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化研究”话题的再次提出 以粉丝文化为话题

今年5月份，我在国内所在的汕头大学长江艺术与设计学院公开招聘一些专业的老师，其中有一个面试的教师是从洪堡大学从事“文化研究”的。面试结束之后，有几个参加面试的老师都问我“文化研究”到达是怎么回事，在国际上的研究轮廓如何。其实，“文化研究”这个问题在1980年代曾经在国内的知识界是个很热的议题，当时很多青年人都在研究美学、研究社会学、研究“文化现象”等等，许多“文化研究”理论家的著作都被研读、翻译出版，在青年学生中炙手可热，我当时正在读历史学的研究生，也接触过不少这方面的理论，只是当时的资料情况不太理想，因此到美国工作之后，开始系统的阅读，“文化研究”的热潮在国内最近几年来则已经比较冷落了，更多人投身文化创意产业，或是研究文化创意，或者是亲自参与创意，而文化研究就比较少的人去接触了。

我曾经是很想重新提出“文化研究”这个议题的，因为实在对我们的“文化创意产业”有许多理论上的参考、借鉴作用。我记得在我的博客上曾经放过两篇关于文化研究的文章的，已经好几年了，但放上去之后没有多少人看。今日在整理博客文章的时候，想旧事重提，起码把“文化研究”这个议题理顺一下。

“文化研究”是在1960年代从西方开始的，最早开始把“文化研究”作为一个专题来做的是英国伯明翰大学（BirminghanUniversity）英语系，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在1964年成立了“当代文化研究中心”（The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Studies，简称CCCS），他担中心主任5年，1968年，斯图亚特·霍尔（StuartHall）接任主任。中心第三任主任是1979年接任德理查德·约翰逊（RichardJohnson），第四任主任是乔治·洛伦（JorgeLorrain）。20世纪80年代末，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从英语系独立出来，扩展为文化研究系，担负了向本科生讲授文化研究课程的任务。

　　根据“百度”的简介，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情况如下：CCCS宣称其宗旨是研究文化形式、文化实践和文化机构及其与社会和社会变迁的关系。其研究内容主要涉及大众文化及与大众文化密切相关的大众日常生活，分析和批评的对象广泛涉及电视、电影、广播、报刊、广告、畅销书、儿童漫画、流行歌曲，乃至室内装修、休闲方式等。在这些众多而分散的研究内容中，大众媒介始终是其研究焦点，尤其是对电视的研究极为关注。其研究方法最初受美国传播学研究影响，但在霍尔领导时期，吸收了阿尔都塞和葛兰西的观点，转向媒介的意识形态功能分析。

　　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员很少，据说同时期从来没有超过三个人，但其影响却是世界性的。文化研究自二战后在英国逐步兴起后，渐渐扩展到美国及其它国家，成为目前国际学术界最富有活力和创造性的学术思潮之一。在追溯文化研究的根源时，尽管霍尔认为并没有一个绝对的开端，但大多数学者认为，20世纪50、60年代出版的几部著作堪为文化研究的奠基之作。这些著作是：霍加特的《文化的用途》（1958年）、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1958年）、《漫长的革命》（1961年）、汤普逊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1963年）。

　　伯明翰学派是完全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之上的，但它是相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这张伞下融汇着不同的马克思主义传统，所以，许多人尽管同归于学术上的马克思主义，但可能属于不同的流派，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有一段历史不能被忽略。1968年革命的年代，革命风暴席卷了西欧甚至美国。工人阶级、普通百姓和大批学生走上街头，他们异常地乐观、积极和兴奋，然而结果并非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令他们非常失望。大学的学者、理论工作者不得不反思自己。我们的分析错了吗？我们拥有正确的理论和广大的群众，但我们还是失败了。因此，这给我们留有巨大的思考空间，去思考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传统，去思考如何适应现实的政治语境。

理查德·霍加特是在利兹大学（the University ofLeeds）毕业的，第二次大战时期曾经担任炮兵，战后在大学教书，1957年出版了自己影响力做大的《文学的使用》（The Uses ofLiteracy），这本是是他的传记，在书中对于文化产业、大众文化提出批评，认为只要目的是消费性的文化、是用产业化方式生产出来的文化，就不可能有精致之言。1960年他参与了对《查泰来夫人》（theLady Chatterley）一书的起诉、判决过程，认为这是基本道德和清教徒型的作品，他对大众文化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判决的结果。

因为我从小在一个音乐学院长大，对于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差异有自己比较固定的看法。到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个看法并没有发生很大的改变，1987年在费城附近的一个州立大学工作，去听音乐会，开始对文化界对这个差异中的高低感有不同的看法。我在几年前的那篇博客文章中提到：我当时去听费城交响乐团的音乐会，指挥和音乐总监是里卡多·姆迪（Riccardo Muti），在我个人所听过的演出中，他指挥的普罗科菲耶夫（Sergei Prokofiev）和斯克丽亚宾（Alexander Scriabin）的作品很精彩。

记得好几次在音乐会散场之后，开车回学院，经过西费城，看见街头有一群群的黑人青年放个音响震耳欲聋的大录音机，跳街头舞，那个时候，刚刚是那个青春灿烂的女演员比尔斯（JenniferBeals）的电影《闪光舞》（FlashDance，我倒强烈希望大家设法找这部电影看看，实在有强烈的感染力）放映之后几年，电影中那种激烈的、节奏感极强的舞蹈风行一时，青年人都受影响，改造、演绎了那类舞蹈，很是一番不同的意境。但我见好多教授都是冷冷一笑，意思是这是大众文化，和费城音乐厅的交响乐不是一个等量级别的了。我当时有些困惑：高尚艺术和大众艺术到底有什么级别上的差异呢？推而广之，如果大家已经接受安迪·沃霍尔（AndyWarhol）的可口可乐瓶子绘画，把他视为象毕加索一样的大师，为什么街头舞蹈和交响乐就不能够仅仅视为差异，而没有高低之分呢？

我提到：世界上，生产通俗、大众文化的大国自然是美国，从电影到电视剧，从流行音乐到体育运动，从动漫画到歌舞剧，基本无人能出其右。无论各国的文化界指责，还是政府对美国大众文化的立法控制，似乎都没有办法阻止它们的流行。上电脑查询资料，用的是他们的视窗，开口就是“Google了没有？”，大众文化到此境地，美国的强大也无法忽视。

不过，在文化研究上，美国是小国，它是一个兼收并蓄的生产大国，在研究上则永远不是中心，纵观100多年来的文化研究历史，美国关于文化的研究主要在1980年代以来才慢慢展开，而早期的研究，包括涉及文化的理论发展，到直接研究文化的理论，基本都是在欧洲发展起来的。184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1900年代弗洛依德的心理学研究、1950年代的法国结构主义理论、1960年代的女性主义（美国这个时候开始参与，但是“拿大鼎”的还是法国的西蒙波娃），1960年代后期法国的解构主义、1980年代加拿大和意大利的后现代主义、法国的消费社会理论等等，直到这个时期，美国才开始出现了比较有影响力的研究，比如后现代主义、文化唯物论和后殖民主义理论等。因此，能够生产某种文化是一方面，但是是否把文化作为研究的焦点，把实践上升到理论层次，则是另外一回事了。

世界文化研究有三个最核心的机构，他们的研究工作影响了全世界对文化的看法，促进了文化的发展，这就是英国的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所The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简称为CCCS)、巴黎大学文学院与社会学院，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院。

伯明翰大学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突破原来大学里面仅仅把文化研究放在语言学系中的做法，研究文化现象和实质，焦点在大众文化、社会阶层分析，从而将社会阶级重新定义，使得文化研究形成体制化。巴黎的罗兰巴特、德里达、布西亚则从符号学、哲学理论入手研究文化，奠定了当代文化研究理论的基础；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学派，在阿多诺、霍克汉姆这些人的带领下，研究文化工业（也就是我们现在叫得天响的“文化创意产业”）对大众的影响，分析媒体在当代社会的影响力，提出精英领导的高雅文化。这三个研究核心，奠造了我们现在对当代文化认识和研究的基础，在建造什么文化创意产业园以前，如果对他们的理论一无所知，可以说将来肯定是一无所获的。

历史上，文化是少数人掌握的，原因是识字权、受教育权仅仅在少数人的手上，绝大部分人是文盲，绝大部分人没有可能进入大学学习。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情况在西方国家突然变化了：基本没有了文盲，高等教育迅速普及，在英国和美国这些国家特别地显著。因此伯明翰大学的几个本身出身于劳动阶级的学者，开始从劳动阶级的文化研究开始，提出和法兰克福学派精英领导文化完全不同的理论，认为文化中本无高低之分，精英文化和劳动阶级文化仅仅存在不同、差异，而无优劣的区别。这个研究，奠定了当代的大众、通俗文化的理论基础。

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是伯明翰大学（the University ofBirmingham）的一个研究所，1964年由理查德·霍加特( RichardHoggart)创立，这批人的研究，最后被称为“伯明翰文化学派”（the Birmingham School of CulturalStudies），甚至在国际上被称为“英国文化研究”（British culturalstudies），影响之大，可想而知。其中大学者有斯图加特·霍尔（Stuart Hall），研究文化的“文本”（text）如何被接受（英语叫做“the reciprocity in how culturaltexts”）, 研究批量化生产的文化（mass-producedproducts）是如何被利用和消费的，他们对提倡精英文化、精英领导文化、高雅文化的法兰克福学派（the FrankfurtSchool），特别是其思想领导人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Adorno）的理论提出尖锐的挑战，自成一体，成为通俗文化、大众文化的理论基础。

霍加特于在伯明翰大学采用了一种不拘泥于一般流行的科学研究方法，他认为个人经验对文化分析也非常重要，最特别的地方，是他反对所谓精英文化、高尚文化、高雅文化高于大众文化的这个立场，提出只有异同和差别，没有高低之分。这个思想为后来全球的大众文化普及奠定了理论基础。好多大众文化的形式，如波普艺术、摇滚乐、嬉皮士文化等等出现在英国，不是偶然的。霍加特成了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核心研究人员，并且奠定了这个中心在全球的文化研究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霍加特的指导下，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所的研究项目有好几个，都和通俗文化有密切的关系，比如“次文化”研究（subculture），通俗文化研究（popular culture）、媒体研究（mediastudies）。他们对大众文化、工业生产文化的研究采用了各种理论模式，包括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后结构主义理论（post-structuralism）、女性主义理论（feminism）、批判竞争理论（criticalracetheory）等等。他们是最早把社会学（sociology）、人种学（ethnography）的方法论用到文化研究中的组织研究团体。他们研究了大众媒体（themassmedia）在不同阶级、阶层中的代表方式，并且也研究了在这些不同的群体中媒体被如何认读和解释，从而了解大众媒体的作用。

1968年，斯图亚特·霍尔担任了这个中心的主任。霍尔是在1951年到布利斯托，之后考入牛津大学。毕业后在伯明翰大学教书，成为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主要研究人员，领导研究人员形成了一套“编码/解码”（Encoding/Decodingmodel）模型。1950年代已经参加编撰《大学和左派评论》（the Universities and LeftReview）杂志，成为新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1968成为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发表的作品除了上面提到的两部之外，还有《马克思定位：评估和分离》（SituatingMarx: Evaluations and Departures 1972）, 《电视叙事中的编码和解码》（Encoding andDecoding in the Television Discourse ，1973）。他还参加撰写了《监督危机》（Policingthe Crisis，1978）这部重要的著作。1979－1997年他开设了“公开大学”（the OpenUniversity）。

霍尔的主要研究集中在垄断性（hegemony）和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两方面。理论上属于“后语法派”（post-Gramscian）。认为语言的使用仅仅在政治、经济的制度框架中、在权力框架中才有运作意义。推进到文化研究中，就把文化从“生产者”和“消费者”两个侧面来考虑和研究。所谓的“垄断”，也就是文化生产者的垄断了。他的“接受性理论”（reception theory）和“文本分析”（textualanalysis）都是非常著名的。在他的指导之下，研究中心继续朝深度发展。

另外一个重要的研究员就是威廉斯，他的生活背景和霍加特相似，他在1921年出生，父亲是铁路工人，对大众文化也具有和霍加特一样的感受。他主张文化是可以不断地被塑造的，没有一成不变的单一文化，更没有统治性的高雅文化、精英文化永远不动摇的可能性。威廉斯亲自参与英国成人教育，以身作则、带动大众文化的普及，为1970年代英国“新左派”文化研究理论奠定了基础。英国文化研究迄今依然具有浓厚的马克思主义色彩，与他关系密切。

这个研究所的成就第一次集中反应在他们出版的论文集《监督危机》（Policing the Crisis，1978）中，因为当时社会骚动，特别是伦敦布莱克大街暴力事件（Black streetviolence）之后，他们提出了“手缸理论”（ mugging"，是一个符号学上常用的代号方法，英语叫做code），用这个理论来分析当时的政府行为，他们的理论在1980年代被广泛地用来分析撒切尔政府（MargaretThatcher）的一系列保守的法律和政策的内涵和社会影响。

这个中心比较重要的研究人员还包括第三任主任理查德·约翰逊（RichardJohnson），他专门研究社会史和文化史；戴维·莫利（David Morley）、查洛特·布伦斯登（CharlotteBrunsden）两人合作出版了《全国项目》（ The NationwideProject）这部研究报告，多罗斯·霍布逊（Dorothy Hobson）研究“十字路口”理论（Crossroads），这篇文章也是她的硕士学位论文。

这个中心后期越来越多地转向了社会学、女性主义对文化的研究，也开始研究拉丁美洲的现代化。研究所最后于2002年关闭，当时中心的250个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14个研究人员和教授被分配到伯明翰大学其他的专业科系中去。这个中心的任务也就算是历史性地完成了。在它的研究工作刚开始的时候，大众文化还处在一种无法找到自己社会地位的斗争中，被精英文化视为另类文化、低俗文化，到这个研究所关闭的时候，大众文化甚至已经取代了精英文化，登堂入室、成为了主流文化，和美国为主的大众媒体结合在一起，席卷全球，成了主旋律了。我们对比一下法兰克福学派和阿多诺理论，伯明翰学派的霍加特理论，就知道当代文化理论上两个最大流派的差别：

阿多诺认为：精英文化是高级文化，应该高于大众文化，因此重视高级文化、高尚文化、精英文化，好像交响乐、芭蕾舞、歌剧、造型艺术、高级的设计等等。他认为文化产业，或者文化工业（culturalindustry）是一种文化堕落现象，只有高尚文化才是挽救沉沦的低俗文化、大众文化的力量；

霍加特认为：精英文化的主要依托力量是中产阶级（middle class），而大众文化的主要依托力量是劳动阶级（workingclass，我们不恰当的翻译为“工人阶级”）。他认为劳动阶级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自己独特的品位，这种文化并不低于高尚文化，仅仅是不同而已。他认为大众文化更加贴近人们日常的生活，对人民的影响更大，文化的标准不应该以精英文化来界定，这种精英阶层控制文化的情况应该过去了，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应该并行。

有人讲：影响当代文化研究的重要理论有些什么，台湾学者陈滢巧在她的著作《文化研究》中有一个表格，是影响文化理论思想脉络，一目了然，在这里列给各位参考：

根据这个影响的脉络，导出了当代“文化研究”的三个主流力量：

2012年6月17日，父亲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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