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导论 研究中国的方法 崛起或崩溃，是一个问题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谁家的“大势”？ 两个研究工具及两个结论 第一讲 管仲变法：两千多年前的“凯恩斯主义” 被严重误读的“士农工商” “放活微观，管制宏观” “盐铁专营”的始作俑者 鼓励消费的异端思想 “以商止战”与和平称霸 中国古代版的“凯恩斯” 第二讲 商鞅变法：命令型计划经济的鼻祖 以农立国：第一个在土地改革中尝到甜头 军爵制度：打造出世界上第一个平民社会 郡县制度：地方行政制度的政治雏形 强国逻辑：中央集权制度的奠基之人 毛泽东：“百代都行秦政法” 第三讲 汉武帝变法：顶层设计的集大成者 “文景之治”的成就与后果 刘彻：大一统制度的集大成者 产业改革：铸钱、盐铁与酿酒 流通改革：均输与平准 税收改革：告缗令与算缗令 变法造就第一个“半亿帝国” 变法的负面效应及争论 盐铁会议与“桑弘羊之问” 第四讲 王莽变法：第一个社会主义者的改革 变法背景：世族经济威胁中央集权 改革三战场：财政、货币和土地 最惨烈的改革结果 刘秀对世族开战的失败 “桃花源记”的经济学诠释 第五讲 世民治国：最盛的王朝与最小的政府 科举制以及世族势力的式微 李世民解决吏政、兵政之患 关于专营政策的反复与争议 城市经济的空前繁荣 刘晏变法：专营制度的归来 民间工商资本的五条出路 第六讲 王安石变法：最后的整体配套改革 “杯酒释兵权”的政策利弊 宽松与禁榷并举 士绅经济的定型 千年第二回的“延和殿廷辩” 最后一次整体配套体制改革 “改革标本”王安石 “世界时间”里的变法 第七讲 明清停滞：大陆孤立主义的后果 四大基本制度的恶质化 铁桶阵：对外闭关锁国 散沙术：对内男耕女织 城市化率的下滑 对“自转惯性”的预警 陷入官商泥潭的工商经济 被枪炮打破的“超稳定结构” 第八讲 洋务运动：缺乏现代性的现代化变革 洋务运动不是一场“迟到的运动” 以铁路为例：发展与稳定的取舍 以轮船招商局为例：国营与民营的取舍 中日对比：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 商人与知识精英在体制外“会师” 立宪运动：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的选择 洋务运动的制度性遗产 第九讲 两个民国：从极度自由到“统制经济” 四个基本制度的全面崩坏 空前强大的民营经济 地方自治的试验 被欢呼回来的独裁者 国民党的经济主张 挤压民间资本的五种办法 1945年之后的经济政策失误 第十讲 计划经济：从自负到自毁的大试验 上海试验：计划经济的体系雏形 “第一个五年计划”：计划经济的建设模式 七年消灭私营经济 两次自毁性的经济运动 回收土地：政府的三大收益 “文化大革命”：紊乱十年 第十一讲 改革开放（上）：没有蓝图的改革 第三种社会主义经济模式 增量改革：由农民发动的工业化运动 中央政府的角色：放权与非均衡战略 地方政府的角色：积极参与和冒险支持 “哪里是改革的主战场” 物价闯关：转折点上的“意外失利” 80年代：“一切改革都从违法开始” 第十二讲 改革开放（下）：集权主义的回归 分税制：从增量改革到整体改革 1998年的“三驾马车” 国有企业的绝地复苏 “大国崛起”与朱氏逻辑 从铁本案到四万亿计划：第六次“国进民退” 发展与公平：2013年的双重困境 结语 回到历史的基本面 一个不容置疑的前提：“统一文化”是一切自由化改革的边界 两个永恒性的主题：分权与均富 三个最特殊的战场：国有经济、土地和金融业 四股前所未见的新势力：互联网、非政府组织、企业家和自由知识分子 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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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波
著名财经作家，“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上海交通大学、暨南大学EMBA课程教授，常年从事公司研究。2009年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年度“中国青年领袖”。主要出版著作有:《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上下卷）《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上下卷）《浩荡两千年：中国企业公元前7世纪—1869年》《吴敬琏传：一个中国经济学家的肖像》《大败局》《大败局Ⅱ》其中《激荡三十年》被评为“2007年度中国最佳商业图书”、“2008年《新周刊》新锐榜之年度图书”，《跌荡一百年》被中国图书评论学会评为“2009年度十大图书”，《大败局》被评为“影响中国商业界的二十本书”之一。
[1]丹尼尔?富兰克林、约翰?安德鲁斯：《经济学人权威预测：2050趋势巨流》，罗耀宗译，天下杂志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版，第217—218页。[2]林毅夫：《解读中国经济》，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9页。[3]陈晋：《哈佛经济学笔记》，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35页。[4]罗纳德?科斯、王宁：《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徐尧、李哲民译，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序”第1页。[5]郭觐：《黄亚生：“中国模式”并不独特》，《国际金融时报》2011年7月1日，第2版。[6]魏斐德：《讲述中国历史》，梁禾主编，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29页。[7]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下卷）》，郭小凌、王皖强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90页。[8]梁启超：《李鸿章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8页。[9]弗里德里克?A.哈耶克：《致命的自负》，冯克利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102页。书中写道：“对商业现象的鄙视——对市场秩序的厌恶，并非全都来自认识论、方法论、理性和科学的问题。还有一种更晦暗不明的反感。…对生意人的仇恨，尤其是史官的仇恨，就像有记录的历史一样古老。”[10]《孟子?公孙丑下》：“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夫焉…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矣。”[11]《管子?小匡》：“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12]赵冈、陈钟毅：《中国经济制度史论》，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368页。[13]《史记》论述姜尚治齐，“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李剑农的观点参见其《先秦两汉经济史稿》，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69页。[14]《国语?齐语》：“通七国之鱼盐于东莱，使关市几而不征，以为诸侯利，诸侯称广焉。”《管子?霸言篇》：“明道以重告之：征于关者，勿征于市；征于市者，勿征于关。”[15]《管子?霸言篇》：“虚车勿索，徒负勿入，以来远人。”[16]《管子?轻重乙》：“请以令为诸侯之商贾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刍菽，五乘者有伍养。”[17]《孟子?滕文公上》：“夫仁政…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18]《管子?国蓄》：“民予则喜，夺则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19]《管子?海王》：“令盐之重升加分强…千钟二百万…禺策之…万乘之国，正九百万也。月人三十钱之籍，为钱三千万。今吾非籍之诸君吾子，而有二国之籍者六千万。”[20]《管子?海王》：“令针之重加一也，三十针一人之籍；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籍也；耜铁之重加七，三耜铁一人之籍也。”[21]《管子?地数》：“苟山之见荣者，谨封而为禁。有动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断；右足入，右足断。”[22]《管子?轻重乙》：“与民量其重，计其赢，民得其七，君得其三。”[23]道格拉斯?诺斯、罗伯斯?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厉以平、蔡磊译，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24]《管子?乘马》：“俭则金贱，金贱则事不成，故伤事。”[25]《管子?侈靡》：“问曰：兴时化若何？莫善于侈靡。”[26]郭沫若：《侈靡篇的研究》，《历史研究》1954年第3期。[27]杨联陞：《国史探微》，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128页。据杨联陞的学生余英时考据，到了16世纪的明朝，出身商贾世家的陆楫又重拾管仲之论，提出“吾未见奢侈之足以贫天下也”（陆楫《蒹葭堂杂著摘抄》），而那时正是“士儒合流”的年代。欧洲思想界在17、18世纪才有类似的思想，较著名的有曼德维的《蜜蜂宣言》（1727年）。参见余英时的论文《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28]《管子?牧民》：“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故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29]《管子?幼官》：“市赋百取二，关赋百取一。…修道路，偕度量，一称数。”[30]《论语?宪问》：“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31]《商君书?靳令》：“国贫而务战，毒生于敌，无六虱，必强。国富而不战，偷生于内，有六虱，必弱。”[32]《汉书?食货志》：“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买卖。”[33]《商君书?垦令》：“使商无得籴，农无得粜。…壹山泽，则恶农、慢惰、倍欲之民无所于食。无所于食则必农。”[34]《商君书?垦令》：“贵酒肉之价，重其租，令十倍其朴。”[35]《商君书?赏刑》：“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36]唐德刚：《中国郡县起源考——兼论封建社会之蜕变》，《晚清七十年》，远流出版社1998年版，第113—133页。[37]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389页。[38]语出《论语?颜渊》。[39]语出《墨子?尚贤中》。[40]约瑟夫?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任菁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7页。[41]余英时：《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87页。[42]在民国学者中，胡适是自由知识分子的代表，据余英时的考据，胡适从1926年到1941年，一直对苏联和社会主义抱着比较肯定的态度。参见余英时：《重寻胡适历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8页。[4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61页。[44]李剑农：《先秦两汉经济史稿》，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99页。[45]在春秋战国时期，征收百分之十的田租被认为是“德政”的标志，孟子就曾说：“什一而税，王者之政。”[46]《史记?平准书》：“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馀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47]《史记?货殖列传》：“今有无秩禄之奉，爵邑之入，而乐与之比者，命曰‘素封’。”[48]顾颉刚：《汉代学术史略》，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46页。[49]林满红：《银线：19世纪的世界与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50]《资治通鉴》胡三省注：“盐之为利厚矣…汉武之世，斡之以佐军兴…其利居天下税入之半。”[51]《史记?货殖列传》：“通邑大都，酤一岁千酿…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52]吴慧：《桑弘羊研究》，齐鲁书社1981年版，第262页。[53]吴晓波：《跌荡一百年（下卷）》，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第109—113页。[54]《史记?平准书》：“一岁之中，太仓、甘泉仓满。边余谷诸物均输帛五百万匹。”[55]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下卷）》，郭小凌、王皖强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621页。[56]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9页。[57]《盐铁论?水旱》：“卒徒工匠，以县官日作公事，财用饶，器用备。家人合会，褊于日而勤于用，铁力不销炼，坚柔不和。故有司请总盐、铁，一其用，平其贾，以便百姓公私。虽虞、夏之为治，不易于此。吏明其教，工致其事，则刚柔和，器用便。”[58]《汉书?傅常郑甘陈段传》：“夫胡兵五而当汉兵一，何者？兵刃朴钝，弓弩不利。”[59]《春秋繁露?度制》：“使诸有大奉禄，亦皆不得兼小利、与民争利业。”[60]《轮台罪己诏》：“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靡费天下者，悉罢之。”“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61]《盐铁论?伐功》：“用君之义，听君之计，虽越王之任种、蠡不过。”[62]《盐铁论?本议》：“县官猥发，阖门擅市，则万物并收。万物并收，则物腾跃。腾跃，则商贾侔利。自市，则吏容奸。豪吏富商积货储物以待其急，轻贾奸吏收贱以取贵，未见准之平也。”[63]《盐铁论?刺权》：“自利害之设，三业（指盐铁、均输、酒榷三业）之起，贵人之家，云行于涂，毂击于道，攘公法，申私利，跨山泽，擅官市，非特巨海鱼盐也；执国家之柄，以行海内，非特田常之势、陪臣之权也；威重于六卿，富累于陶、卫…”[64]《盐铁论?本议》：“故工不出，则农用乏；商不出，则宝货绝。农用乏，则谷不殖；宝货绝，则财用匮。”[65]《盐铁论?本议》：“贱即买，贵则卖。是以县官不失实，商贾无所贸利，故曰平准。”[66]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册）》，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6页。[67]胡适：《1900年前的社会主义皇帝王莽》，《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会刊》1928年第59期。[68]柏杨：《中国人史纲》，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298—299页。[69]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册）》，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2页。[70]《汉书?食货志》：“诸司市常以四时中月，实定所掌，为物上、中、下之贾，各自用为其市平。”[71]《汉书?王莽传》：“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不得买卖，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72]《汉书?食货志》：“古井田法虽难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73]1906年，孙中山在《民报》第三号上宣布革命的六大主义，其中第三条为土地国有，“均地政策为人民平等之基础”。在《民报》第十号上，他更宣告：“中国行了社会革命之后，私人永远不用纳税，但收地租一项，已成地球上最富的国。”[74]《汉书?食货志》：“郡有数人，皆用富贾。…乘传求利，交错天下。因与郡县通奸，多张空簿，府臧不实，百姓俞病。”[75]《汉书?食货志》：“每壹易钱，民用破业，而大陷刑。”[76]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3页。[77]侯家驹：《中国经济史》，新星出版社2008年版，第260页。[78]邹纪万：《魏晋南北朝史》，长桥出版社1979年版，第116页。[79]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三卷《世界的时间》，施康强、顾良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前言”第2—3页。[80]G2：Group2，由美国经济学家费雷德?伯格斯坦于2008年提出，即由美国与中国组成一个“集团”（Group），以替代已有的G8（“八国集团”），携手合作解决世界经济问题。美国经济史学家尼尔?弗格森进而创造了一个新名词：“中美国”（Chimerica）。[81]《旧唐书?曹确传》：“朕设此官员，以待贤士。工商杂色之流，假令术逾侪类，止可厚给财物，必不可超授官秩，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82]《旧唐书?舆服志》：“贵贱异等，杂用五色。五品已上，通著紫袍，六品已下，兼用绯绿。胥吏以青，庶人以白，屠商以皁，士卒以黄。”[83]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787—788页。[84]《册府元龟》卷五百零五：“唐太宗武德九年八月甲子即位。是月壬申，诏曰：…通财鬻货，生民常业。关梁之设，襟要斯在。义止惩奸，无取苛暴。近代拘刻，禁御滋章。…非所以绥安百姓…其潼关以东，缘河诸关，悉宜停废。其金银绫绢等杂物，依格不得出关者，不得须禁。”[85]白寿彝、王毓铨：《说秦汉到明末官手工业和封建制度的关系》，《历史研究》1954年第5期。[86]《论盐铁表》：“若能收山海厚利，夺丰余之人，蠲调敛重徭，免穷苦之子，所谓损有余而益不足。帝王之道，可不谓然乎。”[87]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版，第65页。[88]赵冈：《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89—90、84页。[89]赵冈：《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101—106页。[90]《唐六典》卷二十：“凡建标立候，陈肆辨物，以二物平市，以三贾均市。”[91]《全唐文》卷三十二，玄宗诏书：“自今已后，其所赁店铺，每间月估不得过五百文。”[92]《唐会要》卷八十四：“（天宝）十三载，计户九百六万九千一百五十四。…乾元三年，计户一百九十三万一千一百四十五。”[93]《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六：“州县多为藩镇所据，贡赋不入，朝廷府库耗竭，中国多故，戎狄每岁犯边，所在宿重兵，仰给县官，所费不赀。”[94]《旧唐书?第五琦传》：“谷价腾贵，饿殣死亡，枕藉道路。”[95]《新唐书?食货志》：“晏之始至也，盐利岁才四十万缗，至大历末，六百余万缗。天下之赋，盐利居半。”[96]《旧唐书?刘晏传》：“故食货之重轻，尽权在掌握，朝廷获美利而天下无甚贵甚贱之忧，得其术矣。”[97]《新唐书?刘晏传》：“刘晏因平准法，斡山海，排商贾，制万物低昂，常操天下赢赀，以佐军兴。虽拿兵数十年，敛不及民而用度足。唐中偾而振，晏有劳焉。”[98]《太平广记?郭使君》：“是时唐季，朝政多邪。生乃输数百万于鬻爵者门，以白丁易得横州刺史。”[99]《新五代史?郭廷鲁传》：“益自天子皆以贿赂为事矣，则为其民者其何以堪之哉！”[100]《陆宣公集》：“往者纳绢一匹，当钱三千二三百文，今者纳绢一匹，当钱一千五六百文，往输其一者，今过于二矣。虽官非增赋，而私已倍输。”[101]刘玉峰：《唐代工商业形态论稿》，齐鲁书社2002年版，第259—270页。[102]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74页。[103]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金明馆丛稿二编》，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77页。[104]王国维：《宋代之金石学》。[105]语出《朱子语类?论兵》。[106]《宋会要?职官》：“普…广营邸店以规利，太祖知其事，每优容之。”[107]《任将》：“太祖之置将也…富之以财…”[108]全汉升：《中国经济史研究》，稻乡出版社1990年版，第459—463页。[109]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下册）》，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110]姜锡东：《宋代商人和商业资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56页。[111]《司马文正公文集?迩英奏对》：“此乃桑弘羊欺汉武帝之言，司马迁书之以讥武帝之不明耳。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桑弘羊能致国用之饶，不取于民，将焉取之？果如其言，武帝末年安得群盗蜂起，遣绣衣使者逐捕之乎？非民疲极而为盗耶？此言岂可据以为实！”[112]青苗法起源于唐朝中后叶，王安石在当鄞县知县时予以试验，取得奇效，实施变法时便将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113]《宋史?食货志》：“后帝复言：‘市易鬻果太烦碎，罢之如何？’安石谓：‘立法当论有害于人与否，不当以烦碎废也。’”[114]王孝通：《中国商业史》，上海书店1984年版，第137页。[115]《晁氏客语》：“司马温公作相，以李公择为户部。公择文士，少吏才，人多讶之。公曰：‘方天下意朝廷急于利，举此人为户部，使天下知朝廷之意，且息贪吏望风掊刻之心也。’”[116]《宋史?蔡京传》：“榷江、淮七路茶，官自为市。尽更盐钞法，凡旧钞皆弗用，富商巨贾尝赍持数十万缗，一旦化为流丐，甚者至赴水及缢死。”[117]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36页。[118]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伍晓鹰、马德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9、37页。[119]黄仁宇：《明代的漕运》，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227—228页。[120]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朱荫贵、欧阳菲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9—61页。[121]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陈景彪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2、7页。[122]参见陈国栋：《东亚海域一千年》，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版。[123]约翰?巴罗：《我看乾隆盛世》，李国庆、欧阳少春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版，第53—54页。[124]参见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叶笃义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125]费尔南?布罗代尔：《文明史纲》，肖昶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6页。[126]吴承明：《论清代前期我国国内市场》，《历史研究》1983年第1期。[127]赵冈、陈钟毅：《中国经济制度史论》，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415页。[128]张光直：《中国青铜器时代（二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5页。[129]城市与人口：明清两代，中心城市的规模及人口总量从来没有超过两宋的汴京与临安，欧洲的城市发展路径恰恰相反，据罗兹曼的计算，在1500年前后，欧洲最大的4个城市是米兰、巴黎、威尼斯和那不勒斯，人口在10万～15万之间，到1800年，巴黎人口超过58万，伦敦则达到了86.5万。参见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伍晓鹰、马德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2页。[130]赵冈：《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84页。[131]参见尼尔?弗格森：《文明》，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132]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郭小凌、王皖强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1页。[133]崔瑞德、牟复礼主编：《剑桥中国明代史（下卷）》，史卫民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4—145页。[134]《明史?食货志》：“召商输粮而与之盐，谓之开中。”[135]王振忠：《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6—11页。[136]参见章嗣衡的奏折及徐珂编撰的《清稗类钞》。[137]参见梁小民：《小民话晋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138]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张理京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46页。[139]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02—303页。[140]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伍晓鹰、马德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7页。[141]参见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建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142]李鸿章：《妥议铁路宜折》，1880年。[143]史景迁：《追寻现代中国》，黄纯艳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年版，第302页。[144]郝延平：《中国近代商业革命》，陈潮、陈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73页。[145]吉田茂：《激荡的百年史》，孔凡、张文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第22页。[146]大野健一：《从江户到平成》，臧新远译，中信出版社2006年版，第36页。[147]汪敬虞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504页。[148]费正清、刘广京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73—674页。[149]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3页。[150]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10页。[151]杨小凯：《民国经济史》，《开放时代》2001年第9期。[152]白吉尔：《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张富强、许世芬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7、239页。[153]白吉尔：《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张富强、许世芬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1页。[154]今译亨利?乔治，美国19世纪末期的知名社会活动家和经济学家，主张土地国有化。[155]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版，第162页。[156]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杨品泉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1页。[157]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杨品泉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06页。[158]参见王业键：《中国近代货币与银行的演进（1644—1937）》，台湾“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81年版。[159]帕克斯?小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杨希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18页。[160]费正清、费维恺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刘敬坤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46页。[161]张公权：《中国通货膨胀史》，文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42—45页。[162]陈云：《陈云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3页。[163]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297页。[164]费正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谢亮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85页。[165]吴敬琏：《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远东出版社2006年版，第107页。[166]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96页。[167]桂勇：《私有产权的社会基础》，立信会计出版社2006年版，第104页。[168]《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98页。[169]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二卷）》，魏海平、艾平等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69页。[170]周天勇：《现代化要对得起为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农民》，《中国经济时报》2007年7月9日。[171]刘小萌、定宜庄：《中国知青史——大潮》，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年版，第528页。[172]胡鞍钢：《中国经济政治史论（1949—1976）》（第二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36页。[173]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伍晓鹰、马德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9页。[174]吴晓波：《吴敬琏传》，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第89—96页。[175]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59页。[176]吴晓波：《激荡三十年（上卷）》，中信出版社2007年版，第173页。[177]参见吴晓波：《农民创世纪》，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178]袁庚：《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1978年10月9日。[179]《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1980年7月15日。[180]中国经济的非均衡战略的灵感，应该得自于匈牙利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内，他在《短缺经济学》一书中雄辩地论证了计划经济的“均衡性缺陷”，此书于“巴山轮会议”之后的1986年在中国出版，影响甚大。[181]张五常：《中国的经济制度》，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第144页。[182]《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84年12月20日。[183]关于“新权威主义”，可参见萧功秦的《新权威主义：痛苦的两难选择》一文，载于刘军、李林编：《新权威主义——对改革理论纲领的论争》，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54—58页。[184]参见陆昊：《厉以宁评传》，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185]在1987年，有九个课题组向国家体改委递交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方案，厉以宁、吴敬琏二人的课题组分别代表了两个流派。这九个方案被结集成《中国改革大思路》一书，由沈阳出版社于1988年出版。[186]朱镕基：《朱镕基讲话实录（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17—371页。[187]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战略与实施》，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版，第319页。[188]参见C.E.林德布洛姆：《政治与市场：世界的政治—经济制度》，王逸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189]尼尔?弗格森：《巨人：美国大帝国的代价》，李承恩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4页。[190]郑永年：《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浙江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3—44页。[191]杨小凯：《后发劣势，共和与自由》，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双周经济学研讨会，2001年12月1日。[192]参见叶万安：《从管制到开发：台湾经济自由化的艰辛历程》，天下文化出版公司2011年版。[193]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张理京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452页。[194]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张理京译，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