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何德亮/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与形成问题，是一个重大的学术课题，国内外学者已进行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发表了大量的著作和论文，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但未能就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模式、道路、动力、特点以及文明化进程等问题最终形成共识。所以，本文想就有关问题发表点不成熟的意见，请各位专家学者指正。
一、关于文明的概念
文明起源与文明时代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文明起源是研究文明的产生与形成过程，而文明时代主要指文明的发展与演进。两者既互相联系又有区别，基本上是先后相衔接的两个阶段，前者为发生阶段，后者为发展阶段。两者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文明史。美国哈佛大学张光直教授在《古代中国及在人类学上的意义》一文中提到，初期文明的一般标志是：青铜冶金术、文字、城市、国家组织、宫殿建筑、庙宇以及巨型建筑。而且还认为，中国古代文明标志中的大多数，实际上都与巫术有中心性的关系。田昌五先生在《华夏文明》一书中认为，文字、青铜器、城市的出现不是文明起源中最核心的标志，"只有以阶级的产生和形成为基点"，"人类的文明时代是从父权开始的。"英国著名考古学家柴尔德，在《远古文化史》一书中认为人类文明的出现，是城市革命的结果，城市的出现是文明开始的标志。笔者认为，研究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上述文明因素固然重要，但不一定全部都要具备，如中美洲的玛雅古文明没有金属冶炼，古埃及文明被称为没有城市的文明，秘鲁古文明没有发明文字，中美洲的蒂卡尔是一个寺庙中心，但并不失为一个文明中心。所以，在研究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时，要具体分析作综合考察。不能生搬硬套某些关于文明起源的一些框框和种种固定模式。正如严文明先生指出的"研究古代文明及其起源，需要以考古学为基础，实行多学科合作，以便进行多角度和全方位的研究。这既是课题本身的要求，也是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鉴于此，笔者拟从生产力水平、铜器的应用、文字的发明、城址的发现、贫富分化以及阶级对立等方面，就山东龙山文化古代文明的形成进行探讨。
二、关于生产力发展水平
山东龙山文化的生产力水平是在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农业在山东龙山文化经济生活中占居主导地位，形成了以种植业为主、家畜饲养业为辅的综合经济。人们过着定居生活，主要种植粟、黍和水稻等农作物。1980年秋在栖霞杨家圈遗址龙山文化灰坑中发现过粟、黍和稻谷的痕迹，将H6和H9出土的红烧土块交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李璠先生鉴定，认为H6和H9的部分红烧土中"都有稻壳的印痕，稻粒已炭化，稻颍壳呈椭圆形，具二脉，颍壳宽为3－3.5毫米，长为6.5－7毫米。稻谷形态特征与现今的粳形稻种相似（椭圆形），而与籼型稻种（长扁形）有较明显的不同。另外，又在土块中发现有稻叶、茎杆的印痕，脉纹清楚，因此断定其为普通栽培稻种（OryzaSativa），并可能属于粳型稻种。后来又将相同灰坑的红烧土提交日本佐贺大学农学部的佐野喜久先生鉴定，在两块土中各发现十几个稻壳，并对其中较完整的两粒进行了测量，知其长为6.29毫米，标准偏差（±S.D.）为0.03,宽为3.27毫米，标准偏差为0.04,长宽之比为1.93，标准偏差为0.03,长宽积为20.5，标准偏差为0.13,结论同样是粳型稻。在鉴定的H6中另一块红烧土中掺杂了粟、黍的皮壳和茎叶，外墙皮中则有大量粟壳及颍壳，脉纹印痕清晰。其中粟的粒度较小，宽1.2毫米，长1.2－1.3毫米；黍的粒度较大，宽1.5毫米，长2毫米。由此推断，杨家圈龙山文化时期的先民除栽培稻谷外，还种植粟（Sitariaitalica L.）和黍（Panicum miliaceum L.）等农作物。在兖州西吴寺遗址还发现有一定数量小麦的孢粉。就其形态看，绝大多数与小麦花粉相似，目前定为小麦相似种。枣庄二疏城遗址发掘时，在龙山文化堆积中，发现一件磨光黑陶罐，内装满了已经炭化的粟类遗存。1995年在滕州庄里西遗址发掘中还发现有人工栽培的水稻，采用水浮选法对13个含腐殖质较多的典型灰坑进行了浮选，并从H41、H52、H62、H77、H100等灰坑内浮选出大量的植物果实和种子。尽管植物遗存已经轻度炭化，但从外部形态仍能确切地鉴定出其科属。尤其从H77、H52、H62、H100和H41等灰坑中浮选出大量的炭化稻米，仅H77中就发现162粒。通过对浮选出的280余粒稻米统计，米粒长宽之比均在2：1左右。经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孔昭宸等先生鉴定后确认，庄里西遗址灰坑中浮选出来的稻米，是当时人工栽培的粳稻的米粒。这批炭化稻米作扁椭圆形，质脆呈黑色，所见标本仍保留原形，大多数完整无损、颗粒饱满。另外，与粳米伴存的尚有黍、野大豆、葡萄、酸枣的果核以及大量蔷薇科植物果核。庄里西遗址发现的稻谷遗存是继杨家圈龙山文化红烧土上发现稻壳遗存、日照尧王城遗址发现10余粒炭化粳米之后，山东地区迄今为止发现稻作遗存数量最多的。最近，在对临淄田旺遗址灰坑内的8个样品进行了硅酸体分析，其中在多数样品中都发现了水稻植物硅酸体，可鉴定为稻属的硅酸体有三种类型，即特征扇形、平行排列状哑铃型和颍壳硅酸体。说明在龙山文化时期，黄河下游地区水稻的栽培已经比较普遍。进一步证实龙山文化时期山东地区是人工栽培稻的重要地区之一，这为亚洲稻的向东传播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对于深入研究黄河下游地区史前时期的稻作农业具有重要意义。
生产工具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山东龙山文化时期的生产工具，主要有石质的铲、斧、长方形双孔石刀、石镰和蚌壳制作的蚌镰等。另外，还有许多石质的锛、凿等木器加工工具。陶器生产普遍采用快轮技术，最能代表山东龙山文化制陶水平的是蛋壳陶高柄杯，这种器物均细泥质黑陶，不含杂质，不使用羼和料。器壁一般厚0.5毫米，重50－70克，且陶质细腻，漆黑光亮，造型优美，制作精细，因而有"黑如漆、明如镜、薄如纸"的赞誉，堪称稀世瑰宝。这一时期玉器的制作也达到很高的水平，三里河遗址墓葬中出土的鸟形、鸟头形玉饰，临朐西朱封遗址出土的玉头（冠）饰、簪、玉矛， 临沂湖台遗址出土的玉扁琮，大范庄遗址的玉璋，日照两城镇遗址出土的神兽纹玉锛、玉斧，五莲丹土遗址发现的玉琮、玉璇玑等，均雕琢精致、造型优美，反映了山东龙山文化时期玉器制作水平已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说明这一时期已经出现一批专门从事制陶、制石、冶铜的能工巧匠，使手工业变成了独立的经济部门。正如恩格斯所说："如此多样的活动，已经不能由同一个人来进行了；于是发生了第二次大分工：手工业和农业分离了。"
三、水井的发明与使用
根据目前所掌握的考古材料，山东地区早在六千多年以前的北辛文化时期已经发明了水井。到了大汶口文化时期水井的使用已经比较广泛，在枣庄建新、滕州西公桥、广饶傅家等遗址均有发现。特别是山东龙山文化时期，水井的使用已经非常普遍。在西吴寺、城子崖、青州凤凰台等遗址不断发现。这些水井，浅的近2米，深的达到7米，一般5米左右。如西吴寺遗址发现的水井，一种井口呈圆形，直径2.5米，斜壁，往下逐渐收分，在深200厘米处内收出一周宽14厘米的棱台。另一种也是圆形口，斜壁，口大底小，口径156厘米，底经110厘米，深450厘米。第三种是长方形口，长220厘米，宽160厘米，深430厘米，斜壁平底，底为圆形，直径90厘米。在井内均出土了各种汲水器及其他陶器。说明水井使用的时间是很长久的。
据我国古代文献记载，传说时代的人们发明了水井。如《吕氏春秋·勿躬篇》说："伯益作井"。《经典释文》卷二《井卦》下引："世本云：'化益作井'。宋衷云：'化益伯益也，尧臣'"。水井的发明和使用，是生产力发展的一种标志，有了水井大大方便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减少了对江河湖泊的依赖，人们可以离开河旁、湖畔，到广阔的平原上去定居生活，从事农业生产，在肥沃的冲积平原、山间盆地开发土地，灌溉农田，大大增加农作物的产量，为农业生产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同时，也为农业基地的发展，城市的出现和国家的形成创造了条件。说明水井的发明与使用同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与形成有着密切的关係。正如徐旭生先生所说："凿井技术发明以后,征服我国北方的广大平原，开辟为富实的农场，虽说已具有可能性，但是工具还很粗陋，进展不能很快，因此人口的蕃殖也还受着相当的限制。人民拣择到平坦易居的地方建设都邑，附近辟为耕田，方圆数十里或百里就成一国"。山东龙山文化时期大量城址的发现说明，徐先生的见解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四、青铜器发明的意义
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龙山文化时期已经掌握了铜器的冶炼技术。这方面古代文献中多有记载，《左传》宣公三年："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为之备，使民知神奸。"《越绝书·卷第十一》说"禹穴之时，以铜为兵"。《史记·封禅书·第六》曰："皇帝作宝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铸鼎像物"。辑佚《世本》一书也有"以金作兵"的传说。考古资料一再证明，古代文献记载还是可信的。目前，在山东龙山文化中已发现多处含有铜器或铜炼渣的遗址，主要有：1974年胶县三里河龙山文化遗址发现两段铜锥。1978年诸城呈子发现了铜片。1981年栖霞杨家圈遗址T23第②层发掘时发现一段铜条，长18毫米，两端均残。较粗的一端宽5、厚3毫米；较细的一端宽3、厚也近3毫米。剖面似为三棱形，因锈蚀过甚不能确定。经北京科技大学冶金史研究室孙淑云先生鉴定，认为是铜器残段，原先可能是锥。由于锈得太厉害，又不便切开，故未进行详细的成分分析，只能确定是铜。另外，在许多探方的龙山层中发现有碎铜末，均不能成形，最大的直径仅5－6毫米，也应是小件铜器锈坏的残渣。这是在龙山文化层又一次发现了铜器。1982年在长岛北长山岛店子遗址的一个灰坑中又发现了残铜片；在日照尧王城遗址也发现过铜炼渣。证明龙山文化时期确实已经掌握了冶铜技术。例如，三里河遗址出土的两件铜锥，编号分别为T21②:11和T110②：11，虽然出土时不在一起，据实物观察，铜锥一段较粗，另段较细，如果对接，则接头的面积形状相差不多，可能是同一件标本残断所致。从金相组织和成分来看，该铜锥系铸造而成，金相组织观察有树枝状结晶，组织不均匀，成分也有较大偏析。黄铜器物成分中均含有铁、铅、锡、硫等杂质，特别是具有一定量的硫，由于含硫并与铅形成硫化铅，说明所用原料是不纯净的，冶炼方法也是比较原始的。据统计，含锌从20.2％到26.4％不等，平均为23.2％；其余还有锡0.35％－2.15％，铅1.77％－4.26％，硫0.053％－0.43％，铁0.585％－0.93％，硅0.043％－0.11％。所以，那两段铜锥都是成分不纯的黄铜。可能是富含铜锌的氧化共生矿在木炭燃烧的还原气氛下合成的。根据山东省地质局提供的资料表明，潍坊、烟台、临沂等地区，铜锌或铜锌铅共生矿的资源是十分丰富的。胶东地区的福山县拥有铜锌共生矿，平度市发现含铅的铜锌共生矿，人们还在那里发现古代采矿、炼渣、炉衬材料等遗迹。五莲县1958年开采过含铅的铜锌矿床。日照开采的一些小矿山有铜锌共生的。此外，安丘、昌乐等地也都有这类共生矿在开采生产。
另外，在《西清古鉴》卷三十二著录过一件名为匜的铜器，同龙山文化陶鬹形制一致。有的学者推断，山东龙山文化有一类陶鬹，即铜鬹的祖型，出现的时间不晚于公元前2100年。上限可早到公元前两千年以前。这就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山东龙山文化已有了青铜冶铸业，已进入了青铜时代。由此推断，这一时期不仅能制造小件铜器，而且也能生产青铜礼器了。这说明礼器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冶铜技术的发展使礼乐之邦的礼器获得了进步，使礼制和祭祀获得了升华并被独占。自此之后，掌握和控制冶铜业，已不仅仅是掌握一项先进的技术，而实际上是掌握了一项重要的政治权力工具，掌握和控制了更高级的宴饮和祭祀之权，这样，再加上铜制武器的作用，中国古�quot;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就和冶铜业须臾不可分离了。
铜器的发明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进步，它标志着手工业生产专门化已经出现，与这一技术进步相关联的是冶铜业生产的专门化。冶铜业的出现，已不属偶然性的行为，而是一项有组织有计划的专门性行业。需要多人参加，专人组织，并要有掌握一定技术的人员进行统一协调。包括采矿、选矿、铸造、修整、运输等等一系列工序，如果没有一个强制性的组织机构是不行的。所以，冶铜业成了一种专门化的手工业，它标志着当时农业和手工业的专门化生产有了很大的提高。同时，冶金术（青铜）的出现，也意味着阶级的存在和国家的产生。
五、关于丁公陶文的讨论
文字的产生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是记录语言的一种书写符号。曾一度成为人类社会相互交往的重要媒介，是社会发展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山东龙山文化时期已使用文字，这是山东大学考古实习队在邹平县丁公龙山文化遗址中发现的，文字整齐地刻在一件泥质磨光灰陶大平底盆底部残片的器内面，计有5行11个字。这块陶片长4.6－7.7、宽约3.2、厚0.35厘米。右起一行为3个字，其余4行每行均为2个字。这些刻文笔画流畅，独立成字，刻写有一定章法，排列也很规则，已经脱离了符号和图画的阶段。全文很可能是一个短句或辞章。文字中除一部分为象形字外，有的可能是会意字，表现了一定的进步性。对丁公龙山文化这件刻字陶文，经考古学界、古文字学界30余位专家学者鉴定，得到了比较一致的确认，绝大多数学者对丁公陶文持肯定意见。王恩田先生认为是"东夷文化系统的字"。严文明先生说是"一种比较成熟的早期文字"。田昌五先生建议将丁公遗址出土的、由成组文字组成的陶文，称之为"陶书"，以与单个陶文相区别。裘锡圭先生认为丁公陶文，并不是一种处于向成熟的文字发展的正常过程中的原始文字，而是一种走入歧途的原始文字。对于丁公陶文，学术界也有不同的意见，有的学者抱怀疑态度，个别学者则持否定态度。尽管如此，"丁公陶文"发现的意义是不容质疑的，我们期盼着有新的考古发现和资料的问世。总之，丁公龙山文化陶文的发现，为探讨中国文字的产生与发展，研究中国文明起源等重大历史课题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资料。
六、城址的大量发现与广泛应用
这一阶段的房屋建筑有了巨大的进步，已经大量使用土坯砌墙，用石灰涂抹墙壁和地面新技术。有的房屋有夯土台基。夯筑技术的广泛应用，为营建大规模的城堡奠定了技术基础。山东龙山文化的城址是在大汶口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山东地区，经过正式发掘或钻探的主要有，章丘城子崖、邹平丁公、临淄田旺、寿光边线王、阳谷景阳岗、五莲丹土等。除边线王城址以外，多数面积在10－30万平方米以上。
城子崖城址 早在三十年代就发现了城墙遗迹，在九十年代，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又发掘了该遗址，城址平面略呈方形，东、南、西三面城垣比较规整平直，北面城垣弯曲并向外凸，城垣拐角处呈弧形。南北长约530米，东西宽约430米，面积约20万平方米，墙基宽10米左右，残高约3米。城墙大部分挖有基槽，并经过多次修补。有的部位在沟壕淤土上夯筑起墙。城墙夯土结构分为两种，一种用石块夯筑，另一种用单棍夯筑。城内文化层厚者3－5米，薄者1.5米左右，城内遗迹打破关係十分複杂，发现有房基、窖穴、水井、墓葬以及大量精美的陶器、石器和蚌器等，说明城内居民不仅数量多，而且居住时间长久。该城址始建于龙山文化早期，一直延续到岳石文化时期。据推算，城内居民大约5000人以上。这些人，除农业生产者外，家庭手工业者、巫医、统治者等非农业生产者和非生产者占一定比例。另外，在城子崖遗址周围分布着40处以上的龙山文化遗址，一般面积在几千至万平方米左右，文化内涵并不特别丰富，显然是一些村落遗址，其中若干面积较大的，其地位有如今天的乡镇。它们依托着城子崖，分布在方圆20余公里的范围内，"都、邑、聚"的三级社会结构和城乡差别、城乡对立的格局昭然若揭，由此可见，城子崖城址是海岱地区一个突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中国东方某一方国的中心。
丁公城址位于邹平县苑城乡丁公村东，平面略呈方形，四周城垣比较规整，城内部分南北长约350米，东西宽约310米，面积为10万多平方米，城墙宽约20米，现存高度1.5－2米。墙体外陡直，内侧较平缓，内外侧夯层均向城墙中心倾斜。城墙外有宽20余米的壕沟，距城内地面深为3米多。夯层厚5厘米左右，城墙夯土比较坚硬，主要为五花土。城内龙山文化堆积厚达1.5－2米，遗迹和遗物十分丰富，遗物有精美的蛋壳陶、白陶以及袋足鬲等各类陶器近千件，石、骨、蚌器1500余件。遗迹主要有房址、陶窑、窖穴和墓葬。房址分为半地穴式和地面建筑两类，前者面积较小，一般不超过10平方米；后者面积较大，有的近50平方米，并有用小孩或成人奠基的现象。城址的年代约在距今4600－4000年之间，基本包括了龙山文化的全过程。
边线王城址位于寿光县城南10公里的边线王村北一个高埠上，城墙和城内文化堆积基本上已遭破坏。城墙基为挖槽建筑，一般深2米多至3米左右。并发现有用人骨架以及猪、狗的骨架作为奠基者。从城的结构分析，有大、小城两座，结构相似，构筑方法亦同。大城平面呈圆角方形，每边长约240米，城内面积近5.7万平方米,四边中部各开一个城门，门宽10米，已发掘出北、西两个城门，宽度基本相同，宽约7－8米，深约5－7米。小城在大城东南部，平面同大城近似，亦呈圆角方形，城墙边长约100米，城内面积约1万平方米左右，东、北城墙各开一个城门。小城基槽宽4－6米，呈斜坡平底状。基槽内夯层厚薄不均，一般5－15厘米，夯层明显，夯窝清晰，有椭圆形和长条形两种，大的10厘米、小的5－6厘米。多采用河卵石或木棍制作。从基槽内出土的遗物分析，证明小城基址早于大城基址建筑。大城兴建于小城废弃之后，但应属于一个文化的先后两个阶段。估计大城距今3800年，小城3900年，前后相差100年左右，其相对年代属于龙山文化的中期偏晚阶段。
田旺城址位于淄博市临淄区田旺村，距齐国故城西北约7公里。1992年文物普查时，证实该遗址是一座龙山文化城址，该城址平面呈不规则的圆角方形，面积约15万平方米。遗址南北长约600米，东西宽近500米，总面积达30万平方米。城内文化内涵非常丰富，文化堆积最厚的约4米左右，1981年在一个直径约3米的灰坑内出土了7鼎、3甗、4鬹、3平底盆等。其形态大小相次，应是一组礼器。其中最大的陶甗高116厘米。可见田旺遗址决不是一般的村落居住遗址，应是该地区一个聚落中心。年代属于龙山文化的中晚期。
景阳岗城址位于鲁西北黄河冲积平原阳谷县张秋镇景阳岗村，西北距阳谷县城17公里，南距黄河约4公里。1994年普探资料表明，该城址为东---西南向，方向43о，城墙寛20-25米，东墙中段因村庄所压，无法详探。城址平面略呈圆角长方形，长约1150、宽300米。包括城墙在内，总面积38万平方米。由于地下水位较高，是否有城壕尚不清楚。城墙顶部宽10.5－12.5米、下部宽19－20.5米、残高2－3米。在城内发现大、小台基2座。大台基位于城址南部，平面略呈长方形，方向与城墙一致。南北长约520、两端宽175米，面积9万余平方米。现存部分高出周围地面约2－25米。据推测，大台基系利用原自然沙丘，在其上部经加工而成。小台基位于大台基北面，平面略呈方形。面积约在1万平方米以上。有人工堆筑迹象。所见夯土夯层分明，夯窝清晰，夯土坚实，厚5－10厘米。夯窝为圆形圜底，直径3－7厘米，深1厘米以上，以单棍夯为主，有的地方可见似用鹅卵石夯筑的痕迹，夯窝直径约10厘米。
丹土城址位于五莲县潮河镇丹土村，西北距县城约40公里。2000年发现了大汶口文化晚期、龙山文化早期和中期的城 址。早期城址平面略呈椭园形，东西长450余米，南北宽300余米，城内面积约11万平方米；城壕宽约20米，口至底深近3米。城墙建在大汶口文化城壕沟之上，仅存墙基部分，墙体残宽10米，残高15米，系分层堆筑，夯层多倾斜，厚0.1－0.3米不等，在城的西、北、东各发现城门通道。中期城平面呈不规则刀把形，北部略呈椭园形，西南向外凸出，东西长500余米，南北宽400余米，城内面积约18万平方米；城壕宽约28米、口至底深约3米；城墙残宽约12米、高1.6米，城分层堆筑，夯层逐渐向上倾斜，厚0.1－0.4米不等。在西、北、东共发现4个城门通道，在西南部、西北部和东南部各发现一个出水口，南部发现一个蓄水池。西城门通道较宽，城壕和城墙在这里中断，南北两段城壕均为圆弧形，分别向南、北两侧倾斜。城门通道内外皆呈喇叭状，中间宽约16米，沟内护坡较好，通道中间发现基槽，南侧发现房基，据分析，基槽和房基应与城门设施有关。
另外，在鲁西平原发现两组龙山文化城址，以一座大型城为中心，周围由数座小城及众多普通遗址组成聚落群。景阳岗城西南8公里有阳谷皇姑冢城。东北10公里为阳谷王家庄城，均呈园角扁长方形，面积分别为6万和4万平方米。茌平教场铺城址，平面呈园角横长方形，东西约1100米、南北约360米，面积约40万平方米。城内并列有大小两座台址，面积分别为10万平方米和1.6万平方米。以教场铺城址为中心，南北纵长20余公里内依次分布有茌平尚庄、乐平铺（三十里铺）、大尉、教场铺和东阿县王集等5座龙山城。除教场铺外，其他4座面积为3～3.8万平方米的小城。在其周围，东北至西南约45公里、东西约25公里的范围内，分布着龙山文化遗址30余处。
山东地区所发现的龙山文化城址，基本上呈东西向排列，鲁西地区是以阳谷景阳岗城址为中心的八座龙山文化城址，向东是城子崖城址，在最东边的是边线王城址，而丁公、田旺两城址位居其间，只有丹土城址在其东南部。城址的面积各不相同，大的40余万平方米，小的不足10万平方米，这种差异可能与社会经济实力的强弱有关，看来城址的面积可能有了大、中、小等级上的差异。这种现象绝不是偶然的，它是伴随着战争的出现而产生的，是残酷的掠夺性战争的产物，是原始社会行将进入文明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这是由于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剩余产品的出现，商品交换的产生，加深了贫富分化的进程，出现了部落之间为掠夺财富和扩张领土而发动的战争。正是由于这些战争，才促进了各聚落间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的迅速交流与融合，从而汇聚出国家文明的形成。所以说，城的产生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中国古代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
在中国古代，"立国"是与筑城相随的。"虽然我们不能一见到城堡即断言国家已存在，但在阶级阶层分化的基础上，工程庞大的城墙及城内的庙宇和宫室建筑，充分显示了人力、物力、资源的集中，以及行政控制与组织管理的複杂"。以边线王城堡为例，在以石器为主要工具的时代，要构筑这样的城堡，是一项非常複杂而繁重的大型工程。仅仅挖掘大城堡的城墙基槽，出土量要达三万多立方米。再经逐层夯筑，还要填回不少于甚至超过挖出的出土量。至于再在墙基上筑城墙，其土方搬运量要远远大于基槽工程。加上城内城外、城上城下的许多建筑设施所用土方更是难以想象的。构筑这一庞大的原始工程，要动用相当浩大的人力和物力。在使用石器为生产工具的时代，搬运几万乃至十几万土方，既要有掌握一定原始土木工程技术的专门人员运筹和监督，更要有一个凌驾于氏族和部落之上的权力机构为组织者，才能驱使成千上万的被奴役者完成这一巨大的工程。正如严文明先生所指出�quot;这样的城不但要有统一的规划，还要组织大量的劳动力才能完成"，"应是某种政治、文化中心的象征，或者说是都城的雏形亦无不可"。"在新的设防城市的周围屹立着高峻的墙壁并非无故：它们的壕沟深陷为氏族制度的墓穴，而它们的城楼已经耸入文明时代了 "。
七、阶级对立及社会内部的分层
龙山文化时期的生产力水平以冶铜业的出现为标志，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农业生产的发展，为各种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也使物质财富迅速增加，当时社会上一些有特殊地位的人，利用手中已有的地位和权力，占有大量财富，产生了社会产品分配的不平等。这种分配的不平等，加速了贫富的两极的分化，产生了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对立，逐渐形成为两个对立的阶级，表现了私有制在逐步滋长发展的种种迹象。墓葬中出现的贫富分化，就是私有制已经产生、阶级业已出现的一个例证。诸城呈子遗址的87座龙山文化墓葬，根据墓穴规模、葬具有无，随葬品的优劣多寡以及高柄杯和猪下颌骨等，划分为4个等级类型。第一类为大墓，共5座墓葬，占全部墓葬的5％。这类墓葬有二层台、木椁，随葬品质高量多，还随葬了猪下颌骨和精美的薄胎黑陶高柄杯。第2类，共11座，占全部墓葬的13％。此类墓葬，墓穴略小，葬具不普遍，有较多的随葬品，有的随葬高柄杯或猪下颌骨。第3类，共17座墓葬，占全部墓葬的20％。此类墓葬，均为小墓，皆无葬具，随葬品数量少，且质量低，一般不超过3件。第四类，共54座墓葬，占全部墓葬的62％。这类墓葬，墓穴仅容尸骨，既无葬具又无随葬品。呈子遗址作为一个中等规模的遗址，富有者的大墓，与贫穷者的小墓差别是相当明显的，显然是墓主生前财富、地位的一种反映。另外，呈子墓地的3个墓区被认为是3个家族墓地，富有者的墓主（第1类）分布在北区，最穷的墓主（第4类）则分布在东区，这说明家族与家族之间也出现了分化和分层。
除呈子遗址外，尹家城遗址发掘的65座墓葬 ， 也能说明这一时期阶级和内部分层的有关情况。如果把整个墓地作为一个宗族墓地，大体可以分为5个墓群，至少由5个以上家族构成。而作为大型墓葬的墓4、15、126、134、138，经鉴定均为成年男性，分属于4个不同家族的墓群，每个家族墓群中都有大中小型墓，这些墓葬差别非常显著。"这种不平等，不但是人们习惯中说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不平等，而且亦表现为家族与家族之间、甚至是宗族与宗族之间的不平等。"据统计，这批墓葬，有随葬品的39座，占墓葬总数的60％，一无所有者26座，占墓葬总数的40％，墓葬之间差别相当严重，最大的墓室面积25.3平方米，二椁一棺，最小的只有0.54平方米。有的墓葬还发现人骨被捆绑的现象。随葬品多的40余件，少的1件，一般3－4件。出土猪下颌骨118个，其中，5座大墓随葬102个，占墓葬总数的86.4％，每墓平均20个，仅墓138就随葬38个之多。如墓15,东西长5.80米，南北宽4.34米，深1.55米。两椁一棺，随葬有精致陶器23件，其中有带盖白陶、磨光黑陶鼎、甗、盆、匜、壶、盒、高柄杯等，还有20付幼猪下頜骨、130块鳄鱼骨板、50件陶质小园锥体。说明墓主人生前在家族中的地位是相当高的，所拥有的财富与小型墓葬相比悬殊也是相当大的。
西朱封龙山文化遗址发现一批墓葬，也是大小墓葬分开埋葬。东北部有一些小墓，西南部发掘的3座都是大墓，看来等级有别。其中两座墓为两椁一棺，1座墓为一椁一棺。棺椁上均有彩绘。这类大墓，墓坑规模大，随葬器物相当丰富，多放在边箱和脚箱内，有的放在棺椁之间或棺内。出土有一大批陶器和一些玉器、石器、骨器、牙器等，还有大量彩绘木器残迹。陶器中有制作精美的蛋壳陶杯、黑陶罍等，可能已属于礼器。玉器中有象徵权威的钺，还有引人注目的玉头（冠）饰、刀和簪等，抛光晶莹，工艺精湛，令人叹为观止。如墓202，东西长6.68米，南北残存宽度2.20－3.15米，一棺一椁，棺椁之间放置有边箱，边箱上有红、白等色绘成的彩绘。箱内放有蛋壳陶杯、陶罍、若干鳄鱼骨板。出土陶器有20余件，砺石1件、石镞6件，骨匕1件，骨镞2件；玉器中有玉钺2件、玉刀1件、头饰1件、簪1件、坠饰4件，串饰18件。另外，在棺内人骨左侧，还发现有980多件绿松石薄片。特别是墓内出土的头（冠）饰、玉簪等，质地精良，实为罕见。墓203，墓坑东西长6.30－6.44，南北宽4.10－4.55米，重椁一棺，外椁内椁均呈"井"字形。随葬陶器50件，石镞13件，骨镞5件，玉钺3件，玉环1件，坠饰5件。此外还有绿松石片95件。再如墓1，重棺一椁，死者为一中年女性，仰身直肢，手握獐牙，头戴绿松石耳坠，胸部有玉管项饰，随葬品放在脚箱，陶器有鼎、罍、鬶、罐、豆、盆、蛋壳陶杯、单把杯、三足盆等，另有骨匕和蚌器等30余件。边箱中有两件蛋壳陶杯，椁顶上有白陶和两块猪下颌骨，椁外还有兽骨、泥弹丸、网坠和动物泥塑。从墓内的随葬品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墓葬的主人生前掌握了大量财富，这是他们依仗权势攫取社会财富、据为己有的有力证明。看来死者生前不仅富有，而且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当是统治集团内的显贵人物。然而，小墓的死者则几乎一无所有。这种差别明显反映其社会形态已经形成为等级分明的金字塔式的结构。
墓葬材料充分说明，当时的贫富分化已经相当悬殊，贵重的蛋壳陶，精美的玉器，必须消耗大量的劳动来制作，所以，它不是一般人的享用之物，应是手工艺人专门为极少数显贵人物生产的高级奢侈品。特别是墓内随葬的蛋壳陶高柄杯，无任何使用价值，应该是权力、身份和地位的象征物，是一种礼器；玉钺磨制光滑，且没有砍削使用痕迹，作为军事仪仗礼仪用品，其权威性是十分清楚的。这是私有财产已经产生，贫富差别及社会内部分层已经出现的又一重要例证。"随着分配上差别的出现，也出现了阶级差别。""如果成员之间在分配方面发生了比较大的不平等，那末，这就已经是公社开始解体的标志了"。
八、小 结
龙山文化时期是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代。文字的发明，铜器的普遍使用，城址的大量出现，薄胎黑陶及快轮制陶技术的广泛应用，说明这一时期社会生产力获得了空前的发展，由此导致了社会内部的贫富分化和阶级对立现象的发生。特别是许多特大型墓葬的发现、大量陶器、成组玉器等的存在，以及为掠夺财产和争夺权势斗争的进一步激化，不仅表明这一时期文明化程度有了很大提高，诸项文明因素或文明成果已经基本具备，而且昭示，这一时期社会财富占有的不平等以及阶级和等级分化等均达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quot;已经产生了植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这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即是国家的诞生。由此推断，山东龙山文化时期已经进入了文明时代，还是可以成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