一样或工龄一样。业务晋升，往往不是看真实业务水平，而需要论文，而论文还必须要有样本、有实验。样本、实验呢，又必须按西医套路来，这种种连环套不是把热衷中医者引入绝境，就是逼向异化之途。奈何？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体制问题，一言难尽。体制之固，铜墙铁壁，老司长吕炳奎、老部长崔月犁均对此作过由衷呼吁，他们呼得几近声嘶力竭、身心交瘁，直至生命结束，其情其衷之悲壮可以感动上苍，然却不能撼动体制于丝毫。

十三 把中医教给大众

由上文看来，中医前途确实堪忧！怎么办？作为中医的一分子，中华民族的子孙，我当然有责任捍卫我们祖先留给全人类的这一宝贵遗产。既然目前从体制上难以扭转颓局，我思考再三，觉得目前最可行之路就是把中医教给大众，让大众了解中医，认识中医，把中医的种子播撒于大众心田这一沃土中，那样就谁也别想灭亡中医。思考成熟，目标既定，我即开始我的行动。我是这样做的，中医理论普遍文辞深奥，那么怎样让大众了解其奥旨、妙义呢？方法只有一条，就是深入浅出。其次，力避直谈医理和医学名词，而是用大众都能理解的道理和语言进行现代表述。

鉴于此，我把中医的学理、精义写成《中华解读生命的大智慧——中医》一文。文很长，洋洋数万言，分别从：大智慧之一——生命与自然一体，生命应顺应于自然；大智慧之二——执简驭繁，把握大道；大智慧之三——注重宏观整体，又不忽视微观局部；大智慧之四——随机应变；大智慧之五——以不变应万变；大智慧之六——尚中、尚和；大智慧之七——取象比类，同理、同构相借；大智慧之八——治心为上；大智慧之九——因势利导；大智慧之十——以哲学为用。共十个方面，对中医有关生命认识及其规律的把握作了较全面的介绍和高度的评价，该文已在上海一些大学作了演讲，并打算扩充配图出版，作为我唤醒民众、把中医教给大众的第一步工作。

第二步工作是，我拟以现代图文、声像的录制与传播手段，把我用中医治病的过程、病人经治后的情况、反应和医学物理检查、化验指标的变化等用声像全面真实地反映出来。以期用活生生的事实告诉大众，中医是科学的，是治病养生的至宝。这一工作，也已开展近两年，目前仍在进行中。

其三是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尊重中医、理解中医、热爱中医、从事中医、相信中医的各界人士，去授徒、讲学，开展论坛、出专著，以建立传承真正中医的民间队伍，为传承中医尽力。

十四 赠君数言留共勉

    学无止境，这是古人的一句名言，在对中医学术的追求上，在对文化的探求上，我自知差的老远。添列本书名老中医行列，从心里讲我深感有愧。编者美意让我讲点成功的经验，其实成功倒不敢说，但要说说感想或治学经验，倒也有一点，所以不妨在此讲出来，希望能给读者一点启发或借鉴。体会之一就是人要有自信，千万不能自卑，更不能自傲。自卑，就会迷信权威，迷信名著，迷信名人。既然迷信，你就会走不出名人权威的圈子，也就缺少创造力。我这人从不盲目敬仰官，敬仰名人，但是不管什么人，只要他有真才实学，哪怕他就是捡垃圾的，我也会谦恭地拜他为师，向他学习。我的好多新观念的提出，就是从怀疑名人、权威开始的。其二，我这人不喜欢随大流，遇事喜欢独立思考，如果没有道理，就坚决不跟风，这样做当然有时会受到误解，甚至有人会指责我“狂傲”。对此，我曾写过一首打油诗作答：“守法奉公不骂娘，世人依旧笑吾狂；自知狂在不随俗，不愿跟风有主张。”对事、对临证我能提出某些较为独到的见解，就是基于不愿跟风而来。其三，做学问不能紧盯住一门学问去做，一定要博览旁涉。我曾撰了一副“专业务须学透，大才必得旁通”的对联贴在办公室与同事、学生共勉。凡留心学问者，对我这副对联可能都有同感，我自己就深感知识广博与否对一个人能否成才确起到决定性的影响。有些报纸曾这样总结我的专长：“说他是诗人，因为他是上海诗词学会理事；说他是书法家，因为他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说他是画家，因为他是书画家协会一级画师、上海美协会员和理事。然而，他的职业是医生，并以擅治各种疑难病症、疗效显著而闻名海内外。他就是沪上中医名家，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潘朝曦。”

中央电视台《名师名校》栏目介绍我时，当我未出场时，把我的书房、作品、照片等先放给现场上大学生看，让他们猜我的职业，结果，现场人群中猜对我职业者仅占1/4。我医学以外确实爱好很多，并且有的也搞出点名堂，让这方面的专业人士侧目或推重。我在学校开的课程除中医课外，另有《中国古代天文、地学知识选讲》，据查在中医院校我还是开这门课的第一人。我特爱好文学、历史，平常我阅读的书古有诸子百家，现代则有当代小说、散文，我业余写过小说、散文，更多的是写诗，我的诗作曾多次被诗友拿去发表，近年还得了个诗词国家级大奖——中国华夏诗词奖一等奖，我的画也曾发表于《人民日报》、《文汇报》及人民网、新华网等多种报刊和网站，书画还被上海、江苏一些大的拍卖行拿去拍卖，卖价还不菲……所以，我常会不无调侃地对我的学生说：“等到中医灭亡了，我还可以凭我的多种薄技去混碗饭吃，到时候看你们怎么办？我老了可救不了你们了。”这当然是笑话了。我说这话的目的并不是要我们中医同道去改行，而是劝我们一些年轻同道去旁涉中医以外的知识，因为有时别的知识能使你在专业上触类旁通，有些知识能润滑你的思维，有的知识能使你百思不解的难题豁然开朗。据说美国哈佛大学曾对学生的创造力做分群比较，发现专业以外爱好或了解熟悉艺术者普遍创造力高于不懂艺术者。说也奇怪，我曾撰写一篇题为《大道纲驭书道中——论阴阳与书法》的书法论文，发表在《书法研究》杂志上，想不到这篇论文不仅被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书法文化大观》一书所收，还被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的《20世纪书法研究丛书》作为最佳论文收载，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啊！其实说穿了就在于我是学中医的，比别的书法家通阴阳学说。可见，学术间无处不可渗透融贯。我在临床上好多治法都是借鉴于兵法和艺术上的形象思维，我的一些发明专利也是从医学以外的一些学问中得到启发的，我的一些与众不同的观念的提出，也是通过博览它书而获得的。曾是我所在大学的一位校长说：“潘朝曦的成功全在于他脑子活。”其实我知道，要是我脑子真的比别人活一点的话，那完全来自于我的广泛兴趣和爱好。不少记者采访我，问我：“你最欣赏的名言是什么？”我说：“就学医而言，我最欣赏的名言是：‘一个医生，如果仅仅是医生，就决不是好医生’。”这句话来自外国的一句谚语。现在，我想把这句话和上面的人要有自信等观点借本书赠给后学同道，希望以此共勉，也希望我的同道能“好风凭借力”，早日“上青云”！

十五 “借我人生二百年”

前人讲：“人生有涯学无涯”，学无涯，上文已讲了，人生有涯，我在年青时，真是感觉不到，但现在我倍感时间过得真快，来日苦短，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有关中医，还有一些病我还没有攻克；有关学问，还有很多学理没有学到；有关学子，还没有很好地去培植；有关艺术，还有很多创作构想没有去实现；有关世风人心，还没有去很好地感化扭转；有关人民，有的还很贫穷落后，还没有去扶助关爱。还有……一切的一切，我想干的事情太多了，这些无疑均需要时间去完成。更加之当前“真风告逝，大伪斯兴”，人心不古，社会责任心凋敝之际，我不赴汤火谁去？然而，面对现实，纵然能活到一百岁，我看也不够用，不够用怎么办？大概出于诗人的特质，我突发奇想，写了一首诗，诗题是：《借我百年》，向谁借呢？读者一看就知道了：

欠条掷至十王前，

借我人生二百年，

一半挽教时俗转，

余多炼石补苍天。

仅以此诗作为本文开头“少年立志比天高”的呼应，也作为我平生踏平坎坷、不懈追求途中的一个永不会结束的总结和宣言。

注: 1十王：十殿阎罗王即阎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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