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历史背景：
大别山区位于鄂(湖北)豫(河南)皖(安徽)三省交界地区，在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和长江中游重镇武汉之间，北临淮河，南靠长江，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进”，是一种特殊的进攻方式，即不是逐城逐地向前推进，而是长驱直入，一举插进敌人心脏。
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是党中央的重要决策。1946年6月，国民党背信弃义，大举进攻解放区。在蒋军进攻面前，党中央先是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在1946年6月―1947年6月这一年内共歼敌一百一十余万，基本上遏制了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1947年6月，党中央决定，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为推翻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夺取全国胜利创造条件。揭开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序幕的，就是刘邓大军强渡黄河和跃进大别山。
解放战争进行到1947年6月，形势发生了显著变化。国民党军由430万人下降为370余万，虽然在兵力上仍占优势，在战略全局上也仍保持进攻态势，但因机动兵力不足，在东北和华北战场已转为守势；在南部战线，除对陕北、山东两解放军区实行重点进攻外，鲁西南、豫皖苏边界直至大别山地区兵力薄弱，形成两头重、中间轻的“哑铃形”态势；又因整师整旅不断被歼，士气日益低落，官兵厌战情绪增长，战斗力下降；国民党政府在政治、经济方面也已陷入困境。人民解放军则由120余万人上升到195万人，虽然在兵力上仍居劣势，但握有战略机动力量；在战略全局上除陕北、山东战场尚处防御地位外，其它各战场已逐步转入战略性反攻；部队士气高涨，战斗力不断提高；广大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已基本完成，后方日趋巩固。但大部分解放区遭受战争破坏，人力物力损耗巨大。
为了粉碎国民党军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消耗解放区人力物力，使人民解放军不能持久作战的战略企图，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制定了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最歼灭敌人的战略方针；并决定将战略进攻的主要方向置于鄂豫皖3省边界、战略地位重要、国民党军防御薄弱的大别山地区。这和战国时期围魏救赵的桂陵之战极为相似。
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在5月上旬结束豫北攻势作战后，经充分准备，于6月30日夜，在冀鲁豫军区独立第1、第2旅的接应下，从山东省阳谷以东张秋镇至菏泽以北临濮集间150余公里的正面上，一举突破了国民党军的黄河防线。接着，采取攻其一点(郓城)、吸其来援(金乡)、啃其一边(定陶)、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发起鲁西南战役，共歼国民党军4个整编师师部、9个半旅约6万人，打乱了国民党军在南部战线的战略部署，开辟了挺进大别山的道路，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
2、历史经过：
为了实现经略中原的战略计划，党中央和毛泽东作了“三军配合，两翼牵制”的部署。即由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实施中央突破、跃进大别山，由陈毅、粟裕率华东野战军主力挺进豫皖苏鲁地区，由陈赓、谢富治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挺进豫西，三军配合作战；另以陕北解放军出击榆林，调陕北敌军北上，以山东解放军在胶东展开了攻势，把进攻山东之敌引向渤海边，便利三军行动。
1947年6月30号，刘邓大军12万人马强渡黄河，开进鲁西南，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
正在刘邓大军鏖战鲁西南，捷报连连的时候，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刘邓大军只有迅速直插大别山地区，直逼南京、武汉，才能全面打乱蒋介石的战略部署。于是，7月23日，毛泽东致电刘邓：“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29日，毛泽东又亲自起草了一份标有三个"A"字的加急绝密电报：“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如陈庚、谢富治及刘伯承、邓小平不能在两个月以内以自己有效行动调动胡宗南军一部”、“陕北不能支持”。
这个时候，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部队经过近一个月的连续作战，已经极度疲劳，而且伤亡较重，亟需休整补充。但刘伯承、邓小平看完标有3个“A”字的电报后，简单商量了一下，马上复电中央——完全服从中央决定，半个月后行动。邓小平明白：三个“A”字是当时中央约定的表示最紧急和极秘密的电报等级。实际上根本不到半月，收到电报后的第9天，也就是1947年8月7日的黄昏，刘邓大军的12万人马就在100多里宽的地面上，悄悄的开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千里跃进大别山。
这注定是一着险棋。从西鲁南到大别山远隔千里，前有陇海路、黄泛区、沙河、涡河、汝河、淮河等天然障碍，后有蒋介石十几旅的部队穷追不舍，再加上正值酷暑、雨季，河水猛涨，道路泥泞，暑气蒸人，部队本来就疲惫不堪，也没来得及好好休整，现在又要马不停蹄地向南奔驰，真可谓困难重重。
摆在刘邓大军面前的第一道难关，就是号称“死亡区”的黄泛区，“黄泛区”只能隐隐约约的看到一些坍塌的民房屋脊，积水没膝，深处及脐；即使是无水的地方，也尽是些稀烂的胶泥，前脚起，后脚陷，荒无人烟，行军、食宿均十分困难。17日，刘邓大军战胜困难，胜利通过黄泛区。18日，又渡过沙河。20日，部队轻装向汝河进军。
蒋介石曾错误地认为刘伯承、邓小平所部是“北渡不成而南窜”，这时，蒋介石如大梦初醒，惊出一身冷汗，气恼的撤了参谋总长陈诚的职务，亲自兼任参谋总长飞到前线督战。蒋介石调来整编85师经过平汉路南下，驻守在汝河南岸，全力收缴或砸烂汝河上的所有渡船，并且以很猛的火力来阻击刘邓大军。前有阻兵，后有追兵。面对此情此景，刘伯承说，狭路相逢，勇者胜；邓小平说，不惜一切代价，打过去。野战军先头部队打的果然很英勇，他们所有的步枪都按上刺刀，每颗手榴弹都揭开盖，沿途不留一个据点和一个敌人。这样从头天晚上打到第二天下午，也就是说8月25日下午，刘邓大军4万多人渡过了汝河。
最后一道险关就是淮河。8月的淮河正值雨季，水情变化无常，刘邓大军缺少渡船，被阻挡在淮河北岸。此时，敌人追并的先头部队已经和刘邓的后卫部队接上了火，形势再次变的紧急起来，刘伯承借着马灯的光亮，手拿竹竿，亲自探测水深。刘邓大军刚刚冒险渡过淮河，追兵就赶到了淮河北岸。不料此时河水突然暴涨。数十万国民党军队只得望河兴叹。经过20多天千里挺进，8月27日，刘邓大军终于走到了大别山。这一消息传到陕北，毛泽东欣喜的说：“我们总算熬出头了，20多年以来，革命战争一直处于防御地位，自刘邓南征后，我们的革命战争，才在历史上第一次转为战略进攻。”
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以后，重建大别山根据地，经历了三个回合的斗争。一是实施战略展开。刘邓首长遵循“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对付敌人”的原则，一面作战，一面做群众工作，建立新政权。9月上旬，集中优势兵力，在商城的河凤桥、钟铺和光山斛山附近，对尾追进入大别山的敌23个旅和白崇禧两个师的进犯，给以沉重打击。9月下旬在光山砖桥文氏祠召开旅以上高级干部会议(即王大湾会议)，整顿军纪，部署重建大别山根据地。王大湾会议后，部队迅速实施战略展开。到9月底，解放县城23座。二是积极寻机歼敌。刘邓首长以一部兵力牵制和迷惑集结在大别山北部的敌人，以主力出鄂东、皖西，在六安的张家店全歼敌一个旅，在浠水高山铺全歼敌一个师加一个旅，并以疾风扫落叶之势，连克长江北岸近十座城镇。至此，我军已控制长江北岸达300里，威震大江南北。三是实施战略再展开，坚持内外线配合，粉碎国民党对大别山的总体战。11月底，蒋介石以33个旅的兵力，采取军事与政治相结合、围歼与“清剿”相结合的所谓总体战，对大别山进行大规模的围攻。为粉碎敌人的围攻，刘邓命令南下后续部队第十、十二纵队分别向桐柏、江汉地区实施战略再展开，野战军指挥部分为前后两个指挥所。邓小平政委率前方指挥所及野战军主力留在大别山坚持内线斗争，刘伯承司令员率后方指挥所和第一纵队北渡淮河，挺进淮西。内外线配合，彻底粉碎了敌人大规模的围攻。三个回合，不仅歼灭敌军10万余人，还创建了鄂豫、皖西、桐柏、江汉等解放区。
与此同时，陈谢兵团和华东野战军主力，也分别在豫陕鄂和豫苏鲁地区完成了战略展开任务。三军在中原布成“品”字形阵势，互为犄角，逐鹿中原，纵横驰骋于江、淮、河、汉之间，歼灭、调动、吸引了大量敌人，把战线由黄河南北推进到长江北岸，使中原地区由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的重要后方变成人民解放军夺取全国胜利的前进基地。
可是，“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11月，蒋介石在南京主持召开“大别山作战检讨会”，设立“华中剿总”，随即，对大别山进行全面围剿，刘邓大军没有后方，缺衣少粮，除自己设法解决饥寒问题外，还要同敌人作战。完成了挺进大别山的任务，象一把利刃插进国民党军的战略纵深。此战共歼敌8500人，其中俘敌4400人，毙伤4100人。邓小平日后说这段经历，“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战略行动，这是毛主席定下的，种种艰难我们都克服了，还是那句老话，叫做合格”。
3、历史意义：
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揭开了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序幕。这一战略行动，对推动整个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作用，为全中国的解放建树了丰功伟绩。
一是粉碎了敌人对解放区的“重点进攻”，从根本上扭转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局势。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在国民党进攻解放区的钳形战线上给予粉碎性一击，敌之黄河防线为之崩溃，不得不退到长江一线，迫使蒋介石进行两面作战：一面继续向我山东和陕北解放区进攻，一面又不得不从前线抽调兵力回援大别山。这样就有力地配合了山东、陕北战场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把解放战争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变为战略进攻，敌则变为战略防御。
二是主力由内线作战转入外线作战，将战争引向了国民党统治区。刘邓、陈粟、陈谢三军在中原地区展开攻势，恢复和扩大了中原解放区，迫使国民党不得不从南线之守备兵力中抽调五分之三的兵力在中原与解放军打争夺战。这样以来，解放战争的主要战场已经转移到国民党统治区进行。蒋介石之兵源、饷源、财源为人民军队所用，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破坏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生存条件的恶毒计划。
三是建立了以大别山为中心的中原解放区，为淮海大决战创造了条件。刘邓大军南下，创建了大别山根据地，继之，刘邓、陈粟、陈谢三军以大别山根据地为基础，逐鹿中原，大量歼敌，逐步恢复和扩大中原解放区。到1948年7月底，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已歼敌正规军20万人以上，摧毁国民党专署、县府100多个，解放了拥有4500万人口的广大中原地区。中原解放区的巩固，为淮海战役创造了条件。
四是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加速了蒋家王朝的灭亡和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以刘邓大军为前锋和支柱，陈粟、陈谢大军为两翼，三支大军犹如三把利剑直插敌人胸膛，不仅对改变解放战争全局起了决定性的战略作用，而且由于深入到敌区腹地，打乱了蒋介石的整个战略部署，直接威胁着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和战略要地武汉，从根本上动摇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在中国革命的转折关头，刘伯承、邓小平创造性地贯彻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战略决策，率军远离后方，以千里跃进的独特形式，开辟以大别山为中心的中原解放区，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科学在中国革命战争中一个光辉的发展，积累了极其丰富的历史经验。其中有些经验对于今天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仍具有重要的借鉴和指导作用。
第一，把握历史发展契机，加强工作中的预见性和创造性。
解放战争进入第二年，党中央、毛主席从战略的高度，分析了当时的形势，预见了解放战争的发展方向，决心不待敌人的重点进攻全部被粉碎，不待我之总兵力超过敌人，立即组织中国人民解放军主力转入战略进攻；以敌人兵力薄弱、战略上最为敏感的大别山区为主要突击方向，实施中央突破，以粉碎蒋介石的重点进攻，改变战略格局，把握整个解放战争发展的态势和战争主动权。当时毛主席指出刘邓大军到大别山可能有三个前途：一是付了代价站不住脚，转回来；二是付了代价站不稳脚，在周围打游击；三是付了代价站稳了脚。刘伯承、邓小平在率军执行这一战略决策中，准确及时地捕捉战机，把握时机，表现出非凡的创造性和卓越的战略胆识，取得一个接一个的胜利，实现了党中央、毛主席预计前途中的最好的一种，达到了预期的战略目的。
第二， 发扬团结战斗、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
刘邓大军在挺进大别山的征程中，上有敌机轰炸，下有敌重兵围堵，且险关要隘连续不断。在创建根据地的日日夜夜，粮食物资紧缺，整天和敌人在山里转弯子，兜圈子。面对严峻的形势，刘邓首长明确指示全军将士，必须树立一种艰苦朴素、实事求是、给群众做好事的风气。
刘邓首长身体力行，涉越黄泛区时，互相扶持，带头跳进泥水里，走在全军最前列。激战汝河时，他们冒着枪林弹雨，以“狭路相逢勇者胜”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带领部队强渡汝河。刘邓等野战军首长之间团结战斗的作风，越是在困难情势下越放射灿烂夺目的光彩，成为无言的教诲。广大指战员发扬革命军队团结友爱的精神，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共同克服困难。冬季来临之际，为了减轻中央的负担，十几万将士在群众的帮助下，用竹鞭、树条和自制的弹弓来弹棉花，用稻草灰染灰布自制棉衣。刘邓分兵作战之后，大别山的局势空前严峻，外有敌人的包围清剿，内有地方反动武装的袭扰，再加上缺粮少衣，生活极其困难，不少同志死伤在敌人的暗杀和饥饿、疾病的折磨之中。然而，战士们没有被困难吓倒，继续发扬了我军英勇顽强，艰苦奋斗的精神，战胜了一个个困难，写下了一个个动人篇章。
第三，实事求是，注重调查研究，不断总结新经验。
刘伯承司令员经常下部队，了解情况，给干部战士作报告，要求指战员要善于思索和学习。抢渡淮河时，有的干部报告说：“淮河不能徒渡！”为了搞清楚情况，刘伯承司令员亲自探测河水，来回摆渡四次，使部队抢在洪峰上来之前渡过淮河。邓小平在大别山期间先后向党中央、毛主席写出调查报告10余份。其中有些是在敌情最严酷时转战商城、新县时写就的。他到过许多区乡，多次不顾个人安危，夜行数十里，深入基层，了解情况，处理问题。经过详细的调查研究和对大别山各方面情况实事求是、科学的分析，明确提出了进入新区应注意的政策和策略问题，提出分地区、分阶段实行不同的政策和策略，特别注意把老解放区和大别山区的政策区别开来。不仅纠正了大别山区一度发生的左倾急性病错误，而且为党中央制定新区政策做出了极为宝贵的贡献。刘邓首长如此求真务实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第四， 坚持群众路线，充分发动依靠群众。
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既是一个军事行动，又是一个政治行动。他们坚持组织、动员和依靠人民群众，把打赢战争的伟力植根于群众之中。他们从晋冀鲁豫老解放区抽调了大批地方干部随军南下，作为开展地方工作的骨干。在大别山区初步展开后，中原局、中原军区发出了“关于放手发动群众，创造大别山解放区的指示”，将一部分主力地方化，广泛地向群众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解除群众的顾虑，提高群众的觉悟。
由于刘邓首长要求部队一切行动以维护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因而赢得了广大群众的拥护。素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大别山人民积极参军参战，踊跃支援前线。千千万万热心支援革命事业的人民群众，成为刘邓大军最好的后方。这正如刘伯承司令员后来回顾这段战斗历程时所说的“这就足以表现了人民战争的本质。我们依靠的是人民，蒋介石依靠的是碉堡……这就是第二野战军(1949年2月改为第二野战军)在大别山战斗及全部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关键。”
第五，从严治军，严格军纪。
刘邓首长十分重视军风军纪建设。刘伯承司令员把多打胜仗和发动群众，形象地比作是创建解放区的两个车轮，指出推动车轮前进靠部队的战斗意志，严明军风军纪又是提高队伍战斗力的保证。大军进入大别山后，中原局和刘邓首长多次强调部队的群众纪律。邓小平政委多次给将士上纪律课，要求军队要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在新县小姜湾整顿军纪，颁布群众纪律“约法三章”，因而，部队纪律严明，做到秋毫无犯。刘邓首长从严治军，用以保证部队政治、军事任务完成所揭示的道理，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