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应钦之女何丽珠——尽忠尽孝 行善积德 尽忠尽孝

(人物介绍)何丽珠原为何应钦四弟何辑五之女,后过继给何应钦为嗣女,1930年生于上海,青少年时代在上海、南京、重庆等地求学和生活。南京解放前夕随家逃亡台湾,于台湾大学政治系毕业后主要从事外事工作,曾任台湾驻日代表和驻美领事馆商务官员。

南京解放前夕,年仅17岁的何丽珠离开了大陆,随父亲何应钦和母亲王文湘逃到了台湾。

何应钦原是国民党政府军政首脑之一,曾任国民党陆军总司令、国防部长和行政院长等要职。在去台湾之前一直是蒋介石的宠臣。何应钦虽然官运亨通,但家庭问题却不尽如人意。自从1917年他与当时的贵州军阀王文华的妹妹王文湘结为夫妻后,虽然夫荣妻贵,终生相伴,但遗憾的是王文湘却终生没有生育。当年王文湘也曾多次劝何应钦纳妾生儿育女,以续接何家的香火,但都被何应钦拒绝了。

何应钦的四弟何辑五见三哥官场虽然得意,但家庭生活却很是冷落寂寞,于是便将自己的女儿何丽珠过继给了哥嫂为女。从此,何丽珠就成了何应钦夫妇的女儿。被何应钦夫妇嘘寒问暖,悉心抚育,视如掌上明珠。到了台湾之后,由于父母的原因,她依然是锦衣玉食,养尊处优,并且能继续授受高等教育,进了台湾大学,成了政治系的一名学生。

何丽珠一家当时住在台北市牯岭街的一幢别墅中。高门深院,环境非常优雅。她家的邻居都是从大陆逃到台湾的国民党将军,用她的话来说,依然是“冠盖云集,全都是国府的一级上将们”。其中不泛有桂永清和孙立人这样的大人物。桂永清原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的,曾经担任中华民国海军总司令,国民政府国防部参谋总长,是国民革命军海军一级上将。孙立人也曾是显赫一时的风云人物。他曾留学美国,后为中华民国陆军二级上将。当年他是抗日名将、民族英雄。在抗日战争期间,他是国民党军级将领中,歼灭日军最多的中国将领。率领中国远征军在滇缅大会战中,仁安羌一战让孙立人赢得了国际声誉。他成功地营救了英国军队,又和美军并肩作战,打通中缅公路这条中国抗日战争的“生命线”,从而让他中声誉鹊起,荣获大英帝国“荣誉元帅”的殊荣,被欧美军事家称为“东方隆美尔”。后为蒋介石“五大主力”之一的“新一军”军长,被视为国军中相当另类的鹰派人物。

现在这些人都成了末路英雄,蜗居台湾,偏安一偶,过着一种清悠闲闲的日子。于是每天吃过晚饭,他们无所事事,就聚集到何应钦的家里聊聊天,发发牢骚,或者是发一通“往事不堪回首”的感慨。

在中国当代史上,这些人都不是一般二般的人物。平常人家的子女想见上一面都要有机缘。而何丽珠却能与这些人朝夕相处,耳濡目染之中,自然让她长了不少见识,多了许多同龄女孩子所无法企及的生活阅历。这种见识和阅历对她来说,应该是她人生成长道路上的一份宝贵的财富。父辈的艰难备尝和荣辱成败,都是一本最好的人生教科书,何况这些人的教科书都是用生命和热血写成的。从这些往事里,何丽珠不仅知道了战争的残酷无情,更让她懂得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的不幸。当时听他们聊天时,往往让她竟然忘记了回房间看书。何丽珠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成人的,这对她后来的处世为人都受益匪浅。

在这些人当中,最让何丽珠感兴趣的要算孙立人将军。因为孙立人当时就住在台湾陆军招待所那里,离何丽珠家最近,所以走动得也特别勤,经常过来同何应钦聊天。只要孙立人一来,何丽珠就缠着他给自己讲故事。有一次,何丽珠又要孙立人给她讲仁安羌战役的故事。因为仁安羌战役是一个闻名于世的战役,也是“二战”期间,中国军队和盟军在滇缅大会战中所取得唯一的一次重大胜利。当时国民党新编三十八师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条件下,竟以不满一千的兵力,击败了十倍于我的日军,并且挽救了近万名英军的生命,充分表现出中国军人的英勇与顽强。“仁安羌大捷”应该是孙立人将军一生的骄傲。每次孙立人在讲到这次战役时,都让何丽珠听到荡气回肠。

但是这一次,孙立人却没有给何丽珠讲仁安羌战役,而是以一位长者的身份问何丽珠:“你大学快要毕业了,对自己今后的人生有什么打算?”

何丽珠没有马上回答。她没有想到这位“老奸巨猾”的“孙叔叔”竟把球踢给了自己。她沉默了一下,然后才调皮地对孙立人说:“现在已经不是战争年代了,要不,我也应该到你部下当一名士兵去。”

孙立人一听,不由得长叹一声:“‘醉卧沙场君莫笑,自古征战几人回’。战争,可不是你所想像的浪漫啊,孩子!我现在可是‘废池乔木,犹厌言兵’。”

孙立人的一声长叹,让何丽珠一颗年轻的心多了一份惆怅。

几年后,何丽珠在台湾大学政治系毕业后,就开始走上社会。在父亲何应钦的安排下,她当时主要是从事商务和外交方面的工作,曾在日本做过“驻日代表”,后又奉派到美国,任台湾驻美国“领事馆”商务官员,后任“副领事”。

在那些外派的日子里,让何丽珠牵肠挂肚的已经不是听那些人聊天,也不是担心“中华民国”的命运和未来,而是对身在台湾的双亲的思念。

何丽珠是何应钦和王文湘唯一的女儿。在她离开台湾的那些日子,牯岭街那幢别墅里除了保姆和警卫秘书之外,就只有何应钦和王文湘夫妇二人。当时何应钦已经六十多岁,妻子王文湘到台湾去后身体就一直不好。早在1952年,王文湘就被诊断为乳腺癌,而且是晚期,癌细胞已经扩散了,无法进行手术。于是在王文湘病重期间,何应钦只得亲自侍奉汤水,不离左右,在尽着一个丈夫的本份。同时,他每年还要亲自护送妻子到日本治疗。即便是回天无术,也要尽一份人心。对何应钦这位曾经的达官显贵来说,倒也是难能可贵。

母亲的身体状况对何丽珠来说,的确是一块挥之不去的心病。她知道父母就只有自己这么一个亲人,现在一个年迈,一个有病,自己又远隔重洋,不能为他们分忧解难。每每想起,总觉得心存内疚,问心有愧。当时,她也曾多次想到自己应该回到台湾工作,以便有时间照料父母。没有自己在身边,别说精神上的寂寞,就连衣食起居也多有不便。于是何丽珠就多次申请,要求回到台湾工作,但都没有获得有关部门的批准。其中的原因倒不完全是在她的上司,主要还是在她的父亲。当时何应钦总是以“恪尽职守”、“忠于党国”来教诫她,不同意她回到台湾任职。何应钦多次对她说,你只有这样做,才是尽了你最大的“孝道”。

对于父亲的一片苦心,何丽珠当然能理解,但却不能完全接受。她也懂得自古忠孝难两全的道理。但是作为一位女儿,她还是把“孝”放在首选的位置。所以只要是到了休假的日子,何丽珠几乎是归心似箭,就立即与丈夫蒋友光回到台湾看望双亲。于是也只有在这些日子里,何应钦的那幢别墅才有了一种家的气氛,他们夫妇才能享受一下天伦之乐。

何丽珠只要一回到台湾,总要千方百计地让父母开心。她不是带着父母出外游玩,徜徉于青山绿水之间,就是亲自下厨为父母洗手着羹汤,让两位老人吃上一餐自己亲手做的饭菜。由于何丽珠的细心照料和丈夫何应钦的精心服侍,让王文湘有了一种精神上的慰藉,从而增加了她战胜病魔的信心和勇气,尽管患的是不治之症,但还是让她的生命延续了二十多年,最终才于1978年4月病逝,终年82岁。

母亲去世之后,父亲何应钦形单影只,就更加孤独寂寞了。这时何应钦已经年逾九旬,何丽珠觉得自己再也不能离开父亲,让他一个人在台湾生活。于是她就再次向上级写报告,申请回台湾工作。台湾当局这时才批准何丽珠的请求,让她回到了台湾。回到台湾后,何丽珠在“外交部”礼宾司工作,曾担任过礼宾司特权科科长。

为了便于何丽珠夫妇照料何应钦的生活起居,台湾当局“国防部”当时就在厦门街专门建了一栋三层楼的别墅,配备给何丽珠使用。回到台湾之后,何丽珠夫妇很快就搬了过去。这幢别墅就在牯岭附近,离何应钦的寓所也就不过百步之遥。何丽珠住到这里来了之后,何应钦的照顾就方便多了。她觉得现在应该是自己为父亲尽孝道的时候了,所以每天都要到父亲住处问安探视,几乎是一天早晚两次,天天如此。到了节假日,更是携带子女并邀约上表姐妹前往何应钦处,陪伴父亲度过,让老父亲好好享受一下天伦之乐。在一家人的热闹之中,何应钦很快就从悲伤与孤独中走出,恢复了他常有的情绪。
在母亲刚刚去世的那些日子里,父亲何应钦一直沉浸于悲痛之中。虽然母亲的身体一直不好,父亲他思想上也早已有所准备,但是真的到了永别的这一天,父亲还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悲伤。何丽珠知道,父母两人相依相靠几十年,由大陆到台湾,携手度过几十年的风雨人生。如今母亲撒手先去,父亲心中那种孤独感便油然而生。在那些日子里,何丽珠觉得父亲衰老得更快,永远沉溺于那种对亡妻的缅怀之中而不能自拔。只要去看望父亲,父亲和她谈得最多的,都是与母亲有关的往事。谈到伤心之处,父亲还会老泪满面。

一天上午,何丽珠又和丈夫带着孩子去看望父亲。一见面,父亲就把她叫到书房,像对待老朋友一样,向何丽珠讲述自己与妻子多年来相濡以沫的恩爱故事。当时何应钦是那样的娓娓而谈,完全沉缅于自己的讲述之中,说着说着,他又不由得流下了伤心的泪水。
何应钦之女何丽珠——尽忠尽孝 行善积德 尽忠尽孝
何丽珠一见,知道父亲又是动了真情。于是她就走过去,轻言细语地安慰何应钦说:“爸爸,人死是自然规律,妈妈已是高寿而终,您应该宽心。现在我们在您身旁,会好好地侍候您老人家的。您还得多多保重身体啊。”

女儿的劝解,多少让何应钦的情绪有所缓解。何应钦又断断续续地说:“丽珠啊,你知道吗,你母亲不仅是我此生的伴侣,而且还是我的救命恩人啊!当年要是没有你的母亲,也许就没有我后来的一切。”

对于这些往事,何丽珠已经多次听父亲说起过,几乎是耳熟能详。她知道父亲当年出生于贵州兴义市的农村,在大山深处长大的何应钦自幼身体强健,7岁就读于泥凼私塾,勤奋好学,但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娃娃。后为到城里读中学时,那些西装革履的士绅子弟见他身穿土布青衣,赤脚草鞋,举止随便,就称其为“乡巴佬”。何应钦性格倔强,根本不把这种蔑称放在心上,只一个劲儿刻苦学习,并且坚持锻炼身体风雨无阻。1909年秋,清政府陆军部招考留日学生,就读中学的何应钦就以第一名的好成绩,应选进入日本振武学校。

母亲王文湘也是贵州兴义人,是当年贵州军阀王文华的妹妹。母亲出身显赫,门第高贵,是贵州出名的大家闺秀。王文湘又知书达礼,温柔贤惠,后来却看上了父亲,并于1917年与何应钦结为夫妇。出身贫寒家庭的何应钦能够娶到这样的妻子,自然十分珍惜疼爱。重要的是,由于王家在当地的影响,使得何应钦在军界得以很快升迁。婚后,两人志同道合,十分恩爱。1920年何应钦在昆明被仇人刺伤,治疗期间,全靠妻子王文湘日夜守护,才得以康复。

何丽珠还知道父亲和母亲当年同时皈依基督。到台湾后,若不到外国,每星期四上午,必在牯岭街寓所举行家庭聚会,传经讲道,风雨无阻,即使是重病在身也不肯缺席。当时王文湘常说:“世人多讲现实,唯有信主,时与教友相聚才觉得人生另有一种清新的境界。”母亲的这些话虽然看是对作礼拜的女教友们说的,但却是暗示何应钦,少为她的病体牵挂。到了后来,何应钦各方面的应酬开支较大,王文湘就曾托人暗中变卖自己的那些金银饰物,以应何应钦之需。她总不让何应钦感到丝毫的拮据。

当王文湘发现何应钦后来与蒋介石等人偶有嫌隙,王文湘便在权贵们的妻妾中周旋,经常与宋美龄在一起,借求教《圣经》的解说和叙姊妹情谊加以侧面调缓。王文湘六十大寿时,多才多艺的宋美龄竟亲手绘制了一幅《墨兰图》赠予王文湘为寿礼,蒋介石还亲自在画幅上题写了“满座芳馨文湘夫人周甲荣庆蒋中正敬题”的字样。能得“第一夫人”作画、蒋介石题词贺寿,这在台湾国民党上层人物中,应该是一种罕见的殊荣。也正是经过母亲多方斡旋,父亲和蒋介石的关系最终没有进一步恶化。

对于这些往事,何丽珠已经听父亲多次提起,由此让她对父母之间的那种情感又多了一份理解。所以,现在面对父亲的的悲伤,自己唯一应该做到的就是要让父亲尽快地走出阴影,恢复正常的生活情绪;否则,对于这样一位九十多岁的老人,将又是一种不幸。

何丽珠一边听父亲在诉说,一边找来一块温热的毛巾,亲自为父亲拭去脸上的泪水,并为父亲的茶杯里续上新的热水,亲手端到父亲的手中。何丽珠就像在精心呵护一个小孩子一样,用自己一颗真诚的孝心,在化解父亲心中的悲伤。

回到台湾之后,在何丽珠的精心照看下,何应钦的情绪渐渐有了转变,已经从亡妻之痛的阴影中走了出来,开始了正常人的生活。何丽珠又看到了父亲在院子里散步,又在那些兰花面前流连忘返,真是看在眼里,喜在心里,觉得自己的用心到底没有白费。

  当1985年11月,台湾新建的贵州同乡会会馆竣工启用时,96岁高龄的何应钦居然兴致勃勃地参加了这一活动并亲自剪彩。剪彩以后,那些贵州籍同乡们又围绕着他,争相与他合影留念。这时,何应钦就端坐在太师椅上,同这些同乡开心地笑着,让人摆布作出种种姿势也不推辞。这让在场的何丽珠高兴极了。她终于又看到了父亲脸上久违的笑容。

那一次回到家里后,何丽珠兴奋地对何应钦说:“爸,您知道我今天为什么高兴吗?”

何应钦说:“我哪里知道你为什么高兴。”

“因为今天我又看到您那笑容可掬的样子。”何丽珠笑着说,“爸,您一笑起来,真像个老寿星哪!”

何应钦也笑着说:“是么,像个老寿星?这个我以前倒没有想过。好吧,那你爸就争取做个老寿星吧!”

何丽珠一听真是高兴得不得了。她就对何应钦说:“爸,您的那些兰花呀,就让我们帮你打理,您只要指导指导一下就行了。”

原来,何应钦到台湾后,再也没有得到蒋介石的重用,只给了他一条“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的特级冷板凳坐。虽然他后来也兼任了职务,但都是一些没有实权的闲职。所以何应钦开始过着赋闲的日子。一有时间,他就在门前的草坪上散散步,拔拔草。有时兴致来了,他也学学当年的苏东坡“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带上猎枪和猎狗,坐着蒋介石送给他的黑色进口轿车,到台北市郊外打猎去。何应钦真产愧是军人出身,这时尽管年事已高,但他的枪法之准,仍然令人叹服。他只要是看到山鸡野兔之类,举枪一击便中,然后就驱狗拖回。除了打猎之外,他还喜欢打桥牌和听音乐,另外他还养了许多锦鲤以自娱。

后来,栽植兰花就成了何应钦晚年的一大嗜好。官场已经离他而去,他就想起了大陆老家贵州深山里的那些飘香的兰花来。他在家中一共栽种了两百多盆兰花,总是自己动手精心照料。到了他95岁那一年,他还在自己栽种的兰花前照了一张大照片,说要把它寄给贵州的乡亲。何应钦毕竟是九十多岁的人了,对他来说,哪怕就是养养兰花也是一种重体力劳动,何丽珠就时时为他担心。这时见父亲一高兴,何丽珠就趁机进言。

何应钦一听,果然笑着说:“你真会挑时间啊!那可都是名贵的稀罕物,你可得当心呀!”

何丽珠一听,就知道父亲识破了自己的“阴谋”,也答应了自己的要求。她当然爽快地答应了。她知道父亲的兰花情结,其实就是一种对远在大陆的故乡的一种寄托。

  古人常说“落叶归根”,何应钦也是如此——随着年岁增高,何应钦思乡怀旧之情也与日俱增。晚年,他很喜欢在家里接待一些贵州同乡来访。每当这个时候,他就会兴致勃勃地谈起故乡的风土人情,谈起他儿时的趣事,仿佛又回到天真的童年时代。祖国大陆实行开放政策后,只要有人去贵州,何应钦总要拜托他们回台湾时,不要忘记给他捎带一些家乡的土特产。有人从贵州探亲回来,他必定要向他们打听大陆亲属们的情况。      

已经是九十多岁的高龄了,何应钦知道自己来日无多,常常独自一人待在书房里,望着墙上的《泥凼风景图》长久出神,喃喃自语。这是1980年4月何应钦九十大寿时,著名国画家张大千根据他平日描述贵州老家兴义县泥凼镇的风景,凭想像精心绘制的一幅《泥凼风景图》,作为寿礼相赠。在众多或华贵、或荣耀的礼品中,何应钦独独珍爱这幅家乡山水图。因为何应钦就是出生于贵州兴义县(现为市)城南约42公里的泥凼泥幽镇。现在看着画中故乡那参差的房舍、崎岖的羊肠小道,不觉心驰神往。故乡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就如这幅图画一般在眼前打开,他仿佛觉得自己又回到了久别的故乡。
每当看到父亲站在《泥凼风景图》沉思的样子,何丽珠就知道父亲又在思念故乡。于是她就想尽一切办法,帮父亲收集更多的有关故乡和大陆的资料,以满足他的这种思念。八十年代中期,贵州省有关部门拍摄了一部以兴义风光为题材的电视风光片。何丽珠听到这个消息后,就通过各种渠道将这部兴义风光片的录像带搞到了手,然后送到父亲手中。并且还能过一位回乡探亲的贵州老乡,弄来了一本当地政府赠送的兴义市及泥凼镇的彩色影集。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当何应钦看到这部兴义的风光片和那些照片后,真是百感交集。对故乡半个世纪来发生的变化颇为感慨。

这时,他时常把这部录像带和照片拿出来一遍一遍地看。那上面的景物是那样的熟悉,又是那样的陌生。看到泥凼石林,他就想起童年与伙伴们在那里嬉戏玩耍的情景;看到大山中的羊肠小道,他就想起自己当年只身一人,踩着这条小路,到兴义求学,然后走出兴义,走出贵州,登上了中国政治军事的最高舞台的情景……往事历历如昨,真让何应钦也有一种往事不堪回首之叹。

女儿何丽珠还告诉父亲说,兴义县何应钦出生时的何氏旧居,至今仍较好地保存着。当地政府还拨出专款,对何氏祖居进行了修葺。她还听到那些省亲回来的老乡说,“兴义的乡亲们欢迎何将军回故乡走一走,看一看”。
  何应钦一辈子“反共”,直至老年也没有改变他的观念。当他看到这些录像资料和照片,听到了老乡说的那些话后,他仍然把这些友好的信息,又都当作是“中共的统战阴谋”。
尽管如此,何应钦还是无时无刻不思念着家乡的山山水水,渴望见到故乡亲人。年愈高,情愈切。到了后来,他就把观看这些来自故乡的资料当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每一次观看,何应钦就会陷于深深的思乡怀旧之中;而这种思乡怀旧又常常与他头脑里顽固的政治观念相矛盾。晚年的何应钦,就一直在这种矛盾的漩涡中苦苦煎熬着,内心是很痛苦的。

何丽珠非常理解父亲的这种矛盾和痛苦。但是,何丽珠也知道,自己是没有能力改变父亲的观念,从而减轻他内心的痛苦的。她只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在有机会的时候,代表父亲回到故乡去走一走,看一看。

何应钦95岁时,台湾当局专门为他成立了“何应钦上将九五寿诞丛书编辑委员会”,拨出专款为他出版了丛书12册。何对女儿何丽珠说:“先‘总统’时代,蒋公给予我的最大荣誉是抗战结束后在南京主持了受降大典;而来台后,经国先生给予我的最大荣宠是参加了我的90和95寿诞祝贺。我这一辈子,得到了常人没有得到的东西,也应该满足了。”

迟暮之年的何应钦,就是靠这种蒋氏父子所赐予的“荣幸”和“荣宠”,冲淡着自己的思乡之苦。直到1987年他98岁的生命结束时,他都没有重新踏上大陆的土地,回到自己魂牵梦萦的故乡。
不过,作为他唯一的女儿,何丽珠却在何应钦去世的十年以后,终于踏上了大陆的土地,回到了她的故乡。

2009年八月的一天,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简称“黔西南州”)迎来了几位来自台湾的客人——他们就是何应钦的女儿何丽珠一行。

何丽珠是第一次回乡探亲。黔西南州州委和州政府对何丽珠等人的来访高度重视,并对其行程进行了精心安排。时任州委书记陈敏、州长陈鸣明在兴义市盘江宾馆接见并宴请何丽珠女士一行,宾主进行了友好交谈。参加陪同接见和宴请的还有州委常委、常务副州长付贵林和州委常委、秘书长夏开益等人。

在友好的气氛中,陈敏和陈鸣明等人向何丽珠介绍了黔西南州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希望何丽珠女士能经常回故乡走一走、看一看。何丽珠女士对黔西南州委州政府领导的接见和宴请表示衷心的感谢;对何氏旧居的修缮表示满意;对故乡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表示欣慰。

根据行程,在黔西南州台办的安排下,何丽珠女士一行在州台办主任陈继龙和副主任戴学云等人的陪同下,先后游览了何应钦故居、马岭河大峡谷、万峰林、贵州醇酒厂等著名景区景点。当何丽珠看到故乡这秀美的山川风光时,不由得让她想起了那幅让父亲曾经凝眸专注的《泥凼风景图》。这时,她不得不佩服画家张大千先生的想像力和艺术功力。这实在是一个可以入诗入画的地方啊!

何丽珠一行还参观了兴义民族师范学院。兴义民族师范学院的前身就是何应钦当年的母校——原“笔山书院”。在这里,何丽珠同的学院负责人进行了亲切的对话,并同部分师生进行了座谈。面对这一幢幢现代化的楼房,面对这一群群朝气蓬勃的大学生,何丽珠的脑海里浮现的,却是父亲当年身穿青色土布棉衣从大山深处来到兴义县城求学的样子。她仿佛又听到了父亲被人称作“乡巴佬”的声音……

父亲已经作古十多年了,他当年的母校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遗憾的是父亲再也无缘面对这一切了。

“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泫然。”——这次故乡之行,何丽珠不禁为父亲何应钦感到有些遗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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