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第一节对延安精神几种不同的概括和表述
延安精神，内容丰富，博大精深。对延安精神的理解，由浅入深，与时俱进。着眼历史，立足现实，从一个层面到多个层面，从一个方位到多个方位，从一个视角到多个视角，各抒己见，众说纷纭。长期以来，无论理论界还是学术界，还没有形成一个对延安精神统一的定义和界定；延安精神的内涵和外延，一时也很难说得清楚，分得得体。因此，在延安精神主要内容的科学概括和具体表述上，也不尽相同。对此，《时代的精神支柱--延安精神概论》，①（延安精神研究会编，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0年8月出版）有过详细的论述，摘录如下：
李维汉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相结合和统一》一文中说，在延安时期，特别是经过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我们党逐步形成了一整套优良革命传统的革命精神。这就是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精神；批评与自我批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精神；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革命工作不分高低、贵贱，革命同志一律平等，亲如手足的精神；团结统一、自觉遵守纪律的精神等等。这种延安精神，是我们的传家宝，是永放光芒的灯塔。这里，李维汉把延安精神概括为六条。另外一种六条的概括法认为，延安精神包括：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二、实事求是的精神。三、一切为了人民群众，又一切依靠人民群众的精神。四、独立自主和勇于创新的精神。五、民主和团结的精神。六、艰苦奋斗和自力更生的精神。
有的同志把延安精神概括为五条：一是彻底革命的创业精神；二是实事求是的‘三大作风’的精神；三是同心同德、齐心协力、舍己利人、团结友爱的精神；四是无私无畏、艰苦奋斗、为了胜利，英勇牺牲的精神；五是一心为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还有一种提法，认为延安精神主要有四个方面内容：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服从全局、严守纪律的精神，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愚公精神。延安精神的核心是实事求是。
延安精神是什么精神？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批判、改造旧世界，创造、开辟新世界的伟大共产主义精神。它体现了我们党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为国家、为人民的英勇献身精神。它体现了我们党的理论与实际相统一、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它体现了我们党的意志统一、团结一心、纪律严明、高度民主而集中的集体主义精神。
还有的用三条来概括：爱国主义是延安精神的核心，艰苦奋斗是延安精神的主要特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延安精神的指针。另一种提法是，勇于开拓，大胆创新的精神；少说空话，多干实事、艰苦创业、埋头苦干的精神；坚持原则，勇于批评的精神。还有两条概括法，实事求是是延安精神的根本；群众路线、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延安精神的重要内容。
该书还介绍了一些特殊的概括法。如成仿吾认为，延安精神的主要内容是：坚定革命，不折不挠；万众一心，艰苦奋斗；自己动手，克服困难；劳动生产；丰衣足食；关心群众，改进工作；认真负责，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纠正错误；服从组织，遵守纪律；团结互助，待人和气，厉行节约，爱护公物；努力学习，整洁卫生；活泼乐观，歌声不断。这是用24句话概括的。有的总结为30条：理想远大、实事求是、科学革命、为了人民、立场坚定、大公无私、爱国主义、国际主义、集体主义、乐观主义、革命英雄主义、不怕牺牲、艰苦奋斗、铁的纪律、自力更生、坚韧不拔、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善拒腐蚀、民主平等、心胸宽广、团结友爱、爱憎分明、是非分明、宽严分明、开拓前进、永远进取、积极上进、不断学习。
该书指出：对延安精神内容的概括所以不统一，不仅在于它本身内容丰富，而且还在于研究者的视角不同。
如果从延安时代革命的主体层次来看，延安精神作为革命精神在不同群体身上的表现，就有差异，其特色也较明显。作为党魂的延安精神，实事求是精神和为人民服务精神就表现突出。作为军魂的延安精神，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大无畏精神和遵守纪律的精神就表现突出。作为民魂的延安精神，其表现又有所不同。因此，该书认为，“延安精神的本质是一种革命精神”，并“把延安精神的内容，组合为这样的结构”：爱国主义精神，抗日救国，就是延安时期爱国主义的表现；共产主义理想，延安时代所进行的抗日救国伟大斗争，推翻蒋家王朝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奔向共产主义的第一步；实事求是的精神，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是一条正确的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为人民服务精神，为人民服务是革命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点；艰苦奋斗精神，要革命就不能依赖别人，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还要艰苦朴素，勤俭节约；团结友爱精神，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只有团结，才能战胜敌人，完成革命任务；自觉遵守纪律的精神，铁的纪律是革命事业取得胜利的保证；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就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自觉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进而该书提出了延安精神体系的“四根支柱”，认为“延安精神是一座宏伟的精神大厦”，“支持这大厦的四根支柱”，“一是祟高的理想，二是求是精神，三是党的宗旨，四是创业精神。”“理想信念是顶端，科学精神是基石，公仆精神是核心，创业精神是落脚点。延安精神作为共产主义精神，它是真善美的统一完备休系。”
《延安精神的原生形态》①（申沛昌、郭必选等著，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8月出版）一书，把延安精神分为“原生形态”和“再生形态”，认为“延安精神产生和形成有一个过程，所以，它的内容也不是在一个早晨就完善起来的。”该书指出，“原生形态是延安精神的花蕾”，“是当时延安精神具体多样的表现形式”。“延安精神只是总名称，它的实质内容就是这些‘原生形态’”主要有以下几种：“抗大精神”；“延安整风精神”；“南泥湾精神”；“延安县精神”；“白求恩、张思德精神”；“愚公移山精神”；“还可以把‘南区合作社精神’、‘五老精神’、‘延安文艺精神’等等看作是原生形态”。“没有这些‘原生形态’实际就没有整体的延安精神的存在。”“延安精神的次生形态”，则指我国人民对延安精神的继承和发扬，具体说来就是：“大庆精神和铁人精神”；“雷风精神和焦裕禄精神”；“好八连精神”，等等。
《延安精神和改革开放》①（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理论研究委员会编，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1994年4月）一书的《导论》说：“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逐步发展并在延安时期形成的一整套优良传统和作风，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和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相结合而产生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克服困难，战胜敌人的锐利武器。延安精神的内涵丰富，主要包括为崇高革命理想自觉献身的精神；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精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民主、团结的精神；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自觉遵守纪律的精神等。”
《中华腾飞的动力》一书②（申沛昌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给延安精神下了这样的一个定义：“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培育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简而言之，延安精神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革命精神’是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种差。”“它包括了极为丰富的内容，主体精神、民主精神、创造精神是其本来涵义，实事求是，独立思考、为人民服务精神也是自力更生的具体内容。”自力更生“就是民主政治”，就是人民自己当家作主。
1999年9月9日，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会长马文瑞，在昆明全国延安精神研究经验交流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延安精神是毛泽东思想的实践示范和重要体现，说到底主要是个党风问题。关于党风问题，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有重要贡献。他在中国革命斗争丰富经验的基础上，加以总结、改造，把党风学说大为发展，形成了系统的完整的传统和作风。这就是延安精神。它的主要内容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优良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即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等。这是中国革命斗争的宝贵的思想财富”。①（《马文瑞论延安精神》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5月）
所有以上这些关于延安精神的概括，尽管具体表述的侧重面不同，条文有多有少，但就整体思想而言，应该说，都是一致的，相通的。
2002年4月3日，《人民日报》以《结合新的实际大力弘扬延安精神，开创新世纪改革发展生动局面》为题，报道了江泽民在陕西考察调研时的讲话。讲话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充满新的挑战的征途上，我们始终要大力弘扬延安精神。延安精神，体现了我们党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体现了我们党与时俱进的思想风范，体现了我们党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优良作风，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一往无前的奋斗精神。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延安精神都不能丢。全党同志，一定要结合新的实际，大力弘扬延安精神，使延安精神成为我们党在新世纪团结和带领人民不断开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强大精神动力，使延安精神永放光芒”。
江泽民在讲话中深刻指出：“我们党在延安时期的活动，在党的历史和中国革命的历史上都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在延安时期，我们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特别是在中国革命面临新的重大转变的关键时刻召开的党的七大，为我们党的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提供了政治和思想基础”。
江泽民说：“伟大的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宝贵财富，过去是，今天仍然是我们战胜困难、取得胜利的法宝。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是延安精神的主要内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必须大力弘扬延安精神，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各级党委要全面落实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精神，以党的建设的新成绩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不断前进”。
江泽民的这个讲话，站在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高党的执政水平的高度，深刻阐明了延安精神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地位、作用和弘扬延安精神与加强党的建设、与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与保持社会稳定的关系，是对多年来延安精神研究成果的一个总结和肯定，是对延安精神的实质和主要内容的一个界定，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和弘扬延安精神，指明了方向，提供了理论依据。
第二节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提和保障，是延安精神的灵魂。
一、观点的提出
历史资料显示，“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这一观点，明确形成并最初见诸于文字，是1938年3月5日毛泽东给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同学会成立纪念的题词。原文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加上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便一定能够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解放的新中国。”①（申沛昌，《时代的精神神支柱》）一年以后，为庆祝“抗大”成立三周年，毛泽东又亲自为抗大制定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正是由于严格遵守了这一教育方针，抗大才成功地培养出了数万名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为我党我军提供了大批骨干力量。
不仅仅是抗大，我党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组织，都很明确地把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作为加强党的政治思想建设，培养、教育、考核干部的基本内容，去强调、去落实。几十年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成功领导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之一。
尽管见诸于文字是1938年，但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这一观点，早在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就已形成了。自成立那天起，中国共产党就明确了一个伟大的最终目的--实现共产主义。这是共产党的信仰、理想，也是为之而奋斗的方向。自1921年至1938年，中国共产党经历了17年艰苦斗争的考验，不仅从组织上，而且从思想理论上都更加成熟了。毛泽东正是在科学总结17年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炼出“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这一对于党的建设，对于中国革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方针和结论的。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之所以重要，首先在于它是对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总结。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这句话中，“政治方向”是中心语。它所阐明的是，每一个政党都有它特定的政治方向，而这个政治方向必须是正确的才有可能实现，必须坚定不移地为之奋斗，才能够实现。
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有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革命才能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
二、历史的经验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深刻地指出：“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但是“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
从辛亥革命到共和国建立的38年间中国政治舞台上走马灯的出现了300多个政党和社会团体，但都由于自身的局限无法确认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而转瞬即逝。直到出现了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目的，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以为最广大的中国人民谋利益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才为之一新。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中国人民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置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在中共产党的领导之下，都大大地向前发展了，从根本上变换了中国的面目”。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1359、1361页）都大大地向前发展了，从很显然，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改变中国的面目，之所以能够取得革命斗争的不断胜利，最重要的就是由于它确定并始终保持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当然，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进程中，也遭受过挫折，也走过弯路，甚至有过十分惨痛的教训。如发生于大革命时期的右倾机会主义，和随后发生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都对革命造成了极大的危害。直到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确定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中国革命才重新回到了正确的方向，再次踏上了胜利的征途。
到今年，中国共产党成立82年了。这82年间，中国共产党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开创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开创了正确的道路。江泽民在总结中国共产党80年历程时深刻指出：“正因为有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指导，我们党才能带领人民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②（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中国革命的实践还证明，有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革命事业才能克服重重困难，不断胜利前进。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我们党走过28年了，大家知道，不是和平地走过的，而是在困难的环境中走过的，我们要和国内外党内外的敌人作战。谢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他们给了我们武器这武器。不是机关枪，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由于中国长期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顽固的封建势力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各个角落，成为社会进步、历史变革的最大阻力。而自鸦片战争以后侵入中国的资本主义列强，更是不愿意看到中国的进步和富强，因为只有一个落后的中国，才能任他们宰割。这两种不愿意退出历史舞台的势力互相勾结，更增加了中国革命的难度。可以说，中国革命事业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和牺牲。面对如此顽固的敌人和重重的困难，中国共产党如果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是无法克服重重困难，也不可能在短短20多年时间里，连续取得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全面胜利的。
对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江泽民都有过重要的论述，许多党的理论工作者也对此进行过深入的研究论证。这短短的九个字里面，所蕴含的内容是十分丰富、十分深刻的，归纳起来，有四个基本特征。
三、基本特征：
（一）坚定不移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
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科学揭示，实现共产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和最终目的。正如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指出的那样：“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我们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宇宙观，明确地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每个共产党员入党的时候，心目中就悬着为现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奋斗和为将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这样两个明确的目标，……。”毛泽东的这段精辟论述，从两个方面阐明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重要性。首先，共产党之所以为共产党，是由于信仰共产主义，一旦失去了这一信仰，它就不能成其为共产党了；同样，一个人之所以成为共产党员，首先是因为他信仰共产主义，并决心为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而奋斗。不要小看这个理想信念，有与没有大不一样。有了这个理想信念，任何时候都不会迷失方向；倘使没有了这个理想信念，就可能走偏方向。实践已经证明，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念，不仅是一个共产党人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而且是在革命斗争实践中保持坚定正确政治方向的政治基础和首要条件。
那么，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主要包括那些内容？
第一，是对共产主义的正确理解和认识。简而言之，共产主义的核心命题和根本结论是“两个不可避免”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表述的“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列宁曾经把“两个不可避免”表述为“两个必然”即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我们必须坚信，共产主义是科学说，是正确的结论，对此不能有丝毫的动摇。
第二，是对共产党领导的正确理解和认识。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这是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完成中国革命各阶段任务的首要条件。中国共产党从它成立那一天起，就以实现共产的社会制度，作为最终目标，并始终要求每个共产党员都必须坚定不移地、自觉地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而奋斗。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仅共产主义理想无法实现，就连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也无法完成。因此，对于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追求，必须包含有对理想的正确道路的引路者--中国共产党的理解和信任。
所谓理解，是指对于共产党的性质的正确理解。即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无产阶级和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
所谓信任，是指对于共产党的领导的正确性的信任，对党的领导集体和领袖人物的信任。
对于党的信任，党内和党外有不同的侧重。
在党内来说，是指共产党员对党的领导机关、党的组织、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的领袖人物的信任。这种信任，同党员的共产主义信仰、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有密切联系。党员对党的信任，特别是对领袖人物的信任，并不是盲目的信任。因为党和党的领导人也会犯错误，但是作为一名党员应当相信党和党的领导人会及时发现错误，改正错误，从而更加成熟和正确。
在党外来说，是指党外群众对共产党及党的领导的信任。主要是相信共产党能代表自己的利益，相信共产党能够无私无畏地为实现人民的利益而奋斗，相信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以这种信任为基础，愿意听党的话，跟党走，拥护党的领导。
第三，是对“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这一崇高境界的理解和认识。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要奋斗就会有牺牲”，这些都不是空话。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革命者，在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过程中，在完成现阶段革命任务的实践中，不仅面对着重重困难，而且随时都会有牺牲。对此有了正确的理解和认识，并愿意去实践它，才能算是一个自觉的革命者，一个具备了坚定理想和信念的革命者。在革命斗争中牺牲的无数革命先烈，都是为理想和信念献身的。
瞿秋白面对敌人枪口高唱《国际歌》从容就义；叶挺为了捍卫自己的信仰而发誓：“愿把牢底坐穿”；夏明翰笑对死亡，写诗明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方志敏牺牲前在《我们临死以前的话》一文中写道：“我们始终是党的正确路线的拥护者和执行者，马克思列宁主义竭诚的信仰者，我们相信共产国际的伟大和它领导世界革命的正确，我们坚决相信中国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的伟大和领导中国革命的正确，我们坚决相信在国际和中央列宁主义领导之下，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必能在不远的将来得到全部成功！”“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为着共产主义牺牲，为着苏维埃流血，那是我们十分情愿的啊！”
李大钊，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最早把马克思主义引进中国的革命先驱，以生命实践了自己的信仰。
江泽民同志在《在李大钊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是这样评价的：“在李大钊的身上，充分地体现了共产主义者的伟大献身精神和高尚的道德情操，他把自己的一切毫无保留地献给了祖国，献给了人民，献给了党的事业。他对共产主义有无比坚定的信念。为了实现这个崇高的理想，他真正做到了自己所说的，‘勇往奋进以赴之’，‘瘅精瘁力以成之’，‘断头流血以从之’。”“他的伟大人格，永远是一切信仰马克思主义，立志为中华民族的兴旺发达而献身的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学习的楷模。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传统》，323页，北京红旗出版社）
第四，是对革命事业的艰巨性的正确理解和认识。
中国革命是一场伟大的变革，其彻底性决定了它的艰巨性。对于这种艰巨性，毛泽东在《愚公移山》一文中做了形象而生动的描写：“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人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②（《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1002页。）
民主革命时期的旧中国，政治上黑暗，经济上落后，互相勾结的国内外反动势力十分强大，而革命力量的相对弱小，客观上决定了这场革命必然要遇到特殊的困难，要走过漫长而曲折的道路，要进行极其艰苦而又复杂的斗争。对于这些困难如果没有充分的理解和认识，就不会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在困难和挫折面前，就会停止不前，革命的理想和信念也就成了一句空话。
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正是在革命理想和信念的支持下，发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克服了重重困难，取得了步步胜利。在井冈山时期，天当房、地为床、缺衣少粮的红军指战员丝毫没有动摇革命必胜的信念；在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红军用皮带、草根、树皮充饥，仍然战胜了雪山和草地，粉碎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在陕北根据地，党中央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靠开荒种地、纺线织布实现了自给，战胜了敌人的重重封锁。朱德同志早在1931年就指出：“在政治上有了这样坚定的信念，就是把握着不可抵抗的无形的武器，在精神上建立了铁的红军的基础，自然可以战胜革命过程中的任何困难，经得起任何剧烈的斗争，愈斗愈奋去取得最后的胜利。”①（《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页）邓小平在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时也曾经指出：“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真正的优势。”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110、144页。）
总而言之，树立了坚定不移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就有了革命斗争的方向，就有了革命必胜的信念，就有了战胜各种困难的决心和毅力，就有了团结战斗的基础。反之，如果没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没有这一理想信念同正确道路的结合，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
“如果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或者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自己的实践相结合，走自己的路，中国革命就搞不成功，中国现在还会四分五裂，没有独立，也没有统一。”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63页）
（二）辩证统一的阶段革命任务
早在1940年毛泽东就指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两步走，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③（《毛泽东选集》合订本626页，1967年版）1945年，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论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任务时指出：“对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说来，这是我们的最低纲领。实行这个纲领，可以把中国从现在的国家状况和社会状况向前推进一步，即是说，从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国家和社会状况，推进到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和社会。”“对于任何一个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如果不为这个目标奋斗，……而空谈什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那就是有意无意地、或多或少地背叛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不是一个自觉的和忠诚的共产主义者。”①（同上，659、960页）毛泽东同志的这段论述阐明了这样一个观点：我们共产党人和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不仅具有坚定不移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是理想主义者，又是革命的阶段论者，是现实主义者。我们坚持共产主义的前进方向，必须从不同革命阶段的实际出发，把奋斗目标置于不同阶段的不同任务之上，分阶段、有步骤地推进共产主义事业。共产党人的远大理想要落实到这里，衡量一个共产党员的信念是否坚定，着眼点也应放到这里。
共产主义是人类最崇高、最壮丽的事业，是人类最关好、最理想的社会。共产党人的最高纲领和崇高理想就是为建立这样理想的美好的社会而奋斗。为了实现这个理想，我们党在革命的各个历史阶段，根据当时的实际状况，还确定了基本纲领即最低纲领。这样就使得为理想而奋斗有了具体的目标和任务。而具体目标和任务同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方向是一致的。党在各个历史阶段每个具体纲领的制定和实现，都是为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开拓前进的道路，每个阶段任务的完成，都是向着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前进了一步。
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征途，或者叫做巨大的系统工程，需要我们从完成现阶段的任务起步，一步一步地走，从一砖一瓦做起，一项一项地建设。这是由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同决定的。在中国，像苏联那样进行直接的社会主义革命，就要犯“左”的错误，不行；像某些人说的“二次革命”，就要犯右的错误，也不行。必须是阶段革命论或革命推进论，即把新民主主义革命推进到社会主义革命。
延安时期，我们党进行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主要目标和任务是：“为着反对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为着使中国人民脱离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惨命运和建立一个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以农民解放为主要内容的新民主主义性质的，亦即孙中山先生革命三民主义性质的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中国而奋斗。”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960页，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只有完成了这个阶段的任务，才能前进到社会主义阶段。党要求每一个共产党员和革命者，既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坚定信念，更要脚踏实地为实现党在现阶段的目标和任务，扎扎实实地做好每一件工作。离开现实工作而空谈远大理想，就会脱离实际。面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繁重而艰巨的任务，不去做实际的工作而空谈理想，不仅不能成为“自觉的和忠诚的共产主义者”，而且很有可能经受不起艰苦斗争的考验而脱离革命，甚至成为革命的绊脚石。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说的：我们是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统一论者。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目标，认真干好新民主主义现实革命，这就是延安时期共产党人的所思所想所为。
（三）强烈真挚的爱国主义精神
强烈、真挚的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中华儿女在爱国主义精神的激励下，靠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建设着自己美好的家园；在爱国主义精神的支持下，不惜流血和牺牲，维护着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屈原、苏武、岳飞、文天祥、林则徐、邓世昌等无数爱国主义的优秀人物，始终为中国人民所称颂、敬仰。尽管中国社会发生过几次大的变革，尽管中国的国家政权几经更迭交替，但是植根于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爱国主义精神，却代代相传、经久不衰。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之后，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得到了更充分地发扬光大。
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最终目的的中国共产党，毫无疑问是伟大的国际主义者。“国际主义的共产党员是否可以同时又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呢？我们认为不但是可以的，而且是应该的。”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08页）毛泽东这段话揭示了一个道理，即真正的爱国主义同国际主义并不矛盾，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尤其如此。不同的历史条件，爱国主义有着不同的具体内容。1938年，抗日战争刚刚进入第二个年头，面对穷凶极恶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国民党上层的失败主义、投降主义，亡国论者纷纷抬头，有的人已经成为汉奸卖国贼。因此，当时爱国主义的内容非常明确，就是为保卫祖国而战，为维护民族独立而战，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
在关系到国家、民族命运的严重时刻，中国共产党为了维护民族的利益，为了战胜日本侵略者，从爱国主义的立场出发，提出了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并毅然命令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编第四军，开赴到抗日战争的最前线，捐弃前嫌与国民党第二次合作。此举是否正确？国际上和我们党内部的少数“左”倾机会主义者表示了怀疑，甚至指责是向反动势力投降，是对国际主义的违背。针对这些错误的认识和指责，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做了有力的批驳：“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我们又是爱国主义者，我们的口号是为保卫祖国反对侵略者而战”。“因为只有为着保卫祖国而战才能打败侵略者，使民族得到解放。只有民族得到解放，才有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得到解放的可能性。中国胜利了，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被打倒了，同时也就是帮助了外国的人民。因此，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实施。”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第486页）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打败日本侵略者，就是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贡献。中国共产党主张并带头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力以赴投入抗日战争，不仅是在发扬爱国主义精神，而且是在履行共产党人的国际主义的义务。中国共产党所倡导并实行的爱国主义，是同国际主义相统一的爱国主义，是真正意义上的爱国主义。
“恨不抗日死，悔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吉鸿昌将军在被害前的绝笔，是中国共产党强烈真挚的爱国主义精神的充分表现和生动写照。其“壮志未酬身先死”的豪言，也是对国民党反动派卖国主义的深刻揭露和批判。中国共产党所弘扬的爱国主义精神，极大地增强了对人民的号召力、凝聚力。人民从共产党的主张和实际行动中，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增强了抗日战争必胜的信心。不仅抗日根据地，就连沦陷区的广大人民群众，都自觉地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组织起来，投入到了火热的抗战之中。许多自发形成的群众抗日组织，和一些爱国的来不及撤退而滞留在敌后的国民党军队，在了解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以后，明白了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者和民族利益的忠实代表者，纷纷同共产党联系，有的加入到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中来，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有的则成为我党抗日的友军。活跃于冀中地区的回民支队和张学良、杨虎成领导的东北军、西北军就是突出的例子。更有许多热血青年，在爱国主义精神激励下爬山涉水，不远万里，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奔赴延安，接受革命的洗礼，投身抗日战争。
抗日战争的八年，是非常残酷、非常艰苦的八年。这八年里，中国人民在爱国主义精神的鼓舞下，面对敌人的疯狂屠杀和残无人道的“三光政策”从未屈服过；在几乎手无寸铁的困难条件下，靠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破袭战，靠人民战争，最终战胜了日本侵略者，第一次取得了反对外来侵略的完全胜利，不仅洗雪了百年之耻，而且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转折点。
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正义战争的胜利，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胜利。
（四）深入有效的政治思想教育
列宁曾经指出：“任何一个代表着未来的政党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说服大多数人民相信其纲领和策略的正确。”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4卷第154页，人民出版社）毛泽东指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55页）毛泽东所说的政治任务，包括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各项具体任务，和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崇高理想两大部分。为什么说思想教育是中心环节呢？因为，离开了思想教育，就无法使全党同志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无法使全党同志掌握党在现阶段的政策，无法增强全党的团结，当然，也就无法完成一切政治任务。
根据延安时期的实际情况，除加强党、政府和军队中的政治思想工作，开展广泛深入的思想教育活动以外，还着重抓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是在全党、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中间开展了整风运动。毛泽东给整风运动制定的主要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而完成这三大任务的主要途径，一是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提高鉴别、抵制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能力；二是大力开展以批评和自我批评为主的政治思想工作，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延安整风自1942年2月毛泽东在党校作《整顿党的作风》报告正式开始，至1945年4月中央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结束，历时3年多。这是一项全党范围的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是一场集中的、大规模的、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运动。通过整风，全党的面貌有了很大的改变，全党的团结得到了空前的加强。
第二件大事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先后开办了中共中央党校、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抗大）、陕北公学院、鲁迅艺术文学院（鲁艺）等十几所以培养党政军干部为主的学校。这些学校均把加强政治思想教育，转变人的世界观、人生观，树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培养又红又专的人才放在教育方针的首位。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抗大”。
1937年1月20日，原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改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校址就设在延安的窑洞里。抗大开办9年，创办总校一所，分校12所，共培养了近20万名军政干部。他们中，既有能征善战、指挥千军万马的高级将领，更多的是战斗在抗日根据地的基层指挥员，也有从全国各地投奔延安来的爱国青年和知识分子。经过抗大培训的学员队伍，形成了当时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全国党政军干部队伍的中坚力量、抗大的学员队伍，主要由两大类成分组成。一类是我军各部队和各根据地民主政权抽调的干部，另一类是从敌占区、国统区自愿投奔到延安的进步青年，其中绝大部分是青年学生。
最能体现抗大教育方针的正确、最能反映我党政治思想教育成果的，是抗大的第二类学员的进步与变化。他们普遍出身于比较富裕的家庭，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主张的感召下，不远万里，冲破重重阻力、克服重重困难，有的甚至是冒着生命危险来到延安，进入抗大学习的。他们具有革命的激情和抗日救国的决心，但是由于很少甚至根本就没有接受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也没有经受过革命斗争实践的锻炼，所以只能是一块不错的毛坯。在抗大这座大熔炉里，他们经过几个月、最多十几个月的洗礼，就初步完成了从一个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有不少人成了光荣的共产党员。以抗大总校第二期学员为例：第二期共有从全国各地来的知识青年609名，到毕业时有427人被吸收入党，约占总数的70％。如果没有正确的教育方针，没有强有力的政治思想教育，是不可能取得这种教育成果的。
在抗日战争时期加强政治思想教育，不仅仅局限于党的队伍内部，它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宣传、发动和组织各根据地、解放区和全国的老百姓，共同投入到抗日救国的斗争中去。
马克思主义认为，共产主义事业是解放全人类的事业，这一伟大事业的完成，始终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参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信，党的力量不仅在于能够团结党内同志共同奋斗，而且更在于能够团结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共同奋斗，党不仅要使党员相信自己的路线和政策正确，更重要的是说服广大人民群众相信拥护党的政策。
驱逐日本侵略者是一场艰巨的民族解放战争，必须广泛动员全国各民族的人民群众，组成抗日民主统一钱线，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动员、发动群众的中心环节，仍然是政治思想教育，不过对人民群众的思想教育不同于党内的思想教育。它的主要方式不是理论说教，而是深入群众、宣传群众、动员群众，把人民群众组织起来。“每到一个地方，就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不是高踞于群众之上，而是深入到群众中去，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去启发和提高群众的觉悟，在群众出自内心自愿的原则之下，帮助群众逐步地组织起来，逐步地展开为当时当地环境所许可的一切必要的斗争”。①（《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3月第1版，第1096页）正因为我们党坚持这样做了，在抗日战争最艰苦、最残酷的环境下，人民群众不仅节衣缩食在物资上支持抗日战争，而目用生命保护我党的组织、掩护我军的伤员。“父亲教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正是人民群众踊跃参加八路军、新四军的真实写照，也是我党教育、宣传、动员工作丰硕成果的生动反映。
八年抗日战争在驱逐了日本侵略者的同时，我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也从十几万人发展到了近百万人。这其中，我党、我军的政治教育、宣传、动员工作是功不可没的。
第三节实事求是
邓小平同志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这就是唯物主义。”又说：“毛泽东同志为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毛泽东同志之所以伟大，能把中国革命引导胜利，归根结底，就是靠这个”。②（《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109、121页）邓小平的这段话，已经把实事求是的重要性说到家了。
一、“实事求是”的由来
据史料记载，“实事求是”一语，出自《汉书.河间献王传》，指的是一种务实的学风。原文是“修学动古，实事求是”。西汉时，汉景帝刘启的儿子刘德被封为河间献王。刘德以好学著称，治学严谨，受到许多人的赞扬。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撰写汉书时，为刘德立了传。唐人颜师古，把这句话注释为：“务得事实，每求真也。”意思是说，研究学问务必得到可靠的根据，从中求得正确的结论。1940年1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自以为是’和‘好为人师’那样狂妄的态度是决不能解决问题的。”这大概是毛泽东首次使用实事求是这个概念来阐明党的思想路线。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所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这样，毛泽东同志就从无产阶级世界观的高度，赋予了实事求是以新的时代内容和科学含义，把它引申为党的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
二、历史的回顾
回顾党的历史，不难发现，实事求是这个科学命题，是在中国革命过程中，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基础上，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上提出来的，是在同以脱离实际为共同特征的”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发展和形成的，是党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与时俱进的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延安精神的精髓。
党的幼年时期，”是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的党。“①（《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3月，第1版，第513页）因此，那时党的思想路线问题还没有明确地自觉地提出来。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后，1929年12月，毛泽东根据中央9月来信精神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即《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说：“对于政治形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对于工作主观主义的指导，其必然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指出纠正的方法：“（一）教育党员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二）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方法，使同志们知道了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1930年5月，毛泽东在江西寻乌写的《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必须是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显然，毛泽东的这些话，已经反映出“实事求是”的光辉思想，初步提出了党的思想路线问题，无疑，是对党的前期经验教训的正确总结。但是，由于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王明的教条主义路线统治了中央，毛泽东的正确思想不但没有被接受，还被讥讽为“狭隘经验论”而遭到指责。王明“左”的机会主义路线统治中央长达4年之久，给党造成的损失白区是百分之百，苏区是百分之九十五。遵义会议，虽然确定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结束了王明错误路线在中央的统治，但当时并没有也来不及对“左”右错误路线进行清算，涤肃其影响。
1937年11月，王明从苏联回到延安以后，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一反一贯“左”的出奇的常态，系统地提出了他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干扰和破坏党的正确路线和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一方面，他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摘取马列主义的只言片语，继续招摇撞骗，蒙蔽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如王明讲演，每次总要抱一堆马列原著，放在讲台之上，以显示自己读得书多，理论高深，是当之无愧的“理论家”。讲演中，王明根本不说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而是按一国际，二国内，三全区，四本部的模式套；举例子，也不举群众熟悉的、国内的、根据地的，不是英格兰、法兰西就是希腊、罗马、阿比西尼亚；运用革命导师的话，总要把卷、套、节、页、行的数字都说出来，然后大段大段地往下背。确实像毛泽东所指出的“有哗众取宠之心，无实事求是之意。”王明的这一套装腔作势，确实吓唬住了一些对马列主义知之不多的工农干部，也欺骗了一些阅历不长，涉世不深的青年人。另一方面，王明为了摆脱政治上的困境，想方设法在一些公开的场合讨好毛泽东，以推崇毛泽东的假象，来掩盖他继续贩卖错误主张的目的。1940年5月3日，在泽东青年干部学校的开学典礼上，王明特意作了《学习毛泽东》的讲演，说要学习毛泽东忠于革命、勤于学习、勇于创造、长于工作、善于团结的“五种精神”。①（引自《党史博采》2002年10期第24页）1941年1月，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发表前，曾到马列学院的大教堂里给师生作过报告，引起了很大反响。为抵消《新民主主义论》的影响，王明也跑到马列学院大教堂给学员们讲《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同时写诗批判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新民主主义，理论自托陈；资革成功后，资行社不行。苦心劝其改，怒意流于形；马列被修正，前途迷雾存。”①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公开在《中国文化》上发表后，王明在延安再版了他集主观主义于大成的代表作《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王明的这些表演很能迷惑人。1939年4月，在延安成立的马列主义研究会，王明还被推为指导员。
以上这些都说明，王明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错误主张，说明有些同志对党的历史经验还没有认真地研究，对党的路线政策问题还缺乏深刻正确地认识。加之当时党的队伍发展很快，大批新党员和党的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还不整齐，不平衡，还不了解党的历史经验，对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本方向，还缺乏应有的认识，对真假马列主义还缺乏鉴别能力。同时，有一些同志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经验主义，常常把自己的局部经验误认为普遍真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表现形式虽然不同，但思想本质一样，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反实事求是反科学精神的主观主义。
三、洗涮唯心主义
为了克服主观主义，排除“左”右两方面的干扰，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增强执行党的正确路线的自觉性，迎接革命的新高潮，夺取新胜利。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以后，毛泽东用大量时间进行了理论上的研究工作，认真地思考和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先后写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一系列光辉著作，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高度，清算存在于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批判教条主义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共产国际决议神圣化，认为“只有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批判脱离中国实际，不研究中国特点及其规律的主观主义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教育共产党人必须把自己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建立在对客观实际研究的基础之上，纳入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轨道，及至进行延安整风。经过学习规定的文件，认真阅读马列原著，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回忆对比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揭示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党八股的关系，着力批判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意马列主义的应用对党内危害最大的教条主义，叫做“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并于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上，通过了著名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对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作了系统地说明；对党的历史上若干问题，特别是对土地革命时期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作了基本的结论。从1941年5月至1942年l月的整风准备，到1942年2月至1943年10月的普遍整风，再到1943年10月至1945年6月的总结经验，长达4年的延安整风运动，使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一致的基础上，获得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使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水平提到了一个新高度，极大地增强了全党贯彻执行党的路线的高度自觉性。正如毛泽东所说：“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759页。）延安整风既弄清了思想，又团结了同志，已经以“是一次全党范围内的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而载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荣史册。
四、怎样做到实事求是？
那么，怎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呢？回顾延安时期的作法，择其要者，有以下三个基本特征。
（一）理论联系实际，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之箭，射中国革命具体实践之的。
特殊的国情。旧时的中国，与马克思所指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很不相同，与“十月革命”时的俄国也大不一样。当时的中国，已经是一个外有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掠夺，内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剥削和压迫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毛泽东说：“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国家。”①（《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3月第l版，第624页。》毛泽东还深刻剖析了当时中国几个特点，这里简要综述如下：
1．帝国主义势力日益统治中国，成为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如前所述，帝国主义列强，把中国当作一堆肥肉和羔羊，尽情地瓜分和任意地宰割，严重束缚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广大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2．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加速了中国封建时代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解体，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萌生。但帝国主义、决不是也决不允许让封建落后的中国变成强大的资本主义中国。封建势力和封建的社会关系，仍然是当时中国经济生活和政治制度的主体和优势。不过，已经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封建社会罢了。
3．中国的封建势力和官僚买办阶级，已经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狼狈为奸，互相勾结，成为帝国主义统治和奴役中国的社会基础和反动堡垒。“宁赠友邦，勿予家奴”，“攘外必先安内”，用出卖国家主权和迫害人民来维系他们的利益和统治。
4．民族资本主义有了某些发展，有了以铁路、煤矿等产业工人为主的工人阶级队伍，并且产生了自己的先锋队组织中国共产党，尽管他们的人数还不多，但代表了中国社会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民族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是在外国资本主义，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势力的夹缝中生存，“两重性”决定了他们根本不可能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形式和中坚力量，中国也不可能成为完全形式上全盘西化的资本主义国家。
走符合国情的道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特点，决定了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不能照抄照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某些模式，只能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走符合自己国情的道路。这就是分两步走的革命阶段论或者叫革命推进论，即第一阶段、第一步，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资产阶级想完成而没有完成的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实现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第二阶段、第二步，把新民主主义革命推进到社会主义革命，实现中国社会制度的根本转变，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强大国家。这好比一篇文章的上下两篇，只有作好上篇，才能续好下篇。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第一阶段，第一步，虽然按其社会性质，基本上依然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它的客观要求，只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然而这种革命，已经不是旧的、被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因此，这种革命又恰是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大的道路。”这里的关键有两条，一条是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指导；一条是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离开了这两条，这个第一阶段、第一步的革命，就会走偏方向；那个第二步、第二阶段的任务，也就难以完成了。这样，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既批驳了敌人收起“共产主义”、“一切都包括在三民主义之中”的反动叫嚣，又克服了党内“一次革命论”和“二次革命论”的“左”右两种倾向的破坏干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美地结合起来，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了贡献。历史和实践已经证明它是客观真理，是完全正确的。
（二）抓住社会主要矛盾，把握事物内在联系，即规律性
认真研究矛盾运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335页。）“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租服从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对于矛盾的各种不平衡研究，对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成为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切共产党人都应当注意的。①（《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l966年3月第1版，第296、297、301页。）研究矛盾运动，抓住主要矛盾，把握客观事物的内在联系，即其规律性，防止和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从而制定出正确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正确的方针政策，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应有之意和核心内容。延安时期，党的”三大法宝“之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就是一个典型例证。
全力抓住主要矛盾。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实非始自延安，但发展、壮大、成熟于延安时期。它的提出和形成是建立在对当时主要矛盾的正确分析，把握国内国际事物内在联系，即规律性的基础之上的。那么，当时的矛盾是一种什么状况和复杂局面呢？对此，毛泽东在1937年5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中作了十分精辟的论述。
（一）由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而产生的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形成了目前形势的新的发展阶段。
（二）中国很久以来就是处在两种剧烈的基本的矛盾中--帝国主义和中国之间的矛盾，封建制度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1927年以国民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叛变革命，出卖民族利益于帝国主义，造成了工农政权和国民党政权尖锐对立，以及民族和民主革命的任务不能不由中国共产党单独负担的局面。
（三）1931年”九一八“事变特别是1935年华北事变以来的形势，使这些矛盾发生了如下的变化：
甲、由一般帝国主义和中国的矛盾，变为特别突出特别尖锐的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的矛盾。日本帝国主义实行了完全征服中国的政策。因此，便把若干其他帝国主义和中国的矛盾推入次要的地位，而在这些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扩大了矛盾的裂口。因此，便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世界的和平阵线相结合的任务。这就是说，中国不但应当和中国人民的始终一贯的良友苏联相结合，而且应当按照可能，和那些在现时愿意保持中立而反对新的侵略战争的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我们的统一战线应当以抗日为目的，不是同时反对一切帝国主义。
乙、中日矛盾变动了国内的阶级关系，使资产阶级甚至军阀都遇到了存亡的问题，在他们及其政党内部逐渐地发生了改变政治态度的过程。这就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我们的统一战线包括资产阶级及一切同意保卫祖国的人们的，是举国一致对外的。这个任务不但必须完成，而且是可能完成的。
丙、中日矛盾变动了全国人民大众（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情况和政策。人民更大规模地起来为救亡而战斗，共产党发展了”九一八“后在三个条件（停止进攻革命根据地，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力，武装人民）下和国民党中愿意同我们合作抗日的部分订立抗日协定的政策，成为建立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
丁、由于帝国主义势力范围政策和中国半殖民地经济状况而来的中国军阀割据和军阀内战，在中日矛盾面前也起了变化。日本帝国主义赞助这种割据和内战，以便利其独占中国。若干其他帝国主义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暂时地赞助中国的统一战线和和平。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则以极大的努力反对内战与分裂，争取和平与统一。
戊、中日民族矛盾的发展，在政治比重上，降低了国内阶级间的矛盾和政治集团间的矛盾的地位，使它们变为次要和服从的东西。但是国内阶级间的矛盾和政治集团间的矛盾本身依然存在着，并没有减少和消灭。中国和日本以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亦然。因此，就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下列的任务：适当地调整国内国际在现时可能和必须调整的矛盾，使之适合于团结抗日的总任务。这就是中国共产党要求平和统一、民主政治、改良生活以及与反对日本的外国进行谈判种种方针之所由来。
（四）从1935年12月9日开始的中国革命新时期的第一阶段，至1937年2月国民党三中全会时，告一段落。此阶段内的重大事变，是学生界、文化界、舆论界的救亡运动，红军的进入西北，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上海和青岛的反日罢工，英国对日政策之趋向比较的强硬，两广事变绥远战争和援绥运动，南京在中日谈判中的比较强硬的态度，西安事变，最后是南京国民党的三中全会。这些事变，统统都是围绕着中国和日本对立这一基本矛盾的，都是直接围绕着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历史要求的。这一阶段的革命基本任务，是争取国内和平，停止国内的武装冲突，以便团结一致，共同抗日。共产党在此阶段内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这一号召是基本上实现了，这就构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际组成上的第一个必要条件。
（五）国民党的三中全会，由于其内部有亲日派的存在，没有表示它的政策的明确和彻底的转变没有具体地解决问题。然而由于人民的逼迫和国民党内部的变动，国民党不能不开始转变它过去十年的错误政策，这即是由内战、独裁和对日不抵抗的政策，向着和平、民主和抗日的方向转变，而开始接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这种初步转变，在国民党三中全会上是表现出来了。今后的要求是国民党政策的彻底转变。这就需要我们和全国人民更大地发展抗日和民主的运动，进一步的批评、推动和督促国民党，团结国民党内的主张和平、民主、抗日的分子，推动动摇犹豫分子，排除亲日分子，才能达到目的。
（六）目前的阶段，是新时期的第二个阶段。前一阶段和这一阶段都是走上全国性对日武装抗战的过渡阶段。如果前一阶段的任务主要是争取和平，则这一阶段的任务主要是争取民主。必须知道，为了建立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没有国内和平固然不行，没有国内民主也不行。所以争取民主，是目前发展阶段中革命任务的中心一环。看不清民主任务的重要性，降低对于争取民主的努力，我们将不能达到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①（以上各条均见《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3月第1版，第243至246页。）
从中引出正确的方针政策来。基于对当时民族间、阶级间诸矛盾的透彻、中肯、深刻和科学地分析，根据由于主要矛盾的变化其它矛盾也要随之变化的规律，我们党及时调整政策，并且提出了四项保证：(1）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受南京中央政府及军事委员会的指导；(2）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3）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的方针；(4）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1937年7月8日我们党向全国发表了号召抗战的宣言；根据蒋介石国民政府消极抗战的情况，于”七.七“事变后的7月23日，毛泽东发表了《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8月25日，毛泽东在为中宣部写的《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宣传鼓动提纲中，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全国军事的总动员；全国人民的总动员；改革政治机构；抗日的外交政策；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改良人民生活；抗日的教育政策；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抗日的民族团结。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极力主张，积极推动和全国人民的压力下，蒋介石才被迫实行抗战，实现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从而推动了全民抗战局面的形成，并最终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我们也为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即第三次国内战争准备了力量，创造了条件。
记得有个”换帽徽“的故事，说是有个红军战上在把”红五星“换成”青天白日“的时候，思想一时转不弯来。后来弄通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建立统一战线的道理后，才愉快地把帽徽换了下来。
坚持独立自主。我们党的政策，决不像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那样”一切为了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把抗战的政治领导权和共产党的独立自主权，也拱手交给蒋介石国民党。毛泽东明确指出：“这是一种有原则有条件的让步，实行这种让步是为了换得全民族所需要的和平、民主和抗战。然而让步是有限度的。在特区和红军中共产党领导的保持，在国共两党关系上共产党的独立性和批评自由的保持，就是让步的限度，超过这个限度是不许可的。让步是两党的让步：国民党抛弃内战、独裁和对外不抵抗政策；共产党抛弃两个政权敌对的政策。”在总结1924年至1927年的经验的基础上毛泽东指出：“依现实的情况来说，离开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建立，和平民主抗战的目的就不能实现，祖国就不能保卫，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就不能成功。今天，以国民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还带着很多的被动性和保守性，对于共产党发起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长久的时期中表示不敢接受，就是证据。这种情况，加重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责任。抗日救国的总参谋部的职务，共产党是责无旁贷和义不容辞的。”①（《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3月第l版，第249页252页）道理很简单，在中日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之后，“国内阶级间的矛盾和政治集团间的矛盾本身依然存在着，并没有减少或消灭”，只是变为“次要的和服从的东西。”不然，就不会了解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期间，蒋介石何以要发动三次反共高潮，就不能理解共产党又何以能够粉碎他的三次反共高潮。还是毛泽东同志说得好：1924年至1927年共产党从对资产阶级的政治领导变成资产阶级尾巴，致使革命遭到失败的“这种历史不应当重复了。”
实践证明，在抓住主要矛盾，把握内在规律基础上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是符合当时的情况的，是完全正确的，说它是实事求是的典范，也是恰如其分的。
（三）深入实际，调查研究。
毛泽东一贯倡导调查研究。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也非始自延安，但盛行于延安。毛泽东一贯重视调查研究，早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他就迈开双脚到人民群众中，到实际斗争中去调查研究，写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好文章。《毛泽东选集》开卷第1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就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1925年12月写出的。它回答了中国革命中的同盟军问题，是对当时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和张国焘“左”倾机会主义的批判。《毛泽东选集》中的第二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毛泽东同志到湖南农村做了32天的考察工作之后，于1927年3月写成的。它回答了当时党内党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指出“所有各种反对农民运动的议论，都必须迅速矫正，革命当局对农民运动的各种错误处置，必须迅速变更”，并且发出这样的呼喊：“是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划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立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毛泽东早期的这两篇文章，堪称调查研究的杰作。
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以犀利泼辣的笔锋和深邃的思想，鲜明地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口号，这在当时是令人耳目一新的。文章指出：“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它的前头，只有蠢人，才是他一个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调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须知这是一定不能想出什么好办法，打出什么好主意的。”现在读来，依然振聋发聩。不过，那时先是右倾机会主义，后是“左”倾机会主义统治着中央，毛泽东调查研究的作风和方法，不被中央所采纳。到了延安时期，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任何一个部门的工作，都必须先有情况的了解，然后才会有好的处理。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①（《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760页）“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不是单凭热情去工作，而是如同斯大林所说的那样：把革命的气概和实际精神结合起来”，②（《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760页）毛泽东发出了这样的号召，并且指出：“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其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③（《（农村调查）的序和跋》，《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749页）“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对于担负指导工作的人来说，有计划地抓住几个城市、几个乡村，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作几次周密的调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方法。”④（《（农村调查）的序和跋》，《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747页）毛泽东还严肃批评了“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地发议论，提意见，这也批评，那也指责”，“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粗枝大叶，夸夸其谈，满足于一知半解，极坏的作风”，指出“这种完全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精神的作风，还在我们党的许多同志中继续存在着”，“这种人十个有十个要失败”，“我们党吃‘钦差大臣’的亏，是不可胜数的。”⑤（《（农村调查）的序和跋》，《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749页）同时，党中央还作出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并成立了调查局。
调查研究之风在延安兴起。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号召和推动下，中央各级党政部门领导和干部，纷纷制定探人社会、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研究的计划。陕甘宁边区政府专门建立了调查研究机构；中央妇委、西北局联合组成了妇女生活调查团；中央青委发出了《关于调查研究工作的通知》；林伯渠率领陕甘宁边区政府考察团到富县、甘泉县调查研究。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在进行广泛的社会调查中写出了一批有很高价值的理论联系实际的调查报告。1942年l月到1943年3月，张闻天身体力行，率领延安农村调查团赴陕北和晋西北神府、米脂、兴县等农村进行了长达15个月的实地调查，写出了《神府县兴县农村调查》《米脂县羊家沟调查》《出发归来记》等调查报告和文章。张闻天在这些文章中，满怀激情地总结了自己深入社会调查研究的体会。他说，这次调查“冲破了教条的牢笼”，“不再空谈理论与实际的联系”，“在切身经验上体验到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方向的正确，决定来一个彻底的自我改造。”①（张闻天：《出发归来记》，《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7--319页）他特别强调说，自我改造，还得从做一个真正的唯物论者开始。他认为粗枝大叶，夸夸其谈，自以为是的作风，决不是真正唯物论者的特点。指出：要做一个真正的唯物论者，首先必须承认，我们的一切工作必须从客观的实际出发，而不能从主观的愿望出发。这项调查不仅促进了他本人的思想作风的进一步转变，而且为党的调查研究工作和思想建设提供了丰富的经验。这一时期，形成了全党范围的调查研究理论联系实际的良好风气，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随着斗争实践的深入而不断向前发展，对于防止和克服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起了巨大的积极作用。
一个典型。这里，很有必要说一下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光辉文献。可以这样说，这篇讲话是调查研究的精品之一，而座谈会本身，又是调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延安文艺座谈会，在一个月内共开了三次，参加座谈的除当时延安的文艺名家和文艺工作者以外，还有党的领导干部，党的非党的几十个同志发言，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讨论热烈实在。在座谈会召开之前，毛泽东就听到过有关当时文艺工作的议论。座谈会期间，毛泽东又单独同一些文学艺术家谈过话，广泛听取大家的意见。正是因为这篇讲话是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形成的，所以，它才鲜明地提出无产阶级文学艺术是“为人民的”，是服务于党的“革命任务的”即后来人们统称的“二为”方针。《讲话》正确回答了当时文学艺术领域提出的若干问题，尤其是为什么人这样的方向方针和深入群众，了解人民，熟悉生活的问题，深刻地反映了无产阶级文学艺术的客观规律。从而，把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提到了一个新水平，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指引下，短短几年，就涌现出一大批像《白毛女》、《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等中国文学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具有新的性质、新的特点和新的风格的作品。从而，使文学艺术成为“团结人民，战胜敌人”的锐利武器，使文学艺术队伍成为“团结人民，战胜敌人”的一个“方面军”。
总而言之，实事求是包含了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包含了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包含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高度概括，是我们战胜各种各样敌人的强大法宝，是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无价之宝。我们一定要接过这个无价之宝，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好。
第四节为人民服务
如果说，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延安精神的灵魂，实事求是是延安精神的精髓，那么，为人民服务就是延安精神的本质和核心。它涵概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党的根本宗旨，反映了共产主义的崇高理念，是我们党凝聚力、感召力、战斗力、同心同德、艰苦奋斗的思想基础，也是同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和社会丑恶现象进行斗争的强大思想武器。过去，靠它赢得了人民的支持，夺取了全国革命的胜利。今后，也只有永远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这个根本宗旨，才能永不变质，夺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胜利。
一、为“人民服务”的由来
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抗日战争正处于最艰苦的相持阶段，面对日本侵略的残酷扫荡和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包围封锁，陕甘宁边区财政极度困难，粮弹极度匮乏，形势十分严峻。在这种情况下，陕甘宁边区的人民群众表现出了极高的思想觉悟，他们省吃俭用、节衣缩食，为共产党、八路军提供了无私的援助。毛泽东在《抗日时期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一文中指出：“我们不要忘记人民给我们的帮助的重要性，人民给了我们粮食吃……陕甘宁边区虽然是没有直接遭受战争破坏的后方环境，但是，地广人稀，只有15O万人口，供给这样多的粮食，是不容易的。”毛泽东同志为了减轻人民群众的负担，战胜面临的困难，曾先后发表了《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和《组织起来》等文章，及时提出了共产党必须努力领导人民发展农业生产和其他生产事业。他号召一切机关、学校和部队，必须在战争条件下实行种菜、养猪、打柴、烧炭，发展手工业和部分种植业。广泛开展大搞生产运动，以“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克服经济和财政遇到的困难。当时，党、军、政、学、工、民，从上至下开展了大生产运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党中央领导同志，也带头开荒种菜，有自己的“责任田”。周恩来同志还曾被机关评为纺线能手。中共中央警卫团也派出一支小分队，到安塞县的山区砍柴烧炭。战士张思德就是在执行烧炭任务时，因炭窑崩塌为抢救战友而牺牲的。
张思德同志是四川仪陇人，是朱德同志的同乡。1933年参加红军，经历过长征，并多次立功，负过伤，是个非常英勇的战士，中共党员。1944年9月5日，张思德同志不幸牺牲。9月8日，中共中央社会部在毛泽东的住地--枣园机关的沟口，为张思德同志举行追悼大会。毛泽东同志亲赴追悼会，并在会上发表了讲话。这篇讲话，以《为人民服务》为题，刊发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同时，新华社也以此为题转发到了全国和世界。毛泽东这篇《为人民服务》的讲话，不仅在延安，在各抗日根据地，而且在国统区在全世界都引起了惊天震地的反响。
其实，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并非始于此，在这以前就已经形成、并提了出来。“为人民服务”这个思想，是毛泽东在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传统思想，在革命战争实践中概括出来的。从根本上说，它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在我们中国的运用和发展；具体地说，它又是在批判、继承孔孟道德观的基础上提出的。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提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他们不提出任何特殊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在阐述共产党同无产阶级的关系方面，说明了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利益的忠实代表和共产党的基本党性原则。进而从共产党与其他工人政党的区别方面，更深刻更广泛地阐明了共产党的党性特点。毛泽东提出“为人民服务”，并把“为人民服务”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比马克思、恩格斯的提法不仅准确、鲜明，而且更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因此，也就更容易被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和接受。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为人民服务，是在对中华民族文化传统批判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而来，并使这一命题升华到了革命思想建设的最高境界。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五子之歌》提出的“民为邦本”，孔子的反对苛政害民，主张取信于民；孟子的保民仁民，民贵君轻等传统民本意识，直至孙中山先生的“民族、民权、民生”等等。毛泽东1939年2月20日晚上，在给张闻天的信中，谈到陈伯达的文章《孔子的哲学思想》时，写道：“关于孔子的道德论，应给以唯物论的观察，加以更多的批判，以便与国民党的道德观（国民党在这方面最喜欢引孔子）有原则的区别。例如‘知仁勇’，孔子的（理论）即是不根据客观事实的，是独断的，观念论的，则其见之仁勇（实践），也必是仁于统治者阶级而不仁于大众的；勇于压迫人民，勇于守卫封建制度，而不勇于为人民服务的。”这是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中能见到的最早关于“为人民服务”的论述。毛泽东同志在这里从唯物论的道德观角度提出了“为人民服务”。
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同志一贯的思想。在这个问题上，只要我们认真地读一读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如《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纪念白求恩》、《＜共产党人＞发刊词》、《论联合政府》等等文章，就会发现或深刻地感悟到毛泽东同志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是一贯的，论述是越来越透彻的。
毛泽东同志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发展和升华。
二、为人民服务的内涵
张思德是革命队伍中的一位普通战士，为什么他的死会引起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极大关注？诚然，张思德确实是一位好同志，把生让给了同志，把死留给了自己。但是，问题的实质在于，毛泽东出于对革命实践和党的思想建设的长期思考，而形成的为人民服务的思想，通过张思德这个典型，鲜明地、形象地传递和灌输到全党全军和全体革命的人民群众中去。因为这个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宗旨的根本体现，是保持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无产阶级比质的根本要求，同样，也是革命赖以生存、发展和取得最后胜利的基础。
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这篇著名的演讲中，开宗名义地指出：“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又说：“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的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的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重要的。”
在庄严肃穆的追悼会的讲台上，毛泽东响亮地回答了千百万人在呼唤，在寻找，在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即为什么人的问题。他从张思德精神的典型意义和普遍意义，从一名普通战士的牺牲中，不仅阐述了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为人民利益而斗争的，而且，把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作为伦理思想、道德哲学的核心，全面而正确地回答了怎样对待个人与社会相互利益关系的这样一个根本的道德意识问题。从历史唯物主义这个观点出发，又把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推展到了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应具备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和生死观，使彻底地为人民利益工作的伦理思想，作为道德原则和行为规范，成为制约人们社会行为的社会意识。如果再深入研究一下，为人民服务的阶级实质，就是动员、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因素，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消灭私有制，解放全人类。这就是说，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革命的人民要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毕生的追求，在为实现伟大的革命事业中，在为共产主义战斗中，无私奉献，艰苦奋斗，去实现自身的价值。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再次重申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而且，把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提高和扩大到一个新的高度和更加广阔的境界。他说：“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在这里，毛泽东精辟地讲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论，要求全党务必做到三个“一”：“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三个“一”的论述，把为人民服务拓展到党的组织和党所领导的各个部门，引申扩大到整个党的党风问题，党的干部的作风问题。
从上述可以看出，“为人为服务”的思想在革命的发展和实践中，不仅成了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根本宗旨，而且逐步形成了共产党对革命队伍中的知识分子的根本要求，成为了对执政党党风的根本要求。
三、为人民服务最重要的是实践
总结延安时期的实践经验，要坚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必须作到以下几点。
（一）为人民服务，要树立远大的理想。人为什么活着？这是每个人必须回答的问题。毛泽东在回答这个问题上，是经历了一个由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的过程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叫拜过孔夫子，后信马列的。正是这个“信马列”，毛泽东同志方找到了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确立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和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历史前进的动力，以及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革命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而人民是革命的主体。我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是为了追求个人的自我完美至善，而是为了阶级的、民族的、人类的解放。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同志超越了自我，实现了从以自我为本位到以人民为本位的跃进，从自我身心完善超凡脱俗的人生价值理想，跃越到了为阶级的、民族的利益、为了人民的解放为本位而艰苦奋斗的人生价值的理想。这个飞跃就明确地回答了“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毛泽东同志仅以“为人民服务”五个字就概括揭示了革命者世界观、人生观的实质问题。学习白求恩“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利益人民的人。”毛泽东同志在《纪念白求恩》这篇光辉著作中，就鲜明而生动地回答了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的严肃问题。
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也应当从传统的忧国忧民、救世济民，升华到伦理价值与知识价值的有机统一，红与专的有机统一，内在完善与外部超越的统一。一句话，爱国爱民，振兴中华，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是先进知识分子应树立的理想和最高追求。
（二）为人民服务，要树立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毛泽东说过，世界上只有两种知识：一种是书本知识；一种是实践知识。有了书本知识的人，还要学习实践知识。在哪里学习实践知识呢？就是要到人民群众中去，拜人民群众为师，向他们学习。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曾为只有书本知识而没有实践知识的人，写过一幅对子，画了一幅肖像：“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他还说，要解决“根底浅”、“腹中空”的问题，就要向人民群众学习，学习他们的实践知识。“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他把那些只研究脱离实际的空洞“理论”，称为“夸夸其谈，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的满天飞的“饮差大臣”。他反复强调，不仅要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而月，更重要的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为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策略问题，从中找出立场、找出观点，找出方法来。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找这个“矢”，就是为了射中国革命这个“的”。我们所以向人民群众学习，向实践学习，就是要解决“头重脚轻根底浅”和“嘴尖皮厚腹中空”的“书生气”问题。
毛泽东在如何向人民群众学习的问题上，曾提出一个公式：“先当群众的学生，再当群众的先生。”在向人民群众学习的态度上，要求向群众学习就要放下架子，拜群众为师，从思想和行动上，要解决“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在拜人民群众为师、向群众学习上，毛泽东从革命之始，不仅自己以身作则，身体力行，而且还让自己的长子毛岸英，1946年3月从苏联学成回国之后，就去延安的吴家庄，拜劳动模范吴满有为师，上“劳动大学”。使毛岸英不仅学到了生产知识和技能，尤其增强了同人民群众的感情，坚定了为人民服务的信心。
（三）为人民服务，就要无私奉献，时刻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毛泽东指出：“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务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诚然，延安时期，干部队伍中也有个人主义和犯罪现象，但整休说来，为人民而工作，为人民而战斗，为人们而学习，为人民而吃苦，以致为人民而流血、而赴死，已经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和党领导下的革命战士的自觉行动，成为人民群众的崇高品德和社会风尚。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困难抡在肩，方便留别人，好人好事，层出不穷。白求恩同志就是其中最优秀的一个代表。
诺尔曼.白求恩，是加拿大共产党员，著名的胸外科专家。他放弃在本国的名利地位和优越的生活条件，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在生活最艰苦、工作最紧张，生命最危险的抗日前线--晋察冀边区，用他渊博的知识和高超精湛的医术，为抗日的中国军民服务，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八路军战士。“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已、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他视伤员如手足，待百姓如父母，工作高标准、生活低水平，医术精益求精，讲究实效，不尚空谈，勇于创新，把整个身心都用在了事业上，把一分一秒都用到了工作上，不停地思考，不停地行动，到了完全忘我的程度，即使病重垂危之时，他依然“十分惦念的是前方流血的战士”，“唯一的希望是能够多做贡献‘、临终前喊出的最后一句话是：“努力吧，向着伟大的路开辟前进的事业”。他认为，医生是为伤病员而活着，共产党员是为共产主义而斗争。时任晋察冀军区卫校校长的江一真同志这样形容白求恩：“他的确和旧世界、旧观念、旧传统势不两立，他身上永远充满创造的活力，他一生都在追求、探索，为创造美好的社会而献身，他的生命象烈火一样燃烧”。吕正操将军则说：“他是为工作而活着，又为工作而死去的。”白求恩不愧为“红与专结合的典范，为人民服务的楷模”。他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共产党人不是禁欲主义者，而是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为人民服务不是不讲个人利益，而是把个人利益溶于人民利益之中。当着个人利益与人民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个人利益要无条件地服从人民的利益；当着人民利益需要牺牲个人利益的时候，就勇敢地作出个人利益的牺牲，哪怕是鲜血和生命。这样的世界观、人生观，与资产阶级把个人利益置于人民利益之上损人利己的个人主义是有本质区别的。中国共产党人反对、摒弃个人主义，服务和谋利益于人民。
（四）为人民服务，要坚持正确的，改正错误的。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这篇文章中指出：“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毛泽东同志践言躬行，以身示范。1941年6月3日，天下大雨，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在召开县长联席会，一个响雷穿入会议室，延川县代县长遭雷击当场身亡。事后，北岗村民吴兰花因基层干部要征她的口粮，她不愿给，性急之下，脱口诅咒，“打雷，怎么不把毛泽东劈死！”因此，吴兰花被有关部门当反革命抓了起来。毛泽东同志得知此事之后，立即把吴兰花请到枣园，亲自和她谈话。当吴兰花说出，政府征粮过多，造成人民负担过重，吃粮十分困难时，毛泽东十分难过，认为这是我们的工作有失误，并表扬吴兰花“是敢说真话的人”。不仅下令有关部门无条件的放人，而且一个“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大生产运动和采纳李鼎铭先生建议而实行的“精兵简政”，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不仅解决了党、政、军、学的吃粮问题，而且推动了边区生产的发展，改善了边区人民的生活，进一步加深了干部和人民之间的鱼水之情。
毛泽东同志处处站在人民一边，把为人民谋利益作为想问题、办事清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他要求共产党员、政府干部，军队官兵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在毛泽东同志的带头、教导下，培养出了一大批胸怀坦荡，不以自己的好恶为标准，并能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品德高尚的共产党人。他经常告诫说：“只要我们为人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②（《为人民服务》《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905、906页）
（五）为人民服务，就要有铁的纪律。党的纪律是执行党的路线的保证，是维护群众利益，实践为人民服务思想的行为规范。没有纪律党就无法率领群众与军队进行胜利的斗争。为了维护群众利益，实践为人民服务，延安时期，除了强有力的政治工作、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切实加强党员干部队伍建设，提高政治觉悟，增强执行的自觉性以外，还制定了相应的纪律和法规。除脍炙人口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外，还制定了《陕甘宁边区抗日时期施政纲领》和一系列的廉政制度和措施，首次提出“发扬艰苦奋斗，厉行廉洁政治，肃清贪污腐化，铲除鸦片赌博”的边区政府四大廉政旗帜；规定了“执行人民意志”、“做人民的公仆”、“建设一个民主、廉洁的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府”，这样一个体现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大政方针；先后颁布了两个《惩治贪污条例》，明确规定贪污500元以上者处死，50元以下者撤职的犯罪量刑和惩治标准。并且，执法如山，不徇私情。处决黄克功和肖家壁两个红军干部，就是典型例证。
黄克功，自小参加革命，曾跟随毛泽东参加秋收起义和井冈山斗争，历经五次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陕北，他已经是一个战功累累，年轻有为（二十多岁）的红军将领了。1937年，因恋爱对象刘茜（城市来延安女青年）另有所爱，他逼婚不成，盛怒之下，开枪将刘茜打死。如何处理黄克功？当时，形成了两种相持不下的不同意见。以老同志为主，认为黄自恃功劳，无视法纪，理应杀人偿命；以青年为主，认为国难当头，良将难求，让黄戴罪立功。时任边区最高法院院长雷经天和黄克功本人，也都给毛泽东写了信。一个主张杀人偿命，一个请求免其一死。毛泽东十分爱惜人才，尤其对身经百战的年轻将才，更是钟爱异常。但是，为了严明法纪，教育全军全党，经过认真考虑和中央会议讨论，决心处黄以极刑。毛泽东在给雷经天的信中是这样写的：“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进而指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木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的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处决了黄克功，既教育了党员干部，又挽回了黄在区内外国内外造成的不良影响。
革命功臣肖家壁，一生已不记得打过多少仗，只知身上的伤疤有80多个。毛泽东热爱人民，更热爱自己的干部。当他得知肖家壁营养不良之后，立即将自己每日可领半斤牛奶的取奶证，转交给肖家壁。但是，当肖家壁居功自傲，只嫌“乌纱帽”小，不但不服从组织分配；反而利用边区贸易局副局长的职权之便，经营私人生意，个人赚取大钱，还私吞税款，进行贪污，共计3050元。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征询对肖的处理意见时，毛泽东斩钉截铁地说：“还记得1937年枪毙黄克功吧？”“和那次一样，我完全拥护法院的判决。”肖家壁被枪决后，震动极大，陕甘宁边区一度滋生起来的贪污腐败之风，迅速得到了平抑，边区的广大干部和群众，深切地感受到了党的反腐败决心，极大的增添了革命和生产的热情和干劲。
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性质任务决定的，是毛泽东同志毕生的追求。纪律是完成党的历史使命必不可少的强制措施和规范，尽管它是建立在自觉基础之上的。毛泽东深有体会地说，为人民服务这句话好说，如果不是在嘴巴上说说，而且真正切实作到，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他建议每个同志经常在执行一项工作任务之后，关起门来，平心静气，自我反省一下，是半心半意为人民服务呢，还是三心二意为人民服务呢？他强调说：“为人民服务，不能是半心半意，不能是三心二意，一定要全心全意。”
总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同志对革命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高度概括，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战争年代，我们靠它夺得了天下，今天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对每个共产党员、每个国家干部和致力于革命的知识青年，走好自己的人生道路，仍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五节艰苦奋斗
艰苦奋斗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本色，是延安精神的根本内容之一，也是延安精神的主要标志。艰苦奋斗有着极其丰富的内涵。从广泛的意义上讲，艰苦奋斗的作风是指人类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创建基业，开拓前进，寻求自由的斗争中依靠自身和群体的力量，排除万难，英勇斗争所具有的不屈不挠的意志和精神风貌。就其实质上讲，艰苦奋斗是一种不畏艰险，开拓进取的革命精神。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艰苦奋斗不仅只是停留在意识层面上的一个简单概念，而且还应是在客观物质运动中的实践。“艰苦”指的是我们所处的外在环境，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有着很强的物质性。“奋斗”指的是人的内在思想意识，是一种主观精神，换句话说，艰苦的环境要求我们必须具备奋斗的精神风貌，我们不应被“艰苦”所吓倒，而应“中流击水、浪遏飞舟。”反过来说，“艰苦”又是意识中的东西，是主观对客观的一种认知，而“奋斗”则是实践主体根据各自的认知在这种客观存在中的行动实践。在“艰苦”和“奋斗”之间，“奋斗”更应是重点，离开了“奋斗”而空谈“艰苦”则没有了什么意义。提到艰苦奋斗，我们往往不由想到“自力更生”。是的，自力更生和艰苦奋斗向来就似孪生兄弟，有着很强的内在逻辑性与默契的统一关系，只是人类在认识他们的时候曾经没有认识到，或者说是没有把二者的关系在哲学上给出具体的阐释罢了。
艰苦奋斗的精神，并不是我们近代才培育出的一种新型的精神类型。其实在人类创造文明的漫漫历史中，一直是在实践着艰苦奋斗精神的。只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长期同国内外反动派的革命斗争中，特别是在延安时期，我们才对“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的哲学认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境界的。因此，这一时期也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表现的最鲜明、最充分的时期。靠着这种伟大精神的支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得以度过了最艰苦的阶段，并最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艰苦奋斗精神也成为了我们永远的宝贵精神财富。
一、人类之史，民族之魂
人类发展之本。那么在历史上，艰苦奋斗到底是怎样的呢？如果我们追溯历史，简单总结便不难发现，人类本身的不断进化，社会文明不断进步的过程可以说就是一部艰苦奋斗的历史。马克思说过，劳动创造了人类。那时所指的劳动，就是类人猿为了适应当时的生存环境同自然界抗争的必要手段，本身就是最原始最本能的艰苦奋斗表现形式之一。远古时代，原始人为了生存，不得不以最简陋的工具围猎捕食，与凶猛的野兽搏斗，以树叶岩洞遮风蔽寒，刀耕火种，茹毛饮血。自从发现天然火，原始人才知道火的伟大作用，于是钻木取火，用火烤煮食物，至此，人类文明出现了一大进步。应该说，类人猿从前肢离地，到利用、制造简单的工具，再到逐渐成熟直至完全变为人，亿万年的演变史就是人类艰难挣扎、顽强奋斗的抗争史。人类本身正是靠着在最原始最艰苦的环境中迸发出的本能的抗争和奋斗意识，创造出了自身，并且在此基础上继续依靠这种奋斗精神为指导，不断发展和进步，进而推动了历史文明的进程和社会前进的滚滚车轮。
民族精神之魂。中华民族作为人类民族之林中的优秀一枝，历来以勤劳、朴素、勇敢、智慧著称于世。在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洋洋文明史中，炎黄子孙依靠自己勤劳的双手，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历难斗险，顽强不辍，不屈不挠，繁衍生息，创造了无比辉煌的古代文明。古代传说中的“精卫填海”“愚公移山”“大禹治水”等寓意非常的故事，无不说明着中华民族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精神的源渊。大禹治水历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尤是典型。相传，在陕北延川有个小部落，部落长叫鲧，他的儿子叫禹，是黄帝的玄孙。在尧的时代，发生了一场可怕的水害，洪水肆虐，泛滥成灾，人民深受其苦。尧派禹的父亲治水，21年无果。尧死后舜得禅让继位，派禹继续根治洪水。他接受父亲失败的教训，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在万千艰辛中摸索出了疏通河道、修渠引水、排除积涝的根治方法，终于治服了洪水。治水中，禹三过家门而不入，连妻子生孩子也没回去看一眼，只累得大腿没了肉，小腿磨得没了毛。试想，凭借当时的生产条件和劳动工具，如果没有十足的顽强拼搏、艰苦奋斗精神做保障，禹和他的子民们何以战胜滔天洪水呢？所以，大禹治水的故事足可体现出我们的始祖为了与大自然斗争而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同时也说明了禹为了大家的利益公而忘私、拼搏奉献的可贵品质。
当然，不论是黄帝、禹，还是愚公、精卫等都是传说中的人物和事件，无法具体考证，但在这些古代传说中却沉淀着我们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折射着中华儿女艰苦奋斗的光华。他们早已被看作是中华民族伟大民族精神的象征。到了有史文明以来，炎黄子孙不畏艰难、不折不挠、坚韧不拔、艰苦奋斗的事例更是不胜枚举。颜回的“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而不改其乐；苏武牧羊，啮雪食草，“与旃毛并咽之”；张骞出使西域，不畏万难，含辛茹苦；玄奘为取真经，遭受九九八十一难，终成正果；鉴真东渡，战惊涛，劈骇浪，致死而不悔；郑和七下西洋，前后28年，纵横10万海里；李时珍写《本草纲目》，遍尝百草，九死一生；谭嗣同维护变法，笑看横刀，“去留肝胆两昆仑”等等。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人物事迹，不过是在历史浩淼的海洋中随手捻来的几朵浪花而已。但俗话说的好，“露珠虽小，却能折射太阳的光华”，这些感人事例都告诉了我们一个千古真理--“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其实，历史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有活生生的历史事例，还有经几千年历史砺练而倍加璀璨的许多名言警句，这些名言警句既是今天我们行为的座右铭，又是古人艰苦奋斗实践的佐证。比如，“戒奢以俭”“忧劳兴国，逸豫亡身”、“生于恍患，死于安乐”“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等等。
除此，中华民族传统的哲学思想也无不体现出艰苦奋斗精神的痕迹。马克思曾说过，哲学是人类文明的灵魂，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人民最珍贵、最精致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所以，在哲学思想领域，也能体现中华民族的勤俭思想和奋斗意识。这突出表现在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时代。从当时各哲学门派的理论基石探究，艰苦奋斗思想正是其理论基石的构成之一。比如说，中国封建思想的主流--儒家思想，它的基本精神就是刚健有力、自强不息的奋斗意识和“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使与人”的博爱精神。孔子重“刚”，他对生活的态度就是“为之不厌”、“发愤忘食，乐而忘忧”①。《象传》提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赞扬“刚健笃实辉光”。孟子的经典名句：“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服，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更是对艰苦奋斗的含义给出了那个时代最为具体形象的解释。
如果说儒家思想代表了上层社会的话，那么墨家思想则是古代的一种大众哲学，反映的是小生产者和劳动人民的精神追求与生存支柱。这种思想的主要观点有：一、赖力生存，认为劳动是人类生存的基础，“今人与此（禽兽）异者也，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②二、发奋图强，认为“强必富，不强则贫；强必饱，不强必饥；强必暖，不强必寒；强必贵，不强必贱；强必荣，不强必辱；强必治，不强必乱；强必宁，不强必危。”①三、节俭精神。俭是墨家的一大特色，也是劳动人民的本色。热爱劳动必然主张节约。墨子本人和弟子们一起“以裘褐为衣，以趾履为服。”以身作则，处处时时践守着俭朴的原则。
另外，道家思想在中国传统哲学中也占有着重要的地位。它所追求的是“顺从天性”。“同乎无欲，是谓素朴”、“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的思想，使得“俭”成为道家三宝之一。除此，道家的“天下莫柔弱于水，而坚强者莫之能先，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如，而莫之能行”的“以柔克刚”“棉里裹铁”的人格追求，所表现的也是那种奋斗精神和以弱胜强的必胜信念。
由此可知，在中国的传统哲学文化中，熔铸着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劳动人民的主体思想，艰苦奋斗作为民族精神的深刻内涵之一，同样蕴涵其中。历史上记载下的不计其数的感人事迹和种种传统美德，无不在告诉我们一个颠朴不破的事实，那就是艰苦的环境造就了中华民族勤劳勇敢俭朴的高尚思想品德；奋斗的精神使中华民族得以生生不息，发展壮大。这种品德和精神世代相传，成为了中华民族宝贵的历史遗产，也为整个人类的文明进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成为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的坚强基石。
二、革命的客观需要，政治本色的具体表现
中国革命的艰巨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在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本国情下展开的一场伟大的社会革命，目标是建立民主的文明的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光荣、又最艰巨、最困难的革命。客观具体的现实决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不仅面临着人类发展历史和民族发展历史所共有的困难；而且还面临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狼狈为奸，相互勾结起来的反动势力，其艰难程度是中国历史上任何时期所没有的，也是今人想象不到的。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广大群众尤其是广大工农群众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变得日益贫困，过着饥寒交迫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中国人民的贫困与不自由程度世界少见。在这种背景下发生和发展起来的中国近代革命也就注定要经历异常艰苦的斗争。从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到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维新运动，再到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等，一系列的革命运动都是国人为寻找出路、救国救民而艰苦探索的过程。中国人民在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不折不扣地体现出了中华民族抵抗侵略、不怕困难、顽强不屈的精神。但都因为未能走上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而以失败告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终于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使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但尽管如此，相对几千年形成的顽固的封建主义和强大的帝国主义，我们的力量在一时间还显得很弱小。加之人民群众的觉悟还很低，他们在长时间压迫剥削下已变得无所适从，一盘散沙。所以在这种客观历史背景下开展一场以新的先进的社会制度取代旧的落后的社会制度的革命运动，就必然要遇到许多前所未有的意想不到的巨大艰难险阻。这就要求我党时刻拥有克服万难，敢于胜利的坚强信念，作好在漫长的艰苦的道路上进行艰苦而又复杂的斗争的准备。所以，艰苦奋斗精神在中国革命中的出现，非是人为的规定，而是中国革命规律使然，是历史的选择，客观的实际决定了必须要用艰苦奋斗精神作指导。
中国共产党的艰苦奋斗作风是在批判地继承中华民族勤俭朴素、自强不息的优秀传统美德的基础上，在漫长的改造中国的民主革命中特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不断培育和发展起来的。回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史我们可知，中国共产党自创立便是由一路艰苦中走来的。由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导致了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使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革命力量遭受到了沉重打击。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工农红军被迫进行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战略大转移，革命力量再遭极大损失。给本已艰苦的斗争雪上加霜。作为党和中国革命发展史上的伟大转折点，遵义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走向成熟，开始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搞革命的新时期。
艰苦奋斗的作风，不仅成功指导了中国革命，而且为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也注入新鲜的血液。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在革命战争的不同阶段，艰苦奋斗有着不同的具体内容、目标和途径。但不论怎样，纵观整个革命和建设时期，艰苦奋斗的精神实质是不变的，不论在哪个阶段，坚持艰苦奋斗的精神都是一个显著的特点。这在延安时期得到了最鲜明最充分地体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自然也就成了延安精神的根本内容和主要标志。
延安的特殊环境。1937年1月13日党中央由保安迁往延安。延安的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特殊的政治地位，使我党必须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坚持独立自主，自立更生的方针。这一时期正是由土地革命战争转向抗日战争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时期。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我党并不是一味地屈同，而是既联合又斗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外援，但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①在此基础上，党领导人民群众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正确策略，和国内外一切敌人展开了殊死博斗。
说起“艰苦奋斗”并不是简单的一句话的事，而是需要莫大的奋斗勇气和无私的奉献精神的。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人民，所以艰苦奋斗精神在中国共产党和由她领导的中国革命身上才得以发挥的淋漓尽致。那么当时的艰苦到底是怎样一种程度呢？从当时延安的实际情况来看，地处黄土高原，土地贫瘠，地少人稀，经济非常落后，特殊的政治环境和僻远的地理位置使其得到的国际援助极为有限；国内其它各抗日根据地也都处于贫困偏僻的地区和农村，四面受敌（不是日伪军，就是蒋军），不仅不能援助陕甘宁根据地，而且陕甘宁边区作为中央的所在地对于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来说，是处于一种领导地位，是战略总后方，这种特殊的地位，使得它又不得不承担着巨大而又必不可少的抗日经费的供给，不得不承担起中央机关和边区政府的财政支出的绝大部分。正如中共中央曾指出过的那样，“边区财政经济最本质的问题，是保障脱离生产人员的生活、军费与必要事业的经费；经济建设的任务是保障供给，爱惜民力，培养财源，加强边区的自给能力，保证能渡过抗战的财政困难。”有资料显示，当时边区非生产人员经常保持在7万人左右，最多时达13万人，加上8666匹公用牲口的消耗，边区人们负担着的不脱产人数超过了总人数的10％。这个负担是远非群众所能承受的。
另一方面，延安边区水源不足，交通不便，经济十分落后。抗战前旧治23个县中，有不少的县真正财政收入不足每月仅360元的财政开支，仍需省方协助。更严重的是1939年后，国民党的政策改变，不但停发抗日经费，而且还加紧了对边区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从1940年9月开始，在边区周围修筑了五道保垒封锁线，仅东起宜川西至宁夏的2000华里间，就筑起了9200多个碉堡。真是“垒筑山变色，丁抽路难行”。后来有人回忆，1940年和1941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在这种异常的经济困难面前，单靠群众负担更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政治本色的生动体现。在此种景况下，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猖狂进攻和国民党的罪恶图谋，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而实行的封锁，怎么办呢？这是当时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个亟需解决的重大问题。为此，毛泽东在大生产运动动员大会上尖锐地指出，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他在考察了人类就是依靠自己动手而活下来的历史后鲜明指出：我们是相信我们能够解决经济困难的，我们对于在这方面的一切问题的回答是“自力更生，艰苦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