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思维特征全本 中国人思维的逻辑缺陷

中国人的思维特征

思维决定行为。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就有什么样的行为方式。

没有正确的思维方式,就不可能有正确的行为;没有正确的思维方式,也不可能建立起正确的知识体系,更不可能产生科学。概而言之,中国之专制和愚昧,以及今日之种种异端,归根结底,是由中国特色的思维方式决定的。

因此,再说中国人是全世界的异类之前,先要搞清,中国人是如何思考的。和世界上的其他人民相比,有什么不同。尤其是,和具有科学精神的西方人比较,有什么特点。即:中国人有怎样的思维特征。

根据我的思考,中国人的思维特征,可归结为四点:1,类比;2,联系;3,大局观;4,循环论证。不是说,这就是中式思维的全部了。而是,和别人、前人相同的看法,我就不重复了。例如,季羡林先生首先提出(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是综合的,西方人是分析的”。就是一个非常精辟的观点,已有很多人引用,并加以论述了。本文,就不再引述了,但这不说明我不认同这种观点,相反,对季老这一发现,我是完全支持的。季老的其他言论,我可不同意,否则,就犯了中国人“联系”的毛病。

为论证我的观点,写了三篇文章,分别是《中国人的思维特征之一、二、三》,有关“循环论证”,由于,在《儒学何以看上去“博大精深”》中,已有不少文字,故,也不再赘述,免得多占篇幅浪费读者时间。

一.类比

如果说,思维方式是分析问题、探究真理的工具,那么,中国人最多运用、最得心应手的利器,无疑是类比。类比之多,随处可见。但,为了严谨,本文采用西方的归纳法,来列举并证实类比是中国人思维方式中最重要的一种。

第一位是孟子。所以如此,一者,因为孟子亚圣的地位;二者,儒学后生认为,孟子善辩;也有人说,孟子像愤青,对当世不满,爱发牢骚。三者,孟子“证明”的问题,是社会学中最根本的问题,即:性善与性恶。

孟子道:“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说得斩钉截铁,不容置疑。果然,这个“证明”也就作为儒学理论的基石,历千年而不倒。

孟子的“证明”毫无根据,本经不住推敲。水性与人性,有何关联?如孟子的“证明”是成立的,则“人性之恶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恶,水无有不下。……”也成立。如此,人性之善恶,依然是一个悬案,而不是宣判为“性善”的定案。但儒学体系恰恰是建立在“性善”论之上的,“性善”之论证,却如此草草。“性善”立不住,古往今来的儒学家,苦心经营的儒学大厦,岂不是千疮百孔的“烂尾楼”吗?

声明,此发现,我是从王小波那里,学的。王小波是否第一发现者,我没考证过。

第二位是庄子。庄子很逍遥,在他看来,最逍遥的莫过于天上的鲲鹏,“大鹏展翅,不知其几万里也”,和孙猴子一样,无法无天,无边无际。次一等,是水里的鱼。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条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

庄子和名家惠施在濠水岸边散步。庄子说:“你看,河里那些鯈鱼,舒鳍摆尾,多高兴啊。”惠施说:“你不是鱼,怎么知道鱼是快乐的呢?”庄子道:“你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快乐?”惠施道:“我不是你,所以不了解你;你也不是鱼,本来也不了解鱼。”

孟子是一个人的独白,庄子和惠施则是两个人的舞蹈。当然,庄子和惠施之辩,远比孟子高明。孟子将“人性善”与“水就下”捆在一起,也不论行还是不行。惠施则反驳庄子:你不是鱼,怎么能知鱼?换言之,人和鱼是不可类比的。进一步,类比这种思维方式,是否可用,何处可用,值得研究。

有一段关于汤武革命的辩论,异常精彩。

《汉书儒林传 辕固生传》记载:

辕固,齐人也。治诗,孝景时为博士。与黄生争论于上前。

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杀也。”

固曰:“不然。夫桀纣荒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因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弗为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而)〔为〕何?”

黄生曰:“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贯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不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南面,非杀而何?”

固曰:“必若云,是高皇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

于是,上曰:“食肉毋食马肝,未为不知味也;言学者毋言汤武受命,不为愚。”

遂罢。

译为白话,如下:

辕固生是齐国人,也就是现在的山东人。山东乃孔孟之乡、儒学发源地,所以,辕固是儒家一派的。

辕固对《诗经》很有研究,汉景帝时期,在朝廷当博士。

一天,辕固生和黄生,在汉景帝面前,争论上了。

黄生说:“商汤和周武,并不是奉什么天命,而是杀害夏桀和商纣的凶手。”

辕固说:“不对。夏桀和商纣,是有名的暴君,荒淫无度,祸乱天下,坏事做绝,人心失尽。民心皆归汤武,汤武替天行道,顺应民心而杀掉桀纣;人民不用强迫,自动归顺了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为帝王,不是受命是什么?”

黄生说:“破帽子,也该戴在头上;新鞋子,也只能穿在脚上——为什么?这是规矩。夏桀和商纣,虽不仁义,可毕竟是帝王;汤武再贤明,也是臣下。现在,人主有过错,臣下不是帮助他改正错误,而是因为他的过错杀死他,并取代他的位置面南而立,不是杀戮是什么?”

辕固说:“照你这么说,本朝高祖皇帝取代暴秦,反倒是错的了。”

本来,汉景帝在一边听着,眼见自己的祖宗高祖刘邦,也被扯上了。只好加进来,发表总结陈词。

汉景帝说:“没吃过马肝,不算没吃过肉;研究学术,不讨论汤武革命,不算是笨蛋。”

就此打住吧。

这是类比最为成功的思辨案例之一。也是最早对儒家所倡导的“革命”提出质疑的、颇具创见的思考。可惜,汉景帝之干涉,使之突然死亡,并且,再也没有继续下去。本文不关注讨论的问题,只关心讨论的思辨方式。不难看出,正方与反方,都极为巧妙地运用了类比,或者说“推己及人”、“推人及己”的换位思考方式。

黄生以帽子和鞋子作比,说明社会秩序之先验性、规定性和不可动摇。如果动摇,就是头上穿鞋子、脚上戴帽子,滑稽可笑。至此,辕固生被逼到了死角。不料,辕固生反戈一击,说:照你这么说,汉武帝倒是弑君篡位的乱臣贼子了?杀了一个回马枪。这杆枪,不是别的,也是类比。

“革命”之辩,因汉景帝而终止。有兴趣的,可以Step By Step,继续下去。

以上,算是第三位。

下一个,是董仲舒。都知道董仲舒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首创者,实际上,董仲舒还有一个很有新意的想法,借老天爷的势力来对抗皇权,此谓“天人合一”。当代人,把“天人合一”理解成环保主义,驴唇不对马嘴,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

董仲舒的想法是,一方面,把天上的星宿和人间的秩序联系起来,证明天子是“天上最亮的星一颗”,而且,是恒星。另一方面,也借天象有异来规劝天子,既然你是天上的星星,那么,你的举止不当,就会引发天象的混乱,比如天狗蚀日、比如五星凌犯、比如流星坠落、比如彗星弥天等等。

“天人合一”的目的是什么,不是本文关心的;本文旨在说明,“天人合一”背后的思维方式,是类比。古人认为:人和人构成的社会,与星体以及星体排列而成的天象,有一种严格和牢不可破的对应关系。某人,文章写得好,是文曲星;要在古代,我可能就是文曲星。旁人见了,会另眼相看。某人当了皇帝,是紫微星下凡。

“官者,星官也。星座有尊卑,若人之官曹列位,故曰天官。”这是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中写的。他继续写道:“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如此,可以这样设想,就是九天之上,有一个现实社会的克隆版。所谓天上人间,人间天上。天上是人间的翻版,人间是天界的下凡。

人间和天界之间的对应,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人间的风吹草动,都能从星象上看出来。反之,天界的异动,也一定是人世有了非分之举。要想天象正规,人们必须有所作为。

《后汉书·严光传》记了一个故事:刘秀当了皇帝,把少年同伴严子陵接到宫里,谈了一天。晚上,留严子陵同榻而眠。严子陵熟睡之后,把一只脚搭到刘秀肚子上。第二天,掌管天文的太史官上奏,说:昨夜客星犯御座甚急。光武帝笑着说:我和严子陵睡在一张床上,罢了。

汉光武帝和严子陵,是两个星座;两个星座之间的联系,是一只脚搭在另一个星座的肚子上。汉光武帝坐镇紫苑,星光灿烂;严子陵在皇帝肚子上动作,正应了客星凌犯。

李约瑟说:“天文与历法一直是正统的儒家之学。”不过,这种学术,并不是要观察星系和宇宙,也不是关注时间和空间,而是,以简单的类比思维,由天变推演人事。“日变修德,月变省刑,星变和。凡天变,过度乃占。国君强大,有德者昌。羽小,饰诈者亡。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其次修禳,正下无之。”

“天人合一”所反映之类比思维,并不是董仲舒一个人的,也不是只在汉代。秦汉隋唐,两宋明清,以儒学为看家学问的士大夫阶层,已将类比固化为一种既定的思维模式。士大夫阶级关于自然、社会、人伦道德和制度法律的思考和判断,无处不显现着“类比”的影子。

沿袭这一思维模式的下一个大人物是朱熹。朱熹的“理论”并无高明之处,思维模式也是类比。只是,朱熹提出了一个新概念:理。这个“理”,不是人世的,而是上天的;不是经验的,而是先验的;不是多元的,而是唯一的;不是变化的,而是宇宙间唯一不变的根本。

在儒家学派看来,朱熹绝对是集大成者,对儒学之发扬光大立下大功一件。其实呢,朱熹之前的前辈们,在天和人之间,已经建立了牢不可破的联系。欠缺的,是一个更高级、更空虚、不可证伪、更不可证实的概念,把“天人合一”的说辞装进去。

这个容器就是“理”。

天上有“理”,人间有“礼”;“理”是上天、自然、自古以来的大道,“礼”是人、社会、迄今为止的规矩。“理”统御一切,“礼”覆盖众生;朱熹说:万物莫不是一个理字;《论语》有言:非礼勿视、非礼勿闻、非礼勿言、非礼勿听。二程说: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朱熹说:三纲之要,五常之本,人伦天理之至,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上天之“理”,是先于一切、统御一切、压倒一切的绝对真理。以此推理,社会之“礼”,不也应具有至高无上、不容置疑的地位吗?朱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不就是想把“礼”的基础做扎实了吗?朱熹的用心,不过如此;以自然比附社会,由万物延伸至人类,人伦模拟物理,“礼”制模仿天“理”,其中心,不就是一个反复使用的类比吗?

如果说,“天人合一”有一点神秘性、高端、仅限于为儒学寻找理论基础、为皇权树立规矩的话,“家国同构”、小家大国、“家是小的国、国是大的家”,则是儒家学说组织上的保障,是深入每一个中国人血液中的、影响每一个人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的重要观念。也是儒家学说虽然简陋不堪、错漏百出、却始终屹立不倒的唯一原因。可以说,“家国同构”的观念不破,儒家学说将永远不败。

国,是由无数个家庭组成的;家国家国,有了家才有国;国家国家,国,是我们共同的家。齐家治国,治家的理念和方法,也一并拿来,用于管理国家。家,是未来政治的试验场和人才培训基地;家之孝子,国之忠臣;家之栋梁,国之良将。“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如此看,“家国同构”,像是无可置疑。

家国同构的表面一致性,迷惑了所有人,使得我们轻易放弃了思考和追问,就信了。实际上,“家国同构”根本经不起推敲。略作分析,其大不同就露馅了。

家,是小规模的;国,是大规模的。一个组织,当规模发生变化的时候,其管理模式,必然随之变化。否则,管理就失效,组织将崩溃。此其一。

家,是基于血缘的,是封闭型社会组织;国,是非血缘的,是开放性社会组织。家,是熟人社会;国,则是一个陌生人构成的社会。熟人之间的交易规则,与陌生人之间的规则,能类比吗?

家,是利益共同体;国,是非利益共同体。家,由于规模小,彼此血缘紧密,使得家庭和家族,往往也是利益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即便如此,当家庭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也难免出现利益纷争,如《红楼梦》里的容宁二府,利益显然是不一致的。国,则不同。“大家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不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的”,这就使得一个国家的不同种族、阶层和地域之间,有非常显著的利益冲突。利益一致性组织和利益不一致的组织,能类比吗?

最关键的,是家之权力制衡是隐含的、内置的;国,没有与家类似的制衡机制。没有内在制衡机制,却要实行“家”之管理,“家天下”岂不总是左支右绌、矛盾丛生吗?

家之内在制衡机制是什么?是血缘。“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显然,家的决策者是家长一人。传统家庭之家长,是很独裁的,说一不二,不容置疑和辩解。《红楼梦》里的贾政,对贾宝玉也是痛下狠手的,但是,再狠,贾宝玉也是他儿子;再狠,贾政也是有底线的,也不能真把贾宝玉打坏了、打残了,更不要说打死了。在此,贾政是独裁者,对抗独裁的,是贾宝玉身上流淌的贾家的血液。这是内在的、隐含的,无可更改的,同时,它也能最有效地制衡独裁家长。打死儿子的,不是没有,但要是和杀戮大臣如割草芥相比,则不可同时而语了。

国之独裁者,是皇帝。皇权至上,拿什么制衡皇权呢?除了大臣的屁股,就是脑袋了。秦始皇以来,无数大臣死在皇帝的权杖之下。所以,伴君如虎。仅朱元璋,就成万地屠杀大臣。他还有一个非常正当的理由:“清君侧”——不但为自己清,还为将来即位的建文帝清。有一次,建文帝劝他少干那些缺德事儿吧。朱元璋就把一个花椒树枝,扔地下,叫建文帝捡;建文帝一拿,刺儿扎手,缩手不捡了。朱元璋哈哈一笑说:孙子哎,你知道我为什么杀那么多大臣了吗?那是剔刺儿啊!为你,也为我。

家和国,看着很像,实际上,却有本质不同。“家国同构”是中国人国家观念的基石,是类比思维最广泛的应用之一,在我看来,也是谬误最大、遗毒最深的。家和国,是人作为家庭和社会分子须臾不可离的中心环节;在这一基本问题上,中国人深受儒家之影响,以“家国同构”为依据,试图由家及国构建一个人人满意的大同世界。结果是几度奋斗,几度失败;努力得越多,失败得越快;投入的越大,损失得越多。反思再三,难道不是“家国同构”这个根基有问题吗?要是“家国同构”立不住脚,难道不是类比思维有缺陷吗?

下一个问题更基本、更常见。

死,是人生的必然,是人生的必修课。没有一个人逃得过,没有一个人不得不随时面对它。中国人如何看待死亡呢?将生比死。一个人是如何活着的,他也将如何死着;生前享受什么,死后也享受什么。生前享受不到的,死后也要补上。

秦始皇兵马俑,最有代表。秦始皇几乎“把一切都带走”,地下所有,是其生前生活的再版。之所以有这样的行为,必然是,秦始皇认为:死后,人将过和阳间一样的生活。他在阳间退位了,但还要在阴间上任。阴间的山川道路、宫殿车马、风花雪月和衣食住行,一样也不能少。阴阳映照,互相对称,只是隔着一层黄土。

秦始皇并非始作俑者,更早的曾侯乙墓葬,九鼎八簋,整整齐齐,和五星酒店自助餐的食器排列,一样。估计生前,曾侯也这么摆,也这么吃罢。形制巨大的青铜食器,无一不显摆着曾侯的霸气——通吃天下,是也。秦始皇之后,每一代帝王,也都是如此设计和建设自己的地下寝宫的。

帝王如此,老百姓也不例外。只是,老百姓没有皇帝的财力,不能来真的,就弄虚作假。房子、车马、细软、钱财珠宝,都是纸糊的。如今,有了创新。宝马汽车、别墅洋房、电视冰箱洗衣机,iphone、ipad、平板电脑,也都化作一股青烟,向阴间报到。阴间的生活,与时俱进,和人间等量齐观、并驾齐驱。

这是否源于中国人,生死类比的思维方式呢?窃以为是。

还要提到中医学中的“以形补形”。对中医及其理论,我没研究过;请教过人,但可能没找对人,也可能高人不愿意教我。所以,一直含糊着,不敢下结论。肯定有这么一回事,如人参长得有人形,就大补。至于,其思维逻辑是不是类比,我不能肯定。也许是,也许不是。像是,但不能妄断。

最后,必须说一说谐音。中国人有一种特异功能,变坏事为好事;所有的坏事,都能变成好事。比如,杯子碎了,说“岁岁(碎碎)平安”。其实,只碎了一个杯子,不是两个。碎了两个杯子,才好说“碎碎平安”。以后,要是打了杯子,再有人那么说,我就再打碎一个杯子:碎碎平安,好事成双。

蝙蝠有“蝠”气,所以,常常出现在各种吉祥图案中。私下里,没一个中国人喜欢蝙蝠。有的,估计都没见过蝙蝠;见了,必然吓得半死——蝙蝠的长相,可不是那么喜庆地。棺材,是升官发财。近年,有一种木雕非常流行:荷花上爬着一只螃蟹。初不解风景,经人指点,原来是“荷蟹”之谐音。荷花和螃蟹,和谐嘛!

以上,罗列了类比的几种表现。个数不是很多,但覆盖的范围,非常广泛。

下面,做个小结。

据我看,类比是一种易于理解的思维方式,但其科学性,大可质疑。换言之,类比作为一种论证方法基本是不可靠的。如孟子以水论性善,儒家之“家国同构”、“天人合一”,朱熹以“理”证“礼”,中国人将生比死等,都是经不起推敲,甚至是愚不可及的。辕固黄生之辩和庄子的知鱼之乐,也显示,类比很难证实或证伪某个问题。两个对辩,都是平手。

这不是说,类比完全不可用。在施加较为严格的条件下,类比是可用的。但是,条件是什么?如何拟定条件?严格的界限在哪儿,都是未定的。搞清了这些问题,类比才可能成为一种可行的、科学的思维方式和论证方法。这也是本文的另一个用意。第一个用意是说明:类比是中国人最频繁使用的思维方式。

201211292200

北京家中,星期四。


二. 联系

“联系”是一种思维方式吗?不是。但是,“联系”地看问题,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这么想、这么说,也这么做。我们生活在“联系”的世界中;“蝴蝶效应”,尽人皆知;我们几乎可以不假思索地“联系地看问题”,使得“联系”脱离了思维的范畴,落入下意识的领地。

换言之,比起思维方式,下意识地“联系”,更频繁,更自然,更不易察觉,也更得心应手。在《千万,不要联系地看问题》一文,我指出:“联系地看问题”,是中国人社会生活中最大的麻烦制造者。无处不在无时不发挥作用的“联系”,使简单变复杂,明确变含糊,黑变白,正变误,失败变成功,或相反。总之,具有反转乾坤、颠倒是非的魔力。

比如,于洋和王晓理,在伦敦奥运会上消极比赛,该罚。但是,“联系”到他们是世界冠军,羽毛球队又大获全胜,就不了了之了。刘翔在伦敦装模作样,大演悲情戏,照例,也该有个说法。可是,“联系”到他在雅典奥运的辉煌,他在许多少男少女心目中的地位,也敷衍从事了。

可见,在中国,不能“联系”。一“联系”,就出问题。一“联系”,是非都颠倒了。

美国人,就不“联系”。至少,不瞎联系。伦敦奥运会上,中国女孩叶诗文得了游泳金牌,被兴奋剂检测机构严密监视,并被BBC等境外媒体质疑(中国媒体绝对不会质疑,也不敢质疑):怎么一个小女孩,游得比男人都快呢?是不是吃了兴奋剂了啊。对此,中国人和中国媒体异口同声,说:外国人嫉妒,歧视中国和中国运动员。

几天之后,美国男篮比赛完了,当今最伟大的篮球运动员科比,也被兴奋剂检测机构和媒体质疑,说他在第三节连中N个三分球,是不是吃错药了啊。科比并没有不高兴,美国人民和媒体,也没有不高兴。该检测检测,该打球打球。比起中国人来,简直就是没脾气。没有任何一个美国人和媒体说:这是歧视科比,是歧视美国运动员和美国。

同样的事情,美国人处理起来,一是一二是二。过去的归过去,现在的归现在。

再如,阿姆斯特朗,七届环法冠军,癌症患者,励志模范,又是慈善家。这么一个先进人物,在中国岂不大书特书、大树特树吗?不。美国反兴奋剂委员会,一根筋、认死理地追查阿姆斯特朗是否服了兴奋剂,历时近十年,访问了阿姆斯特朗德所有队友,写了1200多页的报告。只为了证明,阿姆斯特朗吃药了。这时,阿姆斯特朗已退役六年,早不骑自行车了。

新浪有关阿姆斯特朗被美国兴奋剂委员会检测出服用禁药,并被国际自联取消98年之后所有成绩的新闻下面,是允许评论的。其中,不乏阿姆斯特朗的中国“粉丝”,对于美国、对于国际自联的愤慨和不满。为了不失真,我复制几条挺阿姆斯特朗的。

这些官僚发神经了,阿姆斯特朗永远是英雄”回复支持

你吃伟哥,一晚上都不能来两次!

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朗哥没事的。

想当年马家军不也是药罐子,EPO玩命地嗑?不过美国人没有体育总局那样顾全大局的领导,居然揭自己伤疤。

很多人吃了兴奋剂也得不了7冠王,何况还身患睾丸癌 …… 反正服用禁药是不对的 ,但是也不能抹杀!

以上所言,颇具中国特色。仅就最后一句来说,我们在绝对不改变原意的前提下,可以修改为:阿姆斯特朗是吃了药了,不过,联系到很多人吃了兴奋剂,也得不了7冠王;再联系上阿姆斯特朗还身患睾丸癌,那就…….

美国人,要是也这么想,也这么联系的话,阿姆斯特朗吃兴奋剂,就复杂了。黑白颠倒、是非不分的情况,很可能发生。

但是,西方理性主义的传统是分析。所谓分析,就是把研究对象,从它所在的环境中,分离出来,就像今日中国拆迁中最后的“钉子户”,断水、断电、断路、断气,切断它和周围的一切联系,使它成为一座“孤岛”。不过,有一点千万注意,孤岛不能是死岛。切断孤岛与外界之联系,还要保障其功能不变、运行如旧如常。同时,切掉了“孤岛”之环境,也应保持恒定,和没切割“孤岛”之前,毫无二致。

西方人的思维,大抵如此。关注“联系”,但是,也能将研究对象,从环境中分离出来,聚焦于一点,以此为中心和界限,不及其余,即:个体与其所在的环境,是分开的,各自独立的。正如下落的苹果,要搞明白它为什么落地,首先要把苹果和风雨雷电、树木土壤、花园草地以及牛顿居住的乡间别墅,隔离开。再看,悬空的苹果是在何种外在因素影响下,坠落的。

中国人的思维,复杂得多。以中医为例,你若说心口疼。在老经验的中医看来,一定不是心脏的毛病。五脏与五行,有一个对应关系:肺属金、心属火、肝属木、脾属土、肾属水。五行相生相克,木生火,则肝藏血以济心;水克火,则肾水可以制约心火亢烈。现如今,心脏有问题,“联系”地看,一定是肝脏和肾脏有毛病;肝脏和肾脏有毛病,又是脾肺不济引起的。脾肺不济呢,又是心脏惹得祸。绕了一圈,又回来了;到底哪有了问题呢,不知道。老中医看来,五脏六腑,没一样是正常的,没有一个是好东西。

大儒治国,小儒治病。传统中国,学科不分,浑沌一气,使得“联系地看问题”不仅在中医界根深蒂固,就是一般大众、平常百姓,也是习惯性地“联系”。以我之见,可以归为:时间联系性、空间联系性和因果联系性三种。

先解释一下,“联系”在本文的含义。

“联系”是指两个事物之间互相关联、相互影响的一种状态。实际上,中国人“联系地看问题”时,“联系”并非字面意思,而隐含着“相关事物一致”的内涵。以刘翔事件为例。2004、2008和2012年的刘翔,不是一个刘翔,不能一概而论。可是,2012年,在伦敦作假演戏的刘翔,还被媒体赞誉有加,就是“联系”2004年的辉煌,是“时间一致”的,即:以前是好的,以后也是好的;以前是坏的,以后也好不了。前后一致,不变。

但,中国人暧昧,中国语言也暧昧,“联系”虽有“一致性”的默认值,可是,人们都不说破,也不用“一致性”替代“联系”。我也随俗,从众。

为此,我特地指出“联系”在本文的含义是什么,避免歧义,请读者注意。

1.时间联系性

在繁杂无序的自然和人类行为当中,时间是一条最清晰、最坚固的线性坐标。任何事件,都发生在一个特定时点上;时间之外,茫然无着。于是,时间就成为过去和现在、今天和未来之间当然的连接线。今天之一切,源自昨天;明天之所有,尽由今日。如此,“时间联系性”——下文,称为“时间联系主义”——时间联系主义,就有了一个解释历史、逃避现实的最妙武器:今天中国之恶,都是历史造成的;而要改变它,改好它,只好留待明日,和我、和当下无关。所谓:历史中发现问题,发展中解决问题。反正,是没今天什么事儿;反正,是没我什么事儿。

“时间联系主义”最典型的症状,就是“啃老”——躺在祖宗的账本上,吃利息。开口闭口都是:五千年文明、灿烂的文化、悠久的历史、祖上的光荣、盛世的繁华,“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根正苗红、革命事业接班人、炎黄子孙、龙的传人等等,都在讲古老的故事,都在听动人的传说。

实际上,时间坐标上的任意两点,并没有任何联系。有,也不是必然联系。五千年历史,并不能成就今日辉煌;祖上荣光,也不意味着今日风光。老革命,可能会以反革命收场;反革命,也许会晚节流芳。

近读南岳先生《南渡北归》,弄清了一个史实。拿来,证明“时间联系主义”,是站不住脚的。

张自忠是抗日名将,是二战时期盟军阵亡的最高级将领,五星上将。为了纪念他为国捐躯,北京有一条路,以他命名。也因他后来抗日有功,其早期不光彩的历史,少有人提起了。不过,在我看来,张自忠早期的耻辱史,并不能抹煞其光辉;同样,他日后一战成仁、功勋卓著,也不能掩盖其劣迹。只是,在中国人的思维定式中,日后成大器者,幼年必有征兆,如司马光砸缸、曹冲称象,至于真龙天子出生前后之祥瑞,更是不可胜数了。

张自忠的劣迹,是在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当时,主政北京的是国民党第29路军军长宋哲元,除去军职,宋哲元还是地方上的一把手,兼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冀察绥靖公署主任两职,独揽北京、天津、河北和察哈尔两省两市军政大权。张自忠是宋手下得力干将,任三十八师师长和天津市市长,驻防天津附近小站、廊坊、马厂和大沽一带。

卢沟桥打响后,宋哲元在战与和之间摇摆,既摸不清日本人准备全面侵华之意图,也不听南京政府与日开战之命令。幻想私下与日本人讲和,以一己之力挽救华北危难,将中日从战争边缘拉回来。可是,弱者是没有计谋可言的。日本人早谋划好了,先煽动张自忠逼宫宋哲元,再利用更软骨头的汉奸,代替张自忠。

张自忠一介武夫,以为日本人看中了自己的能力。想借此机会上位,一举成为华北片的老大。于是,他违抗宋哲元命令其坚守天津的军令,擅自跑到北京宋哲元府上,和宋哲元说:有人说,委员长(宋哲元,时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如果离开北平,日本人不会再打。宋哲元面色苍白,手书:本人离平,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交由张自忠接替。就这样,张自忠在日本人以及汉奸的诱惑下,脑子发热,逼走了宋哲元,当上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

此时,二十九军已经败退,平津失守。没有军队当靠山,张自忠在委员长的位子上,岂能呆得住?8月18号,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宣布解散。委员长张自忠化了妆,灰溜溜地由北京至天津,乘船到烟台,再乘火车抵济南。蒋介石闻讯,指令山东省主席韩复渠将其扣押,解送南京。

之后的故事,人所共知,不再多言。

借这个史实,是要证明,“时间联系主义”,没什么根据。以前好,不代表以后好;以前坏,也不代表一直坏。反之,以后坏了,也不能证明以前就是坏的;以后好了,也不可以借以说明以前也是好的。有人会说:张自忠事件恰恰是“时间联系性”的证明,要不是他早期变节,也就不会有其日后之异常勇猛;其后来的战功和为国牺牲,正是要弥补早先的过错,是戴罪立功和赎罪,能说没有关系吗?

这正是我要解释的。

在“时间联系主义”的思维模式中,所谓“联系地看问题”,就是前后一致性。即:以前如何,以后也如何;以后如何了,以前也是那个样。这种思维带来的恶果是,一个人一好百好,找不出一点毛病;一个人一坏百坏,没有半点好处。张自忠事件,恰恰表明这种思维是毫无根据,甚至是完全错误的。事实上,前后一致的人,并不多;不一致,反倒是正常的。张自忠只是前后反差太大的一个特例,而已。

2.空间联系性

空间联系性,有两大表现:第一,人和人之间的联系;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如果,你是坏蛋,则你的圈子也好不了,就像黑社会,没有一个好东西。株连九族,就是这种思维的集中表现。只要家族中的任何一个人,因错获罪,整个家族都要为此遭受惩罚,抄家灭族,斩草除根。

到了大明朝,株连更是登峰造极。邻居之间,也负有相互监督、揭发、告密、检举之职,人人自危,互为敌人。全社会笼罩在极度的恐惧之中,小心翼翼,蹑手蹑脚,别说什么创新和发展,命都难以自保!朱棣以“清君侧”为名打进南京之后,劝降学界首领、名士方孝孺,可惜,方孝孺不买他的帐,拒不称臣。朱棣就来了一个前无古人、后有来者的诛十族——九族之外,方孝孺的学生,也杀个精光。

九族以及方孝孺的学生,为什么获罪呢?有根据吗?没有。有的,就是他们和方孝孺认识、有联系。这一条,也是唯一的一条,就成为他们的罪名,断送了“卿卿性命”。如果,不“联系地看问题”,把每个人当作独立的个体,每个人都为自己、也仅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话,株连是不成立的,株连九族、十族,更是荒谬愚蠢透顶了。

这种思维绝迹了吗?没。

1959年的庐山,“会议开完之后,彭德怀从会场出来,没有一个人和他说过一句话,从庐山飞回北京的飞机上,除了自己的妻子、秘书、参谋以外,只有张爱萍一人表示不在乎,有的人宁可晚回北京也要等下一班。”为什么人们像躲避瘟疫一样,避开彭德怀呢?因为,中国人特别爱“联系”,又特别地怕“联系”。

第二,人和事之间的联系。比起人和人之间的联系,将人和事联系起来,混为一体的思维模式更为普遍,危害也更大。人,是一个矛盾体,也是最易发生变化的。人都会犯错误,也会做坏事;也会有善心和善行。可是,人事一体的思维,将人截然地划分成好人和坏人,甚至不同的阶级。好人,就不会做坏事;坏人,也不会做好事。工人阶级,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就该成为领导阶级;资产阶级是剥削压迫工人的,坏话说尽,坏事做绝,必须推翻和打倒。

于是,在中国,肯定或否定一个人,都是全盘的,决不会是局部或是部分的。一个“坏人”,其言、其行,其学术、其思想,全都反动透顶,不可接受。言语、行为、学说、理论之对错,不在其自身,而在于它是谁说的、谁提倡的、谁证实和采用的。要是“坏人”或“敌人”用过的,则不经检验、直接放倒。“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全盘西化”、“精神污染”、“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普世价值”,以及“五不搞”等等,都是这种思维的直接反应。

更有甚者,曰: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都赞成;凡是敌人赞成的,我们就反对。也不想想,要是敌人聪明一点,将计就计,故意把他们厌恶的,当成他们热爱的,如垃圾;把他们热爱的,当成他们厌恶的,如生命和自由。怎么办?我们岂不是要上一大当吗?

若干年来,中国人就这么被洗脑,以为:凡是资产阶级的,都是大毒草;吃了,就会死人。其实,资本家的糖果,也是糖果,也是甜蜜蜜的。资本主义的苗,也是苗,也是开花结果的;社会主义的草,也是草,只能喂牛羊,不能饱胃肠。资产阶级的自由,也是人的自由,断不是奴才的枷锁。社会主义的专制,也是对人性的摧残和压迫,绝不是什么好玩艺儿。

群众也就罢了,毕竟认知能力有限。可是,知识分子群体,也是人、事不分的。

中国学术圈,有一种很搞笑的手法:不辩驳观点,而是先妖魔化对方。以妖魔化人品,替代学术讨论。最典型的是方舟子。方舟子在国内,揭了很多人的老底,使他们很不爽。于是,这些人就起来,攻击方。他们攻击方,不是说方舟子说错了什么,以证明自己的清白。而是,说方舟子人品不好,骗了谁谁的钱财,白得了哪个单位的好处,被哪个单位解聘了,蓄意报复等等。

这是啥手段?人事不分也。

人事不分,还有两种衍生类型。其一,人和单位不分;其二,人和职位不分。“宰相府里七品官”,是人和单位不分的代表。本是看门的,却因为在宰相府当差,俨然成了老爷。自己没本事,混了一个好单位,于是自我感觉良好。见人就说:我是北大的,我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我是清华的,我是国开行的等等。

有个笑话,能帮助我们体会一下这种人的心态。话说某公,名片上印着:中共中央国务院,山西省委万荣县,书记厂长一肩挑,名字就叫王二蛋。

人和职位不分,更是中国特色。张厂长刘总裁李主席周总理毛教授,王总胡处刘院韩秘曹太尉高衙内等等。人,是次要的,职位是主要的,人是职位和职权的附属品。可是,有些人偏不以为然,把人们对职位、权柄、资源和利益之追逐,认为是对他个人之敬畏。在位时,宾客如云;下野后,门前冷落。并非人情淡漠,实乃权力之惑。但多少人,不解其宗。

3.因果联系性

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没有无果之因,也无无因之果。但是,因果之天然联系,并不意味着因果具有必然的一致性。换言之,有了正确的过程,未必有正确的结局。反之,亦然。

现实是,中国人常常以结局之正确,反证过程之合理。“不管白猫黑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逮住老鼠是结局,至于,是谁逮住的,如何逮住的,是自己抓住的,还是从他人手里掠夺的,在所不计了。更可怕的是,刑讯逼供。只要“犯罪分子”招了,认罪了,手段是否合法、是坐老虎凳、还是灌辣椒水,都全然不顾了。为什么?用结果反证手段,是其最重要、也是唯一的立足点。

因果一致性的最直接后果,就是“成败论英雄”。其逻辑简单而荒谬:你说这个人,混蛋;他说,混蛋怎么会成功呢?你说刘邦是个流氓,他说流氓怎么会当了皇帝呢?你说朱元璋是个魔鬼,他说,魔鬼怎么能登上金銮殿呢?有人说,唐骏的文凭是造假的,他说,唐骏成功了,他不需要那个文凭,也能成功。我说,韩寒是个骗子,他说,即使他骗了,他也是成功的。

下面,引一段我和学生的对话。为保持原貌,标点,也没改。

我:我微博有关于韩寒,作假的文章,方舟子写的

Michelle好吧,……其实,我是支持韩寒的

Michelle虽然,我没读过他的书

Michelle但是觉得他很个性哈~

我:所有的骗子都很有个性

我:是啊,所以,才叫你们看

我:很多年轻人,都被个性所迷惑.殊不知,那个骗子集团在背后数钱呢

Michelle其实我觉得吧在这个年代里 即使韩寒是个骗子那他也是成功的

Michelle他做到了成功的骗子

我:本人不敢苟同

Michelle现在这个社会好多事情不久这样么其实手段和途径不那么重要了 重要的是大家看到这个人成功了

Michelle这还蛮符合中国哲学的

我:如果这是贵Party的哲学

Michelle这也是为什么现在那么多人觉得关系网很重要

Michelle不仅仅是党了

Michelle即使那些不是党员的普通老百姓不也主页觉得么

我:你要也是这么想

Michelle不也这样觉得么

我:我就觉得可怕了

Michelle有些事情我看清楚了不代表我会那么做嘛~

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学生所言,令我大吃一惊。为了表示我的惊讶,我在其豪言上作了标记,都是黑体加下划线。

读者各位,请看仔细了。我们再一起分析一下子。

首先,“骗子不可怕,骗也不可怕”,怕的是自己不能成功;要是成功了,就是骗,也无关紧要了。“手段和途径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大家看到这个人成功了”。只要有一个成功的结果,可耻的过程,就可以被洗刷干净了,就不那么重要了。

再有,“这还蛮符合中国哲学的”这位学生上升到了哲学层次。在此,哲学是指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也就是以结果反证手段。结果对了,一切就对了;过程等等,都无所谓了。

对这种逻辑,我不是不敢苟同,而是坚决反对、彻底厌恶的。

我有一个无懈可击的铁证,可证结果反证过程之荒谬。

如果有一个女人,因为暴徒强奸而怀孕了。且,生下的孩子,健康茁壮,还是一个天才。如此,难道那个强奸犯的暴行,就“不那么重要”了吗?就可以宽恕他对女人的侵害了吗?

可是,中国人总相信“成王败寇”。一个人胜了,其获胜手段,也就无可指责了。例如唐太宗李世民,如明永乐皇帝等。当代,则有毛泽东。多少人膜拜毛泽东啊,不为别的,只为毛是胜利者;多少人看不起蒋介石啊,因为,他丢掉了旧大陆。斯大林曾提醒毛泽东,和蒋介石隔江而治,毛泽东置之不理,百万雄师过大江,直接把蒋家赶到台湾岛上。49年建国后,毛泽东去莫斯科见斯大林,毛泽东对没有听斯大林的话表示歉意,斯大林答:胜利者是不受指责的。

可见,以结果反证手段,也不限于中国人。只是,中国人程度更甚,而已。

事实是,程序比结果更重要。正确的程序,虽然,未必总能带来正确的结果。但是,尊重程序、按规则出牌是社会秩序的基石。反之,置程序于不顾,只会导致心怀怪胎的阴谋家、铤而走险的野心家、嗜血成性的刽子手和唯利是图的奸商,肆无忌惮地追求个人利益,并将他人和公共利益弃之如敝屣。然后,再以不择手段得到的超额利润,制造舆论,收买人心,赎买灵魂,把黑钱洗白。

这就是当下中国的景象,也是结果反证手段思维方式之害。对此,国人当三思。

20121229日,星期六

北京,望京家中

小雪大风,天气奇冷

据说是北京50年以来最冷的冬天


三. 大局观

“大局观”也不是一种思维方式,可是,它非常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也就是说,中国人看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都是从大处、宏观入手的,是自上而下、由远而近、由整体及局部的。古人如此,今人依然。

我们从两个维度论证,一个时间维,一个空间维。空间维的说法,不恰当,但找不到更适当的,暂时这样。有更好的,再更新。

从古诗开始。

唐代大诗人陈子昂,登幽州古台,写下: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中国是一个诗词国度,古往今来,有数不清的名诗佳作和数不清的大诗人。陈子昂及其登幽州,在诗词的历史上,可能说不上是最好的。不过,我以为在表现中国人的“大局观”上,最经典。

且看:

前不见古人——时间的河流,从哪儿发源?往昔不可追。

后不见来者——时间的长河,将流向何方?未来不可见。

中国人的思维特征(全本) 中国人思维的逻辑缺陷

念天地之悠悠——无限空间。

独怆然而涕下——聚焦个体。

不妨,闭上眼睛默想一下。陈子昂是否像一个高超的电影导演:先把镜头指向遥远的未来,然后,一步步地拉近,最后,一个特写,结局呈现。时间上,由远而近;空间上,由大而下;无限时空,只是一个场景,只是为唯一的焦点作铺垫。

不要以为这是特例。古诗中,如此手法,比比皆是。

柳宗元之名篇《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是否异曲同工?差异是,《江雪》只有空间维度,时间维度,不明显。

再有,王之涣的《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白日与黄河,都远在天边,是远景。只有鹳雀楼和登楼之人,才是近景。空间之递进关系,非常明显。

更有甚者,李白之名句:“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黄河之源,在青藏高原念青唐古拉山,入海口在黄海,直线距离有三千公里之遥。白诗之意境,就像宇航员在外太空俯瞰地球一样,九曲黄河,尽收眼底。空间之宏阔浩瀚与无限扩张,令人惊叹。不过,不要忘记了人。人,还是焦点,是无限穹顶下的一个小黑点,而已。

诗画一体——中国画,和中国诗一样,都有“大局观”。只是,画是静态的,难以呈现时间维,也因此,其空间上的“大局观”更为显著。

以最有名的中国画《清明上河图》和达芬奇的《蒙娜丽莎》作比——不是从技术角度比,我没那个能力。

《清明上河图》是北宋张择端、描绘古都开封清明当天生活场景的一幅长卷。画面,从开封市郊外一望无际的田野,由远及近,逐步过渡到市中心——拱桥、河流、艢帆林立、车流如水、店铺繁多、买卖兴盛的场景。据统计,画中有人物五百余,牲畜五十余,船只、车、轿各二十余。其实,仅人物个数,就是一个谜。有人说,五百余;也有说,是八百余;还有说是一千六百余。后来,有一个人,在每一个人物上,放一米粒。然后,把米粒扫起来,一共是815人。应该说,这个数,比较可靠。

别说815人,就是五百余,让西方画家去画,一辈子也画不完。《最后的晚餐》算是巨作了,加上耶稣本人,也只有十三个人物。

如此比较,是想说明,在中西方画家眼里,人物的概念是不一样的。中国画,是在一个大局里,观察人物的。人物只是空间的一部分,很少的一部分,人,不能离开环境而存在。在一个宏大的背景里,人就很小。空间越大,人物越小,就像《清明上河图》一样。《清明上河图》一下子出场了八百多个人物,每个人物不过米粒大小,如此渺小,只能是环境的点缀。有人说,尽管小,每个人物活灵活现,什么笑的哭的发狂的抑郁的,都情态毕现,纯属扯淡。

西方画,不这样。西方的人物,是单独存在的。以蒙娜丽萨为代表,西方绘画中的人物,绝对是画作的焦点,也是全部。人物几乎占据了画面的全部,不是全部,也是绝大部分。尤其,油画是不留白的,所以,感觉到人物会从画面中溢出来。背景可有可无,有,也是模糊处理的。以照相类比,可见:中国画是风景片,镜头的焦点不在人物,而在风景,显然,视野要广阔的多;西方画是人物照,镜头的焦点在人物,而不在背景,视野自然要小很多。

“大局观”,绝不只在古诗和绘画中,也绝不是诗人和画家的专利。在历史的熏陶和现实的锻炼中,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大局意识。

识字的,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儒家学者,志向就更远大了,北宋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陈胜吴广说:帝王将相,宁有种乎?再说,燕雀安知鸿鹄之志!项羽看见秦始皇的仪仗,豪言:彼可取而代之。诗圣杜甫,在成都浣花溪边的秋风瑟瑟的草屋里,念念不忘: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饥寒交迫的草民,振臂一呼,依旧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古代如此,今人自不落后。

我们“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准备着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人民”。“三年赶英五年超美”,大跃进,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四个现代化、翻两番、小康,全面小康,直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哪一个也是大目标,哪一个也与系统性、全局性目标紧密相连。甚至,体育这种单纯的游戏和娱乐,也有“为国争光”、“中国好样的”、“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寓意。

文章,是思维方式的集中反映。先国际,后国内;由中央,到地方;从集体到个人,是中式文章的基本套路。这种模式,和电影镜头由远而近,异曲同工。名片上的每一个国人,也大抵如此。“中共中央国务院,山西省委万荣县,书记厂长一人兼,名字就叫王二旦”——这是一个笑话人物的名片。看了这个名片,据说,一直愁眉不展的某高层,面露微笑,自语道:中国特色。

最后,以具有“中国特色”的一段文字,结束本文。

“粉碎了‘四人帮’,砸烂了他们炮制的‘两个估计’,思想大解放,教育革命的船天到了!教育战线的广大教职员工,在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拨乱反正,抓纲治教,形势大好,让我们在党的十一大路线的指引下,在神州九亿争飞跃的年代里,为向四个现代化进军,完成新时期的总任务而共同战斗,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需要说明,这段文字,可不是编的。它是1978年四川省大学中专招生办公室,给阅卷老师表彰信中的一段。

历史总容易被美化,即便是最近的历史。以此为据,一证明本文的观点,二映证历史上也有今天,也有和今天一样的事情发生过。

2013年1月28日星期一

北京,家中,望京。


四.循环论证

循环论证是中国式学术的“传家宝”,其中,精于此术者,自然是儒家的第一高手孔夫子了。《论语》中,有一段季路和孔子的对话: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意思是:

季路问孔子如何对待鬼神,孔子答:你还没有学会如何对待人,就别说对待鬼神的事儿。明摆着,孔子自己并不知道什么是鬼以及如何对待鬼,可,他就用这种“太极推手”,把季路打发了。

可是,季路是一个死心眼,也不看孔子的脸色,接着问:老师,我想再问问你有关死亡的含义。孔子的办法,一如既往,他轻描淡写地说:不知道什么是生,又怎么能知道死亡呢?

孔子这一掌,总算把季路打明白了——因为,之后,我们再没有见到季路问这种“愚蠢”的问题。不但如此,整个儒学历史上,再也没有人探讨有关死亡的命题了。所有儒学家,都盯着现在和现世,好像人是一种天然的存在,中国人既不关心“人”是从哪儿来的,也不知道人类的未来将向何处去,这种处世态度,直接的后果是双重的危害,一方面,它使得中国人缺乏宗教精神,因为,对死亡的探讨,必然超越人类的理性极限,而宗教的根据地,正是对人类理性的悖反。另一方面,它也摧残了中国人的科学精神,因为,对生命的探索,必然导致对人类起源的追索,这条线索,正是走向科学的必由之路。

所以,儒家在生死问题上,是空白。填补这一空白的,是佛教。佛说,我们出生之前,有前生;活在世上,是现世;死了之后,是往生。看,这才是真正的答案。回头再看孔夫子对季路的敷衍,是不是很低级和可笑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一点,孔子就做得不怎么样,“万世师表”,从何说起啊。

不可否认,世界万物,大概都有其对立面,如生与死、黑和白、聪明和愚蠢,美女和野兽——对事物对立面的了解和掌握,应该有助于对其自身的解剖,但是,“求反”并不是寻找问题答案的正确方法。正如,懂得了“生”,对“死”一样茫然;熟悉了男人,对女人同样的无知;看清了“白”,“黑”照样一团漆黑;找到了“物质”,“反物质”还是毫无踪影。所以,孔子的回答,只能算是耍小聪明,于寻找答案,毫无帮助。但,历来的儒学家们,却为此沾沾自喜。

要是我,我就这样问孔子:“你别管我懂不懂如何事人,我只想知道如何事鬼;你也别管我懂不懂什么是生,我只想知道死亡的意义是什么?”,把孔子逼到死角,看他作何反应呢?

孔子是循环论证的始作俑者,但并没有登峰造极,真正的珠穆朗玛是“五行生克”理论——这可是中华文明的一大法宝,有了它,中国人终于可以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了。

五行,是水火木金土,是古人观察到的自然事物。首先,人们发现了水和土之间的关系,即:土可以拦住水;此后,逐步创造出了五行相克理论,即:水胜火、火胜金、金胜木、木胜土,土再胜水,正好是一个循环。董仲舒调整了五行的次序,为:木火土金水,并在五行相克基础之上,演绎出了五行相生循环,这就是“比相生间相克”,即:相邻相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和相间相克。

五行理论,一出世,就是有毛病的。如,金生水,怎么理解呢?古人用金属的盘子,放到月亮下面,不久,盘子里就会凝结一些水珠。这就是金生水。这个盘子,也叫承露盘。乾隆皇帝喝茶,要用露水泡。他就让40个宫女,每天用金属盘子,半夜三更在月亮地里承露。秋夜寒冷,草深风大,宫女们个个冻得身体发僵嘴唇发紫,只为了乾隆爷之“玉液琼浆”。乾隆真不愧为“五行理论”的大师。

盘子里的水,是空气中的水分子遇到金属冷凝之后,汇集而来的。不是“金生水”,而是金接水。由此可见,“五行理论”是靠不住的。儒学家可不管这一套。“信则有不信则无”,他们将五行理论,放之海内,万事万物,均归于五行。五色无味,五音五脏,东西南北中,酸甜苦辣咸,都在其中。

也有不合五行的,如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四个季节。五行专家们,就增加了一个“四时”,作为四季之外的“季节”,以与“五行”相匹配。“五行”学者,要是知道赤道附近只有雨季和旱季,又该对“五行理论”作何技术处理呢?我想不出来。

“五行理论”内含的循环论证,将中国人的逻辑思维,彻底打入了死循环。“五行理论”对自然和社会的解释,看似天衣无缝完美无缺,实际上,则是原地打转,不能前进一步。就像一架钟摆,左右震荡,却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循环论证作为一种辩论技巧,有点儿用处,毕竟可以在口头上“立于不败之地”,然而,对事实之澄清、真理之探求,完全没有任何益处。

与循环论证不同,西方的演绎法,始终在追求一个唯一的起点——他们的逻辑不是“曲线”,而是“直线”,即:任何一个逻辑节点,在整个逻辑链中,只出现一次;最早的那个节点,就是逻辑起点,也就是所谓的终极真理。显然,这是一个异常艰苦的过程,“路漫漫兮”,遥遥无极。至今,西方人也没有找到这个逻辑起点,牛顿的“第一推动力”、笛卡尔“人性的光辉”,都是为填补“终极真理”的空白,做出的合理化解释。或者说,西方科学体系始终是不完美的,这个漏洞正出在其源头。

儒学没有漏洞,因为,它是一个自我满足的循环构造。

四合一,第一次将四部分合在一起。

201321日,1500

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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