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汉韩先楚的真情世界 硬汉阿雷我的世界

韩先楚说:不能用“钓鱼”的办法对待干部

舒云探访九一三事件http://blog.sina.com.cn/sy2222196

作者不详

选自中华网社区club.china.com

1959年庐山会议后,福建省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贯彻全会精神。省委有的领导主张,在没有传达中央批判“彭黄反党集团”的精神之前,先将彭德怀的意见信印发给大家阅读讨论。韩先楚说:“不能这样做,不能用钓鱼的办法对待干部。”然而劝阻已经来不及了,结果是很多入场同志不明底细,因说了真话而遭到批判。省长江一真和省委书记魏金水被作为重点批判对象,定为“江、魏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

在对江一真和魏金水展开批判时,韩先楚在几次发言中都提到:江一真和魏金水引用群众的话不能就算成他们的话,要把江一真和魏金水的出发点弄清楚;在党委内部,委员与第一书记在工作上有不同意见、有争论是正常现象,这和反对第一书记的含义不同;党委成员在党组织会议上对第一书记提出批评意见,即使意见不完全正确甚至有错误,也是应该允许的;反头头是不是反党,要看头头是不是正确,要看反的是什么问题。正确的头头不能反,但反头头不等于反党,比如张国焘在四方面军是头头,反对张国焘就不能说是反党。对犯了错误的同志,在思想上、工作上要帮助,有了病要关心,不能犯了错误就冷冷清清,……使江一真和魏金水听了很受感动。

江一真和魏金水在受了错误批判、处理后,不得不向党中央申诉。他们除了按组织程序向上送申诉信外,也抄了一份给韩先楚。韩先楚将他俩的申诉信又抄送给周恩来总理。周恩来总理派人调查了解后,在1961年中央七千人大会期间,亲自主持召集华东局、福建省委领导和福州军区领导开了一次会,纠正了对江一真和魏金水错批错斗错处理的冤案。一些同志不无感慨地说:“当时只有韩司令看出了问题,他当时的发言是有远见的、正确的。”

“文化大革命”中,韩先楚公开批判在行文中冠以毛主席语录的作法不妥。他多次在公开场合说,如今的一些红头文件,连写家信,都要在前边加上毛主席语录,这不是形式主义吗?他把这比做“穿衣戴帽”。全国学大寨是毛泽东的指示,一时间全国去大寨学习参观的人蜂拥而至。韩先楚对此大不以为然。他说:“大寨在山西,千里迢迢去参观,劳民伤财,搞花架子搞不出社会主义。我们福建有福建的情况,有福建的先进典型,就近学典型,我看好得很。”

“四人帮”提出“全国学上海”,韩先楚怒斥道:“干吗非要学上海?上海离开华东各省,连米汤粥都喝不成,我看要加上一句‘上海要学全国人民’。”当他得知上海搞工人民兵,形成了很大的气候时,他也是不以为然地说:“这是秀才们造反,要垮的。”

“文革”初期,林彪红得发紫,有人为拍马屁,竟将军史也篡改了,说是林彪率领南昌起义的队伍上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当时知道历史真相的人是敢怒不敢言。而韩先楚却不管那么多,他在福州部队公开讲:“井冈山会师是朱老总,他领着队伍上了井冈山,朱德的扁担连小学生都知道。有人爱打扮自己,须知打扮过了头就不好看,就像是脸上涂了厚厚一层香脂,成了丑八怪。”

那时,陈伯达是“文革”小组的组长,甚嚣尘上。韩先楚对此极为反感。据曾思玉回忆说:“在京西宾馆的一次会议上,当陈伯达插手福建,进行煽风点火搞串连时,先楚同志正气凛然,面对陈伯达气愤地说:‘福建是祖国的海防前线,搞乱了你负完全责任。’”

1967年,所谓“一月风暴”很快蔓延到全国各地之后不久,中共中央于1月14日发出了《关于不能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1月28日毛泽东主席又批发了中央军委关于“一律不许冲击军事机关”等八条命令。然而有些人在林彪、江青一伙的支持下,对命令置若罔闻。担任福州军区司令员的韩先楚敢做敢当,主持发布了《福建前线部队公告》。

这个公告经毛泽东审阅和当时任军委秘书长的叶剑英元帅批示,被中央军委转发,于2月6日公开发布,对回击极左思潮、保持部队稳定、安定社会秩序,起到了很好的作用。韩先楚正气凛然地宣称:“福建不当上海的殖民地。”许世友听说后,竖起大拇指对人说:“老韩有胆量”!因而韩先楚被“四人帮”污蔑为“党内两霸”之一。

5月15日,福州军区遵照中央、军委的决定成立福建省军管会,韩先楚受命任军管会主任,担负起福建军队和地方的全面工作。

“二月逆流”事件之后,为了排除军队中对他们阴谋活动的阻力,强迫军队向极左势力公开检讨,从而使军管工作陷入极大的困难。韩先楚向周恩来总理打电话汇报情况,直言“朝中有坏人”,并打电话向林彪提出军队面临的问题。林彪不接电话,秘书向他转报也无言。不久,武汉“七二○事件”后,掀起“揪军内一小撮”、“揪带枪的刘、邓”的恶浪。于是,韩先楚成了福建极左派的矛头所向,被批为“闽老谭”,“以战备压革命”。这些人大肆夺枪武斗,冲击军事机关,闯入军区办公大楼……他们编织了韩先楚许多“罪状”,竭力要把他打倒。林彪不表态,江青一伙则闪烁其词,故弄玄虚,实际上是压韩先楚屈从。当时,有些军的领导在那种压力下,被迫公开检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韩先楚时刻以国防安危为重,临乱不惑,硬着头皮顶住,坚持不做这种检讨。

这一年八一建军节,毛泽东主席要周恩来总理通知老帅们出席招待会,指名要韩先楚参加。10月1日国庆节夜晚,毛泽东突然到京西宾馆召见住在该处的几位大军区和省市领导同志,周总理也随后赶到。毛主席当面对韩先楚说:“打不倒你,你不用怕。”

韩先楚回到福州,向军区干部传达周总理讲话时,只传达工作指示,不传达毛泽东主席对自己说的那句话。他认为,毛主席对他本人讲的话,是对自己的信任和支持,自己不能传出去作为保自己的“盾牌”。在这段时间内,江青一伙继续对军队施加压力,福州军区领导同志中有人要求韩先楚公开检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但韩先楚丝毫不为所动,坚持不做违心的事,避免了军区部队思想的紊乱,保持了部队的稳定与常备不懈。

“文化大革命”初期,从1966年到1968年,国民党虽然伺机窜犯,但却不敢轻举妄动,少数几次小股袭扰也遭到了歼灭打击。司令员韩先楚堪称是领导指挥福州部队顶狂风恶浪的中流砥柱。

据林彪秘书张云生透露,他在1970年奉林彪、叶群之命为林立果‘选美’时,曾经在福建受到韩先楚司令员的坚决抵制。韩先楚单独将张云生约到会客室里,直截了当地问:“你们出来多少天了?”“半个多月了。”张云生答。“这样搞,我很有意见。”韩先楚直率地说:“给子女选对象,托一托是可以的,为什么要派专人出来跑这种事呢?林办秘书又怎么能这种事呢?花国家的钱,办个人的事,派专人到全国各地选,像什么样子!这要传出去,影响多坏!”张云生道:“您知道,在这样的事情上,我们做秘书的是左右不了局面的。”“你们提意见不起作用,我来提。你对叶群说,我韩先楚对这种做法很有意见。不能这样了!这关系到党的传统呀!”张云生对韩先楚说:“您的这些意见,我可以如实地向叶主任转报,这样好吗?”“没什么不好!”韩先楚的态度斩钉截铁,“你回去后就如实汇报!”

从韩先楚那里出来,张云生的心情很不平静。他奉命跑了不少地方地选美,所到之处无不笑脸相迎,跑前跑后,谁敢提出非议?只有韩先楚才公然反对。他想,眼下韩司令这样的人实在太少了!

张云生在福建实在“选”不下去了,只好返回北京。他如实向叶群转报了韩先楚那些披肝沥胆的尖锐意见。叶群听后把脸一扭:“韩先楚这个人,真是狗咬耗子——多管闲事!”

韩先楚反对借政治运动整人。“文化大革命”中,他主政福建,一些群众因曾经喊过“打倒韩先楚”而在“清队”中受到审查。他得知情况后,在群众来信上指示:“喊‘打倒韩先楚’的不能算错误。”“我们党内不能一个搞初一,一个搞十五,昨天你整我,明天我整你。”

1971年3月3日,福建省军区政委倪南山写了检举陈伯达、张春桥的罪行材料。10月10日,副司令员周子韬写了检举张春桥罪行的材料。这两个材料,都是直接送给韩先楚司令员,请他转呈党中央、毛主席的。

韩先楚接到检举材料后想:这样的材料既不能压,也不能直接报中央。如果落到张春桥等人的手里,这两个人就没有命了。他利用到北京开会的机会,把材料直接送到毛泽东主席手里。

1971年批林整风运动中,福建省军区有的领导认为倪南山、周子韬的问题严重,认为他俩的检举材料是“恶毒攻击张春桥”,是“矛头指向中央文革”,要求福州军区党委处理二人的‘问题’。韩先楚对此心中有数,在召集大军区党委常委和省军区党委常委一起开会时,做了总结性的发言:倪南山、周子韬同志是老红军、老革命,工作一贯积极,他们最大的缺点是说话随便。这个问题他们认识到了就不要再提了。言罢,韩先楚问大家有什么意见?大军区的几位同志首先表态:“同意韩司令的意见!”省军区有的领导虽然思想不通,然而当着韩司令的面也没再说什么。这件事便结束了。这就是韩先楚后来被“四人帮”一伙指责的“捂盖子”,指责他捂了“倪南山、周子韬问题”的“盖子”,而且捂的时间很长,前后算起来有三年之久。

在“文化大革命”中,韩先楚虽然未能从根本上超脱当时的“左”倾错误,然而他通过自己力所能及的抵制,减轻了动乱的危害和损失,为稳定军队、稳定社会、恢复和发展生产作出了贡献

1973年2月,毛泽东主席一声令下,全军八大司令对调。韩先楚从东南沿海调到大西北任兰州军区司令员。

恰恰在这前后,有些人趁“批林批孔”之机,对敢于坚持真理、胸怀坦荡的韩先楚进行打击迫害。有人甚至揭发他“在福州军区提倡植树造林,是大树特要树林彪”……“捂盖子”一事又被某些人“揭”了出来,使福州军区领导成了大批判的对象。王洪文甚至代表中央打电话:“这是对着韩先楚的,不是对着你们的。你们要集中揭发批判韩先楚,把韩先楚的盖子揭开。”

1976年批“右倾翻案风”时,兰州军区有些人也以韩先楚反对把邓小平问题作为敌我矛盾斗争、对在部队印发张春桥的文章态度冷淡而再度对其批判。

一时之间,军区机关办公楼内贴满了大字报。他虽然身处逆境,但对真理必胜充满信心。他常常对身边工作人员讲:一定要相信党、相信毛泽东思想,红的黑不了,黑的红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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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先楚不顾“四人帮”一伙的攻击和诬陷,多次深入边防、部队,扎扎实实地抓各项战备工作的落实。在6年多时间内,他不顾年过花甲,身有残疾,心肺肾肝等主要器官都有慢性活动性疾病,坚持登上高海拔低气压的山峰,穿越荒凉乾燥、狂风肆虐的戈壁,爬上风沙弥漫的了望塔,详细检查800多公里边防线的掩林、坑道、火力点,仔细了解各处边防哨所的训练、生活和军民联防情况。

铮铮铁骨,宁折不弯,嫉恶如仇,刚正不阿,是韩先楚的性格特征。据陈云同志的秘书王玉清同志回忆,陈云同志曾几次说过:先楚同志是难得的战将,不但军事上强,政治上也是很难得的。

古稀将军回故里

1981年10月29日,秋高气爽,风和日丽,韩先楚来到了阔别数十年的家乡——红安县新建公社高楼生产大队吴家嘴村。

从县城到吴家嘴大约20公里的路程,将军与随从人员同乘一辆面包车行驶在乡间公路上。从红安县城一出发,他就显得格外激动,一路上就打开了话匣子说个不停:从儿童时给“六裁缝”家放牛,带头与邻村孩子打架,讲到私塾先生陈善初如何因他上佛龛、闹祠堂而打他板子,将原名先祖改为先楚;讲到在孝感的一次战斗中姐夫田长松如何被白匪用刺刀捅死;还讲到了大军南下时他第一次骑马回乡的难忘情景,讲到了许多战友与敌人搏斗长眠在家乡的土地上……

吴家嘴是个不大的村庄。在乡亲们的簇拥下,他缓步向村中走去。突然,一位年逾古稀的老太太急匆匆拨开人群,边哭边喊:“祖宝!祖宝(韩先楚乳名)!”韩先楚听见呼喊,稍一愣神就急忙迎上前去,一把抓住老人的手,只叫了一声“秀姐”,泪水就夺眶而出。

韩先楚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自幼在艰难岁月里苦苦挣扎。他3岁时,母亲死于第三胎产后风,父亲给人家当长工,勉强维持全家生活。姐姐韩先敏大他5岁,从小给人家当童养媳,14岁嫁到桥店田家,姐夫就是田长松。韩先楚12岁时父亲不幸去世,孤苦伶仃,生活无依,除时而投奔姐姐处,全靠本村一个叫“秀姑娘”的女孩周济帮助,两人情如手足,亲如姐弟。她就是站在司令员面前的这位“秀姐”。一别五十余载,相见似在梦中,此时此景,见者无不为之动情。秀姐76岁,身子还挺硬朗,她边走边说,仍一句一个‘祖宝’,还像当年一样。

这时,有一位老汉喊着走过来:“祖宝,官当大了,不认得了!”韩司令一听,叫了声“陈尊友”!走向前就是一拳,上下打量着。只见老汉年龄70开外,10月天气,头戴一顶毡帽,身披一件破棉袄,下穿一条单裤,裤角卷起,脚蹬一双草鞋,着实是一身“四季时装”。韩司令乐了,打趣地说:“陈尊友,你咋搞的,几十年了还是这个老样子!”陈老汉说:“你这个大官咋当的,50年了还让我这样穷。”一句话说得韩先楚百感交集,哭笑不得。

不一会儿,儿时好友闵永进、陈尊棋、吴少洲、韩志聪等急忙赶来,问寒问暖,又是一番热闹。男女老少,上百口子人紧随韩司令来到了他的“故居”。说是故居,实际上是两间旧瓦房,原来的草房早已不见了,为了有个纪念,据说还是解放初盖的,乡里曾建议重建一下,韩先楚说啥也不同意,这两间房也一直作为生产队公用呢。

进屋后,韩先楚招呼大家坐下。这么多人,屋里屋外被挤得满满的。几个小娃娃被挤到韩先楚面前,韩司令把孩子搂在怀里,急忙叫警卫员胥元山打开箱子,拿出早已准备好的带过滤嘴的中华香烟和糖果分给大家。陈尊友叼着香烟,乐不可支,说是‘土包子开洋荤’,尝尝北京大官抽的洋烟卷。韩先楚让小胥给他们点烟。陈老汉对着火怎么也吸不着,韩先楚见状哈哈大笑,原来,老汉把过滤嘴香烟叼反了。为此,在回来的路上韩先楚还嗔怪小胥,说他“捉弄我们的乡下人”。

韩先楚详细询问了“秀姐”的家庭生活,询问了众老汉农村的雨水、收成,向生产队长陈克厚询问了群众的种子、口粮、收入、分配情况,还询问了乡亲们的油盐酱醋、锅碗瓢盆、针头线脑、看病上学等等。当他得知本大队605户人家、3092人全年人均收入只有77元时;当时得知陈尊棋老伴已经去世,全家四口人只有一条被子时,这位久经沙场、意志刚强、身体多处受伤从不流泪的将军伤心地哭了。

到了干河滩,韩先楚对身旁的闵永进说:“你还记得小时候我们在这里与刘家嘴、陈家湾的孩子打架不?”“咋不记得,还是我为你捡石子送炮弹呢?那时你就是我们的司令。”大家来到大枫树下,韩司令深情地对乡亲们说:“等我退休以后,要来家乡给你们当个顾问,咱们一起改变这贫穷落后的面貌。不过我也是年近古稀的人了,也可能是最后一次与你们见面了,咱们合个影,留个念吧!”几乎是全村的男女老少,就在这棵古老的大枫树下,与韩先楚身挨着身、心贴着心,留下了宝贵的历史镜头。

没想到,这竟是他与乡亲们的最后一面。

人民的儿子

韩先楚要走了,韩先楚恋乡恋土,恋恋不舍,众乡亲难分难离,依依惜别。这边,秀姐拉着韩先楚残疾的左手,泣不成声,再三要求他有空常来看看;那边,陈尊友拉着他的右手,久久不想放下,只说了声:“政策好了,你放心当你的官去吧!”

汽车已经发动了,一个村民气喘吁吁地赶来,手提3只嘎嘎乱叫的老母鸡,要送给韩先楚补补身体,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往汽车塞。

韩先楚打开车门,探出身子,大声说:“秀姐、永进、友哥、乡亲们,我要请你们去北京玩玩,看看皇帝坐在金銮殿!”

汽车缓缓离开了村口,韩先楚与乡亲们不住地互相挥手告别,直到看不见人影……

归途中,韩先楚没说一句话。

在红安县活动两天后,又到了麻城、罗田、英山、浠水、黄冈等县,先后召开了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十多次,参观了茶场、林场、缫丝厂、水库电站,瞻仰了烈士陵园,走访了红军老战士和军烈属,视察了当地驻军,了解了军民关系,11月14日返回武汉。

当天晚上,韩先楚一行在东湖宾馆向省委书记陈丕显、省长韩宁夫同志汇报了这次调查情况。

对韩先楚针对上述地区存在的问题而提出的意见和建议,韩先楚又打电话给武汉军区周世忠司令员,请他考虑给家乡人民解决部分救济物资,很快100多套军用棉被、大衣、鞋帽便送到了家乡人民手中。之后,韩先楚又请铁道兵陈再道司令员给家乡生产队解决了拖拉机、推土机;请军区徐国夫副司令员派人安装维修机械;请中央民政部程子华部长考虑给军烈属、退伍老红军增加优抚费;请国家计划部门照顾老区乡办企业,扶植茶场、烟厂、林场的生产经营。返京后,他向中央正式呈送了一份一万多字的调查报告,并在政治局会议上详细作了汇报。对他所提意见,中央领导同志给予了充分肯定,对此韩先楚十分高兴。

闵永进、陈尊友等老人被他请到北京家中作客,游览了北京的名胜古迹,还在天安门前、金銮殿留了影呢!

在红安,还流传着韩先楚一个这样的故事。

那是韩先楚任兰州军区司令后有一次回故乡,正值隆冬季节。他被接到了公社的办公室。望着漫天的雪花,他犯愁了,说:“这鬼天气,不是串门的时候。这样吧,你们去把海洲给我接来,我想跟他谈谈。”

韩先楚提到的这个“海洲”叫吴海洲,他和将军有一笔旧账未了。这事发生在几十年前了,当时韩先楚以红军的名义向吴海洲借过4斗谷子做军粮。大军南下时,时任四十军军长的韩先楚路过家乡,他没有忘记吴海洲,特地登门拜望了他。他拿出3支钢笔对吴海洲说:“听说你几个伢子很机灵,这笔送给他们,叫他们好好念书。”吴海洲接过笔后连声道谢,接着韩先楚提到了4斗谷子的事,表示要把账还了,但话未说完,吴海洲便给截住了,说:“咋的,小瞧我是不是?我吴海洲是那种人吗?如今土改了,有了牛有了地,还缺那点粮食吗?”然后他告诉韩先楚,那几斗谷子算不了什么,可字据他要好好保存着,不是用它来讨债,而是上面有你韩先楚的签字,留着它作个纪念呢!

吴海洲被接到了公社。他已是年逾古稀的老人了,单薄的衣服外面裹着一层冰霜,进屋时喜形于色。他没想到韩司令还惦记着他这个农村老头。久别重逢,两人拉起家常又像回到昨天一样,无拘无束。谈到最后,韩先楚问:“伙计,你冷不?只穿这点衣服?”吴海洲说:“冷啥,山里人习惯了,你莫操那么大的心。”

韩先楚那天踏着积雪,坚持要到吴海洲家看看。吴海洲推辞不掉,只好让韩先楚随他而来。到了家,韩先楚看到吴海洲的老伴缩在一条千疮百孔的被子取暖。她看将军来了,强装笑颜说下雪天没事只好呆在床上。其实她穿得更破,她那补丁摞补丁的衣服是难以抵御风寒的。再看屋里冷锅冷灶和黑咕隆咚的一切,这些怎能瞒过韩先楚的目光呢!将军的眼睛潮湿了,他的心仿佛被撕成了碎片,在滴血啊!

这天晚上,韩先楚回到县里办的第一件事,就是让秘书给兰州军区打电话,传达他的命令:无论如何也要凑够了上万件旧军被和旧军大衣调往红安。当秘书问他这笔账应该下在哪里时,韩先楚火了:“没地方出,就从我工资里扣,我死了,再扣儿子的、孙子的!”

韩先楚和乡亲们血肉相连,他留下的佳话比比皆是。

由于旧习惯,红安农村烧的是一种没有烟囱的‘闷烟灶’。既费柴又污染,好多人的眼睛都被熏成了‘眨巴眼’(学名脸缘炎),连一些小娃娃都得了这些眼病。

韩先楚看到这种情况心急如焚,他不仅在大小场合给各级领导讲要抓农民生火做饭的问题,还挨家挨户地动员乡亲们拆掉旧灶改新灶。

短短几年,红安绝大部分的农民都建起了省柴灶,有的还用上了沼气。

当“眨巴眼”的历史一去不复返时,谁不念叨韩先楚的好处呢?

红安原政协主席徐觉先谈到韩先楚时说:“韩司令爱家乡爱得深沉、执着,他几乎无所不问,无所不管。对家乡工作不满意就提出批评,甚至发脾气。1975年他从福州调兰州期间回过一次家乡,把县里主要领导召集起来开会。说红安变化太小,速度太慢,与福州那边相比,差得太远。红安的老百姓这样苦,对得起老区人民吗?你们当部的应该检讨自己。不能强调客观,多从主观找原因,变被动为主动。譬如科学种田,发展经济,水利设施等,都要规划和研究……在那个时候讲这些意见是要有胆量的。韩司令本是一个军队首长,却像一个省委书记、县委书记一样在为红安着想,实在不易。”

徐觉先还说:“韩司令给家乡办了很多实事。他是个绿化司令,也关心家乡的植树,先后帮我们从外地引进500棵水杉和一大批楠竹、樟树和雪松。为了建水电站、抽水站,他到湖北省斡旋帮助解决了全部资金,现在红安百分之八十的耕地都能旱涝保收了。”

1986年10月3日7时40分,韩先楚因病医治无效,病逝于北京,临终之前,嘱咐子女给他穿上军装,把他的骨灰送回生他、养他和战斗过的地方——湖北红安县。

今天,当红安人民看到家乡在党的政策指引下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时,当看到在大别山南麓的黄土地上的将军墓地时,他们一定会深深怀念这位人民的儿子——韩先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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