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主观上很单纯，客观上很复杂，很多事情还处在盲目的状态下面，所以遭遇曲折是难以避免的。
“社会这么复杂，宇宙这么复杂，还是在偶然性里面碰来碰去。与纷繁复杂的外部世界比较，我们懂得的东西实在太少了。而人在顺利的时候，常常是思想比较停滞、深入不下去的时候。历史的曲折是最好的老师。
“危险时绝不贪生怕死，安乐时绝对不会贪污腐化；在真理面前，一定能低头，同时亦不在思想政治上盲从。”（刘顺元）
日前，母亲为外公鲍春谷先生百年冥诞去巢湖，带回了一本老革命家刘顺元传记。
刘顺元的夫人鲍有荪是我母亲堂姐，因为年龄悬殊和工作地点离得远，母亲长大后没有和他们有往来，但我的外公、叔外公、姨娘、舅舅等和他们一直在交往。记得刘顺元平反前夕，我叔外公去看他，刘顺元一把抓住比他小好多岁的我叔外公的手，连说：老爷，我们是真亲啊！我父亲的老领导苏桦入党时的介绍人是母亲的堂兄鲍刚，当时的党组织负责人就是鲍有荪，这些都是我父亲后来在负责干部审查时才知道的。
李锐在序言里说，刘顺元是党内老一代中极为难得的领导干部，是具有大德、大智、大勇的，不应被后人忘记的历史人物。作者丁群为此传记，南北奔波，前后花了6年多时间，与刘顺元长谈46个半天，寻访了传主生活和工作过的所有9个省市的几十处地方，查找和引用了大量原始档案，访问了包括中央和各级领导与各方面各层次200多知情人。书中写到了我的外公、柘皋鼎新酱园老板鲍春谷在刘顺元和鲍有荪影响下，担任巢县工商抗战协会会长，捐资3000元为抗日武装购买枪支弹药的事例。
刘顺元，1903年10月诞生于山东博兴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28年，他从北京师范大学英国文学系毕业，回乡建立了博兴县第一个国民党党部并任书记长。1930年，对国民党已经失望的刘顺元去济南市第一女子中学教书，开始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信仰共产主义。1931年5月，经当时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周恩来批准，刘顺元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
刘顺元将司马光的“生平作事无不可对人言者”，关羽的“傲上而不忍下，欺强而不凌弱”，以及“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等古训奉为人生指南。
1931年至1936年，刘顺元先后任中共济宁持别支部书记兼山东省立七中(济宁一中前身)训育处主任，中共博兴县委委员，中共中央支部检查委员会委员，中共江苏省委沪西巡视员，中共陕南特委书记，中共上海局组织部干事等职。在此期间，刘顺元先后三次于济宁、上海等地被捕入狱。他坚持与敌人开展顽强机智的狱中斗争，经受住了生与死的考验。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第二次合作。被关押于南京国民党中央军人监狱的刘顺元经中共代表团营救获释。出狱后即恢复党籍，担任中共代表团干部审查组组长，负责出狱干部的审查工作。他与王鹤寿等一起，本着对党、对同志高度负责的精神，先后接待和审查出狱干部一千多名，将一大批同志送赴延安，成为以后开辟各个抗日根据地的一支中坚力量。1937年10月，刘顺元去汉口，任中共中央长江局组织部干事，并协助陶铸在湖北应城县开办“抗大”式干部训练班。1938年6月，为配合新四军深入华中敌后建立根据地，由长江局派赴安徽地区，此后历任中共安徽工委组织部长、书记，皖东工委书记，苏皖省委书记，淮南津浦路西省委书记，淮南津浦路东省委书记，淮南区党委副书记、新四军淮南津浦路东联防司令部政治委员、淮南津浦路东参议会议长。他在刘少奇等直接领导下，为建立、巩固和壮大淮南抗日根据地作出了突出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刘顺元先后奉调去东北、济南工作。他参加了建立东北根据地的斗争，曾任中共辽东省委副书记，旅大地委第二书记兼关东公署副主席。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敢于维护我党独立自主的原则立场，与大国沙文主义进行斗争。刘顺元因此事被迫离开东北后，于1948年3月被中央任命为华东局宣传部长。1948年9月，与曾山、谭震林共同负责接管全国第一个获得解放的大城市济南，任济南特别市委书记、济南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
1949年7月，由于刘顺元在工作中抵制当时山东分局负责人康生的许多错误决定和两面派作风，康生利用旅大事件和苏方影响，污蔑刘顺元同志为反苏分子，将他排挤出济南市委的领导岗位。之后至1954年，刘顺元先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规划局副局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副秘书长，人事部副部长，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等职。他坦然对待自己的职务变动，顾全大局。 1954年至1966年，刘顺元同志历任中共江苏省委副书记，书记处书记，常务书记，代理第一书记，也是唯一不担任第一书记而兼任中共中央上海局委员，中共中央华东局委员的。他是党的八大代表。他坚持独立思考，较早意识到经济建设一定要尊重科学，量力而行，反对不顾现实条件的急于求成，抵制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左”的错误。针对一些地方搞浮夸的严重状况，他及时建议省委采取果断措施加以处理，恢复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他敢于讲真话，向上汇报真实情况和真实想法。在江苏的反右派斗争中，他和省委其他主要领导一起，慎重把握政策尺度，不搞扩大化，尽力保护干部和知识分子。他敢于旗帜鲜明地反对林彪搞空头政治和制造个人迷信，曾针锋相对地批驳说，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工作必须与经济工作相结合，不能割裂开来，本末倒置。他还基于个人对党内生活和经济建设中经验教训的思考，给江苏理论、新闻界的同志阐述了自己对一些重要理论问题的看法。他的一系列正确观点，深刻地教育影响了江苏一大批干部。他不顾个人安危的直抒胸臆，也使他几度面临被打成“右倾”的危境，毛泽东、柯庆施等多次点名批其是“党内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大右派”，由于当时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江渭清、惠浴宇等的保护，才免遭厄运。
“文革”期间，尽管已获中央批准离职休养，刘顺元仍丧失自由达七年之久。在被监禁的恶劣环境下，他与林彪、“四人帮”及其爪牙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坚决拒绝为打倒一些老革命家作伪证，并以南京中共代表团审干组长的身份，证明了许多老同志的清白。面对严刑逼供，他始终坚持不说假话。1973年底从“五七”干校回南京后，他闭门谢客，潜心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仅列宁全集就通读了两遍，并联系实际，研究和思考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现实问题。————
粉碎“四人帮”以后，刘顺元恢复工作，先后担任江苏省政协副主席，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浙江省委顾问，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他是中共十二大、十三大代表，十四大特邀列席代表。在担任中纪委副书记期间，为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以及加强党风建设，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根据中央的决定，参与了为刘少奇、瞿秋白、陶铸等重大冤案平反的具体工作，并为中央作出平反决定提供了确切证据。他还参与领导了审理林彪反党集团案件，参与制订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等重要文件。他是党内率先主动向中央提出离职休息申请的老干部之一。1982年退居二线后，他回到工作多年的江苏定居。1996年2月14日在南京逝世，享年93岁。
书中写到刘少奇专门接刘顺元去中南海谈话一段，印象很深。刘少奇希望刘顺元为了我们党和国家当时最大的利益所在中苏关系，要求他认真写一份检查以对付苏联和斯大林的纠缠，并说道：作为一个政治家，应该坚持真理，但是也要善于作必要的妥协，并将妥协作为达到战略目的的手段。刘顺元按照刘少奇的意见为了党和国家利益作了一种特殊形式的牺牲，除向中央写出书面检查外，被连降三级，一直到斯大林死后才复出。
刘顺元在1978年赴京开会时，打电话请胡耀邦派车接他一谈。胡耀邦亲自驱车到宾馆来接刘顺元去家中畅谈，刘建议从理论上拨乱反正，从根本上纠正“文革”错误。这些鲜为人知的细节都展现了这位前辈具有高于常人的识见、勇敢和品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