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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贤亮的阳痿为何惊动中国文坛女将？
本文重点引用的《大浴女》作者铁凝
张贤亮的阳痿是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屡屡加以刻划的一种生理表征。因是之故，可以说，阳痿是他的灵魂外露的一种石蕊试纸与测试仪。张贤亮唯恐天下不知道，到处都在张扬他的像旗帜一样飘扬的伟大的阳痿。
有趣的是，这典型的属于生理疾患的私秘感受，却得到了中国文坛众多女将的回应。对张贤亮有诸多认识的可能，但我们未尝不可以像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用一个“药”来透视一个时代的文学内幕一样，借助于张贤亮先生的“阳痿”来看一看中国当代文坛背后的那些不入文人雅士之目的更多的隐秘的线索与角落。
1、女人的自恋与男人的自炫。
张贤亮离世，使我们可以更好地来看清、理解与窥视这个人。
当然，各人有各人的角度。
但关键是，为显者讳，也并不是张贤亮的作风与人生追求。
从某种意义上讲，张贤亮也是一个以身体写作的人，而这样的称号，因为张贤亮的存在，而不仅仅成为奉送给女性作家的专利。
女人以身体写作，是情有可原的，这是因为女人有一种自恋情结。
铁凝在她的散文《女性之一种》中，把这种“自恋”表达成“自赏”，说：“人们通常的看法是，女性的自赏意识终归强烈于男性。身为女性，我不免也受了这通常看法的传染。”
男人的自恋，可能并不是爱自己的身体，更多的是一种“自炫”。而在这种炫耀里，很多的境况，是炫耀他是如何触及女人的身体。
这就形成一种有趣的比对。女性作家炫耀的是自己的身体，比如，铁凝在《大浴女》中对女人的身体的炫耀会给人一种触目惊心的感受。如小说里，女人对男人的需要是这样来定位的：和男人在一起，“指引着她的其实是放纵和享用。”
看看“享用”这一词，男人成了女人“享用”的目标。这与张贤亮对女人的操纵的描写是何其的截然相反。
这“享用”一词里，其实就包含着女性对自己的深深的自恋，或者叫“自赏”。
正如上面所说，男人的“自炫”炫耀的则是对女人的肉体的操纵。在张贤亮的小说履历中，其实他是层层加码地表达着他对女人肉体操纵兴趣的。从《绿化树》到《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半遮半掩的无肉体接触升级到肌肤之亲，继续发展下去，当到了《习惯死亡》中，张贤亮已经直呼出性器官的名称，津津乐道于女人在性交时的呻吟、隐秘部位的反应的时候，张贤亮也走到了他的文学的尽头。
这说明了，当一个男人炫耀女人的生殖器官的时候，那么，这个男人也被文学抛弃了。
这形成了男人的一种悖论。在一个男人对女人的生殖器一无所知的时候，他可能把女人写得富有人性而具有了灵魂上的丰满，而一旦男人尤如贪官一样，把女人当成一个AV女一样进行生理器官构成研究的时候，那么，这个女人肉体上丰满可以满足男人的一时的淫欲，但再也无法具有灵魂的深度。
张贤亮在九十年代之后的日渐式微，不能不说与这样的规律有关。
就像罗马因为淫荡而毁灭，明王朝因为糜烂而一蹶不振，当从灵魂的关注，借助于社会淫靡之风的见怪不怪潮流，而终至在肉欲的淫荡中麻醉了灵魂，注定会导致一个社会的解体。
张贤亮如果称他为一个微宇宙的话，那么，他在文学上的衰势的不可救药，恰恰与社会的这种因为淫荡所导致的毁灭有着同样的节奏与路径。
而张贤亮的身体写作，更是一种依托在女人的肉体上的身体写作。
这终于形成了一个定律；女人的自恋是对自己的身体的写作，而男人的自炫是因为男人寄生在女人身体上的写作。
不管哪一种写作，女人的身体，永远是男人与女人写作的核心关键词。
2、张贤亮的阳痿。
张贤亮的阳痿是他的炫耀的一部分。
就像一个土豪总会炫耀他未发达之前的荜路蓝缕，一个日后拥有美女无数的男人，也会炫耀他当年的性无能。
这是因为今日的辉煌，必须通过昨天的无能才能衬托。
一个成功者的叙事，往往会开端于一个惨烈的失败。
像《李自成》小说，开始是从李自成最为不堪的一个败绩开始的。
《战争与和平》中，小说的起点部分，也是俄罗斯遭遇到毁灭性的首都被焚、大兵败退而推出来的。
张贤亮第一次醒目的对阳痿的亮相，应该是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
阳痿的前提，是必须有一次性生活。
阳痿可以说是性生活的副产品。
因此，阳痿必然是伴生于性生活之中的。
那么，张贤亮的第一次性生活是在哪一个年度？
张贤亮对此有着确凿无疑的认定。无论是在他的小说，还是在他的采访中，他所阐述的第一次性体验的时间与年代都是大体统一与一致的。
在这一点上，张贤亮显示出相当可爱的诚实。
张贤亮在接受“经济观察报”记者采访时说：“我在40多岁以前，根本就没有性。”
在《习惯死亡》里写道：“我说我一直到三十九岁还纯洁得和圣徒一样。”
张贤亮1936年12月出生，那么四十岁左右时，应该在1975年、1976年。
而这个时间段，恰恰是《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故事发生时期。
由此看来，《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正是作者描写自己的第一次性生活经历的身体写作类小说。
从某种意义讲，《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是一篇出卖自己的第一个妻子的小说。
就像刘晓庆的前夫在他的那一部巨厚的回忆录中，要出卖他的当时的妻子的性生活中一些隐秘的特征一样，男人在小说里，出卖她的妻子的一些性私秘，其实是相当的不道德，且不可爱的。
就像最近木子美在微博揭秘当年的路金波的一些有趣的性细节，像达贝妮的前男友在网上公开她的露骨的私房照一样，把一些只属于两个人的一些私秘感受，公布在大庭广众之下，作为一种攻讦利器，这样的人，无论如何是难以让人敬佩的，虽然这样的每一个细节的公开，都可能带来接受者代入的狂欢与偷窥的快感。
但奇怪的是，张贤亮对这个同居的女人进行了艺术上的美化，而对他之后的妻子却未作深入的涉及。当然，张贤亮还是在只言片语中交待了他与妻子的关系，正因为作者的这种定位，他找不到可能加以发挥地进行性演绎的地方。在《习惯死亡》里他提到他的妻子：“他蓦地想起他的妻子……她给他最大的好处就是她同志式的冷漠使他在婚外恋时没有内疚感。”
这不能不说张贤亮还是恪守着某种道德底线的。他没有出卖他的孩子的母亲的性隐秘。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那个女人，那个与张贤亮有了性关系，但却没有婚姻约束的女人，究竟与张贤亮有着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对这个第一次性启蒙的女人，张贤亮也偶有介绍。他曾对记者回忆时说道：“那时候，我跟一个老头住一起，要想找个能看东西写东西的地方，只能结婚。我找了一个女人同居。我是反革命和右派，她是坏分子，我40岁，她39岁，就像我的《牧马人》里写的一样。但是到了1978年，她摘了帽子，回老家了。算第一个女人，我对她的依赖，现在性上面倒不记得了。”
这个女人究竟是好女人还是坏女人？
为什么张贤亮竟然说“现在性上面倒不记得了”？
张贤亮在作出什么样的选择性失忆？
他能记得他童年时的一次亲吻，与女孩在壁橱里的肉体接触（见《青春期》），但为什么在1975年左右的同居的女人的性上的东西，却没有留下记忆？
真是非常的奇怪，相当的奇怪，可见，张贤亮在曲意地回避着什么。
可以感受到，这个女人没有给张贤亮带来什么美好的记忆。
什么样的女人会让男人不愿去回忆？
显然，是这个女人把这个男人不当一回事的时候。
而恰恰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小说里，我们看到的是“我”在女人面前的失利，无能。
然后这个渴求性满足的女人，给“我”冠冕堂皇地、不折不扣地戴上了一顶“绿帽子”。
这是男人最觉得羞辱与可耻的事。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里对这种羞耻作了滔滔不绝的展现。
这一点上，可见一个女人的出轨，对男人的打击程度是何其之大，不管这个男人是多么的没有道德自律底线。
在张贤亮的作品里，我们可以看到他能够为了飞黄腾达、改变命运，在农场里不惜溜须拍马，为领导写文革体的通讯报告（见《我的菩提树》，另外在《习惯死亡》的篇首作者手迹的日记里，也记载了“誊清《飞机撒药》，发《宁报》”字样，可见在农场岁月里，张贤亮还是有写作的自由，能够像秘书一样，写出通讯报道，投送报纸，他必须有纸，有笔，这些自由他还是具备的。实际上，他如果没有这样的手不离纸的历练，也不可能在文革后立刻写出流畅的汉语来）。为了满足食欲，不惜耍弄小聪明去欺骗当地农民、直到胀得肚子岔气，这一切他所遭遇到的耻辱，都没有给他心理上留下什么阴影，但是，这一个在他四十岁左右给了他性启蒙的女人，在他性无能时转而寻找替代品的正当诉求，却让张贤亮深恶痛绝，由此充分证明，男人在性的占有上是相当自私的，也是绝不宽容的。
但有趣的事实上，男人却要求女人必须接受他有着众多女人的事实，而且不能有任何愤激的情绪。
张贤亮在《习惯死亡》中比较大陆女人与美国华裔女人之间的不同是，大陆女人一定要男人给他一个说法，与他结婚，而华裔女人则纯粹满足于一夕之欢。《习惯死亡》中描写一个已经美国化的情妇时写道：“你还鼓励我要经常和女人玩……你的这种洒脱我在大陆上的‘女性’中可从来没见过。”
大陆女人的这种强烈要求男人给她一个说法，要求男人离婚与她结婚的表述，我们会在铁凝的小说里看到经典性的屡加演绎的范本。
如铁凝的小说《玫瑰门》、《大浴女》、《无雨之城》中的搭讪上有妇之夫的时候，都把正名成正式妻子作为自己的强烈追求。这一点，我们在下面还要继续谈及。
可以看出，男人对女人的要求是必须从一而终，守贞如玉，而女人却必须容忍他妻妾成群，胡天胡地。比如《习惯死亡》里这样的语句：“这种亲吻我曾多次和别的女人重复。”男人会把占有女人的越多，体验到的性感受的越重复，作为显摆的对象。
回到《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来，里面的“我”与女人在床上的第一夜的时候，竟然没有成功。
显然，这属于“阳痿。”
这在张贤亮的叙述中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在《青春期》里，他在描写“我”与一个丈夫外出的农场女人上床的时候，也是没有成功。
其实《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与《青春期》里的叙述是矛盾的。《青春期》里的那次初夜，是一个有着孩子与丈夫的农妇恩赐给他的，属于偷情之列，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里的女人，则是与“我”结婚的。而这里面的真相我们已经随着张贤亮的离去而永远不知道了。
据张贤亮对他的第一次女人的回忆，《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可能来得更符合实际情况一些。张贤亮的第一次性经历，应该是与一个逃荒的女人的同居，而不会是《青春期》里的那个有夫之妇的友情奉送。
《青春期》发表的年代较《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为迟，如果张贤亮再在这一部小说里写出一个与《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相同的故事情节，显然是说不过去的。
在《习惯死亡》里，“我”依然恋恋不忘第一次的失败：“因此我的爱就一败涂地如同害了阳痿病，在任何可爱的东西面前都不能勃起。”
张贤亮的第一次性经历可以说是一个谜一样的存在。但我们可以通过其它的文本来探颐索隐，钩深致远一下。
在铁凝的小说《大浴女》中，其中劳改分子、以劳改作品著称的方兢的一封信中，对他的第一个女人有着如下的披露：“我结婚之前还有过一个女人，是劳改农场分配给我的一个独脚女人，比我大十五岁。她是一个虐待狂。我接受了她，因为我虽然是人类中的最低等，可我也需要女人。或者也可以说是她接受了我。但我怎么也想象不到她接受我并不是让我尽男人的义务的，她是独脚，却力大无比，以我长年累月吃不饱饭的虚弱体力，也的确不是她的对手。她常在深夜将我绑起来用纳鞋的锥子刺我的胳膊和大腿，不深刺，只要流出血来就行。更让我震惊的是，她居然在有一次我睡熟时掀开被子发疯似的揪我的阴毛……她是不正常的，她一定是不正常的。……”
这是多么恐怖的一幕。
那么，在此刻暂且打住。你一定奇怪，为什么我们在这里引用铁凝的一段小说里的内容？
那就涉及到——
3、张贤亮与铁凝的关系。
我们不需进行人肉，但可以从一些报道中寻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在张贤亮去世的报道中，有这样一段介绍：与徐小斌不同，白烨与张贤亮则极为熟悉。……在外人看来，张贤亮是著名作家，略给人严肃之感。但在白烨眼中，张贤亮则是一个豁达幽默、爱开玩笑的好朋友。他说：“铁凝有一部很有名的作品《大浴女》，有一次吃饭，我就开玩笑吓唬他：《大浴女》把你写成男主人公了。”吃了一惊的张贤亮赶紧询问详情。白烨当时则笑着告诉他，那个角色基本还是个正面人物：“他说你快给我找本书来，后来我便如约送了他一本。”
这一短文虽短，却信息丰富。一是白烨用的是“吓唬他”。什么情况能够吓唬他？如果对王蒙这样，王蒙会有反应吗？可见这吓唬是有的放矢，直捣黄龙，且一矢中的。二是目标“吃了一惊。”为什么会吃了一惊，因为心中有鬼啊，如果张贤亮与铁凝没有交集的话，会因为一部小说而吃了一惊吗？这段话里，把张贤亮吓得魂不守舍的境遇描写得栩栩如生。三是送这本书的竟然不是铁凝，还是白烨。可以看出，铁凝与张贤亮的关系相当的讳莫如深了。铁凝写这本书的时间，据书后的标注，是1999年整整一年，在这一年时间里，张贤亮没有从铁凝那里得到任何的消息，而出版之后的时间里，张贤亮同样不知道有这样一部涉及到他的小说。至少在两年多的情况下，张贤亮与铁凝之间没有任何的沟通。
白烨的提示，却告诉我们，“那个角色基本还是个正面人物”，说明评论家默认了，而张贤亮更是承认了。
在张贤亮辞世之后网上的一篇署名张朴的“张贤亮二三事”一文中，这样写道：“
“跟张贤亮聊天，三句话至少有两句跟女人有关。……他坦承身边有很多女人。他的态度是：来者不拒。他说这些女人大多是冲他的名气来的，也有为了钱。他是这样评价的：她们很可怜。”
这几句话，是不是文章作者张朴亲耳聆听，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在《大浴女》里写到方兢时也用了一模一样的语句。
看看铁凝笔下的这位劳改犯出身的文化名人是如何说女人的：“我对女人基本上是来者不拒的。女人们大多是冲我的名气来的，还有钱吧。当然还有一批是甘愿献身什么都不为的。她们很可怜，因为在很多方面……我其实十分肮脏——但愿我这句话没有吓着你。”
可以看出，一个曾经见过张贤亮的人，与铁凝小说里的文化人，说的话，几乎是如出一辙。
从多种途径来说，我们可以看出，张贤亮与铁凝的关系非同一般。
按照这样的逻辑，我们会在《大浴女》中再次看到方兢的“阳痿”亮相。
这也遥遥地应和着张贤亮对自己的性判断。
铁凝在小说里描写这个劳改犯出身的文化人：“在很多年里方兢是无能的，他愿意把这归结于十余年所受的巨大精神折磨和身体摧残。当他获得了自由、重新开始施展他的才华之后，他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件事便是治疗这‘无能’。”
在小说里，基本是铁凝化身的女主人公尹小跳，用她的天真、她的纯洁，竟然让之前的劳改犯“阳痿”治好了。
而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里，主人公阳痿的消失，是因为“我”的一次英雄壮举。
什么样的“壮举”？
说起来，真叫人哭笑不得。
“我”的壮举竟然是像《龙江颂》、《艳阳天》等等红色作品里的“用身体抵抗住了危险。”
可以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里的这一情节，无数次在红色文学里引用过：洪水到来，大堤将倒，这时，一个英雄出现了，跳入滚滚洪水，用身体堵住了漏洞，保护了大坝，保护了人民财产的安全。
张贤亮竟然是采用了主旋律的说法，塑造了一个挑战时代的英雄。所以说，张贤亮这个人实际上深刻地烙印上时代的印痕，对于一些他后来批判的红色元素，比通常老百姓来得更为精通。
因为这一次壮举，他的生理上的阳痿也无疾而终了。这时候，他终于成为一个男人。
在铁凝的笔下，阳痿男人的恢复，只是来自于一个小他二十多岁年轻女孩的对他的天然引导。
幼齿类女孩的抚慰作用，是让男人放松，没有危险，从而恢复本性。这不知是不是今天很多贪鄙的男性把色情的魔爪投向幼儿园里的年幼女孩的原因。
而从铁凝的描写中来看，劳改犯出身的文化人，正是从没有危害的清纯自然的女孩身上恢复了男性的本能。
这一阳痿的印象，可能给予铁凝过于深刻了，竟然成为她的小说里的一个出现相当频密的词组。
比如，在《无雨之城》中，一个女性角色丘晔说：“有些男人别看衣冠楚楚，真到关键时刻，大都力不从心。”
一个女性作家对阳痿的熟知，毫无疑问来自于前情人的亲密接触的后延效果。
其实，如果抱着索隐的兴趣，到铁凝的作品里去爬梳一下，会发现许多若隐若现的隐秘。
提到铁凝小说的自传性，王蒙在“读《大浴女》”一文中，曾经对铁凝有如下的评价：“铁凝是一个把自己放在书里的作家，你从书里处处可以感到作者的脉搏、眼泪、微笑、祝祷和滴自心头的血。她在作品里扮演的是一个抒情者、倾诉者、歌哭者、狂笑者、祝福者或者呐喊者。她与书中的人物互为代言人。”
我们知道，张贤亮身高一米七八。
在铁凝的早期作品《没有钮扣的红衬衫》里，描写到女主角安静结识的一个成熟型、离过婚的男人的时候，也说他有一米七八。
铁凝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玫瑰门》，带有很强烈的自传色彩，里面的一个人物叶龙北，也是在几个女人的左拥右抱中如鱼得水，而他也曾经攻下了女主人公眉眉的芳心，但是他依然故伎重演，拒绝与苏眉结婚。
这构成了铁凝长篇小说里的一个始终不曾淡化的主题，她的小说里，总是有一个女孩，爱上了一个有妇之夫，但这个男人却拒绝与她结婚，坚拒给她一个说法。
这就是张贤亮在《习惯死亡》里总结的：国内的女孩总追着要说法，“也许是大陆的女孩子把多年受的政治教育也运用到爱情上来：要么全部，要求全不！”。
言下之意，国内的女人有一点太认真，根本不懂男人眼中的两性关系不过是玩玩而已。
这样的女性在铁凝的《大浴女》里有一个匹配式的典型。“她日益强烈地要在方兢心中确立‘第一’的地位”。这是大陆女孩对“拥有全部”的企求。
一般女孩被男人玩玩，只好有苦吞到肚子里，但如果碰到一个作家的话，那么，这个罪魁祸首式的男人，女人是不会原谅的。
于是，我们看到铁凝在《大浴女》里对以玩弄女人的劳改犯出身的文化人有着不妥协、不留情的抨击，她把玩弄女人的男人的开脱理论上纲上线为：“是一种不把任何当人看的霸道。”
铁凝在小说里继续分析这样的男人的本质：“她感到他内心是有仇恨的……那是一个遭受过大苦大难的中年男人，当他从苦难中解脱出来之后，向全社会、全人类、全体男性和全体女性疯狂讨要的强烈本能，是讨要，且是迫切的，因为时光如流水，他越来越知道自己不是时光的对手。”“这就是他的最为充分的向世人讨要的缘由吧，这就是他以自己的地位、才情和已然确定的男人之身玩弄社会，戏耍世人的心理基础吧。”
可以看出，铁凝对这样的男人是恨之入骨的。
不然无法解释，张贤亮竟然不知道铁凝在写这样一部小说。
那么，张贤亮知道自己在别的女人眼里的形象吗？
他知道。尤其是知道这样的女人是一个作者之后。
在《习惯死亡》里，他写道：“你的长睫毛使我想起另外一个女人。她的皮肤比你黑而且比你瘦。她不时地把我辗碎化进她的小说里，为了报复或是为了报答我也经常这样做。”
他提到的这个女人，是谁？可以推断出，这是一个作家，她会写小说。大家可以想象吧。
我们不妨再看看铁凝的一个短篇小说《色变》，小说描写“我”从西藏回来，遇到家里来了一个于伯伯，“几十年他是受苦过来的，新中国的年龄和他受苦的年头大体相符。”父亲说过“某年某月于伯伯在农村被专政时，民兵们经常借个理由对他搞假枪毙，半夜里他们提着枪将他捆走，在村边放一阵乱枪又押他回来。他们要的不是他临死前的那种表情，那莫可名状的表情能使他们产生莫可言状的快感。”他的外貌：“原来他的个子很高，背微微驼着，头发却纹丝不乱，衬衣十分的整洁。遗憾的是他脸上还是没有笑意……”但于伯伯一直不笑，直到“我”拿出一把带给父亲的刀，于伯伯才露出一种讨好的轻贱的笑，原来过去在假枪毙的时候，他就是这样以笑来讨好那些人。这里有张贤亮的原形，因为《习惯死亡》、《我的菩提树》里都提到他是如何被提溜出去，遇到假枪毙的。但是在小说里，铁凝明显对这位作家采取了不恭的态度。她以刀来揭示出于伯伯的内心的伤痛，当叔叔一看到刀的时候，他的神情立刻回复到当年是如何卑贱地求生的，根本没有什么他笔下所描写的那种英雄主义风采。
这可能就是张贤亮说的，总有一个女作家把她碾碎揉进小说里吧。
其实何止是碾碎，简章是融进了血脉，彻底改变了一个女人的创作基因。
可以说，一个男人对女人的糟蹋，会让一个女人产生一种强烈的原罪感，会让女人对世界的态度发生彻底的逆转，会对她的文风产生南辕北辙的改变。
铁凝初出道的时候，是以与当年文坛流行风迥异的明丽风格崭露头角的，这以《哦，香雪》为代表。我们无法确定张贤亮与铁凝相识之后发生碰撞的具体时间，但我们估计出应该是在八十年代的前期。在《没有钮扣的红衬衫》里，我们可以隐隐地感受到一种不祥的阴影已经漫溢出来。小说里的黑暗因子已经渐渐夸大，日益遮掩了铁凝之前作品的明快与靓丽。如小说里提到的父母之间的恶劣的关系，这种恶劣的关系，发展到《大浴女》中，已经是母亲的偷情生下了私生女，而父亲却利用此进行对母亲的精神迫害。小说的姐妹关系尚算正常，但到了《大浴女》中，里面的妹妹成了一个对姐姐展开残酷竞争的对手了。“红衣少女”的发展走向，并不是一个健康的有利于社会的女孩，而是走向了自私、阴暗、没有道德约束的人见人畏的熟女。这正应和了贾宝玉所说的，年轻的女孩是水做的，老婆子是泥做的。为什么女人会在老了之后，变得如此的恶心而变态呢？
幸好铁凝没有续写《红衣少女》后传，这一点，她与张贤亮不同，张贤亮在章永璘为主角的系列小说中，却是让人物越走越烂，到了《习惯死亡》里，都不敢称里面的“我”就是前作里的那个人物了。作家的堕落程度，会让读者感到一种尴尬，在人物越来越走向颓废的时候，不知道前面对他的人物与文本的喜欢，是不是应该中止在后面的拆烂污的续作中？但《大浴女》显然延续了《没有钮扣红衬衫》的人物结构，但是里面的姐妹关系，已经跌人到一种无可救药的黑暗关系之中了。
可以看出，铁凝的爱情伤痛，严重地影响了她的日后的小说创作，甚至为她的从明丽起航的文学创作染上了遍及心灵的黑暗元素。那个灿烂的在王蒙笔下明丽的铁凝消逝了，而这一切，不能不说源自于张贤亮对她的污损。
铁凝的日后作品中，其实包含着一个瘴气弥漫的主题，就是她的小说里，再也不相信婚姻。
我们可以从两篇她的短篇小说里看到铁凝心中的对婚姻的质疑：
《B城夫妻》描写“我”十五岁随部队入城，因为搞服装设计，与服装设计的冯老板接触，他与夫人看上去十分恩爱，但有一次报上载，冯妻死，棺材出城时，落地后，冯夫人复活。“我”上门，发现两人依旧恩爱，不久，冯夫人再次死，冯嘱咐抬棺材的人不要再把棺材摔了，意思是防止冯夫人复活。“我”回忆他们的恩爱真相，觉得第二次见冯时有一种心不在蔫。本小说无疑显示铁凝对婚姻的不信任，即使在恩爱的表象之下，她也要疑心着，力图找到背后的真相，这真相，显然是令人恐怖的，一般婚姻中人会认为这也是一种婚姻的乐趣，但铁凝会夸大这种相对厌倦的关系，她必须通过对这些细节的吟味，说服自己婚姻中没有乐趣。女强人总会寻找理由来说服自己的。这未尝不可看成是当初爱情失败的后遗症。
《小嘴不停》，写于2004年，里面写到七十多岁的化妆师用上了尿不湿，住在宾馆里，向同住的小刘介绍自己的丈夫，她如何一次次地控制他想离婚的欲望，将此愿望扼杀在萌芽之中，她表现的是关心他，溢美他，让他找不到机会。但是丈夫在临终的时候，却留下了“我想离婚”的遗言，表现出一种绝妙的讽刺。为什么在临终前丈夫还要表达出这一生中没有实现的愿望？可以看出，铁凝对婚姻看的太透，也没有了什么温暖的家庭的气息，持批判的看法，使作者很不好看婚姻中的温暖而且是世俗的成份，这是铁凝的软肋与误区。她可以对少女进行洁净化，但却对婚姻中的女人进行污名化，这是因为她没有婚姻中的经历，所以笔下一直弥漫着对婚姻的戒备与污名。
铁凝在《大浴女》中对受到劳改犯出身的文化人伤害的女孩的心理痛苦，作出了明晰的叙写：“尹小跳为此日渐消瘦，她不敢看那时候自己的照片，那时候她全身上下除了两只空洞的大眼睛，几乎什么都不剩了。她失眠、厌食，头发枯黄难看得要命。……她经常独自在办公室一愣就是半天。”
这就是张贤亮在《习惯死亡》里提到的大陆女孩喜欢“刨根问底”。
大陆女孩不会游戏人生，这可能不是因为她执着于爱情，而是她们不会像漂泊在美国的华裔女性那样，问也问不了，只能在杯水主义里求得暂且的情欲的激荡。大陆女孩因为生存在一个共同的环境中，必然期待着男人对自己的忠诚与执守。
而这样的大陆女孩，并不仅仅是铁凝这样的一个女性。
铁凝在遭遇到男人的这种疯狂的攫取女人肉体的时候，必然会用自己的文字进行几十年如一日的回应与狙击。
无独有偶，任何一个大陆女性，都会在面对着张贤亮的情欲观的时候，会不约而同地举起猎枪，向他开火。
因为张贤亮归纳了的是一个整体的大陆女孩的整体爱情观，所以，大陆最优秀的女性作家在面对着张贤亮这样的兽性多于人性的男人的时候，会团结一致、不问东西南北，展开她们的足以让男人毙命的火力。
张贤亮在九十年代之后日渐失去影响力，直到步入新世纪后基本处于一种失语状态，连他的自视甚高被看成划时代代表作的“个人自传”也无心去操弄，实际上都反映了中国当代文坛女将对他的灭绝产生了勿庸置疑的后果。
在铁凝的队友中，我们看到还有一位南方的作家王安忆。她犹如一位侠客，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在铁凝无助的时候，自沪上发起了“西北望，射天狼”的致命的一击。
这就是王安忆在九0年发表的小说《叔叔的故事》。
其实，王安忆施以援手，实在是因为她与铁凝有着太过于相似的经历。
4、王安忆与铁凝一起树起了两杆“反张贤亮”的大旗
我一直觉得，王安忆虽然不像铁凝那样，与张贤亮有过亲密接触，但王安忆保持的足够的理性、她对道德的苛求，都使她比铁凝更为痛恨张贤亮这一类公然炫耀玩弄女人的才子流氓。
这也促成了王安忆早在1990年就写出了抨击张贤亮的小说《叔叔的故事》。
而这时候的铁凝还似乎没有认识到张贤亮对她的伤害的危害性，没有能够像王安忆那样站出来，撕开张贤亮那卑鄙、无耻而虚伪的面纱，她在1988年封笔的《玫瑰门》里，对那个有着张贤亮为原形的游刃在女人之间如鱼得水的叶龙北还是手下留情，没有揭示出他的以情欲与玩弄为目的的攻克女人城堡的虚伪嘴脸。
而到了十年后即1999年写作《大浴女》时，铁凝终于像王安忆一样，把张贤亮的原形打入到尘埃。
其实在铁凝的《大浴女》与王安忆《叔叔的故事》里，都对张贤亮制造的苦难神话，进行了目标一致的炮轰。
这种目标一致、火力一致、靶环一致的殊途同归的打击，可以说在中国当代文坛上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对于铁凝与王安忆来说，这种来自于北京文坛与上海文坛联手朝向西北方向的绝地还击显得太重要了。
对于王安忆，是拯救她的以女性自尊为核心的文学观念，在王安忆出手之前，她基本停止写作有一年时间，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息笔一年，一定是她处于一种痛苦期，无法找到自己的存在感，只有表达出对那个阻滞着她继续前行如张贤亮的文坛逆种，她才能找到继续前行下去的理由与动力。
对于铁凝，她的自我情感修复过程来得更为漫长，更为痛苦。我们不能不大胆的臆测，王安忆勇猛地发起了对张贤亮的“斩首行动”，给予了铁凝以更多的自信，以及延伸到这背后的支持，从而使她能跳开自我心中的自责，而把张贤亮的伤害，置于人类卑劣的品位中加以控诉与摒弃。
实际上，正如论者所感受到的一样，铁凝的心中一直有一块无法彻底冰凉的软肋，她在《大浴女》中在揭开张贤亮的对女人伤害画皮的时候，她很快自卑地为女人安上了一个原罪，好像在指责男人的无情的时候，女人本身就带着与生俱来的罪恶，这样，使铁凝的抨击的力度带着显著的不足与不到位。
但这就是那个曾经温顺而温柔的铁凝，那个在青春期里单纯得如此幼稚的铁凝，那个在《玫瑰门》里看到恶心的男人露出下体而会恶心许久的单纯的铁凝。可以想象，这样的铁凝在遭遇到张贤亮之流欺骗的时候，会遭遇到什么样的恶梦般的摧毁。
在铁凝的《大浴女》与王安忆《叔叔的故事》里，我们约略看到，她们对张贤亮的神话的破解是共同的。大约有：一是她们都直言张贤亮的苦难神话，并非如他作品中所说的那样蕴含着价值。实际上，我们上面也说了，在张贤亮的所谓劳改岁月里，他竟然有能够写作“人民日报”式报告文学的自由，还能够自由投稿，虽然没有发表。二是张贤亮表现自己英雄气质的自杀根本是莫须有的事。《灵与肉》里，张贤亮就把自杀作为一种神圣化的英雄光环标示出来，在之后的小说中，章永璘自杀也是一个屡见不鲜的撒娇式的粉饰胭脂，动不动就涂在自己的脸上，显示出自己的屈原式的忧国忧民的“芳草”情怀。但王安忆与铁凝都在作品中，揭示出张贤亮之流根本没有任何一点自杀的念头，而且很会料理自己的生命，如此的真相的揭开，使得日后张贤亮也再也不敢重提自杀这类之前的英雄主义壮举，而是直陈自己根本没有想去死过。在《习惯死亡》里惊心动魂写的一场假枪毙的情节，在小说里，张贤亮立刻加以否定了这起事件的真实性，因为真实的情况下，张贤亮根本没有去陪着枪毙，他只不过是被押到刑场，远离着被毙的人犯，只听到遥远的枪声而已。在《习惯死亡》里，他把自己写成一个泰然赴死的民族英雄，飘扬着一股临危不惧的神圣光圈。两位女性作家，都在小说里直刺张贤亮的谎言。三是铁凝与王安忆都道出了张贤亮在苦难岁月里不是玩弄女人于股掌之间，而是被女人拿捏得一点脾气没有。铁凝在小说里，写出了劳改犯文化人被同居的女人揪住了阴毛，哪里有一点所谓情欲横溢的浪漫？王安忆在小说里写到，张贤亮之流当时的妻子，抓住了他的垂涎于女人的隐私而严密地控制了他，让他俯首帖耳，伏首称臣。
两位女性作家，相对而言都属于比较温柔的，但是她们在小说里对张贤亮式的男人都奉上了与女性身份几乎不相称的诅咒。
铁凝在小说里写道劳改犯文化人的妻子死了，他想复合，被当年玩弄过终于抛弃的女人严词拒绝，王安忆则更为干脆，直接让右派作家的儿子向其举起了报复的刀刃。置之于死地，是中国文坛的女将对于张贤亮的共同的异口同声的宣判。甚至王安忆来得比铁凝更为猛烈一些。
从中可以看出，女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为了女性主义的完整，不惜像那个杀死嫖客的女服务员那样，把忘恩负义、无情无义的男人千刀万剐，绝不妥协。
张贤亮也感受到了大陆女人的厉害，但他是不理解的，所以在《习惯死亡》里他说大陆女孩“独裁与排他得可怕”。
在张贤亮眼里，铁凝与王安忆哪里有一点温柔敦厚的情怀，她们的那副女侠客的凶狠与女妖婆的阴冷怎能不让他涌上“可怕”的感觉？
5、从铁凝小说中辨析劳改犯出身的男人的攻占女人的战术。
我们不妨重点看一看铁凝的《大浴女》。看看张贤亮们是如何欺骗纯真的女人的。
小说里的女人有一种原罪。在张贤亮们看来纯洁、风情、诱惑的女人，在女人的笔下，显现出毫无风情的本色的卑劣来，这种女人，在王安忆笔下也出现过。
王安忆与铁凝笔下的女人，一涉及到内心的时候，都会看到她们的嫉妒，心计，争强好胜，相互斗法，那种小心计，会让男人陷入其中，难以自拔。
但男人是无视这一切的，男人不愿意相信女人的小心计，小阴谋，男人在一开始的时候，会把女人看成一种纯粹的肉体欲望的象征，就像张贤亮那样，看到一个女人的裸体，就能想入非非，然后再在这个女人身上赋予男人所有的可以慰藉男人的优良品质，如张的小说里的女人，可以无私地把最好的食物留给男人，为男人补衣做饭，必要的时候，还要用肉体满足男人的孤独。
实际上，只有在女人的小说里，才能看到女人的真相。
而这个真相由铁凝担负起来。
在小说里，姐姐尹小跳在作家的眼里看来，是一个纯洁的单纯的女人，但在她的心中，却背负着深刻的原罪。
这个原罪，就是小跳曾经在小时候，因为她的嫉妒，仇恨，而眼看着自己的最小的妹妹落入井坑而没有施救。
这个原因的根本，是女人心里的那种强烈的嫉妒习性。
女人善妒，这是已有公认的说法。小跳在日后与二妹小帆的相处的关系中，始终受到二妹的嫉妒的强烈的反弹。而小帆这个角色，其实与《没有钮扣的红衬衫》中的安然的设定是一样的。在这个小说里，虽然作者写的是一个小学题材，但这决不是一本儿童小说。里面的人际关系的复杂性，只有置放在成人社会里才能成立。而安然的那种复杂的性格也不是一个定位在纯洁少女的角度上才能够解释。小说里的安然与女性同学之间的难以搞好关系，经常性地讽刺同学，都只有在《大浴女》中的小帆这一个角色的形象才能揭示出真正的内涵。从某种意义上讲说，“红衣少女”是经过了作者修饰过的，显现出一个青春期少女的内心复杂性，但这种复杂性，其实潜含着女人的一种嫉妒性。这种嫉妒性到了《大浴女》的时候，已经像麻疹一样完全地爆发出来了。未来的“红衣少女”走向，是否如这部《没有钮扣的红衬衫》里所写的那样，会恪守着青春的追求纯真的本质，这是完全由铁凝作了否定的。我们看到，安然与二妹小帆都有着讲英语的天赋，在《大浴女》里的小帆后来嫁到了美国，回到国内，看到国内形势好转，她产生的是一种深深的失落，对姐姐的异性朋友，她总想插上一脚，在她的心里，总有一种与姐姐一决高低的欲望。而这种欲望里面的关系，就是她的强烈的对姐姐的嫉妒心理。嫉妒的最普遍的施及对象，正是在身边的可比较的人群之中，而家庭之中自小长大的姐妹，无疑是嫉妒最首选的覆盖目标群。
可以看出，小说里的小跳、小帆姐妹俩基本定位，来自于铁凝的个人生活，与《没有钮扣的红衬衫》里的设定是完全一致的。我们甚至可以看到，两个姐妹的年龄相差也基本相似，《没有钮扣的红衬衫》应该是说相差八岁，而《大浴女》说是相差七岁。《没有钮扣的红衬衫》只能是一个封闭式的自生自灭的故事，根本不能在《大浴女》中找出它的后延的发展历程。就像《绿化树》被张的后续的故事《习惯死亡》作了否定。
同样的素材，作者在不同时期的作品中，会用来说明不同的意念。
从女性作家来看，女性角色身上并不如男人看到的那般纯粹，单一，隐喻着性的强烈信号，她们的内心来得更加自卑，猥琐，阴暗，这种感觉造成了女人内心里的自卑。
男人在造女人的梦，就是那种可以如母性一般慰藉男人的梦，而同时，女人也在造男人的梦，就是男人如英雄一样能够拯救自己的梦。
这构成了男人与女人的不同的梦境，但男女作家，分别在这两头，去幻想着对异性的这种梦境的展演。
女人渴望男人来拯救，在《大浴女》里，就是小说里的尹小跳的原罪心理。她从童年起，就因为一种深刻的嫉妒或者还有对母亲移情别恋的报复，而间接变相地害死了自己的妹妹。这种女性的原罪的痛苦及自责在铁凝的一个阶段的小说里曾经大面积的出现，如在小说《午后悬崖》中，铁凝写道里面的一个人物在五岁上幼儿园的时候，因为嫉妒一个侨胞的孩子而把这个孩子从滑梯上推了下来，终至亡命。这种心态，都反映了女人的一种根深蒂固的不洁的原罪的心态。
这种原罪一直藏在女人的心里，从不表露出来，而男人看到的是她的忧郁、单纯、简单的一面，而这种外表的楚楚可怜却扰动了男人的拯救的情怀，于是，男人便果断地向女人发起了攻击——一种变相的拯救。
男女之间的干柴烈火属性及同性相吸的关系，其实并不仅仅是外在的肉体上，而更在于内心的心理上的这种互补。所以，陈凯歌的电影《温柔地杀我》里，表现一对男女一见面，便迫不及待地脱衣上床，只是简单地演绎了男女之间的肉体关系，而没有涉及到人物的灵魂的内在补偿。男女之间的内在的灵魂的补偿，实际上来自于男人的拯救动机与女人的自卑动机很多情况下的一拍即合。
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小说里尹小跳是如何在方兢之间进行了一种互相对垒的游戏的。
小说里的方兢，我们完全可以看成是张贤亮的化身。我们在很多文本的指向上，可以读到张贤亮的身影。如方兢在给尹小跳的信中写到：“当我走出低矮的干打垒土房看见沉默的万年不变的山时……”这里的“干打垒”，在张贤亮的《我的菩提树》中有专门的解释：“所谓盖房子，严格地说来，不过是用水把泥土粘合在一起，再搭上几根木头，顶上用芦苇盖住，砌成一个四方形的可以遮风挡雨的空间而已。后来推广了‘大庆经验’，这种房子就有了一个东北方言的专用名称叫‘干打垒’。”
方兢所代表的张贤亮之流的作家，为什么能够吸引年轻的女人？
这就涉及到女人的内在自卑的问题。
从《大浴女》来看，女人身上有三大恶。一是自卑。这就是女人的原罪情结。凝把这种原罪情结，浓缩与显影在一个“少年时代对妹妹之死”的责任问题上。这可以说是一种夸大了的女人的原罪的问题，这个罪孽的来源，是女人的嫉妒。在铁凝与王安忆的小说里，女人之间的嫉妒呈现出一种非常细腻的状态，而这种状态，又达到了一种匪夷所思的地步，这里的女人，绝对不会在张贤亮笔下呈现出来。可以说，女人的自卑情结的本质是源自于女人的嫉妒心态。二是自恋。女人有一种强烈的自恋情结。总把自己想象成是世界的核心，众多的男人围绕着自己，享受月亮般的荣耀。可以明白无误地说，女作家在写作品时，总是按捺不住地弥漫着一股浓烈而窒息人的自恋情结。三是虚荣。虚荣心就是一种虚假的荣耀，这是女人趋之若鹜的一种本能。比如在《大浴女》中作者明白地剖析着尹小跳的心态：“在她的年龄，以她的阅历，她还一时无法区别崇拜和爱，也不能判断在虚荣心驱动下的情感是怎样快速地占了上风。”
这是女人上钩的内因。而男人对女人的勾引，则源自于他的一种造神运动，把自己塑造成一种拯救者的角色。
小说里方兢基本是按照张贤亮的原形来演绎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张贤亮是如何勾引女人的，而他的勾引的原理，就是神化自己，他发动了一场造神运动。而正是在这里，折射出男人造神的三大恶，大致流程是：一是神化自己。二是旋晕理智。三是诱人献身。
先看神化自己。张贤亮虽然在《灵与肉》里对自己的家庭属性进行了批判，但是日后他足以挂在嘴边的却是他的贵族出身。这无疑是神话自己的第一步，说明他犹如是上天下凡的神灵一样，有着非同一般的高贵的血缘。在《习惯死亡》里，他还提到他父亲当年的情人在美国与他的一段思想的沟通与交流，显现出的是一种阿Q式的“老子当年比你还阔”的血脉上的正统。这种造神，在八十年代的时候，是以作家的身份呈现出的。作家成了当时的明星与上帝。小说里的一位甘愿向作家奉献女人的一切的女性说：“要知道他不是一个凡人他是一个作家呀，一个才华横溢的作家呀”，可以看出，女人把这个职业当成了一种超凡入圣的存在。
接下来是旋晕理智。在神的光圈之下，女人还有什么定力？《大浴女》中写道，尹小跳在献给方兢的一吻中，是“如此地虔诚和羞怯”，在神的虔诚的光圈下，她已经失去了自我，脱裤松带便是必然的选择。用小说25节开头的话进：“她像很多恋爱中的女性一样，偏执，大胆，胡涂。”
接着而来的，必然是诱人献身。这是男人的终极目标。
从上面的男人的造神运动来看，方兢是处处针对女人的三大软肋，把自己造成了一尊神，让女人在她的面前失去理智，然后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针对女人的自卑、自恋与虚荣，小说里的作家采取了一系列环环相扣的攻防手段。他在众多人流中，一举抓住自卑的尹小跳，主动与她交流，破解了女人心中的畏葸不前的怯懦情结。《习惯死亡》里，张贤亮写得如何攫取一个电影演员的时候，也是这种方法，他径直来到那个孤独的过气的电影明星那里，让那个女人受宠若惊，下面很自然就会投怀送抱了。女人喜欢自恋嘛，方作家便从国外写来充满着炫耀的信。而女人的虚荣心态，则是方作家在面对尹小跳时，大展自己的风流韵史，但他在叙述时，却成功地把灵与肉作了分离，说他对别的女人仅仅是肉的需要，而只有在小跳这里获得了灵的满足。这种谎言是男人最有效的攻取女人的托词。值得注意的是，小说里的方作家，其实与张贤亮斩获女人的手段有着相似的手法。其中有一点，我们不可忽视的是，无论是铁凝笔下的方作家，还是铁凝真实遇到的张贤亮，他们在攻取女人内心防线的时候，都用的是一种时尚的“洋”货作为投取猎物的长矛。
这一点，颇有意思。在张贤亮的《绿化树》里，张贤亮吸取了大量的“洋意象”，无形中把男主人公打造成一个八十年代通晓时尚风情的风情男人，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这种洋意识已经稍有削减，到了《习惯死亡》中，这种洋文化的卖弄已经彻底中止了，但是，张贤亮却在小说里像是一个国际大亨一样，显示着他的出入世界每一个角落的自负，时而是美国，时而是巴黎，这种地名的洋化符号，代替了早期小说中的道听传说的西方文化符号，即由地理的文化符号，代替了过去的历史文化符号，其目的，都是给他的小说装饰着一层巴洛克式建筑特有的洋派风范。而这种洋风范，是八十年代对女人最具攻击力的武器。张贤亮利用他掌握的洋化知识及后来借助于这种洋知识而获得的真实体验，始终使他站在显摆与卖弄神化自己的风头浪尖上，只是，他很快发现，九十年代后随着国内与国外的迅速资讯与物化程度的平衡化而难以激起什么波澜了。
在九十年代发表的《我的菩提树》中，张贤亮以一种百思不得其解的口吻，发出他的奇怪，他说之前他的小说总会收到成麻袋的信，但是这部小说的上本发表后，却反响寥寥。不知道为什么敏锐的张贤亮却显得如此的迟钝与糊涂。这一方面是九十年代对权威与精英的揭露，已经让造神运动已经没有基础性的社会土壤，张贤亮立足于造神模式的小说，再也无法赢得社会上的回应，另一方面，也是他笔下的一些资讯，已经不具备对闭塞的国内读者能够带来一种时尚的新潮的味道。
所以，在《大浴女》中，最后的方兢在再次见到尹小跳时，曾经梦想鸳梦重温，但尹小跳已经把他彻底看透了，称他新的作品“陈旧的悲苦和说教，加上一点点程式化了的浪漫，她不喜欢这样的电影。”
灭掉了张贤亮的男人的毒气，女人还需要自救。于是，女人开始营造一种乌托邦的梦境的。这种后神话与梦境，显然是乏力的。铁凝的自我救赎之梦，也来得如此虚弱与无力。
前面说到，女人的自恋与虚荣是不会因为一个男人的伤害而破灭的。在尹小跳勇敢地抛弃了方兢带给自己的伤害的时候，她的自恋情结开始发作了。她必须拥有一个像上帝一样围绕着她转的好男人，这就是小说里的另一个神异一样的男子陈在。
陈在在尹小跳十二岁的时候，就已经看上她了，一直在默默地注视着她，但因为他不敢问明真相，所以一直未婚，直到与妻子结婚的时候，也是妻子对他的威逼。这是作者用来抗衡方作家打击之后的另一种救命稻草，女人总幻想着有这样一个远远地呵护自己的好男人，这就是女人的自恋情结。
后来尹小跳主动向陈在表示自己的情感，对于这种情感，作者竟然用了柏拉图的方式进行了展示，虽然后来作者也写了两个人的床上关系，但是，他们在很久的状态下，都是以一种纯洁的灵魂沟通的方式的。这可以说是一种女人的乌托邦的恋情，而这种恋情的设计，明显是一种不真实的，但是它却是女人爱做的白日梦。小说里前面所写的尹小跳与方作家的段落，句句是实，给人一种强烈的真实感，处处透露出一种男人造神运动搞昏女人的写实主义的惊悚感，完全可以当成是一篇实录来阅读，里面富含着活灵活现的骨感十足的实指信息。但是在铁凝设想的尹小跳与陈在的关系段落，却充满着虚假，充满着女人自恋为基础的一碰即倒的梦幻主义的虚妄与空洞。特别是，尹小跳与陈在及前妻之间的“二女让男”的模式，充满着一种愚腐的失去人性真实基础的空洞与苍白，完全是作者的一种生硬的想象而已。然而，这种梦幻，却是支撑着尹小跳也就是作者能够立足下去的强力营养，只有依靠着这个虚幻的“好男人”，尹小跳包括铁凝才能战胜前面的方作家对她的欺骗与丢弃。这一点，恰恰是小说里的极大的败笔，反映出作者根本不是用现实性的真实性来描摹生活，而是凭着一已私欲的想当然来美化自己，忽视生活（并不是文革的美化现实，它美化的是自己）。
回到我们的主题上来，张贤亮的阳痿是一种生理疾病吗？不仅仅是这样。它更可能是一种心理的疾患。对这种心理的病害，有两位女性作家出于不同的动机不同的目的，给予了强力的打击，留下了中国当代文坛挥之不去的关联文本，值得我们去八卦一下，或许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看清我们从正规的文学史中看不到的内幕消息，让我们洞彻迷雾中混沌一片的中国当代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