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洁》的写作背景 观沧海的写作背景

莱尔(J. C. Ryle)的《圣洁》书要出来了,帮着卖卖书,把我写的导言贴一部分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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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洁》的主要背景是所谓的凯锡克运动(Keswick Movement),[1]特别是它刚发起的时候。虽然这个历史名词也许很多中文读者不熟悉,但它的一些观念对我们的影响其实相当深远。我们下面将结合它的一些背景和主要观点来介绍莱尔所创作《圣洁》。

凯锡克运动严格来说,只是一个推动基督徒生命成长(成圣)的年度大会,在英国西北部一个叫做凯锡克的湖区召开,至今仍在举行。所以它的神学观基本上就是它大会讲员的神学观。我们感兴趣的是它刚开始发起时的情形,所以应该说是“早期凯锡克运动”。

在19世纪末,延续卫斯理复兴运动而来的,有所谓的“高等生命运动”(HigherLife Movement),凯锡克大会最开始的创办就是承袭了这些运动的精神。所以从更大的历史尺度来说,一般人们会把早期凯锡克运动的成圣观追溯到卫斯理的完美主义、以及后来一些相关的圣洁运动。但从更细微一点的时间尺度来说,早期凯锡克运动则是受到了美国有贵格会(Quakers)背景的一对史密斯夫妇(RobertPearsall Smith & Hannah WhitallSmith)的影响。他们各自出版了一本书——丈夫罗伯特的是《透过信心的圣洁》(Holinessthrough Faith, 1870),太太哈拿的是《基督徒幸福生活的秘诀》(HannahWhitall Smith, TheChristian’s Secret of a Happy Life, 1875)——,直接促进了凯锡克大会的召开。哈拿的书后来更被誉为基督徒生命成长的经典,对后世影响深远。不过根据纳塞利(Naselli)的研究,两人的婚姻生活并不幸福,而且后来都离开了基督教信仰:罗伯特变成了一个怀疑论者,而哈拿变成了一个普救论和宗教多元主义者。

因为罗伯特·史密斯1873年到了英国一趟,所以他们夫妇的观点受到了英国福音派人士的关注,并且引起争论,特别是1874年在关于圣洁的牛津会议上。基本上莱尔属于持批评态度的一方。为解决问题,莱尔建议1875年2月专门就史密斯夫妇的观点再召开一次会议,大家都基于《圣经》进行讨论。可惜莱尔后来因病未能出席,而另一方支持史密斯夫妇观点的人物包括伊万·霍普金斯(EvanHopkins),此人后来很快成为早期凯锡克运动的主要神学代言人。会议没有取得一致结论,于是支持史密斯的一方开始筹备第一届凯锡克大会。

不过,6月在布莱顿(Brighton)推广史密斯夫妇观念的大会酒店门口,出现了一封内容明显出自莱尔手笔、但可能莱尔本人并不知情的一封信,信里面对史密斯夫妇的观点提出了批评,也基于《圣经》阐述了正确的圣洁观。比较之后很容易就可看出,《圣洁》一书应该就是根据这封信的内容进行扩充而来。有意思的是,临到凯锡克大会召开的前夜,罗伯特却突然不能来了——根据纳塞利的考证,事实上是罗伯特的婚外情丑闻曝光了。但仓促更换讲员之后,第一届凯锡克大会还是在1875年7月如期举行,所以史密斯夫妇及其类似的观点仍然得到传播。

凯锡克大会最开始的一些讲员的历史地位,也许现在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但它所产生的影响,透过另外一些有重要历史地位的人的传播,可以说无远弗届。甚至在巴刻看来,早期凯锡克运动所倡导的成圣观,基本上成了认信改革宗和路德会教会之外、所有其他福音派的标准看法。我们可以举几个对中国基督徒耳熟能详的名字,就会发现它对我们灵性观的影响有多深。根据纳塞利的研究,这包括慕安德烈(AndrewMurray)、戴德生(JamesHudson Taylor)[2]、慕迪(DwightLyman Moody)和后来的慕迪神学院,以及达拉斯神学院的重要神学家如夏弗(LewisSperry Chafer)、雷历(CharlesCaldwell Ryrie)等。甚至倪柝声1938年到英国时,也出席了凯锡克大会。

关于早期凯锡克运动的神学观点,纳塞利画了一套图表,把相关的几种成圣观都列了出来,并与改革宗的成圣观——也就是莱尔和巴刻等人的观点——加以比较。所以我们这里就借来一用。(参看下面各图)





《圣洁》的写作背景 观沧海的写作背景

从图中可以看出,早期凯锡克的成圣观是卫斯理完美主义之后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它往更极端、也更肤浅一点的方向发展,就是灵恩运动、或其第一波,即五旬节运动;往靠近主流、更正统一点的方向发展,则是达拉斯神学院的神学家们所代表的成圣观。卫斯理式的完美主义也许与改革宗传统观念的差别还不是太大,主要问题在于对成圣过程的不恰当看法,即过度推崇成圣过程中的某一次特别经历。但到了早期凯锡克的观念中,这成为把称义和成圣割裂最重要的经验理由。事实上,很多重要的福音派领袖或神学家之所以对凯锡克观念持同情态度,大都是因为个人经历到了这种“第二次祝福”的“危机”经验。当然,对像巴刻这样的神学家来说,问题在于是用个人经历来规范对《圣经》的解释,还是用《圣经》的整体教导来解释个别人的个别经历。

从更整全的《圣经》教导来看,凯锡克成圣观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把称义和成圣割裂,使两者分裂为在时间上有相当距离的先后。从宗教改革、特别是改革宗传统的教导来说,称义和成圣在概念逻辑上的确需要区分,否则就容易滑入天主教会的错误。但概念和逻辑上的区分,不等于时间先后的区分。后者的结果就是产生所谓已经称义、但还没有成圣的“属肉体”的基督徒,这导致另外一些假谦卑的基督徒自称情愿“在天堂里做个看门的就好”——殊不知按照基督教传统,在天堂里看门的是使徒彼得!几年前《生命季刊》杂志有关于一个叫“小包包”的基督徒生命成长的讨论,[3]引起讨论的所谓“混混基督徒”就是属于这一类的典型;而且这个讨论似乎至今都还没有尘埃落定。凯锡克成圣观对我们影响的深远,由此可见一斑。

巴刻对凯锡克观念的批评,第一条就是称义和成圣观念的割裂,只不过他是具体透过对《罗马书》第6章的解经而说明此点。第二点是对圣洁的理解。这里凯锡克观念有从卫斯理完美主义继承下来的问题,即对“完美”和“罪”的看法过于肤浅,没有达到《圣经》启示所要求的深度。第三点是所谓“寂静主义”的问题,用纳塞利总结史密斯夫妇的用词,就是“放手让上帝做”。这其实与史密斯夫妇的贵格会背景一脉相承;而贵格会是基督教近代历史上的一个极端教派,因为错误的神秘主义倾向而受到正统教会的拒绝。最后,巴刻认为凯锡克的教导与基督徒的实际经历也不相符。这当然是从他自己的切身体会来谈的。

现在我们来看莱尔自己在《圣洁》一书中的引言,就比较容易理解了。他提出的七个问题,或七条批评或反思,都可以归入上面巴刻的前三点。莱尔的第1、6点,可以归入巴刻的第1点;莱尔的第2、3、4点,都可以归入巴刻的第2点;而莱尔的第5、7点,则属于巴刻的第3点。当然从某个角度说,巴刻的思路显得更清楚一些,也可以说更深刻一点。但这是因为巴刻离凯锡克运动的时间已经比较远了,而莱尔是它正在萌芽的时候做出批评。不过,莱尔《圣洁》一书的正文对正确的成圣观有清楚阐述,而且可以说是针对凯锡克错误观念的一剂良药,比如他在第二章中,就对称义和成圣之间的异同做出了清楚阐述。因此,对任何曾因凯锡克或类似观念而感到生命挣扎痛苦的基督徒,莱尔的《圣洁》是必读。当然,如果能往前加进他的《古旧道路》、往后补上他的《实践性的宗教》,则关于成圣从理论到实际的教导就都齐全了。

最后我们要说的一点是,凯锡克运动主要关注的是基督徒生命成长,在核心教义上并没有偏离基督教、特别是更正教会的正统,而且在历史上也贡献了很多热心服事的基督徒。这是所有研究者都一致承认的。此所以1892年莱尔在慕迪的邀请下,还是到凯锡克大会露面了一次,并在慕迪发表演讲之前作了开始祷告,表明他愿意在主里接纳这些弟兄姐妹,虽然他并不认同他们的某些观点。从这个角度说,莱尔的《圣洁》虽然有争辩的背景,但其主要关注在于树立正确、合乎《圣经》的观念,而不是批驳别人的错误。我希望阅读本书中文版的读者也能抱持类似的心态。因为这才是真正合乎《圣经》的圣洁所带来的果效,诚如莱尔在他的引言中所说,“一个促进圣洁的运动,却在上帝儿女中产生冲突和争辩,总是有点可疑的。为基督的缘故,以真理和仁爱的名义,让我们努力寻求圣洁,也寻求和睦。”



[1]对凯锡克运动从神学上做出最清楚梳理的,比较通俗的可能还是巴刻的《活在圣灵中》的相关部分(见其第四章),因为妨害青年巴刻属灵生命的灵性观,就是凯锡克运动所代表的成圣观。不过,现在卡森教授的研究助理AndrewDavid Naselli博士给我们提供了更全面的历史和神学研究。他2006年在BobJones University的博士论文专题就是凯锡克运动,KeswickTheology: A Historical and Theological Survey and Analysis of theDoctrine of Sanctification in the Early Keswick Movement,1875-1920. 这篇论文现在由Logos出版了电子书,LetGo and Let God? A Survey and Analysis of KeswickTheology (2010). 他的博士论文精简后在Detroit Baptist SeminaryJournal上发表,”KeswickTheology: A Survey and Analysis of the Doctrine of Sanctificationin the Early Keswick Movement”, DBSJ 13 (2008): 17-67.其他如David Bundy, Keswick: A Bibliographic Introductionto the Higher Life Movement, Asbury Theological Seminary(1975); John Pollock, TheKeswick Story: The Authority History of the Keswick Convention,Moody (1964); Charles F. Harford, The Keswick Convention: Its Message,Its Method and Its Men, Marshall Brothers (1907)等等,都比较老一点,而且没有太深入的神学分析。

[2]据戴德生自己的估计,凯锡克大会为中国内地会提供了2/3的宣教士!

[3]见《生命季刊》总第27期(2003年9月)的文章,以及后续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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