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活到最后的一位中共一大代表，他死于北京，是被公交车撞死的。他曾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他被开除出中国共产党。他曾是中国托派的领军人物，他被陈独秀开除出托派组织。他曾任国民党特务机构中校教官，他又被特务机构辞退。他在旧中国判过两次刑，做过三年监狱，他在新中国坐过十一年监狱。他死后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 刘仁静（1902～1987），字养初，又名亦宇、敬云。湖北应城人。 刘仁静1902年3月出生于湖北省应城城关一个教书先生家中。 1918年7月，刘仁静中学毕业，考入了北京大学物理系。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刘仁静积极参加了这场伟大的革命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刘仁静被警方逮捕，判刑一个月。刑满释放后，回校继续学习，并转入哲学系学习。 1920年，刘仁静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10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经邓中夏、罗章龙的介绍，刘仁静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党代会。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推选刘仁静和张国焘为代表，出席了大会。刘仁静被选为中国一大代表时年仅19岁。 中共“一大”之后，刘仁静回北京大学继续学习，并筹备创办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刊物《先驱》。《先驱》由刘仁静、邓中夏两人负责。后来，《先驱》迁到上海，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 刘仁静自幼在家定了亲，媳妇叫史静仪。1922年秋，史静仪因在家与继母无法相处，就私自跑到北京找刘仁静。 1922年11月，刘仁静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与中共代表陈独秀一起到莫斯科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为了能出席会议，刘仁静就把刚刚到北京不久的史静仪托付给了党内的一个同志照顾。 刘仁静在共产国际“三大”会上代表中国共产党作了发言。这位20岁的中共代表的发言，得到了列宁和托洛茨基的高度赞赏。 会议结束后，陈独秀先回国，刘仁静在苏联逗留了几个月。1923年刘仁静回国后，只在北京与妻子史静仪团聚了不到两个月，刘仁静又南下广州列席了中共“三大”。 长期在北京独处的史静仪，最终与刘仁静托付的那个同志走在了一起，还怀上了那个人的孩子。为了掩人耳目，史静仪让不知情的丈夫刘仁静替自己向中央打报告，要求去苏联学习。最后，史静仪如愿成行，并把孩子偷偷地生在了莫斯科。1923年，刘仁静担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他在《中国青年》、《响导》、《民国日报》发表了近百篇文章。后来，由于他与施存统意见不合，离开了团中央。史静仪从苏联学习完毕回国，被组织上分配到北京工作。1925年春，党的总书记陈独秀的二儿子陈乔年从苏联回国，奉命到北京工作，在刚刚组织的中共北方区委任组织部长。陈乔年与刘仁静同岁，陈乔年长得高大英俊，器宇不凡，而且性格活泼，一时间成了机关里年轻女性追逐的对象。空虚的史静仪也加入了这一行烈，而且史静仪为此十分卖力，最终二人决定结婚。 远在上海的刘仁静多次写信让史静仪来上海团聚，史静仪置之不理。刘仁静便调到北京与史静仪团聚，并在北京寻找自己革命的位置。 刘仁静调到北京后，史静仪把她要与陈乔年结婚的计划告诉了刘仁静。刘仁静突然感情失控，他把指头割破，写血书给史静仪，但这一切已经无法挽回。为了缓和局面，陈独秀决定派刘仁静去苏联学习。刘仁静出国后，陈乔年与史静仪于1926年下半年公开同居并结为夫妻。 1926年9月，刘仁静受中共中央派遣，赴苏联莫斯科国际党校列宁学院学习。这时，列宁已经去世，苏联党内爆发了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尖锐斗争，1927年11月4日，苏共中央开除了托洛茨基的党籍，1929年苏联政府又将其驱逐出境。刘仁静得知这一消息后感到震惊和遗憾，对托洛茨基的遭遇表示同情。大革命失败后，刘仁静不满共产国际（斯大林）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为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 1929年4月，刘仁静在列宁学院学习结束。他没有直接回国，也没有向党中央作出任何请求，自作主张寻访托洛茨基。他绕道欧洲，在土耳其的一个小岛上会到了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和刘仁静谈话中，首先谈到的是不断革命论，也谈到世界革命正面临低潮的形势，还谈到斯大林一手造成的苏共清党。不过，他们谈话的主要内容当然是中国革命问题。对于中国革命运动，托洛茨基有自己的一整套见解，他认为，中国革命表面上是革命人民与封建军阀的斗争，实际上是共产国际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国革命失败不是陈独秀败于蒋介石，而是共产国际领导失败了。托洛茨基指出共产国际在中国的第一个错误，是强调国共合作。托洛茨基还认为，共产国际的第二个错误，是反对建立苏维埃，等等。“中国是一张很重要的牌！”托洛茨基对刘仁静说，“你是我唯一认识的一位中国人，我很高兴有了来自中国的支持者。”托洛茨基热情地接待了这位中国信徒，和他促膝长谈，并起草了一份名为《中国政治状况和反对派（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任务》的提纲，要刘带回国内，认为这个文件可以作为中国托派的纲领。 刘仁静在那个小岛上度过了大约一个月。在那些日子里，每天上午是他们会谈时间，下午大多两人一起到岛上散步或划船。从此，他成了托洛茨基忠实的门徒。 1929年8月16，刘仁静回到了上海。党中央派恽代英找刘仁静谈话，刘仁静不但不接受党中央的意见，却公然以反对派立场批评党内的官僚化。不久，党中央在《红旗日报》上刊出《给刘仁静的一封公开信》，限刘仁静三天内在报上公开交代访问托洛茨基一事。刘仁静始终坚持自己的意见，没有作出任何交代。 刘仁静回国之前国内已先后成立了几个托派组织，如“我们的话”、“无产者”、“战斗”等。在这些托派组织中，参加者多数曾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留学生。刘仁静回国后，便与陈独秀以及中国托派组织站在一起，他以见过托洛茨基自傲，处处以“托洛茨基代表”、“正统托洛茨基”、“钦差大臣”自居，以致在托派之中也弄得相当孤立。他先是加入托派“十月社”。不久，被“十月社”赶出去。他孤家寡人，竟一个人办起一个刊物《明天》来！ 1929年10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决议》，党内机会主义指陈独秀等人，托洛茨基反对派则是指刘仁静等人。接着，11月又通过了开除陈独秀等人出党的决定，刘仁静因在回国后公开亮出自己的观点，中共一直未接纳他的关系，后被视为分裂党而于1929年底将他开除出党。 1929年底，刘仁静写信给托洛茨基，报告了中国托派组织的活动情况。托洛茨基回信说：“应该把几个组织统一起来，不然对运动不利。”刘仁静按托洛茨基的意见，积极穿梭在几个托派组织之间。大约在1931年，几个托派组织终于统一了，统一后的托派组织由陈独秀负责。 1930年，刘仁静与一个学医的女学生陆慎之结婚。 1935年11月的一天，他在北京坐火车时被人认出，国民党警察逮捕了他，关进了苏州反省院。在那里关了三年。 他在狱中写了《资本改良刍议》等文章，发表在反省院的刊物上。被认为背叛托派主张，又被陈独秀托派组织开除。 1937年他大舅出钱把他保了出来。这时抗日战争爆发了，他赞成国共合作抗日。托派组织把他开除了。他找陈独秀，陈独秀不见他。找到中共，中共也不理他。 在这种情况下，他倒向国民党，在国民党三青团宣传处当了科员。两个月后，刘仁静离开了三青团来到西安，到胡宗南的特务训练机关战干第四团任了上校教官。大约一年多就被辞退了。 之后，刘仁静经常在国民党刊物上发表文章抨击时政，发表了一些批评毛泽东党中央的文章。尤其是1948年，他还发表反共文章《评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上海解放后，刘仁静审时度势，自知今后日子不好过，便给上海市军管会写信，要求处理。不久，他来到北京，中共中央组织部要他写一份材料，承认错误。刘少奇找他谈话，要他好好认识错误，并表示在他认识错误之后会安排一个适当的工作，让他能够生活下去。
刘仁静答应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声明向毛泽东党中央承认错误。1950年12月21日《人民日报》登出了《刘仁静的声明》。声明内容是：“我于1921年加入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工作。1927年，当中国大革命失败后，我在共产国际内部的斗争中，参加托洛茨基派的组织及活动……使我不能认识路线之正确，所以我在政治上长期的和党对立……”最后写道：“今后必须向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学习，我过去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以后决心在党及毛主席的领导下，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谨此声明。” 发表声明后，刘仁静改名刘亦宇，被安排在北京师范大学教政治经济学。给苏联专家当翻译。后来，他被调往人民出版社，从事编译工作。他翻译了《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等著作，署名刘若水译。 不久，开始了肃反运动，在肃托运动中，刘仁静受到过批判，一度得了精神病。 在“文革”中，刘仁静由于历史问题，再劫难逃，批斗、抄家勒令打扫街等“待遇”自不在话下。后因他在胡同口揭下一张炮轰刘少奇的大字报，想带回家细看，而被红卫兵殴打，并于1967年6月被公安部以“反革命”罪逮捕，罪名是“有颠覆政府的活动”。刘仁静从1967年关押至1978年。 1978年，刘仁静获得人身自由，回到家中。这时他已76岁，不过他的身板还硬朗。回原单位仍任人民出版社特约翻译。与妻儿一起生活，安度晚年。
198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是年“七一”前夕，新华社记者采访了唯一健在的“一大”代表刘仁静，并特发专稿《访问刘仁静》。文章说：“……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才如梦初醒，抛弃反动立场，站到人民方面来。从1951年到现在，他一直在人民出版社从事翻译工作，翻译了十几部重要的文献资料和著作。”文章最后说：“刘仁静深有感触地说：‘共产党对我仁至义尽，不管我犯了多大错误，还是没有抛弃我，给了我生活的出路。’”
专访见报之后，引起轰动。大家方知道中共一大代表还有一位活着的，许多党史和史学研究者慕名而来，造访者络绎不绝，给他寂寞的晚年增添了几分乐趣。每当回首往事，如同恍若隔世。刘仁静常常感到愧疚和遗憾，更多的是幸运。 1986年10月，刘仁静被赵紫阳总理任命为国务院参事。这时，他已八十四岁，身体还相当不错。1987年8月5日早晨五点钟，他照常持剑横穿马路，到北师大广场去晨练。那天他穿着白府绸衬衫，头发稀疏，已经灰白。当刘仁静横穿马路时，一辆22路公共汽车飞快驶来，一下子撞倒了刘仁静，顿时颅骨碎裂，当场死去。终年八十五岁。 8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消息：“国务院参事刘亦宇（原名刘仁静）同志8月5日不幸逝世，终年85岁。刘亦宇曾是中共“一大”代表。向刘亦宇遗体告别仪式，今天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人民出版社和国务院参事室为刘仁静举行了追悼会，虽然没有悼词（悼词确实不好写），但他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刘仁静走完了他这传奇的一生。
(在此附带说几句：刘仁静的原配夫人史静仪的命运可没有他这么好。 1922年刘仁静去苏联开会期间，史静仪与别人怀孕，后去苏联生了一个孩子，没有下落。 1925年刘仁静在上海工作期间，史静仪移情别恋陈延年，最后和陈延年结婚。1928年2月16日，陈乔年在上海被俘，史静仪日日忙于营救陈乔年，出生不久的儿子没有好好照看，最后病死了。 1928年6月6日，26岁的陈乔年在上海龙华的枫林桥畔遇难。在陈乔年牺牲后，史静仪出国去了苏联，在苏联史静仪又与一名姓许的国民党军官结婚，并生下了孩子，在抗日战争中姓许的战死在前线，国民党还为他举行了追悼会。史静仪享受烈属待遇。 史静仪一人独居重庆，陈乔年的弟弟陈松年还专程去看望过他的这位当年的二嫂。 后来，史静仪又嫁给一个特务头子。解放前夕，这个特务独自跑到台湾，没有带走史静仪。新中国成立后，史静仪一直带着外逃反革命家属的帽子过着被专政的生活，直止1968年去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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