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危机
【沂蒙山女人 2012-10-13】
信任危机从未像今天这样，让每个中国人感同身受。因为信任危机，无时无刻不在侵蚀着人们的安全感、幸福感。可是，我们为什么不能彼此信任？
信任是相信并敢于托付。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社会的转型对信任重建提出了新的要求。何以舒缓失信带来的社会集体焦虑？什么才是我们共同热盼的社会信任？
如果人人都秉承良知和正气做事，也许信任会更多一些？
9月1日，来自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一项调查显示，在“最信赖的人”排行中，父母是我们“最信赖的人”。而在近三年“最信赖的人”排行中，父母一直高居榜首，前两年，紧随其后的是“兄弟姐妹”，而今年，“配偶”由前两年的第三位上升至第二位。
现在人们的生活越来越优越，但是人与人之间的人情味却越来越淡。信任危机正在一步步侵蚀着社会的健康肌体，在越来越多元化的社会中，我们能够相信谁？
调查:四成受访者信任的人不超过三位
今年对人际信任范围的调查中发现，有1~3个可信任的人，在受访者中占比最大，为41.1%；有4~6个可信任的人在受访者中占比31.6%；选择6个及以上的占比21.0%。
而在前年，却是身边有4~6位可信任的人在受访者中占多数；去年，有1~3个可信任的人在受访者中占比38.3%，选择6个及以上的占比31.4%。
为何在近三年“最信赖的人”排行中，父母一直高居榜首？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科学院社会学系教师鞠春彦博士告诉记者，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父母、配偶都属于亲密关系，属于一种自然的情感，也是最容易建立起信任关系的，并且这种信任是纯粹、无条件的。
朋友、同事之间的信任关系往往建立在解决问题的基础之上，如果不能在认同的互惠原则基础上解决问题，信任便是无效的。
“从人际信任的角度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好的信号。”鞠春彦博士认为，“九成人最信父母”的调查结果联系起来，就不难看出：只有1～3个可信任的人的受访者，除了父母之外，朋友层面的人实际上可能也被排除在“可信任”之外，更不要奢谈“生人”之间的信任了。
危机:失信引发集体焦虑
生活在当今中国的很多人都已经感受到了当下的信任危机，这种信任危机弥散在社会的各个方面，存在于不同人群、阶层和行业之间。
近些年来，“杀熟”的现象多了，社会转型时期的利益关系纠结等，都对传统关系中的信任提出了严峻挑战。
陌生人不可靠，商人不可靠，媒体不可靠，慈善不可靠，组织也不靠谱。无论是对他人还是对社会系统，我们都保持怀疑。
由此延伸，我们几乎对所有事情都持怀疑态度：专家辟谣基本等同于证实消息、老人当街跌倒无人敢上前搀扶、事故调查背后仿佛总有不能说的秘密、对乳制品质量的不信任甚至催生了洋奶粉代购行业……由于“逢事必疑”，我们或许规避了许多风险，但也丧失了更多的安全感和幸福感。有人说这是一个“我不信”的时代。
信任是我们对他人善意的一种期待。信任他人才能实现有效交往，但是也代表着我们要把自己所掌握的资源交付他人，决定与结果之间的时间差，使信任具有一定风险。我们处处设防，或许减少了一些损失，却降低了更多安全感和幸福感。
在信任缺乏的社会，每个人都是受害者。社会因此而集体焦虑。人们其实并不想不互相信任，却不得不在暗地里疑问:我还能相信谁？
重建：学会付出，唤回信任
我们为什么不能彼此信任？
确实，当今的中国，信任成了一种奢侈品。1990年代以来，主宰公共空间话语的经济利益至上，以及原本的“熟人社会”被迅速摧毁，将中国人推入这样一座丛林：人们逐渐回复到了一种类自然状态，每个人把所有人当成不可信任的敌人，与他人打交道，成了一件让人们害怕的事情。
的确，一段时期以来，被中国人反复温习的一个概念是，这个社会似乎充满了“陷阱”。而可悲之处也正在于此，每一个人都在渴望着信任，却又不愿意为得到信任而有所付出。每一个人都在警惕着身边可能存在或者根本不存在的“陷阱”，没有人原因率先往前一步，伸出自己信任的橄榄枝。
父母、配偶为什么能成为大多数人的“最信赖的人”？从某种意义讲，因为他们有足够多的诚意付出。
什么是信任，相信并敢于托付。这个命题的另一面正是，如何取得别人的信任。也许，从此次“最信赖的人”的调查中，我们应该学会另外的关键词，那就是“付出与诚意”。
人性本善，不善乃是习气而已。
当然，当代信任危机还有其他的思考维度，比如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信任、市场中利益主体之间的信任，如果说，个人也能发挥主导作用，其实只需从我做起，人人参与，以改变“互不信任”的社会习气。
思考：正气是信任的基石
当我们要重建信任社会时，我们面临的另一个根本问题是：我们所热烈呼唤的信任到底是一种怎样的信任。
不可否认，信任危机已经蔓延到每一个普通人之间。南京"彭宇案"就体现了最基本的道德义务所面临的困局：一方主动的善良可能被另一方利用。受此影响，后来发生了多起老人倒地无人搀扶以至死亡的惨剧。更令人唏嘘的是湖北荆州船主对见义勇为者"挟尸要价"的态度：只要钱没凑齐就不能把尸体交出去，而且绝不赊账。
这类例子足以说明当代最基本的社会信任所面临的道德困境：要维持最基本的信任，就需要双方遵守一定的道德底线，但如果一方认为基本道德底线相对于货币化的经济利益不划算，那么陌生人之间信任的基础也就彻底没有了。
很显然，民众期待的信任绝不是哥们义气，也不是维护圈子利益的结党营私。而是一种符合社会良知和正气的价值观。
艾青在诗歌《大西洋》中说："我们信任他们，像信任自己的良心。"也许，换句话说，如果人人都秉承良知和正气做事，谁会是不可信任的人呢？（本文编述：郑梓锐）
观点 阅 读
陌生人社会信任已缺失
南京大学教授、社会学博士朱虹：
陌生人社会信任已缺失
从齐美尔的追问“社会何以可能”，到保罗的忧思“必须保卫社会”，一百多年来社会学家的研究视角从来没有离开过“社会秩序”这一主题。
社会科学家发现，信任是促进社会整合的力量，因为我们无法在对他人完全了解的基础上才进行社会交往，如果人们彼此缺乏起码的信任，彼此之间的连结就无法建立，社会就会解体，人们就陷入了“霍布斯丛林”——“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
在中国人的眼里，亲近自然就产生信任，自己人最可靠，而陌生人都是可疑的。建立在人际关系规范下的信任，不但是熟人社会的秩序基础，也是人们本体安全感的所在。但熟人社会近些年来逐渐向陌生人社会发展。陌生人社会是现代经济发展而产生的一种社会现象。熟人社会结构的松弛与瓦解发生在改革开放后的1978年，高考、进城打工、下海经商、下岗再就业等频繁的社会流动与地理迁徙，迅速改变了社会结构。
父子、夫妻、朋友同事、熟人邻里都需要设防，陌生人之间更是人人自危。信任危机导致人人自危、阶层对峙，也许我们已经到了“必须保卫社会”的急迫关头。我们必须重拾社会信任。
重构信任社会需双管齐下
人民网：
重构信任社会需双管齐下
互不信任增加了社会运行的成本，也让人的情绪变得负面。一方面对陌生人处处提防、认为这是让自己利益免受伤害的必要方式，另一方面抱怨“人性冷漠”、“道德滑坡”；一方面指责他人“麻木不仁”、“见死不救”，另一方面又提醒亲人朋友遇事别“出手”、少“出头”。透过这种纠结，不难发现，人的内心始终在向往温暖，良知和传统美德远未消失。同时这种纠结也提示，在从传统的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必须处理好重构社会信任这一课题。
一个高度法治化的社会，法律制度凭借其中立性、公正性、权威性承载着社会成员最普遍的信任。彼此陌生的人交往时，尽管他可能并不清楚对方的状况，但会相信一旦出现欺诈失信行为，可以通过正当的方式“讨到说法”，也相信能得到公正的裁决。相应地，陌生人摔倒了多半会去扶，因为相信万一被讹诈、法律会还原真相，而不诚信的一方会受到制裁。
信任的重建是个宏大的系统工程，大力推行诚信教育、道德教育无疑极其必要。不过，当完全陌生的两个人相处并涉及种种复杂的利益时，道德是否缺席是谁也拿不准的事。核心的任务当是树立起法制的权威，让人们对法律“惩恶扬善”的功能有信心，进而自觉按照规则和公共精神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