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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南陵别儿童入京》赏析及研究性学习
吴泓工作室 整理
原诗
南陵别儿童入京⑴
白酒新熟山中归，黄鸡啄黍秋正肥。
呼童烹鸡酌白酒，儿女嬉笑牵人衣。
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争光辉⑵。
游说万乘苦不早⑶，著鞭跨马涉远道。
会稽愚妇轻买臣⑷，余亦辞家西入秦⑸。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⑹。
注释
⑴南陵：一说在东鲁，曲阜县南有陵城村，人称南陵；一说在今安徽省南陵县。
⑵起舞落日争光辉：指人逢喜事光彩焕发，与日光相辉映。
⑶游说：战国时，有才之人以口辩舌战打动诸侯，获取官位，称为游说。万乘：君主。周朝制度，天子地方千里，车万乘。后来称皇帝为万乘。苦不早：意思是恨不能早些年头见到皇帝。
⑷会稽愚妇轻买臣：用朱买臣典故。买臣：即朱买臣，西汉会稽郡吴（今江苏省苏州市境内）人。据《汉书·朱买臣传》：“朱买臣，会稽郡吴人，家贫，好读书，不治产业。常刈薪樵，卖以给食，担束薪行且诵读。其妻亦负担相随，数止买臣毋歌讴道中，买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买臣笑曰：‘我年五十当富贵，今已四十余矣。汝苦日久，待我富贵报汝功。’妻恚怒曰：‘如公等，终饿死沟中耳，何能富贵？’买臣不能留，即听去。后买臣为会稽太守，入吴界见其故妻、妻夫治道。买臣驻车，呼令后车载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园中，给食之。居一月，妻自经死。”
⑸西入秦：即从南陵动身西行到长安去。秦：指唐时首都长安，春秋战国时为秦地。
⑹蓬蒿人：草野之人，也就是没有当官的人。蓬、蒿：都是草本植物，这里借指草野民间。
赏析
作者：郑国铨
李白素有远大的抱负，他立志要“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但在很长时间里都没有得到实现的机会。天宝元年（742），李白已四十二岁，得到唐玄宗召他入京的诏书，异常兴奋。他满以为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时机到了，立刻回到南陵家中，与儿女告别，并写下了这首激情洋溢的七言古诗。
诗一开始就描绘出一派丰收的景象：“白酒新熟山中归，黄鸡啄黍秋正肥。”这不仅点明了归家的时间是秋熟季节，而且，白酒新熟，黄鸡啄黍，显示一种欢快的气氛，衬托出诗人兴高采烈的情绪，为下面的描写作了铺垫。
接着，诗人摄取了几个似乎是特写的“镜头”，进一步渲染欢愉之情。李白素爱饮酒，这时更是酒兴勃然，一进家门就“呼童烹鸡酌白酒”，神情飞扬，颇有欢庆奉诏之意。显然，诗人的情绪感染了家人，“儿女嬉笑牵人衣”，此情此态真切动人。饮酒似还不足以表现兴奋之情，继而又“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争光辉”，一边痛饮，一边高歌，表达快慰之情。酒酣兴浓，起身舞剑，剑光闪闪与落日争辉。这样，通过儿女嬉笑，开怀痛饮，高歌起舞几个典型场景，把诗人喜悦的心情表现得活灵活现。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描写自己的内心世界。
“游说万乘苦不早，著鞭跨马涉远道”。这里诗人用了跌宕的表现手法，用“苦不早”反衬诗人的欢乐心情，同时，在喜悦之时，又有“苦不早”之感，正是诗人曲折复杂的心情的真实反映。正因为恨不在更早的时候见到皇帝，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所以跨马扬鞭巴不得一下跑完遥远的路程。“苦不早”和“著鞭跨马”表现出诗人的满怀希望和急切之情。
“会稽愚妇轻买臣，余亦辞家西入秦”。诗从“苦不早”又很自然地联想到晚年得志的朱买臣。据《汉书。朱买臣传》记载：朱买臣，会稽人，早年家贫，以卖柴为生，常常担柴走路时还念书。他的妻子嫌他贫贱，离开了他。后来朱买臣得到汉武帝的赏识，做了会稽太守。诗中的“会稽愚妇”，就是指朱买臣的妻子。李白把那些目光短浅轻视自己的世俗小人比作“会稽愚妇”，而自比朱买臣，以为象朱买臣一样，西去长安就可青云直上了。真是得意之态溢于言表！
诗情经过一层层推演，至此，感情的波澜涌向高潮。“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仰天大笑”，多么得意的神态：“岂是蓬蒿人”，何等自负的心理，诗人踌躇满志的形象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首诗因为描述了李白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对了解李白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感情具有特殊的意义。而在艺术表现上也有其特色。诗善于在叙事中抒情。诗人描写从归家到离家，有头有尾，全篇用的是直陈其事的赋体，而又兼采比兴，既有正面的描写，而又间之以烘托。诗人匠心独运，不是一条大道直通到底，而是由表及里，有曲折，有起伏，一层层把感情推向顶点。犹如波澜起伏，一波未平，又生一波，使感情酝蓄得更为强烈，最后喷发而出。全诗跌宕多姿，把感情表现得真挚而又鲜明。
原载：《唐诗鉴赏大辞典》
研究性学习
故乡如此，南陵也不例外
细说“南陵诗风暴”
丰吉
一场“南陵诗风暴”
前不久，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康震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称唐朝诗人李白《南陵别儿童入京》一诗中的“南陵”不是安徽的南陵，说这个“南陵”在山东。这一说，直接引发了“55万南陵人的震惊和愤慨”。南陵人在地方媒体及自己的网站上，“愤怒声讨”康震先生，有人甚至要求他公开向南陵人民道歉。风暴突起，沸沸扬扬。
李白的原诗是这样的：
白酒新熟山中归，黄鸡啄黍秋正肥。
呼童烹鸡酌白酒，儿女嬉笑牵人衣。
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争光辉。
游说万乘苦不早，著鞭跨马涉远道。
会稽愚妇轻买臣，余亦辞家西入秦。
仰天大笑出门去，吾辈岂是蓬蒿人？
学说之争，本来是常见的，因而也是正常的，但争论必须是实事求是的。观点对的，要坚持；不对的，可以在争论中得到矫正。而观点的对与错，向来不是以所持观点人数的多寡来决定。人数多，不一定观点对；人数寡，不一定观点不对，不是有人说“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吗！当然，不论观点对否，都可以进行讨论。模糊的，总是越辩越明。然而，在55万南陵人异口同声的谴责、甚至责骂声中，康震先生一直没有回应，似乎“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
其实不然，康震先生不仅有不错的学术水平，而且也有相当好的社会阅历，他深知当今“秀才”的水平不一定很高，可“兵”的水平却绝非往日百姓可比，55万南陵人中就没有一个人能与一位副教授平坐论理的？当然不是。可以说，康震先生沉默的原因，是绝大多数人所不明了的：此南陵，非彼南陵——这并不是他的学说发现！早在20多年前，就有教授、专家说过这种话。要道歉，也该是始作俑者道歉！当然，对这事完全可以实话实说：20多年前就有人说这个“南陵”不是安徽的南陵，而是在山东。可在那种公开场合，能说出这种话的，如今恐怕已找不到几个人了。
平心而论，康震先生完全可以公开说一句：你55万南陵人“震惊”啥呢？20多年前，人家教授都说过了，我一个副教授，重复一下教授的观点，就值得你们如此大动肝火？人家说，你们咋不震惊？
面对这样的局面，康震先生只有责怪自己：人家“发现”了，没张扬，只是在学术杂志上说说；俺从那儿看见了，说出来，当了一回“传声筒”，招来一顿谴责，好像是活该！
李白“来不及”去南陵？
关于李白在天宝元年(742)入京之前，南游并寄居在南陵一事，一千多年来，一直是大家的公论。当代研究李白的名家郭沫若、詹锳等都有考论，说得详细明白。可后来詹锳先生的一位学生，名叫葛景春的，称他查找了李白同时代及唐人的相关记载，如李阳冰《草堂集序》、魏颢《李翰林集序》以及李白的好友杜甫等人的诗文，都不曾提到李白在入京前到过南陵。葛先生可能就是戴着这样一副“有色眼镜”来考证李白的游历，说李白没有“寄居南陵”的事实。
那么，李白《南陵别儿童入京》一诗是怎么回事呢？
葛先生称，此南陵，非安徽南陵。那么，这个“不是安徽的南陵”，到底在哪里？理由何在？葛先生说，考太白行踪，天宝元年四、五月间，李白正在游太山(即泰山)，有诗为证，共8首，第一首中有这样的句子：
四月上太山，石屏御道开。
……
第五首中又说：
山花异人间，五月雪中白。
……
这都表明，李白在天宝元年的四、五月间，确实在泰山游玩。
可在《南陵别儿童入京》中，李白说：
……秋正肥。
这清楚地表明，李白是在深秋时，从南陵“别儿童”(子女)入京的。
于是葛先生说，李白从四、五月间游泰山到“南陵别儿童入京”的深秋，“其间绝非两三个月内所能完成”。
葛先生还说，他的导师詹锳先生“考虑到这一层，而将(在)《李白诗文系年》一书中，将李白进京的时间推迟了一年”，“但这样一推迟，以后有许多问题都不好解决。如李白与杜甫在洛阳相见及李、杜与高适同游梁宋，俱在天宝三载，也按顺序推迟到天宝四载，与史实已生冲突。如果不推迟，这许多事，再加上数千里往返的路程，在古代交通不方便的情况下，都发生在两三个月的时间内，由东鲁迁家南陵，客游会稽，又应诏入京，是根本不可能的。”
葛先生在这里再一次说到时间上的“不可能”。
并不存在的“时间问题”
现在，我们来静静地看一下葛先生一再说到的这个“时间问题”。
首先，葛先生可能忽视了一个简单的计算问题。从四、五月到“秋正肥”，如果满打满算，应该有五个月的时间，可葛先生说只有“两三个月”的时间。这确实使我们感到惊诧：难道一个教授，连起码的、掰着手指都能算出来的加减法都会出问题？笔者说出这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可能真的让葛先生难堪，但为了避免这种“低级错误”造成更为不好的影响，指出来加以澄清，完全是有必要的。
其二，葛先生的言语中说李白除了从东鲁迁家到南陵、在南陵应诏到京城之外，中间又凭空夹进了“客游会稽”一事。这“客游会稽”又是怎么回事呢？
以前有人说李白从东鲁迁家南陵后，又东去会稽。对此，在葛先生之前，已经有好几位专家论证过：这期间，李白“客游会稽”的事，根本不存在。葛先生对这一研究成果是知道的，并同意这一观点，在其学术论文中说李白“没有客游会稽”。
这一来，笔者不得不再一次冒犯葛先生：天宝初年，“客游会稽”一段既然已经从李白的游历中被“删除”，那么，就不应该再说李白从东鲁迁家南陵，然后又从南陵到会稽。否则，凭空地为李白“安排”这一旅游活动，李白先生当然“来不及”啰。
其三，顺便提醒一点，就是葛先生称他的导师詹锳先生因考虑李白“时间来不及”的问题，而将李白入京时间“推迟”了一年，从而导致“以后有许多问题不好解决”。这种说法不知是真是假。如果詹锳先生轻易就能将研究对象的活动时间“推迟”，那么，他对别的问题考证的准确性及严肃性，都将会受到大家的质疑。学术研究向来是件极其严谨的事，弄不明白的、没有结论的问题很多，可以存疑，但勉强下结论、迁就对象来“吻合”自己先入为主的结论，这都不是真正学者干的事。
言至此，我们再退一步说：既然天宝元年李白被诏入京前不在南陵，那么，这首诗中的“南陵问题”该怎么解释呢？
葛先生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一是这个“南陵”根本就不存在。葛先生说，原来这首诗的题目叫《古意》，直到宋朝，这首诗的题目才变成了《南陵别儿童入京》。二是这个“南陵”是存在的，但不在安徽，而在山东。葛先生说，李白曾寄居在山东衮州的瑕丘县。李白诗歌中虽然没有“瑕丘”，但有“沙丘”。山东省的这个“瑕丘”，就是当年李白诗中的“沙丘”。依据何在？葛先生说，瑕丘的“瑕”与沙丘的“沙”，“只有一音之转”，所以“瑕丘”就是“沙丘”。
可见，葛先生是想从古代音韵学的角度找到“瑕”与“沙”的“亲近关系”。事实上，这两个字在音韵学上叫“叠韵字”，而不是“一音之转”。
再退一步说：即便“瑕丘县”就是“沙丘县”，那么，沙丘与“南陵”又有什么关系呢？
葛先生的论证分两步。第一步是将“丘”论证成“陵”，也就是将“沙丘”变成“沙陵”。怎么变？葛先生引用了著名的权威“字书”《说文解字》。在这部字书里，“丘，土之高也，非人所为也。”《说文解字》说“陵，大阜也……阜最大，名为陵”。葛先生说“由此可见，丘也好，陵也好，都是土高而厚的意思。沙丘也好，南陵也好，意思是一样的。”
事实上，葛先生在这里仅仅论证了“丘”与“陵”的关系，即只证明了“沙丘”就是“沙陵”的关系，他是如何变“沙陵县”为“南陵县”呢？
这是葛先生第二步要论证的。葛先生说，当年李白寄家在今天山东瑕丘县的南边，即当年沙丘县(即沙陵县)的南边，因此“李白称其‘南陵’也是可能的”，“也许当时本地人有称沙丘为‘南陵’者，或未可知。”
诸位可明白了？“南陵”是这么来的！
如此之推理，逻辑不可谓不严密，但事实上，这里有个疑问：既然李白寄家在沙丘县的“南边”，也就是说，沙丘县在李白那个“临时家”的北边，李白只会称沙丘为“北丘”(按葛先生的逻辑，应该是“北陵”)，怎么会说“南丘”(即葛先生说的“南陵”)呢？
当然，葛先生也有谨慎之处：他对这一问题的论证，自始至终用的都是“可能”、“也许”。从文意上看，他似乎想肯定自己的论证结论(否则，就很难称其为“学术论文”了)，可在遣词方面，他一直选用着这些模棱两可的词。
事实上，凡是做学问的，没有人不知道这样的道理：人名与地名的考证，和语意、文意的考证不同。孔丘，就是孔子，不能因为“丘”与“陵”的意义相近而说“孔丘”就是“孔陵”；孔子是山东曲阜人，不能因为“陵”与“阜”的意义相近而说“孔子是曲陵人”；就如“葛先生”，就是葛先生，说他是“藤先生”，恐怕他就不愿意了。
由上可知，从瑕丘到沙丘，从沙丘到沙陵，从沙陵到南陵，根本就找不到一点事实根据。
顺便说一句：现在人(包括葛先生)所说的“山东”，在李白那时候是不存在的。作为行政区划，现在人说的“山东”，是从金朝开始的。
葛先生的“新发现”
葛先生说，当他提出《南陵别儿童入京》诗中的“南陵”不是安徽的南陵时，“首先得到了我们的导师詹锳先生的支持，他不但肯定了我们的这一观点，而且还撰文进一步指出，《南陵别儿童入京》中的‘南陵’，就是在‘去鲁城不远的地方’。”(注意：在这里，葛先生又把本应该是“我的观点”说成“我们的这一观点”)
由这段话可知：第一，葛先生在这里已经忘记了他关于“古意”的一番考证，竟然又认为有“南陵”存在了。第二，当葛先生“考证”出《南陵别儿童入京》一诗中的“南陵”非安徽南陵时，他并不知道这个“南陵”在哪里——这是很荒唐的：你连“南陵”在哪里都不知道，怎么就能否定不在安徽呢？
应该说，水平高的还是导师——詹锳先生断言：就在去鲁城不远的地方！
这一断言，无异于一声命令哦：几个人来到“去鲁城不远的地方”寻找。从济宁找到衮州，从衮州找到曲阜，但一直找不到“南陵”。莫非导师的判断有误？这是晚辈们很难接受的事实。
继续找！终于在曲阜县南边找到一个村，名叫“陵城村”。村名中的这一个“陵”字，又无异于一帖兴奋剂！加上这群弟子突然发现这个“陵城村”就在曲阜县的南边，于是“陵城村”就被封为“南陵村”了。
在此之前，《南陵别儿童入京》中的“南陵”是不存在的；李白寄家“南陵”的事，更不存在。现在，“南陵”找到了，于是李白又“寄家南陵”了！可见，这是一个比较好笑的逻辑：南陵在安徽，李白就不曾寄家南陵；当“南陵”在山东时，李白就寄家“南陵”了。随后，找到山东“南陵”的几个人领着葛先生去实地考察。葛先生说：“通过实地考察，以及对李白《南陵别儿童入京》及《酬张卿<夜宿南陵>见赠》二诗的分析，我比较倾向他们的看法。”这句话又把事情绕回来了：在实地考察之前，葛先生的论证似乎全然是空话，说说而已。即便“实地考察”了，也才是“比较倾向”这个看法。
李白奉诏由任城入京新考
郑修平
李白奉诏由何处入京的问题，以往曾有人作过论证，也提出了由安徽南陵或山东任城等一些说法，但都因缺乏论据，或未把握准论据等原因，均又都被说者自我否定了。
近十几年来，本人在研究李白在山东的过程中，发现李白由任城入京，是有充足理由的。其证据主要有李白的以下两首诗:
其一：《送韩准裴政孔巢父还山》。诗云:
猎客张兔置, 不能挂龙虎。
所以青云人, 高歌在岩户。
韩生信英彦, 裴子含清真。
孔侯复秀出, 俱与云霞亲。
峻节凌远松, 同衾卧盘石。
斧冰漱寒泉, 三子同二屐。
时时或乘兴, 往往云无心。
出山揖牧伯, 长啸轻衣簪。
昨霄梦里还, 云弄竹溪月。
今晨鲁东门, 帐饮与君别。
雪崖滑去马，萝径迷归人。
相思若烟草，历乱无冬春。
这首诗可以说反映了李白奉诏由任城入京的基本过程。诗中“时时或乘兴，往往云无心。出山揖牧伯，长啸轻衣簪。”四句，反映了李白由徂徕山接到朝廷征召他的讯息后，高兴得返回，到鲁郡太守处接诏书的一段过程。其中“往往云无心”句中的“云无心”一语，出自陶渊明《归去来辞》：“云无心以出岫”。陶渊明以此来寄寓他出山做官，像“无心云”出山一样，并不是为了功名，而完全是为了自身本能的吃饭生存。李白于此引用陶渊明此话的用意，也十分明确，是说他此时出山做官，完全像“无心云”出山一样(出乎意料)的自然而然。鉴于陶渊明为了吃饭而出去做官，而李白此时什么也不为却意外的出山做官了，所以他在“云无心”前面加了“往往”二字，以与陶渊明的“云无心”相区别。按李白生平游踪，此时此地意料之外的出山做官，只有奉诏入京一次机会。前一句“时时或乘兴”一句,引用了《世说》王徽之雪夜访戴逵“乘兴而往,兴尽而返”一事，他在“乘兴”前面加了“时时”二字，这就又与王徽之绝对的“乘兴而往”不同了，是说他的“乘兴”既可往，亦可返。此时正是乘兴而返。这也就是他高兴得由徂徕山返回的原因。“出山揖牧伯，长啸轻衣簪”两句，是说他出山后办的第一桩事情。牧伯:古代方伯、州牧的合称，喻指州郡级的最高行政长官，此处自然是指鲁郡太守。鲁郡太守并不是李白的友人，李白出山后，之所以去揖见他，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朝廷征召李白入京一事，事前必须通过鲁郡政府派员去徂徕山通知李白,李白接通知后自然要去揖见鲁郡太守，也只有在太守的衙署内，由朝廷使臣(或由鲁郡太守代行)宣诏。李白接诏书后，不管使臣，还是鲁郡太守，都不可避免的会对李白升官晋爵的恭维一翻。在这种情况下，狂放不羁的李白，当面说出了“长啸轻衣簪”这句令人啼笑皆非的谦词，也是很自然的。
根据以上四句,特别是“往往云无心”一句判断，李白此时是奉诏入京，应是准确的。因为李白笔下的这种特殊的“无心云”，实际上己成了无意于官宦仕途，而却进入了官宦仕途，或无意于官宦仕途而进入了官宦仕途却又想归隐行为的代名词。这有他的《答高山人兼呈权顾二侯》、《同王昌龄送族弟襄归桂阳》、《送林公上人游衡岳序》为证。
诗中“昨宵梦里还，云弄竹溪月。今晨鲁东门，帐饮与君别”四句，是述说的他临入京前参加的一次帐饮送别。从诗的题目看，这次帐饮的东道主应是李白，然李白在诗中却主动说出了“帐饮与君别”的话。很显然，别去者不是韩准、裴政等隐友，而是李白本人了。这种反主为宾现象的出现，说明了此次帐饮的东道主，不是李白，也不是韩准等人，而是鲁郡政府。因为此时李白接了皇帝的诏旨，即将入京成为皇帝的近臣了，这自然是鲁郡太守炫耀自己的大好时机，他既为了讨好李白，又为了表示对朝廷的尊重，所以他为李白入京饯行，特设了这次帐饮活动。至于韩准、裴政等人，或则是应鲁郡政府特邀，或则是应李白之约由徂徕山赶来参加为李白送行。而李白却巧妙的来了个借花献佛，把此次送别他的帐饮，借作他送别隐友的帐饮了。如此判断，也是合乎情理的。(1)帐饮，又称帐别、供帐、祖帐。就是在路旁搭起帐蓬，摆设酒筵，为友人送别。只从李白《送贺监归四明应制》、《赠韦太守良宰》、《与诸君送陈郎将归衡阳》、《宣城送刘副使入秦》等诗看，帐饮是一种场面隆重、热烈、规格较高的一种宴饮送别友人的活动。很难设想狂放不拘的李白，会如此的费神、费时、费财、费力的办如此昵于形式的活动。(2)韩准等人仅是李白一般的隐友，时其名声都远不如李白，况且徂徕山距任城只有百里之遥，根本也没必要铺张如此隆重的送别仪式。其诗中帐饮的——鲁东门，应是指的任城。因为只有在李白的家中，李白才有可能扮演既是主，又是宾的双重角色。李白另有《鲁东门观刈蒲》一诗，此诗重点反映了“鲁东门”这个地方盛产蒲草和蒲席的乡土民风。查当时鲁郡各县，盛产蒲草且蒲编业发达的地方，只有任城一地。另一位大诗人杜甫,对任城的此种风土,亦有热情的呕歌。他在《与任城许主簿游南池》诗中说：“菱(即菱角)熟经时雨，蒲荒八月天”。一个“荒”字，道出了任城蒲草连天成片。“晨朝降白露，遥憶旧青毡”一句，是说当时他与许主簿铺着蒲席夜宿南池，清晨起来，瞒目白露，深觉蒲草的柔软温暖,竞将其与他老家的青毡相比美。亦可证明诗中的鲁东门,确指任城无疑。
综上所述,既然这首诗是李白自述其奉诏入京及入京前辞别隐友的活动过程。其辞别地点又是任城,所以此诗则是李白由任城入京的有力证据了。
其二,《南陵别儿童入京》。诗云:
白酒新熟山中归,黄鸡啄黍秋正肥。
呼童烹鸡酌白酒,儿女嬉笑牵人衣。
高歌取酒欲自慰,起午落日争光辉。
游说万乘苦么早,著鞭跨马涉远道。
会稽愚妇轻买臣,余亦辞家西入秦。
仰无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该诗明显是叙述诗人接诏书后，返回家中，与子女一起欢呼雀跃的情景及跨马入京的激昂情绪。据此即可作出一个明确判断，那就是李白奉诏入京，当时是由他的家中跨马起程的。既然肯定了李白奉诏入京跨马起程于家中，那么就又可以作出一个必然判断，即李白跨马入京的地点,非任城莫属。因为此时李白的家正在东鲁任城。详见拙作《李白在山东论丛•李白寄家任城23年考》。山东友谊书社、1991年版。此则是李白奉诏由任城跨马起程入京的又一证据。
李白既然是由任城家中跨马入京的，而任城又从未有以“南陵”见称过，那么该诗的题目为什么题作《南陵别儿童入京》了呢？对此，曾有论家根据宋朝神宗元丰三年（1080）以后所有的李白诗集版本，在该诗题下均有“一作《古意》”之说。他们又查阅了自唐代李白健在的天宝12年（753）至宋朝初的太平兴国间的230余年间的所有诗集中的该诗题目，均为《古意》，根本没有《南陵别儿童入京》题目之说。据此断定，《南陵别儿童入京》这个诗题，是宋代人误改《古意》的结果。其实，从李白自开元24年（736）至乾元元年（759）一直寄家任城的史实来看，这首诗又肯定于入京之际写于任城家中。所以《南陵别儿童入京》这个题目，是由，《古意》误出是无疑的了。
天宝初年李白奉诏入京地再考辨
丁放
天宝元年，李白奉诏入京，临行前别妻女时作《南陵别儿童入京》。从詹鍈《李白诗文系年》到复旦大学中文系《李白诗选》、郁贤皓《李白选集》皆认为南陵即今安徽南陵县。上世纪八十年代，有学者主张李白由山东应诏入京，并进而坐实南陵为山东曲阜的一个村庄。笔者对此诗的背景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考察，认为南陵即今安徽南陵县:
南陵在梁武帝时已置县，《旧唐书·地理志三》江南西道宣州南陵县:“南陵，汉春谷县地。梁置南陵县。武德七年，属池州，州废来归。”《全唐诗》中有三十七处提到南陵，从其具体描写来看，有百分之八、九十指今安徽南陵县。与李白同时的诗人如孟浩然《泊宣城界》:“西塞沿江岛，南陵问驿楼。”王维《送张五諲归宣城》:“渔樵南陵郡，人家青谷谿。”王昌龄《至南陵答皇甫岳》:“与君同病复漂沦，昨夜宣城别故人。”李白本人的《江夏赠韦南陵冰》、《赠韦南陵冰》、《于五松山赠南陵常赞府》、《书怀赠南陵常赞府》、《与南陵常赞府同游五松山》、《送通禅师还南陵静隐寺》、《答杜秀才五松山见赠》、《纪南陵题五松山》诸诗之南陵，无一不是指今安徽之南陵县。李白诗提及南陵者共十处，南陵明确指“东鲁”或“鲁郡”者未见。比较明显的例外是李白的《酬张卿夜宿南陵见赠》，诗的开头四句“月出鲁城东，明如天上雪。鲁女惊莎鸡，鸣机应秋节”明为鲁地景物，詹鍈先生系于天宝四载，即李白被唐玄宗“放还”之后曰:“当是秋季鲁城作。”詹说甚是。詹引朱谏之语曰:“白宿东鲁，张卿以夜宿南陵之诗赠白，白酬之也。”朱氏之意当为此诗是张卿作于宣城之南陵，李白在鲁地酬之，也言之成理。瞿蜕园、朱金城先生《李白集校注》按云:“此诗之张卿当即卷九《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诗中所指之人，此云:‘我昔辞林丘，云龙忽相见。’是二人在长安相识也。”据当代学者考证，此张卿指玄宗之婿、玉真公主侄婿、张说之子张垍，且此诗作于开元十八年李白一入长安之时，细玩《酬张卿夜宿南陵见赠》一诗中的“我昔辞林丘，云龙忽相见。客星动太微，朝去洛阳殿”，说明二人曾到东都洛阳朝见过皇帝，“与君各未遇，长策委蒿莱”，可知二人皆无功名，故此张卿不可能是张垍，因为驸马不可谓“未遇”，李白也不应用此口气将自己与之相提并论，至于诗题中的南陵，则尚须新材料来证明。但即使这首诗作于鲁地，也无法证明与《南陵别儿童入京》作于同时，不能作为《南陵别儿童入京》一诗作于今山东省的证据。
说者又谓“黄鸡啄黍秋正肥”句所写非中原景物，黍产于中原，而江南主要产稻米。但唐人写江南风物，却时常提及“黍”，仅以“鸡黍”连用为例。孟浩然《过故人庄》“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裴司士员司户见寻》:“厨人具鸡黍，稚子摘杨梅。”《戏题》:“已言鸡黍熟，复道瓮头清。”孟浩然这几首诗，当作于其故乡兼隐居地襄阳一带。秦系《早秋宿崔业居处》:“鸡黍今相会，云山昔共游。”严维《酬王侍御西陵渡见寄》:“若不嫌鸡黍，先令扫弊庐。”秦系、严维均主要生活在今浙江一带，诗中所写亦为江南风物。柳宗元《田家三首》(其二):“里胥夜经过，鸡黍事筵席。”柳宗元被贬至南方，诗亦作于此贬地。杜牧《村行》:“半湿解征衫，主人馈鸡黍。”杜牧年轻时江西、宣歙等地任幕职，中年后任黄、池、睦诸州刺史，皆在江南。
有人根据乾隆《曲阜县志》来推测的“南陵”在曲阜，最不符合学理。该县志上说“曲阜县……计村庄之大者一百四十有一。……西南十有四:……陵城南庄。”说者曰:“其地今为陵城镇，人称南陵”。且称据当地文化局的同志所言，这个村庄现在就叫做“南陵”,(见安旗《李白诗指要》)以此为证，殊为未安。因为既找不到此地在唐代名“南陵”的任何依据，又没有任何证据说李白此诗与此地有关。
从李白行踪来考察，天宝初年，他完全有可能置家南陵。李白于开元十三年出川，“仗剑去国，辞亲远游”，至湖北安陆，娶故相许圉师的孙女为妻，从开元十五年至二十五年，“酒隐安陆，蹉跎十年”(李白《秋于敬亭送从侄游庐山序》)，这期间，他到过扬州、金陵等地，(并于开元十八年左右“一入长安”)。开元二十七、八年，李白曾与王昌龄会于巴陵(王有《巴陵别李十二》)，与孟浩然会于襄阳(李白有《赠孟浩然》)，可见从出川至开元末，其生活轨迹一直是沿着长江两岸展开的，王琦《李太白年谱》说李白开元二十三年移家东鲁，并无确证。故此段时间内他在宣州、南陵一带(与上述地区均在长江沿线)游历，且移家南陵，是完全有可能的。至于李白移家东鲁的时间，我推测可能在他被“赐金放还”之后。李阳冰《草堂集序》曰:“天子知其不可留，乃赐金归之，遂就从祖陈留采访大使彦允，请北海高天师授道箓于齐州紫极宫。”魏颢《李翰林集序》:“以张垍逐，游海岱间，年五十余尚无禄位。”李、魏二人都是李白晚年交情极深的亲友，且都受李白之托为之编辑文集，其言足资采信。现在可以考知的是，李白天宝三载离开长安后，与杜甫会于洛阳，二人又与高适同游梁、宋(今河南开封、商丘一带)，李、杜又同至鲁地，并拜见北海太守李邕。李白很有可能在此时期移家东鲁，时间约在天宝三载至五载。
《南陵别儿童入京》与《别内赴征三首》均作于天宝元年，地点均为安徽南陵。有人认为《南陵别儿童入京》作于今安徽南陵，时间在开元十八年李白一入长安时。此说不确。一来李白不可能这么早就将家移至南陵，二来“仰天大笑”二句不像初闯长安的年轻人的口吻，而让人觉得李白此行有些来头，最大的可能就是奉诏进京，否则不应如此欣喜若狂。李白有《别内赴征三首》,诗云:“王命三征去未还，明朝离别出吴关。白玉高楼看不见，相思须上望夫山。”“出门妻子强牵衣，问我西行几日归。归时倘佩黄金印，莫见苏秦不下机。”“翡翠为楼金作梯，谁人独宿倚门啼？夜坐寒灯连晓月，行行泪尽楚关西。”郭沫若《李白与杜甫》认为作于至德中奉永王召别内而作。此说亦不确。李白赴永王幕之前正隐居庐山，其诗云:“半夜水军来，浔阳满旌旃。空名适自误，迫胁上楼船。”(《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寄江夏韦太守良宰》)稍后又有诗云:“穆陵关北愁爱子，豫章天南隔老妻”(《万愤词投魏郎中》)。而《别内赴征三首》无一语提及安史之乱，上述诗句及与《永王东巡歌》相比较，即可知绝非作于同时。《南陵别儿童入京》重在写给儿女，其中“会稽愚妇轻买臣”，对妻子表达了不满；《别内赴征三首》主要写妻子，对妻子又颇含深情，二者的语气有些矛盾，如果要对其原因作一些猜测的话，则可能其妻原本对他此次长安之行并不看好，所以李白先写了《南陵别儿童入京》,诗中表达了对妻子的不满。也许过了两天，当李白真要离开家时，其妻的态度有所改变，李白对妻子也有不舍之情，故又作了《别内赴征三首》,诗中“归时倘佩黄金印，莫见苏秦不下机”二句，对妻子亦微含不满。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单位:合肥师范学院)
附：
只有高于高考才能超越高考——论吴泓老师的教学方法
深圳市新安中学高一年级（12）班学生李友林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6af0be0100cw93.html
读李友林同学文章《只有高于高考才能超越高考——论吴泓老师的教学方法》
必胜客（网名）深圳市新安中学2004届学生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6af0be0100cxuh.html
《中学语文》2011年第4期：精神和言语就是这样共生的潘纪平
全国首届专题教学研讨会历届学生代表发言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6af0be0100r8v5.html
《中国教育报》5月19日发文：学生的思想究竟从哪里来？吴泓
注：该资料为新安中学学生专题研究性学习之用。谨向作者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