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安国、王恢廷辩考 自然辩证法考试

韩安国、王恢廷辩考

作者:谭晓斌

汉武帝时,在对待匈奴的问题上,御史大夫韩安国主和,而大行令王恢主战。

孝景中二年(西元前148年),汉与匈奴之间的和亲又一次因为后者的侵略行为而断绝,到了孝武建元六年(西元前135年),匈奴向汉提出和亲,于是武帝召开会议,让群臣讨论此事。

《史记》卷一百八《韩长孺列传》云:

建元六年,武安侯为丞相,安国为御史大夫。

匈奴来请和亲,天子下议。

大行王恢,燕人也,数为边吏,习知胡事。议曰:“汉与匈奴和亲,率不过数岁即复倍约。不如勿许,兴兵击之。”

安国曰:“千里而战,兵不获利。今匈奴负戎马之足,怀禽兽之心,迁徙鸟举,难得而制也。得其地不足以为广,有其众不足以为彊,自上古不属为人。汉数千里争利,则人马罢,虏以全制其敝。且彊弩之极,矢不能穿鲁缟;冲风之末,力不能漂鸿毛。非初不劲,末力衰也。击之不便,不如和亲。”

群臣议者多附安国,於是上许和亲。

《汉书》卷五十二《韩安国传》云:

其年,田蚡为丞相,安国为御史大夫。

匈奴来请和亲,上下其议。

大行王恢,燕人,数为边吏,习故事,议曰:“汉与匈奴和亲,率不过数岁即背约。不如勿许,举兵击之。”

安国曰:“千里而战,即兵不获利。今匈奴负戎马足,怀鸟兽心,迁徙鸟集,难得而制。得其地不足为广,有其众不足为强,自上古弗属。汉数千里争利,则人马罢,虏以全制其敝,势必危殆。臣故以为不如和亲。”

群臣议多附安国,于是上许和亲。

在这场廷辩中,韩安国战胜了王恢,武帝同意和亲。韩安国的获胜是很正常的,因为他提出了一个谁都无法回避的问题,那就是要想攻打匈奴,就得出塞作战,汉军不可能总是待在塞内,只守不攻吧,而出塞作战的话,非常非常困难,在当时,足以让绝大多数的人知难而退。你们看,连武帝都退缩了。毕竟,迈出第一步总是非常困难的。好在事情很快便出现了转机。一个叫聂壹的人给武帝君臣提供了一个方案,那就是把匈奴人引到塞内,然后用一场伏击将其歼灭。聂壹成功地将“十馀万”匈奴骑兵引了进来,此举也使他名留青史,虽然在最后关头因为军臣单于的警觉而功亏一篑,但是武帝已经迈出了第一步,伟大的帝国反击战开始了。

《史记》卷一百八《韩长孺列传》云:

其明年,则元光元年,雁门马邑豪聂翁壹因大行王恢言上曰:“匈奴初和亲,亲信边,可诱以利。”阴使聂翁壹为间,亡入匈奴,谓单于曰:“吾能斩马邑令丞吏,以城降,财物可尽得。”单于爱信之,以为然,许聂翁壹。聂翁壹乃还,诈斩死罪囚,县其头马邑城,示单于使者为信。曰:“马邑长吏已死,可急来。”於是单于穿塞将十馀万骑,入武州塞。当是时,汉伏兵车骑材官三十馀万,匿马邑旁谷中。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大行王恢为将屯将军,太中大夫李息为材官将军。御史大夫韩安国为护军将军,诸将皆属护军。约单于入马邑而汉兵纵发。王恢、李息、李广别从代主击其辎重。於是单于入汉长城武州塞。未至马邑百馀里,行掠卤,徒见畜牧於野,不见一人。单于怪之,攻烽燧,得武州尉史。欲刺问尉史。尉史曰:“汉兵数十万伏马邑下。”单于顾谓左右曰:“几为汉所卖!”乃引兵还。出塞,曰:“吾得尉史,乃天也。”命尉史为“天王”。塞下传言单于已引去。汉兵追至塞,度弗及,即罢。王恢等兵三万,闻单于不与汉合,度往击辎重,必与单于精兵战,汉兵势必败,则以便宜罢兵,皆无功。

《汉书》卷五十二《韩安国传》云:

明年,雁门马邑豪聂壹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亲,亲信边,可诱以利致之,伏兵袭击,必破之道也。”

上乃召问公卿曰:“朕饰子女以配单于,币帛文锦,赂之甚厚。单于待命加嫚,侵盗无已,边竟数惊,朕甚闵之。今欲举兵攻之,何如?”

大行恢对曰:“陛下虽未言,臣固愿效之。臣闻全代之时,北有强胡之敌,内连中国之兵,然尚得养老长幼,种树以时,仓廪常实,匈奴不轻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内为一,天下同任,又遣子弟乘边守塞,转粟挽输,以为之备,然匈奴侵盗不已者,无它,以不恐之故耳。臣窃以为击之便。”

御史大夫安国曰:“不然。臣闻高皇帝尝围于平城,匈奴至者投鞍高如城者数所。平城之饥,七日不食,天下歌之,及解围反位,而无忿怒之心。夫圣人以天下为度者也,不以己私怒伤天下之功,故乃遣刘敬奉金千斤,以结和亲,至今为五世利。孝文皇帝又尝壹拥天下之精兵聚之广武常溪,然终无尺寸之功,而天下黔首无不忧者。孝文寤于兵之不可宿,故复合和亲之约。此二圣之迹,足以为效矣。臣窃以为勿击便。”

恢曰:“不然。臣闻五帝不相袭礼,三王不相复乐,非故相反也,各因世宜也。且高帝身被坚执锐,蒙雾露,沐霜雪,行几十年,所以不报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边竟数惊,士卒伤死,中国槥车相望,此仁人之所隐也。臣故曰‘击之便’。”

安国曰:“不然。臣闻利不十者不易业,功不百者不变常,是以古之人君谋事必就祖,发政占古语,重作事也。且自三代之盛,夷狄不与正朔服色,非威不能制,强弗能服也,以为远方绝地不牧之民,不足烦中国也。且匈奴,轻疾悍亟之兵也,至如猋风,去如收电,畜牧为业,弧弓射猎,逐兽随草,居处无常,难得而制。今使边郡久废耕织,以支胡之常事,其势不相权也。臣故曰‘勿击便’。”

恢曰:“不然。臣闻凤鸟乘于风,圣人因于时。昔秦缪公都雍,地方三百里,知时宜之变,攻取西戎,辟地千里,并国十四,陇西、北地是也。及后蒙恬为秦侵胡,辟数千里,以河为竟,累石为城,树榆为塞,匈奴不敢饮马于河,置烽燧然后敢牧马。夫匈奴独可以威服,不可以仁畜也。今以中国之盛,万倍之资,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譬犹以强弩射且溃之痈也,必不留行矣。若是,则北发月氏可得而臣也。臣故曰‘击之便’。”

安国曰:“不然。臣闻用兵者以饱待饥,正治以待其乱,定舍以待其劳。故接兵覆众,伐国堕城,常坐而役敌国,此圣人之兵也。且臣闻之,冲风之衰,不能起毛羽;强弩之末,力不能入鲁缟。夫盛之有衰,犹朝之必莫也。今将卷甲轻举,深入长驱,难以为功;从行则迫胁,衡行则中绝,疾则粮乏,徐则后利,不至千里,人马乏食。兵法曰:‘遗人获也。’意者有它缪巧可以禽之,则臣不知也;不然,则未见深入之利也。臣故曰‘勿击便’。”

恢曰:“不然。夫草木遭霜者,不可以风过;清水明镜,不可以形逃;通方之士,不可以文乱。今臣言击之者,固非发而深入也,将顺因单于之欲,诱而致之边,吾选枭骑壮士阴伏而处以为之备,审遮险阻以为其戒。吾势已定,或营其左,或营其右,或当其前,或绝其后,单于可禽,百全必取。”

上曰:“善。”

乃从恢议,阴使聂壹为间,亡入匈奴,谓单于曰:“吾能斩马邑令丞,以城降,财物可尽得。”单于爱信,以为然而许之。聂壹乃诈斩死罪囚,县其头马邑城下,视单于使者为信,曰:“马邑长吏已死,可急来。”于是单于穿塞,将十万骑入武州塞。当是时,汉伏兵车骑材官三十余万,匿马邑旁谷中。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大行王恢为将屯将军,太中大夫李息为材官将军。御史大夫安国为护军将军,诸将皆属。约单于入马邑纵兵。王恢、李息别从代主击辎重。于是单于入塞,未至马邑百余里,觉之,还去。语在《匈奴传》。塞下传言单于已去,汉兵追至塞,度弗及,王恢等皆罢兵。

此处,《汉书》的篇幅明显长于《史记》,增补的内容是韩安国与王恢的第二场廷辩,但是细读之下,感觉很奇怪。

“朕饰子女以配单于,币帛文锦,赂之甚厚。单于待命加嫚,侵盗无已,边竟数惊,朕甚闵之。今欲举兵攻之,何如?”

武帝怎么会如此发问呢?他应该问“聂壹说‘匈奴初和亲,亲信边,可诱以利致之,伏兵袭击,必破之道也’,你们以为如何”,类似于这样的话才对啊!韩安国与王恢有分歧的话,也该是围绕对聂壹的这个方案的可行性等问题展开辩论啊。况且,这段问话也是不知所云,武帝不曾将汉女嫁给单于,他怎么会说“朕饰子女以配单于”呢?当时,双方刚刚和亲,单于没有也不可能这么快就侵犯汉边,《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云“今帝即位,明和亲约束,厚遇,通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汉书》卷九十四《匈奴传》亦云“武帝即位,明和亲约束,厚遇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他又怎么会说“单于待命加嫚,侵盗无已,边竟数惊,朕甚闵之”呢?

韩安国当时反对攻打匈奴,最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原因即汉军出塞作战的难度非常大,而聂壹的方案恰恰可以避开这一难题,聂壹又是通过王恢向武帝献策的,可是王恢在与韩安国辩论时迟迟不说,于是双方重复着第一场廷辩时的论调,直到第四次发言时,才说“今臣言击之者,固非发而深入也,将顺因单于之欲,诱而致之边,吾选枭骑壮士阴伏而处以为之备,审遮险阻以为其戒。吾势已定,或营其左,或营其右,或当其前,或绝其后,单于可禽,百全必取”,话音刚落,武帝马上接口“善”,拍板了,不让韩安国发表意见了,也不让其他人发表意见了,这也太不可思议了!

毫无疑问,班固在此处的增补实属画蛇添足。

其实,《汉书》中的这些内容取材自刘向的《新序》。

《新序》卷十《善谋》云:

孝武皇帝时,大行王恢数言击匈奴之便,可以除边境之害,欲绝和亲之约,御史大夫韩安国以为兵不可动。

孝武皇帝召群臣而问曰:“朕饰子女以配单于,币帛文锦,赂之甚厚,今单于逆命加慢,侵盗无已,边境数惊,朕甚闵之,今欲举兵以攻匈奴,如何?”

大行臣恢再拜稽首曰:“善。陛下不言,臣固谒之。臣闻全代之时,北未尝不有强胡之故,内连中国之兵也,然尚得养老长幼,树种以时,仓廪常实,守御之备具,匈奴不敢轻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内为一家,天子同任,遣子弟乘边守塞,转粟挽输,以为之备,而匈奴侵盗不休者,无他,不痛之患也。臣以为击之便。”

御史大夫臣安国稽首再拜曰:“不然。臣闻高皇帝尝围于平城,匈奴至而投鞍高于城者数所。平城之危,七日不食,天下叹之。及解围反位,无忿怨之色,虽得天下,而不报平城之怨者,非以力不能也。夫圣人以天下为度者也,不以己之私怒,伤天下之公义,故遣娇敬结为私亲,至今为五世利。孝文皇帝尝一屯天下之精兵于常溪广武,无尺寸之功。天下黔首,约要之民,无不忧者,孝文皇帝悟兵之不可宿也,乃为和亲之约,至今为后世利。臣以为两主之迹,足以为效,臣故曰勿击便。”

大行曰:“不然。夫明于形者,分则不过于事;察于动者,用则不失于利;审于静者,恬则免于患。高帝被坚执锐,以除天下之害,蒙矢石,沾风雨,行几十年,伏尸满泽,积首若山,死者什七,存者什三,行者垂泣而倪于兵。夫以天下末力,厌事之民,而蒙匈奴饱佚,其势不便。故结和亲之约者,所以休天下之民。高皇帝明于形而以分事,通于动静之时。盖五帝不相同乐,三王不相袭礼者,非政相反也,各因世之宜也。教与时变,备与敌化,守一而不易,不足以子民。今匈奴纵意日久矣,侵盗无已,系虏人民,戍卒死伤,中国道路,槥车相望,此仁人之所哀也。臣故曰击之便。”

御史大夫曰:“不然,臣闻之,利不什不易业,功不百不变常,是故古之人君,谋事必就圣,发政必择语,重作事也。自三代之盛,远方夷狄,不与正朔服色,非威不能制,非强不能服也,以为远方绝域,不牧之民,不足以烦中国也。且匈奴者,轻疾悍前之兵也,畜牧为业,弧弓射猎,逐兽随草,居处无常,难得而制也。至不及图,去不可追;来若风雨,解若收电,今使边郡久废耕织之业,以支匈奴常事,其势不权。臣故曰勿击为便。”

大行曰:“不然。夫神蛟济于渊,而凤鸟乘于风,圣人因于时。昔者,秦缪公都雍郊,地方三百里,知时之变,攻取西戎,辟地千里,幷国十二,陇西北地是也。其后蒙恬为秦侵胡,以河为境,累石为城,积木为寨,匈奴不敢饮马北河,置烽燧然后敢牧马。夫匈奴可以力服也,不可以仁畜也。今以中国之大,万倍之资,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譬如以千石之弩,射溃疽,必不留行矣。则北发月氏,可得而臣也。臣故曰击之便。”

御史大夫曰:“不然。臣闻善战者,以饱待饥,安行定舍,以待其劳,整治施德,以待其乱,接兵奋众,深入伐国堕城,故常坐而役敌国,此圣人之兵也。夫冲风之衰也,不能起毛羽;强弩之末力,不能入鲁缟。盛之有衰也,犹朝之必暮也,今卷甲而轻举,深入而长驱,难以为功。夫横行则中绝,从行则迫胁;徐则后利,疾则粮乏,不至千里,人马绝饥,劳以遇敌,正遗人获也。意者有他诡妙,可以擒之,则臣不知,不然未见深入之利也。臣故曰勿击之便。”

大行曰:“不然。夫草木之中霜雾,不可以风过;清水明镜,不可以形遯也;通方之人,不可以文乱。今臣言击之者,故非发而深入也,将顺因单于之欲,诱而致之边,吾伏轻卒锐士以待之,险鞍险阻以备之。吾势以成,或当其左,或当其右;或当其前,或当其后,单于可擒,百必全取。臣以为击之便。”

于是遂从大行之言。孝武皇帝自将师伏兵于马邑,诱致单于。单于既入塞,道觉之,奔走而去。

其后交兵接刃,结怨连祸,相攻击十年,兵凋民劳,百姓空虚,道殣相望,槥车相属,寇盗满山,天下摇动。孝武皇帝后悔之。御史大夫桑弘羊请佃轮台。诏却曰:“当今之务,务在禁苛暴,止擅赋。今乃远西佃,非能以慰民也。朕不忍闻。”封丞相号曰富民侯,遂不复言兵事。国家以宁,继嗣以定,从韩安国之本谋也。

我认为,刘向辑录的这个故事,应该是某一儒者所作,可能还参加了著名的盐铁会议呢!当然,也有可能不是一人所为,但肯定是那个大背景下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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