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仲景是怎么被发现的 张仲景怎么死的

张仲景是怎么被发现的 张仲景怎么死的

《伤寒杂病论》的作用,与日月同辉,毫无悬念。宋逸士刘卞云∶“人多以嗜欲杀身,以货财杀子孙,以政事杀百姓,以学术杀天下后世。吾无是四者,不亦快哉!愚谓学术杀天下后世,医书亦其一也”,我们看看宋逸士的话,是针对宋朝的什么学术感慨的?

自hotbean赠予了我陈梦雷所编集的医书集成,在医术名流列传中后汉条目下面,张仲景的传记居然是源自《何顒别传》,何说:君用思精而韻不高,后将成为名医。何顒是谁?

《后汉书•党锢列传•何顒传》云:“何顒,字伯求,汉家将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操以是嘉之。尝称颖川荀,王佐之器”。仲景与何顒相交一事,而仲景之今日所传影响力,照理何顒见于正史,仲景应该可见,然而却始见于《何颙别传》。别传来源于哪?《太平御览•卷七二二》引《何颙别传》云:“同郡张仲景,总角造颙,谓曰:君用思精而韵不高,后将为良医。卒如其言。颙先识独觉,言无虚发”。

说到《太平御览》就得提到那里曾经提到过仲景的一个故事,《太平御览》引《何颙别传》亦记载:“王仲宣年十七,尝遇仲景,仲景曰:君有病,宜服五石汤,不治不成,后年三十当眉落。仲宣以贳长以远,不治也。后至三十,疾果成,竟眉落。其精如此”。然别传所记者,与仲宣生平不符,难以解释。许光歧考证认为,王仲宣死于随曹操征吴的军事旅程中,当时正值是岁大疫,加之王氏体质素弱,因而死于疾疫的可能性较大,故与薛凝蒿一致认为,仲景为其诊病一事不实。

接下来仲景见于皇甫谧的《甲乙经序》中:“仲景见侍中王仲宣,时年二十余。谓曰:君有病,四十当眉落,眉落半年而死。令服五石汤可免。仲宣嫌其言忤,受汤勿服。居三日,见仲宣,谓曰:服汤否?曰:已服。仲景曰:色候固非服汤之诊,君何轻命也!仲宣犹不言。后二十年果眉落,后一百八十七日而死,终如所言。”

据史书记载,王粲(王仲宣)死于建安22年(公元217年)正月24日,时年41岁。其年轻时曾避乱荆州,依附刺史刘表。据《甲乙经》所记推论,则两人可能见面时间当是在建安2年(公元197年)左右。建安2年,仲宣时年21岁。显然,与《太平御览》引《何颙别传》是同一个事,两个年龄段,如果《甲乙经序》是真的话,《太平御览》所谓的《何颙别传》就是假的。

且建安是东汉末年汉献帝的年号,即公元196—220年。王仲宣死于建安22年(公元176-217年),建安2年的时候,他是21岁。张仲景现在市面书籍推测的出生时间:约公元150~154,到建安2年,43-47岁。显然与文中时间二十余岁不符,按照文中所言,仲景二十多岁,就应该是与王粲年龄相仿,也就是公元170左右。而皇甫谧是建安20年的生人,如果说是他记述建安2年发生的仲景和王粲的故事,显然不可能是他所能够的,只能源自传说,谁传的呢?

而皇甫谧(公元215—282年)生平著作的考据之中,根本没有其所著的《甲乙经》的医书一说。

《后汉书》方术传里面有华佗,华元化的传记,而没有张仲景。陈梦雷说:不为仲景立传,君子有遗憾焉。看了陈梦雷的书,把我雷得晕头转向,里外焦糊难道学术史跟政治史一个境遇,都是不雷死人不偿命的。当探究一下仲景是怎么被发现的?不考不知道,一考吓一跳。

一.仲景是谁?

课本上仲景传是怎么来的呢?

书上载张仲景始见于《名医录》,在百度词条下可搜到:甘伯宗,唐代人,生平里籍未详,曾编撰《名医传》七卷。此书集自三皇至唐代名医一百二十人传记,是中国最早之医学人物传记专著,后人称之为《名医大传》或《名医录》。宋代许慎斋将此书人物增至五代时,名为《历代名医探原报本之图》,是一部有传、有图、有赞的医家史传,惜原书早已亡佚,其部分内容散见于宋代《历代名医蒙求》之中。《历代名医蒙求》是宋周守宗(宋临安府太庙前尹家书籍铺刻本):“见《名医录》云,南阳人,名机,仲景乃其字也。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始受术于同郡张伯祖,时人言,识用精微过其师。所著论,其言精而奥,其法简而详,非浅闻寡见者所能及。”

仲景生平,在《汉书》《后汉书》及其后之正史中并无片言只语之记载。始见王叔和《脉经》序,曰:“夫医药为用,性命所系。和鹊之妙,犹或加思;仲景明审,亦候形证,一毫有疑,则考校以求验。”《脉经》全书十卷,一百零四篇,亦宋·林亿等校定本。《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将《脉经》著录于“明堂经脉类”。《通志·艺文略》则将其著录于“脉经”类,而《通志·艺文略》的“脉经”一类。“类书”者,将多种文献分类汇编以供查寻之书。《旧唐书·经籍志》标以“类事”。

仲景师承,始见于唐甘伯宗《名医录》。然此书约于南宋时期失传,其有关仲景的记录见于林亿等《校正伤寒论序》中,曰:“张仲景,《汉书》无传,见《名医录》云,南阳人,名机,仲景乃其字也。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始受术于同郡张伯祖,时人言,识用精微过其师。所著论,其言精而奥,其法简而详,非浅闻寡见者所能及。”明李濂《医史张仲景补传》曰:仲景“学医术于同郡张伯祖,尽得其传,工于治疗,尤精经方,遂大有时誉……。”而有关张伯祖的记录,则见于张杲之《医说》,谓:“张伯祖,南阳人,性志沈简,笃好方术,诊处精审,疗皆十全,为当时所重。同郡张仲景异而师之,因有大誉。”

仲景曾为长沙太守之说,见于北宋林亿等校定《伤寒论序》注:“张仲景,《汉书》无传,见《名医录》云:南阳人也,名机,仲景乃其字也,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此前并无相似文字记载。《后汉书》和《三国志》均未为其立传,即如王叔和、皇甫谧等晋唐医家,在论及张仲景时,都未提及此事。其为长沙太守之说,肇始于《名医录》,其后日盛,诸如《医说》、李濂《医史》、《历代名医蒙求》、《南阳府志》、《长沙府志》、《襄阳府志》、《邓州府志》等,均有其为长沙太守的记载。

据《后汉书》,东汉守长沙者有:刘兴建、郅辉、张禁、杭徐、度尚、孙坚、张羡、苏代、韩玄、廖立、濮阳逸、中尉马俊、功曹、桓阶、吕岱、古初、刘嚣、王阜等,并无张机之名。高等中医药教学参考丛书《中国医学史》针对郭象升之说,认为张机和张羡并非一人。张羡死于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其子张怿继任,同年即为刘表所并。而仲景自序有“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之语,则著书应在建安七、八年间,故羡、机并非一人二名。同时,亦认为黄竹斋之说乃推测之言,云:“倘若仲景在建宁年间做长沙太守,不惟与王仲宣见面成为不可能,而且还有许多地方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对仲景守长沙一事基本持否定态度。

1981年,在南阳医圣祠发现一块古墓碑,碑座后方有隶书“咸和五年”四字。查“咸和”为晋成帝年号,“五年”为公元330年。据耿鉴庭研究员鉴定,认为“碑座之字确为晋刻,然偏于一旁,当是昔日石工试刀所镌,此事在西安碑林中不乏其例。碑的勒石则较晚。”碑正中题“汉长沙太守医圣张仲景之墓”,虽基本为楷书,但仍存隶意。从所刻配画来看,即距张仲景逝世不太长久。此碑的发现,似乎为“仲景守长沙”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晋碑之发现,似为力证。但其时仅距仲景辞世百余年,而有医圣之号,亦难令人信服。考诸文献,晋唐时期,诸家言仲景者,皆未称其为圣人。晋时皇甫士安曰:“伊尹以元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汉张仲景论广汤液为十数卷,用之多验。”陶隐居曰:“惟张仲景一部,最为群方之祖。”其推崇景仰之意,跃然纸上,然并无医圣之称。魏晋间人多以元化、仲景并称,若独尊仲景为圣,则于情理难合。成无己曾云:惟仲景之方,最为群方之祖,是以仲景本伊尹之法,伊尹本神农之经,医帙之中特为枢要。参今法古,不越毫末,乃大圣之所作也。刘河间云:仲景亚圣也,虽仲景之书未备圣人之教,亦几于圣人焉。由此可知,仲景誉称医圣,始传于明代方有执,故墓碑所记,尚不足为凭。

在王士雄的《归砚录》中有仲景墓一说:“《太平戚鹤泉集》中,有书汉张太守仲景碑阴文一首,因录于下,俾后世咸知医圣之当敬也。其文曰∶南阳汉张太守仲景墓碑载∶太守湼阳人,为今南召,故隶南阳。墓久沦没无知者。崇正戊辰夏,兰阳诸生冯应鳌病,恍惚见神来,称故汉长沙太守某为疗,嘱应鳌为修某处墓。应鳌既愈,根据所指南阳城东祠后七十步,迹至祝县丞园境宛然,顾不见墓形。向祝求尺寸地,为太守封树,祝以无验呵斥之。应鳌计无所出,立石祠中,记其事而归。后三年,有人于园穿井见石碣,果太守墓。会寇乱,应鳌虽闻信不能往也。国朝戊子,应鳌选南阳郡属叶县校,乃亲至其地,已自祝而包而杨三易主。验葬处虽实,墓犹在荒坎中。具始末陈于府,出金市杨地,重甓甃(砖砌)并建墓祠,参议桑公为碑记。噫,如碑言,太守灵甚著矣。顾不示于南阳近地,必假之甚远之冯生,又千余年不一显,必迟至有明将易代之际,虽显晦有时,理固有难解者。而卒使遗蜕所存,不终沉没,林庙蔚然,令后人过而生敬,则事确有实,而言之非诬。呜呼,太守功在万世,当报者岂特冯生?而靳尺寸地不一封树,如祝县丞又安在哉?”

二.关于《伤寒论》一书

刘渡舟在《伤寒论校注》里面说,《伤寒论》在《隋唐经籍志》北宋欧阳修的《新唐书艺文志》及《旧唐书经籍志》里已有反映,没有留下具体的有哪些。

《伤寒论》始著录于《隋书·经籍志》,复著录于《旧唐志》与《新唐志》,在当时书名为《张仲景方十五卷》,它保留着《伤寒论》全部内容或大部分内容。后孙思邈又将其整理进《千金要方》与《千金翼方》中,而原方已佚。故《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中保留的这部分《伤寒论》的内容,可称之为“《伤寒论》唐古本”。

中医学术界对张仲景原著《伤寒论》在唐代流传的版本的研究仍是一个薄弱环节。唐初,孙思邈整理了当时《伤寒论》古残本,将其编进卷帙浩繁的《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中,《伤寒论》的原貌便不可复识矣。

民国时期,学者廖平通过仔细研究、详加考证,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惜后世学者知之不详。

《伤寒杂病论古本》是廖平据《诸病源侯论》、《外台秘要》、《千金要方》与《千金翼方》等医书辑补而成,并详加考证,力求恢复《伤寒论》的原貌,且阐述了他的独到见解,并对前人辑录《伤寒论》的工作进行了评价。

廖平通过比较《外台》、《千金要方》与《千金翼方》中的有关“伤寒”的内容,认为唐初《伤寒论》的古本原貌共十八卷,即:《千金要方》第九卷的内容应是唐古本《伤寒论》的首一二卷;《千金翼方》第九、第十两卷应为唐古本的第三至第十卷;《千金要方》第十卷为唐古本的第十一至第十八卷,包括《金匮》在内。

廖氏的证据有:

(1)《千金要方》第九卷的内容包括伤寒总序例、发汗三要与汗吐下三例,可视为古本《伤寒论》的上帙;《千金翼方》九、十两卷的内容是伤寒的“三阳三阴”篇,可视为古本《伤寒论》的中帙;《千金要方》第十卷的内容是伤寒杂病的内容,正是《金匮》的内容,可视为古本《伤寒论》的下帙。即只有这样,全书才脉络清晰,逻辑完整。

(2)正因为《千卷要方》第九卷详细论述了治伤寒的总的治疗法则,即先养生预防,次用膏、散、圆,最后不得已才用汗、吐、下三法,所以《千金翼方》没有总序例,重点论述了对伤寒“三阳三阴”六经传变的具体证治方法,因此,“必三书相合乃成完书”。

(3)《外台》卷一中所引的“伤寒杂疗膏散园方”共十七方,与《千金要方》第九卷中“发汗三要”中的膏、散、丸方数相比,均相同。

(4)《外台》第二卷引用的“伤寒杂病方”与《千金翼方》中的“三阳三阴”篇中的方数相同。

(5)《外台》第三卷中论“天行”、第四卷中论“温热杂病”,正是《千金要方》第十卷及《金匮》中的论治法,可谓一脉相承。

(6)《脉经》、《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三者中有关《伤寒》的内容均应是《伤寒论》唐古本的内容,但次序多少彼此不同,正如《春秋》之三传,是本出一原,而传本各异,但师法源流例皆如是。

(7)《千金要方》每门首称例曰,例与凡同义,如《左传》五十凡,而《医门方》中有“汗十五凡,吐七凡,下十六凡”并以此作为治病大体的总纲,故三例实为古本原文。

(8)王叔和《脉经》中的“可与不可”的内容,取之于“三阴三阳”篇,因此,凡言六经者,皆出自于《翼》本之“三阴三阳”篇,则张仲景三例的原文中就不应该出现“六经”字样。但廖平对比了《脉经》、《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中的“可与不可”内容中都夹杂有六经的内容,而《医门方》中却不夹有六经传变的内容,因此,可以认为《医门方》中的“汗吐下”三例内容正是唐古本《伤寒论》的原貌。

(9)《千金要方》第九卷是伤寒正对之法,《金匮》为杂证专卷,《翼》本居二本之中,论述的是伤寒杂病兼证。而考查《医门方》中引仲景“汗吐下”三例的内容,原文无一六经字样,正是伤寒杂病的治疗总法则。

(10)张子和《儒门事亲》中不论杂病、伤寒统以“汗吐下”为治法,犹得《医门方》的遗意,由此可见三例是伤寒治病的准绳的一个佐证。故三例为张仲景唐古本《伤寒论》的原文。

“江南诸师秘仲景要方不传”,此话始见于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卷第九“伤寒上”之末段。

廖平考证“要方”即“膏、散、圆,方” ,由于唐初孙思邈编撰《千金要方》时未能见到《伤寒论》古本的原貌全书,而仅仅见到的是零散条文,所以孙氏才在书中感概不矣:“江南诸师秘仲景要方不传”,引以为憾。而后代学者却据这十余字断章取义地认为:孙思邈当时撰书时并未曾见到张仲景《伤寒论》的原文,进而推断出《伤寒论》原文在唐代就已经佚亡了。持这种观点有宋代学者、日本丹皮元简等。

廖平对此做了详细考证,他认为:“这十余字乃记识语,上下不承”,即从《千金要方》中这句话的前后文来看,并不能确定这里的“要方”究竟指代的是什么,即“江南诸师秘仲景要方不传”一句具有歧义,“要方”既可能是指张仲景所著的方书即《伤寒论》,也可能具体指的是张仲景所创制的“秘方”,廖氏分析后认为是后者的可能性要大,并考证出“要方”者乃“膏、散、圆”、“摩膏”等药方。由于江南的医师秘这些药方而不传之于后人,孙氏也不得见,致使这些药方的内容从《伤寒论》原文中脱失了,因此,现在流传于世的宋代赵开美翻刻的《伤寒论》中就没有这些药方的内容,但这些药方却又被其它方书中所收载,如《小品方》、《医心方》、《医门方》中。

廖平对此论述甚详,他提出了多种证据,如:

(1)《伤寒杂病论古本》卷三“伤寒七日候”条下案语:日本丹波氏误据《千金》三十卷“江南诸师秘仲景要方不传”十一字以为孙氏作《千金》时未见仲景书,又以巢《源》虽有仲景语不一称仲景(服石法称仲景)者,为从《小品》等转抄,亦未见仲景原文。魏晋以下奉为圭臬,何至巢、孙大家皆未见全书?《千金》十余字乃记识语,上下不承。至于篡录古书出名氏惟《外台》最详此例。若《病源》引书不录作者名姓,虽经文亦如己出,其著书体例如此,不能因巢氏不引姓名,遂谓其不见仲景书也。

(2)《伤寒杂病论古本》卷一“青膏”条下按语:古法摩膏,今世不传,《千金》卷九所云:“江南诸师秘仲景要方不传”者即指此。

(3)《伤寒杂病论古本》卷二“发汗散”条下案语:膏散丸(《外台》注云:为论中所要有),《千金》卷末“江南诸师秘仲景要方不传”者,此也。 (4)考《圣济总录》卷四“治法门”有“按摩条”引华佗曰:“伤寒一日,在皮肤,当摩膏火灸即愈。此摩不兼于按,按必资之药也。世之论按摩若疗伤寒,以白膏摩体手当千遍,药力乃行,则摩之用药又不可不知矣。至南宋以后,则无人言之。

(5)发汗以膏散圆为主,论言至再三不得已乃用汤,若《翼》本则开卷即汤,并无《千金》有“江南诸师秘仲景要方不传”之说。

(6)《外台》卷一“杂疗”中有二膏方,并且注云并是“论中所要者”。审此,则(发汗法之方)当名“要方”,不可名“杂疗”。故《外台》谓“膏散丸”为论中所要者也。

(7)摩膏为仲景原文,膏方亦出仲景,预为膏丸散以待病者仓卒之用,邪在皮毛即以治之,故不可用汤。

日本于1974年成立千金要方研究所,特重新精印南宋本《备急千金要方》。现存日本之《真本千金方》可能系未经宋校正医书局校正之传抄本,经宋校正医书局校刊之《备急千金要方》,中、日翻刻影印者达30余次,又有刻石本、节选本、改编本、《道藏》本等刻印者亦数十种。《千金翼方》系统论述了伤寒六经辨证,内科杂病、外科疮肿、诊病察色,辨别阴阳表里虚实以及治疗技术等方面都提供了宝贵经验。

(《康平本伤寒论》该本系流传在日本的古传本,因由侍医丹波雅忠抄录于康平三年二月十七日,康平系日本后冷泉天皇年号(1058-1164年),康平三年即1060年,故后人称为《康平本伤寒论》,是据其抄录时代而命名。《康平本》是最古最善本。任何学术,要求彻底了解其来龙去脉及探求其精神实质,必须重视搜集第一手材料。《伤寒论》为中医经典著作,但由于年代久远,更经辗转传抄,错杂失序,残阀颇多,仲景原著既不可复睹。故探求最古最善之版本,乃世人之夙愿。该传抄本之后有康平三年(适我国北宋嘉枯五年)之跋,故题《古本康平伤寒论》。本书传至日本,在晋或隋虽不可确考,然其袭藏传写,及至康平之时,依然存古态式,嵌注、旁书极其分明。)

三.关于医圣的由来

郝万山讲《伤寒论》中说:

首先我们想一想,在汉代当时没有人把张仲景叫医圣,如果把张仲景叫医圣的话,《后汉书》《三国志》肯定会给张仲景作传,但是这两部史书都没有给他作传,所以当时没有人把他叫做医圣。

稍后王叔和在整理《伤寒杂病论》的过程中,他只提到了说"今收采仲景旧论,对病真方",收集张仲景的过去的这些著作和对病的真方,在这里直接称仲景,肯定没有把他称做医圣。

再后来晋朝的皇甫谧在《针灸甲乙经序》里头,他有这样一段话,说"伊尹以亚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数十卷,用之多验",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说伊尹这个人,以他仅次于大圣人的才能,你看"亚圣之才",仅次于大圣人的才能,"撰用《神农本草》"就是参考了《神农本草经》,"以为《汤液》",写成了《汤液经》。"仲景论",而仲景 的著作"广伊尹《汤液》",就是补充、扩展了伊尹的《汤液经》。"为数十卷,用之多验",在临床上用起来多有效验。晋朝的皇甫谧把伊尹这样一个古代著名的医生才叫做"亚圣",所以那个仲景呢,只不过在亚圣的基础上,补充、扩展了《汤液经》的一些内容,继承了《汤液经》的内容,然后写了一部著作,而这部著作在临床上应用的是很有效验的。可见在晋朝的皇甫谧的时代,根本没有把张仲景叫做医圣,他才把伊尹叫做亚圣。

到了唐代,孙思邈写《千金要方》说"江南诸师秘仲景要方不传",直接就称"仲景要方",直接就称"仲景",也没有丝毫谈到仲景是"圣",是"亚圣",和"圣"没有贴边。在《外台秘要》里,也引用了什么张仲景方、仲景方,也是直接称呼"仲景"。要是一个圣人的话,还直接称名字吗?所以在唐代也没有人把他称圣。

宋代国家校正医书局,校勘刻印《伤寒论》的时候,这是公元1065年,在《伤寒论序》里头,它说"仲景本伊尹之法,伊尹本神农之经",实际上这段话是根据晋朝皇甫谧的那个《针灸甲乙经序》的那段话而来的,说张仲景他是根据伊尹的《汤液经》的法则,而伊尹呢,是根据《神农本草经》的内容来写的著作。底下他说"得不谓祖述大圣人之意乎",说这难道不是继承了大圣人的意思吗?所以宋朝的林亿、孙奇、高保衡,国家校正医书局的这些官员,在《伤寒论》序里头非常明确地说张仲景只不过是继承了古代大圣人的意志,并没有把张仲景本人称为医圣。

其后在公元1144年,成无己写成了《注解伤寒论》,再后一些成无己写成了《伤寒明理论》。在这两部著作里,成无己仍然是遵循了宋代国家校正医书局的这个口径,说张仲景所做的工作是类似于圣人的工作,是继承了圣人的工作,仍然没有把他称作"圣"。

在1182年,金人刘完素他所写的《素问玄机原病式》这本书里头,他明确提到了"仲景者,亚圣也",这才和"圣"沾了边,但是没有直接称"医圣",而是次于圣人,"亚圣"嘛,次于圣人。

再往后,到了1526年,李濂写成了《医史》,他说仲景被"论者推为医中亚圣",这已经到了明代1526年,仍然没有把仲景称作"医圣"。

直接称张仲景为"医圣"的是公元1589年,方有执,研究伤寒的大家,错简派的创导人,写成了《伤寒论条辨》。在《伤寒论条辨》这部著作里,方有执说:"……称仲景曰圣",这以后,在医家的著作中,把仲景称为"圣"的才多了起来。

应当说,认真的说,中国医学界什么时候才把张仲景称为圣的,应当是1589年方有执的《伤寒论条辨》开始才把仲景叫做“圣”的。

四.既然仲景其人与仲景医圣之说都提到了《甲乙经》,我们看看《甲乙经》的皇甫谧真伪之辨

罗鸿声:自唐以来,医家及史家将《素问》《灵枢》视为《黄帝内经》,皆源于现存《针灸甲乙经》中的序,考诸史籍,最早记载《甲乙经》的是北齐魏收所著的《魏书》,《魏书•卷九十一•列传术艺第七十九•崔彧》云:“彧少尝诣青州,逢隐逸沙门,教以《素问》《九卷》及《甲乙》,遂善医术。中山王英子略曾病,王显等不能疗,彧针之,抽外即愈。”
从传中可知,崔彧与王显为同时代人,《魏书•王显传》载王显于北魏孝明帝时(公元515年)被杀,那么,崔彧少年时代习医当在公元500年以前。其后有唐初李百药《北齐书•卷四十九•补列传第四十一•方伎•马嗣明》云:“马嗣明,河内人。少明医术,博综经方,《甲乙》、《素问》、《明堂》、《本草》莫不咸诵。”这两则史料表明,至少在公元500年以前《黄帝甲乙经》已流行于世,并与《素问》、《九卷》、《明堂》、《本草》齐名,同为习医者必读之书。

隋代萧吉《五行大义》亦有引录甲乙经内容,如《五行大义•卷第三•第十四论杂配•论配藏府》“甲乙经云:黄帝问岐伯曰.人有五藏.藏有五变.肝为牡藏.其色青.其时春.其日甲乙.心为牡藏.其色赤.其时夏.其日丙丁.脾为牝藏.其色黄.其时季夏.其日戊己.肺为牝藏.其色白.其时秋.其日庚辛.肾为牝藏.其色黑.其时冬.其日壬癸。”“甲乙云:魂属精.魄属神。” 上述资料均未说《甲乙经》为何人所作。《隋书•卷三十四•志第二十九•经籍三•子》对《甲乙经》的记载是:“《黄帝甲乙经》十卷。注曰:音一卷。梁十二卷。” 其中“梁十二卷”是指梁•阮孝绪《七录》(编于梁•普通四年,公元523年)已载此书。不论《隋书经籍志》还是《七录》也均未注明撰者。
《隋书》是二十四中修史水平较高的史籍之一,其史志部分始修于唐太宗贞观十五年(641)成于唐高宗显庆元年(656)。《隋书经籍志》对《黄帝甲乙经》这样一部有影响的医书未注撰者姓名,说明在唐高宗显庆元年(656)之前,医家及史家均认为《黄帝甲乙经》与《素问》、《九卷》、《明堂》、《本草》一样,也是一部佚名医家的著作。
至杨玄操和杨上善始有皇甫谧撰《甲乙经》之说。杨玄操《难经》序云:“昔皇甫元晏总三部为甲乙之科,近世华阳陶贞白广肘后为百一之制,皆可以留情极虑,济育群生者矣!” 有人认为杨玄操和杨上善是隋人,但从杨玄操难经序后置名判断,玄操当为唐人,因其序置名为“前歙州歙县尉杨玄操序”,此序某些段落曾为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所引录,《史记正义》在开元24年撰毕,则杨玄操《难经》序当在此前即有,考歙州之名始于隋文帝(公元589年),至隋炀帝时(607)改歙州为新安郡。唐高祖时(612)复以新安郡为歙州,州治歙县。从歙州的沿革来看,县尉一职,在隋文帝时已改为县正,唐高祖时又改县正为县尉,故杨玄操任歙州歙县尉应在唐代,而不是在隋代。
又因唐高宗显庆元年(656)之前成书的《隋书•经籍志》所记“黄帝甲乙经十卷”条下未注明作者,至杨玄操时始有皇甫谧撰《甲乙经》之说,故玄操应是唐高宗至唐玄宗时人。

杨上善亦非隋人,唐代杜光庭《道德真经广圣义•序》云“太子司议郎杨上善, 高宗时人, 作《道德集注真言》二十卷。” 据贾以仁考证,杨上善仅仅为《太素》撰注,而非编纂,撰注时间大致上可断在唐高宗干封元年(666年)二月至咸亨元年(670年)十二月之间。(贾以仁,杨上善注《黄帝内经太素》考)杨奕望考证杨上善为唐高宗至唐玄宗时人。(杨奕望,医古文知识,2004,2,《黄帝内经太素》成书年**评)杨上善在《黄帝内经太素》中,也多处提到《甲乙经》,如《黄帝内经太素•卷十•冲脉》云:“岐伯曰:手之三阴,从脏起手。” 杨上善注:“皇甫谧录《素问》云:冲脉起于气街,并阳明之经,侠脐上行,至胸中而散。” 杨注引文见《甲乙经•卷二•第二•奇经八脉》。

较二杨稍晚的王焘亦认为《甲乙经》是皇甫谧编撰,如《外台秘要•卷三十九•明堂序》云:“夫明堂者,黄帝之正经,圣人之遗教,所注孔穴,靡不指的。又皇甫士安,晋朝高秀,洞明医术,撰次甲乙,并取三部为定,如此则明堂甲乙,是医人之秘宝,后之学人,宜遵用之。”王焘为玄宗时人。(《外台》将《甲乙经》卷三及卷七至卷十二有关腧穴条文几乎全部录入)
五代时刘所编的《旧唐书•卷五十一•志第二十七•经籍下》载“《黄帝三部针经》十三卷皇甫谧撰。”《旧唐书经籍志》是根据唐代毋煚所撰的《古今书录》编写的,而《古今书录》又是根据开元九年重修的《群书四部录》撰写的,故《旧唐书经籍志》所载书籍只反映了开元以前唐朝中秘所藏的书籍,《旧唐书•经籍志•序》云:“今录开元盛时四部诸书,以表艺文之盛。”又云:“后出之书,在开元四部之外,不欲杂其本部,今据所闻,附撰人等传。其诸公文集,亦见本传,此并不录。”即《群书四部录》以外的书,均未收入《旧唐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所收的书都是开元九年以前中秘所藏的书。也就是说将皇甫谧与《黄帝甲乙经》联系的时间是唐高宗显庆元年(656)至唐玄宗开元九年(722年)这段时间。

二杨及王焘以《甲乙经》为皇甫谧编撰之说所据何典已不可稽考,假若《甲乙经》真为皇甫谧在所撰,为什么《晋书•皇甫谧传》所列举皇甫谧生前著作没有《甲乙经》。如《晋书•皇甫谧传》云:“谧所著诗赋诔颂论难甚多,又撰《帝王世纪》、《年历》、《高士》、《逸士》、《列女》等传、《玄晏春秋》,并重于世。”而《隋书经籍志》对皇甫谧的著作均注明皇甫谧撰,惟有《黄帝甲乙经》未注明皇甫谧撰,则说明《甲乙经》并非皇甫谧编撰。如《隋书•卷三十三•志第二十八•经籍二•史》载:“《帝王世纪》十卷皇甫谧撰。起三皇,尽汉、魏。《高士传》六卷皇甫谧撰。《逸士传》一卷皇甫谧撰。《玄晏春秋》三卷皇甫谧撰。《列女传》六卷皇甫谧撰。”《隋书•卷三十四•志第二十九•经籍三•子》载:“《鬼谷子》三卷皇甫谧注” “梁有《朔气长历》二卷,皇甫谧撰”“《黄帝甲乙经》十卷。注曰:音一卷。梁十二卷。”“《皇甫谧、曹翕论寒食散方》二卷,亡。” “《皇甫士安依诸方撰》一卷”。此外,一些书籍虽提到皇甫谧,但都未有皇甫谧撰《甲乙经》的记载。

《诸病源候论•卷六•寒食散发候》引录《小品方》云:“览皇甫士安撰《解散说》及将服消息节度”。又如颜之推《颜氏家训•杂艺》云:“医方之事, 取妙极难, 不劝汝曹以自命也。微解药性, 小小和合, 居家得以救急, 亦为胜事, 皇甫谧、殷仲堪则其人也。”《诸病源候论•卷六•寒食散发候》云:“皇甫云∶然寒食药者,世莫知焉,或言华佗,或曰仲景。”
关于《甲乙经》序,自唐以来都认为是皇甫谧所作,但从《隋书经籍志》的记载可知,《隋书经籍志》所载之《甲乙经》是没有皇甫谧序言的,若《甲乙经》是皇甫谧所撰且有皇甫谧序,那么,《隋书经籍志》肯定会注明《黄帝甲乙经》为皇甫谧撰。
此外,从序的内容也可看出此序不是皇甫谧所作。

五、关于张仲景故里,学术界一般认为是东汉南阳郡(今河南省西南部和湖北省北部一带)。但是古代的南阳郡辖有36个县,张氏故里究系南阳郡何县呢?

历来说法不一:

一、南阳郡涅阳(今河南省南阳县)。赵璞珊的《中国古代医学》和俞慎初的《中国医学简史》都持这一观点。

二、南阳郡涅阳(今河南省邓县)。甄志亚的《中国医学史》(教材)、廖国玉的《张仲景故里涅阳考》(《中医杂志》1982 年第2期)都作如是观。廖国玉认为,根据《水经注》、《明嘉靖南阳府志》、《清乾隆邓州志》、《康熙字典》等史料分析,古代的涅阳又谓邓州,即今河南省南阳地区的邓县,涅阳在成名之后,一直属邓州所辖。1964年当地群众在邓县穰东镇曾挖出一个铜壶,上刻“涅阳”二字。因此,张氏故里应为邓县穰东镇。

三、南阳郡蔡阳(即今湖北省枣阳县)。范行准在《张仲景传略》(载《中华医史杂志》1983 年第3期)一文中持这一观点。

四、南阳郡棘阳(即今河南省新野县东北)。尚启东的《张仲景传略考》(载《浙江中医学院学报》1979 年第6期)和杜雨茂的《关于张仲景生平一些问题的探讨》(《陕西中医学院学报》1982 年第2期),都坚持这一论点,尚启东认为,《隋书•经籍志》引《湖广旧志》说:“张机字仲景,南阳棘阳人”。清代《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医学名流列传》引《密阳府志》记载相同。另外,《太平御览•何颙别传》记:“同郡张仲景总角造颙”。何颙为南阳郡襄乡人(今湖北省枣阳县东北),何氏与张氏同一郡而不同一县,且“总角”为10岁左右幼童未冠之称。古时交通不便,孩儿不能远行,可见两人相隔一定不远。据考:东汉时襄乡、棘阳二县是接壤的。因此,张仲景为棘阳人是可信的。

关于张仲景是否当过长沙太守,学者们的观点不同,有肯定论和否定论两种。

肯定论:如廖国玉在《张仲景官居长沙太守的三项根据》(《中医杂志》1982年第4 期)中认为:张氏任长沙太守是历史的事实。

理由是:首先在历代医籍中有明确记载。北宋仁宗嘉祐年间,林仁等奉诏校正医书,在序言中引了唐《名医录》的论述,认为张氏“官至长沙太守”。此序是向皇帝写的奏章,因此是可信的。其次地方志史料中也有记载。如明崇祯《长沙府志》,清康熙《长沙府志》以及明清时期的《南阳府志》、《邓州志》中,都有张仲景守长沙的记载,最后,1981年11 月,在南阳医圣祠发现了据说是晋代的石碑,上刻“汉长沙太守医圣张仲景墓”等字。

否定论:如裘沛然在《张仲景守长沙说的商讨》(《新中医》1984 年第11期)一文中认为:张仲景守长沙是出于后人的伪托。

理由是:一、所谓发现的晋代古石碑,据考证,碑为东晋古物之说难以成立。尊仲景为医圣之称,最早未到宋代,这一尊称直到清代才为众口所归。晋代仲景何来医圣之称?可见立此碑的年代最早不越宋元,可能还要晚些。二、根据史料分析,东汉年间历届长沙太守中并无仲景之名,且从时间上看来也不可能由仲景任职。三、晋唐医籍,如王叔和之《脉经》、皇甫谧之《甲乙经》等等,都离仲景不远,但都未提其守长沙之事。四、仲景在其所述《自序》中,对仕官的鄙视和淡漠表现得非常清楚,当然就谈不上当太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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