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汪远思，男，汉族， 1952 年 7 月出生，1980年毕业于河南开封师范专科学校物理专业，曾任职于河南开封计算所，河南省计算中心。1988年进入河南思达高科集团公司，现任河南思达高科集团事长。河南思达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名誉董事长，并任全国政协委员（九届、十届）、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常委、中国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副理事长、河南省工商业联合会副会长。省政府参事。
2008年底，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毫不留情地冲击着国内的房地产业，曾辉煌过二十年的思达集团因资金链断裂，顷刻崩盘，毁得是那么的彻底。思达的掌门人汪远思仿佛人间蒸发，无人能找到他的踪迹，那通体玻璃熠熠闪亮的思达数码大厦，突然变得群龙无首，而与思达有生意来往的大大小小的债权人，房地产业，建筑队民工，团团簇簇，乱如无头苍蝇。他们一拨拨举着各种字幅，堵塞交通要道，表达各自诉求。一时郑州街头流言四起，乱象纷呈。
得知消息，我找出久已荒疏了的汪远思的电话号码，拨号，无回音，发短信，仍杳无音讯。我知道，汪远思确实遇到麻烦了。
打开电脑，海量的网络信息中，有关汪远思的辞条多如牛毛。在连篇累牍又大同小异的各类报道中，他被描绘得神龙见首不见尾。所有的报道都力图把当下这一事件梳理清楚，但所有力图说清楚真相的人，都仿佛误入一个纷繁复杂的迷宫。那种环中环、套中套的商业利益如一团乱麻，谁也撕扯不清。而这乱糟糟的麻团，正是造成思达毁于一旦的祸端。从网上看汪远思，似乎是山高水深颇有心机。褒得有什么“资本运作高手”，“长袖善舞”“王者风范”，而贬的则有什么“隐身背后”“幕后操作”“资产大鳄”云云。多少能让人联想起旧上海滩上的那些风云人物。而所有报道关注的焦点，都是汪远思败走麦城这幕惊心动魄的大戏。
关掉电脑，那些云遮雾罩的各种描述渐渐远去，而我认识的汪远思的形象慢慢清晰起来。
认识汪远思，大约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此时我已与汪远思的父亲、作家王大海已是十几年的忘年之交。
所有认识王大海的人，几乎都倾倒于他的慈祥与宽厚，像中国那一代知识分子一样，虽说历尽人间种种磨难，却仍对这个并不完美的世界和这个世界上远称不上完美的人们付出一颗从不求回报的热诚的心，在省文联那盖于六十年代的红砖楼上，他有一间环壁皆书的书屋，里面总是坐满年青和年老的朋友。书屋里常是是笑语满座，海阔天空。北边的琴房里汪远思的母亲在教学生钢琴。流水般的琴声与朋友的笑声交织着，窗外是梧桐的绿森森的浓荫，窗台上几株生机勃勃的花草，老人飘逸的白发，智慧的眼神，都朦胧在微微晃动的摇椅上，在这里，一切都是灵动的，一切又富有一种恬静的诗意。
忽一日，老人突然关注起电视中的《河南新闻》，我略觉诧异，因为不合他的性情。一看，电视中正介绍一个名叫思达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发展之路。看完，老人微笑着说，发起人之一就有他的儿子汪远思。作为跑科技口的记者，此后，我就认识了汪思远。
第一次与汪远思相约，是盛夏中的一天，他开了辆红色的夏利车飞驶而来，那时候满街还是自行车，红夏利已十分扎眼。知了在路边的法桐树上聒噪不休，汪远思摇下车窗，，探出头来：“上车吧，天太热，咱找地方说话”。那时的办公室都没有空调，电扇也扇不尽身上的汗。于是车停丽晶大厦，在咖啡厅里找了个座儿，要两杯矿泉水。落地窗外，人个个汗流浃背，窗内却冷气逼人，几乎没有任何寒暄，汪远思就口若悬河地开讲了，从他们最初的酝酿到公司逐步发展。从他们把从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想法到如何变为现实。他不停的说，几乎没有停顿，也并不与我交流，似乎怕人打断似的，眼睛只看着虚空。我不停地记，无从掌控话题，满脑子塞满一些抽象的思想和概念化的总结。在我的采访生涯中，这大概是最被动的一次，直到从冰冷的丽晶大厦走到炎热的夕阳里，我满耳朵仍是汪远思那滔滔不绝响亮但却枯燥的公式化的话语。想到与他父亲那极富智慧与幽默感的交流，我不觉摇了摇头，:这父子俩，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
汪远思，个高且瘦，双目颇有神，或许因出生就历经各种“革命运动”，青春期又经十年“文革”。当农民，做工人，生活中没有闲情逸趣，也就少了许多斯文，说话做事直奔主题，相较于父亲的温文尔雅，他无论举止，思想都在灵动中透出一种“莽”气。随着采访的深入，渐渐地，我与思达决策层的几个人都成为熟不拘礼的朋友：
张玉中，个高且魁梧，性喜读书，思考。对一切社会经济话题有种特殊的敏感，首次见面，言辞与思想均给人一种奇特之感。
冯井冈，父亲是老红军，本人却个儿高并有书卷气，原是科委一个颇具前途的干部，被几位朋友一拉，就辞职下海，一心要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此君看似书生性更鲁莽，常会做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之事，却总被人打掉眼镜，弄点外伤回来。
李未昕，是六个发起人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心思细密，以软件见长，却独缺些开阔气象。
张国伟，性格板正，拘谨，话极少，脑子却极清楚，是公司的一把铁算盘。
徐更新与汪远思是一同下乡插队的同学，秉性耿直、脾气火爆，一直孤身在深圳独自作战，闯出另一片天地。这六人一齐心，就做出了一个令人不可小瞧的闪亮的星星——思达。
哥几个原来大都在开封计算机研究所，每人各有所长，课题研究之余，仍有无数奇妙的构想，要想把它变为现实，体制上又有许多束缚，年轻的朋友们深感困惑，这是一种无处不在的团团包裹住他们的困扰，他们总想冲破困扰，有一番作为。后因他们所作课题的创新性，使他们调入了省计算机研究中心。从市到省，天地宽了，但体制的束缚依然如旧。在几人中，张玉中应该是最具浪漫气质与关心国事之人，听了当时国家科委主任的有关讲话，他激情澎湃、开始在自己的课题组发起一种热烈与松散的讨论：为什么咱们研制出的科技成果总是被闲置，怎样能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上班下班，他们总是在谈，洋洋洒洒，上天入地，很有些纸上谈兵的感觉。而省科委的年轻干部冯井冈，因跟他们有工作联系。一来二去，也加入到讨论的队伍中。
1988年5月，他们那似乎永无休止的争论突然偃旗息鼓。不久，郑州街头一间简陋的小门面房挂出了牌子，思达就此诞生。小而破的房子里，几个年轻的朋友一同辞职，走向最需要他们发挥才智的社会中，生产着最新功能的电子仪表与铁路通号设备，为当初的用户解决了不小的难题。转而就是盛夏，小铁皮房一晒就透，六个人都努力的干着体力与脑力并用的活儿，个个满身是劲儿，满心是希望。瘦高的汪远思汗流浃背常常干脆打着赤膊。产品对路，活儿总是干不完，大家每天加班加点，毫无怨言。当年就盈利六十万，此后的利润更是年年打滚往上翻。
活儿多，成员也多了，公司渐渐大了，因为都是科技人员，而汪远思们又常有一些打破常规新奇点子，他们生产的产品，在技术上一直领先于同行业竞争者，公司的发展势头一直红红火火。在创造社会财富的同时公司也财源滚滚，从思达创办之前一直到此时，这几位从科研所走出来的年轻人想的更多的仍是怎样最大限度的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对于金钱，当时都没有多大胃口。他们之间，谈得更多的还怎样把事做得更大更好。
从88年到91年，思达以出色的产品完成了自身的原始积累。在社会上树立了一个高科技企业的形象，随之被社会与媒体发现。
思达的六位创始人，都是理工思维，在他们的各自的专业领域，长于研究、发明，甚至吃苦、劳作也在所不辞，但因公司的发展突然曝晒于社会公众视野，时常需要面对众多媒体无休止的谈思路，谈发展。他们都有许多的不适应，而汪远思、张玉中尚属适应力较强者。而我第一次对汪远思的采访，就是他仍在这种不适应中的自我适应。
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我旁听过他们的一次董事会，或许是因我在场，汪远思觉得不便谈别的，就出了一个务虚的话题：“在新的发展中，怎样做一个称职的老板？”过去几年，是几个朋友在一起，自己给自己打工，大伙都是兄弟，谁也没有老板的意识。直到公司引起媒体的兴趣时，总经理张玉中还自己扛着产品到外地送货，外出找最便宜的小旅馆住。如今公司越来人越多，管理的规范和发展的眼界就成为摆在这拨朋友眼前的问题，而如何做一个称职的老板，谁心里也没底。
这天下午，董事会开得很热闹，几个人吵吵嚷嚷，有的对老板一词还有一种本能的反感。冯井冈从眼镜片后面爆出眼睛，白皙的脸涨的通红：“公司再大，还是做事，不能有钱了，就可以奢侈，就可以作威作福。老板？老板是啥意思？”冯井冈吵吵着，也是滔滔不绝。是的，当时他从科委辞职，放弃看来锦绣般的前程，只是看重这帮朋友们能做事，能为社会创造财富。就他们家族而言，父辈闹革命就图个人当家作主，人人平等，如今积累了点财富，就说起当老板，他本能的不接受。张玉中，李未昕，张国伟各有一番高论，都是从思达的发展前景出发，检点自身所应该的角色转变。而这种突如其来的角色转变，不仅仅冲撞着每个人的思想观念，也考量着他们的内在潜质。这次董事会，没有形成共识。下来，汪远思多少有些气恼，说：“跟有的人就是难以沟通，你这样想，他就那样说，总交流不了，擦边而过”。他用手划了了两个擦边而过弧形：“想法和想法就没有交叉点。”或许就在这时，朋友之间已埋下日后分裂的隐患。
之后的思达有了一种烈火烹油般的盛景，就在他们当初租用的办公大楼上，人来人往，络绎不绝。人们中多的是谈项目的，期间更夹杂了不少当时政府研究部门的学者，甚至还有不少海外归来的有识之士，他们有的是不满于体制内的束缚，有的是看重这一企业可迅速发展的空间，都想在此一试身手。在那一时期，思达如同一块磁场巨大的磁石，把当时河南省会的经济界的精英几乎全吸引过来，思达，成了“高手论剑”中热议的话题，大有：“开篇不谈红楼梦，纵读诗书也枉然”的架势。
这一时期的汪远思，张玉中被走马灯似的各种“高人”“牛人”围住，不同的思想，观念，不同的发展预期，每个约见他们的人都有着令人不能小觑的背景学识，也有着苏秦张仪般的三寸不烂之舌。两个理工科类型的人，每天被大量的新思潮，新想法填充着。而汪远思他们在这一时期，显示出极好的胃口和极好的潜质。在与如此众多的经济界精英的思想碰撞中，他们迅速的接受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把对科技研究的兴趣转变为对经济运作方式研究的兴趣。在汪远思的嘴里，已不再只是科技成果与生产力的关系，“上市”、“证券”、“纳斯达克”等新的词汇开始频现于他的话语间。
而思达此时的膨胀极快，一个民营企业，或许因它的发展空间具有巨大的潜力，或许因它的决策层显示出一种海纳百川的气度，一时间，这里迅速聚拢来一批各路精英。有的带着技术来，有的带着思想来，使急于求得更大发展空间的思达，面临无数看来唾手可得的诱惑。留法归来的博士使他们开辟了新的领域，在基地、基础全无的状况下，他们愣是搞起葡萄酒产业；在一位营销高手的加盟中，他们做起了保健品；而在新郑一块荒土岗上，他们新上了塑钢门窗项目。这一时期，他们大大小小的上马项目多达一二十个。汪远思和张玉中们每天轮番与人论证着一个又一个的新项目。以极快的节奏开辟一个又一个的新领域，而那些聚集而来的精英们也由此各自找到用武之地。
公司迅速的扩张需要大量的资金，而仅靠原有的主业：思达电子这一块的盈利，却无论如何也跟不上思达扩张的野心。“上市”成了汪远思和他那批智囊们一个最佳的选项。思达似乎被绑在一架急速运转的机器上，想不往前走都不行。
记得而后的一次董事会，创业时的几位董事还在，又多了几张面孔，全是省会经济界风口浪尖上的人物，个个都有指点江山的气概。开会议题是思达下一步发展取向，会议一开篇，新来的智囊就从国际形势与国内发展说起。纵论天下大事，经济走势，而后思达的董事们就在这一大背景下，公司应抓住什么样的机遇求得迅速的扩张发展，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话题从宏观到微观。汪远思的话不多，有时现出一些若有所思的神态，但每当插话，总有神来之语，令人感到他思维的活跃，而另几位思达的开创者，则显得略有些隔膜与生涩。而这次会议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借股票的融资功能，让思达尽快上市，以期企业有跨越式发展。这次董事会和我上次旁听的董事会中间的时间仅隔一两年，从参与的成员到会议的内容都与前次不可同日而语。各路精英的加入，使这本来一业为主的企业面前一下子展开了一种波澜壮阔的新气象，每天面临的事是新的，每天打交道的人是新的，连每天的天都是新的，那年月的人仍是一心做事，为证实自己的人生价值，倒真少见为钱而奔波的。在一批人的共同努力下，思达蒸腾上升那种勃勃之气带来的是任谁都能看见的变化。
以后不久，思达上市。第一次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大会，真是群贤毕至，个个笑容满面。汪远思、张玉中等人都是西装革履，倍显精神。我坐在后面，旁观着整个会议过程。在我身边，坐着思达的创始人之一李未昕，因为都是朋友，我们就私下聊了起来。我说：“这以后就更是前途一片光明了。”李未昕笑笑：“公司会有一个更快地发展。”他突然话题一转：“你说我下一步该不该换换角色？”“为啥？”公司正是发展之时，用人之际，一位创业元老，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李未昕沉吟片刻，脸上的笑容多少有些落寞：“公司现在越来越大，人员也越来越多，就像一架运转起来的机器，你必须随着它的运转而运转，作为一个个体，就越发掌控不了命运，我们当初从计算机研究所出来，说是要把科技成果转化为正产力，其实还有希望能掌握自己命运的因素在内。”面对思达的花团锦簇，李未昕的冷静和沉思让我看到了他不甘从众的内心挣扎，一个人到底要的是什么，有时候还真是挺费思量。
思达上市募集到大量的资金，一下子，各投资项目都显出一种火爆的发展态势，葡萄酒做出来了，装在小橡木桶里，打开，有种独特的气味，品质极好；保健品黄帝益生菌也卖的极火；而他们当作塑钢门窗厂的新郑那块土岗上也破天荒打井出水。当地的百姓说，这里打过多少井，就没打出水来过，人们都说，得有个属龙的人来才能镇住这块地。下属把此话传给汪远思，汪远思挺高兴，因为他自己就属龙，快乐之余，也不去深究那故事到底是否下属编来哄他高兴。
这年冬天，人人都穿上厚厚的棉衣，只有汪远思永远是西装革履，里边套件保暖内衣。我们见面打趣：“怎么穿那么薄，总不至于是这几千万烧的吧?”汪远思嘿嘿一笑：“也不知咋的，今年就不知道冷，也可能真是钱烧的。”当时思达募集的资金也就是几千万，而他投资那几个新项目,除保健品因有高手操作能挣钱，其他都需要大量烧钱，而他们从熟悉的行业转到完全陌生的领域也具有相当大的风险。而汪远思也并不是不知道这中间的风险。因为熟了，汪远思原形毕露，说话极为风趣，他很高兴地给我们打比方：“比如一个小手绢上烂了个洞，洞挺大，你再拿块毛巾盖上，这洞就是个小洞，这毛巾再烂个大洞，你再拿个床单垫上，这毛巾上的洞就可以忽略不计。”我明白，他是说，一个小项目赔了，就再做一个大项目，大项目赔了，就做一个更大的项目。这样，亏损就变小了。但他没说这大床单再破个大洞该怎么办，天下总没有天大的床单。其实，他最后就是栽在最后的大床单上那个大洞里。
这以后的不久，陌生人做陌生行业的后遗症渐次显现，思达的葡萄酒业因投入不足而萎靡不振，塑钢企业尚未成型，就因其责任人突然脑卒中而陷于瘫痪。与此同时，社会上许多风头正劲的企业，纷纷因在不熟悉的领域搞多企并举而陷于万劫不复的境地，远如史玉柱的“巨人”、近如洛阳的“春都”。相比之下，汪远思是幸运的，幸运在当时思达聚拢了一批具有前瞻性的经济界精英。这手绢上落下了几个大大小小的窟窿，他们几经商议，真的找到一块更大的毛巾来使这些窟窿变得小到可以忽略不记。
他们开始着眼于一些因技术落后而行将消亡的国有企业，政府当时正对这批企业与这批工人头疼不已。听到这一充满生机的民企有兼并企业的企图，正是一拍即合，既救了企业，又解决了工人出路，何乐而不为？
思达最先兼并的是一个具有几十年历史的郑州无线电总厂。当得知一个民营企业要来兼并，工人们愤怒了，把派去的人挂上资本家的牌子游街示众，并围着思达总部吵嚷。面对这种情绪上的抵触，汪远思倒真显出了一种宽阔而处变不惊的胸襟。他与杨松林一道，到厂区直接与工人对话。那天我正巧打电话找杨松林，只听见电话中闹闹哄哄，汪远思在讲话，声音很大，压得住下面的吵嚷声。后又听见他在引用国际歌中的词：“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我们自己”。工人们大概也没想到一个被他们称为资本家的人竟用国际歌来做对话的题眼。渐渐地，愤怒的情绪融化了。对话会后，工人们普遍反映：“看汪远思人还不错，思达也许还行”。
面对这么多技术落后，文化程度又不高的工人，怎样才能使他们重新成为有用的有自尊的人。在兼并的同时，汪远思与他的那些智囊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锁定了一个在当时的郑州是一个全新的行业——连锁商业。一方面开辟了一个风险较小的领域，另一方面，又可以安排兼并而来的国企职工，在这方面，汪远思与他的伙伴们显示出极大的胆识与极高的效率，而后，一个享誉省城的思达连锁超市就这样诞生了。
接着，他兼并了一家又一家停产企业。建成一家又一家连锁超市，使一群又一群下岗工人重新走上工作岗位，找回生活的自信。与此同时，他还接手了兼并企业所占用的土地。这为他日后进军房地产业，留下了一块大大的蛋糕。在那一时期，河南的房地产业都刚刚小露身手，而汪远思以他的商业敏感先走了一步。
此时应是汪远思发展最迅猛的时期。同时也是各种问题最多的时期。兼并的企业，总遗留各种各样的问题。工人工资问题，医药费问题，住房问题。一有矛盾，工人们就拥堵住思达的大门，今天是无线电总厂，明天是调味品厂，后天不知又是哪个。原来井然有序的思达总部，几乎变成喧闹的信访办。
而汪远思的父母对儿子后来的发展也颇有非议。过去儿子从研究所出来。父母觉得体制内确实压抑人的创造力，倒也同意他们在体制外搞科研开发。而今，儿子做的事桩桩件件都成为做生意，父母亲很不以为然。每次儿子回家，母亲总要唠叨几句：“瞧，这越干越像生意人了，咱家几辈子都没有生意人。”是的，父亲是作家，母亲是钢琴教授。祖父辈也都是书香人家。怎么会在汪远思这里改了门风了？这种情绪上的抵触直到思达商业开到父母家附近。老两口一同进店买东西，看看货又全，价格又实，买东西的人又多，这才转忧为喜。“原来只是不愿让他经商，现在看看，这倒方便了老百姓，有啥不好呢？”老两口欢欢喜喜的买了东西回家了。
父母的观念易转。而当初一块创业的朋友却跟不上汪远思的思想跳跃的速度。莽人冯井冈见了我就说：“汪远思，汪远思，他怎么就一点不远思？啥事就靠拍脑袋，兼并那么多烂厂，擦不干净的屁股。一说就是看中那块地了。他要那么多地干嘛？”此时的汪远思与当年那哥几个沟通起来已是越来越难。大伙都觉得跟着他这车轱辘迟早会掉沟里。
这期间我与汪远思又聊过一次。见他方知何谓意气风发，他以异常灵动的思维笑着给我打了个比方。“这做事啊，一个萝卜是个萝卜，让你坐着难受。而你去弄一群萝卜，把这一群萝卜捆到一块就是个小板凳，能坐了。”我明白这是指他兼并的那一群大小企业，把问题都集中到一块解决，这就成了他的“小板凳”。汪远思就是这样，心大，而胸襟的博大，无论在人员的接纳和各停产企业的接纳上，都显示一种壮阔的气度。也正因此，才能在极快的时间内，使思达的整个资产成倍翻番。
和汪远思认识久了，知他思维和语言都极灵动。每每灵光一闪就能抓住商机。而每过一阵总有新的体会，这时就有诸如“手绢原理”“小板凳”原理等汪氏理论像火花一样一个个迸出。我戏言：“将来整理一下可出一本书呢。”他笑：“一是没时间，二是文字不行。”
我不知道这一时期应否算思达的鼎盛期。当思达商业遍布郑州大街小巷之时，他们又兼并了河北的一家上市企业——石劝业。他们以咄咄逼人的势头向前发展。而当时的省市政府对这一企业的发展也十分关注。因为他以全新的思路，全新的观念帮助政府解决了一些诸如省会商业布局，消化下岗工人等难题。这一时期，每有中央领导视察河南，思达就成为必去视察的一个点。而汪远思的创新思维也屡屡获得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国务委员邹家华的赞赏。而省会媒体对思达棋局的每一步落子都趋之若鹜。新闻界甚至有这样一个笑话说，某女记者总是喜欢追捕款爷，别人就嘲笑到：“总找那些土包子，有本事去也去采访一下人家高科技高素质的，采访思达，这才叫本事。”而此时的汪远思已逐渐与大小媒体绝缘。虽然媒体对他永远是兴趣盎然。
仍是在这一时期。我和汪远思曾一同去找一位据说是预测很准的居士。居士在登封一个古寺，每每给贵人预测。汪远思听人说的久了，我当时正面临一次工作上的选择。于是就和汪远思一道去登封。那是五一期间，登封的山间一片苍翠，远山近山都罩着一层乳白色的岚气。到古寺，先瞻仰佛像，后与引荐者一起聊天。在汪远思的日程里，这也许是极闲散的一天。中午，居士给那些求测的善男信女们告一段落。或许因慕汪远思之名，居士请我们一同吃饭，饭菜丰盛。居士拿出纸笔，似乎信手在纸上写出一些数字，而后再用这些数字来印证你的人生经历。比如干什么多少年了，多大结婚了，孩子多大了。而汪远思关注的自然是公司的下一步发展。此君神秘的问：“你现在资产多少？”汪远思迟疑了一下说：“两个亿吧。”居士指了指纸上的二笑到：“对吧？”而后又指着纸上写着的七，以不容置疑的语气说：“将来你的资产可以达到七个亿。”我对数字一向没概念。在我觉得七亿已是个天大的数字，而看汪远思似乎没什么高兴的反应。
回来路上，汪远思边开车边颇不以为然的问：“你觉得他说得咋样？全是糊弄人的，他在纸上随便画些数，然后察言观色，给你往上对数，七个亿？我都不信再干几年才七个亿。”我这才明白，他这一路愤愤不平原来是冲这七个亿。我不觉莞尔，真不知汪远思的胃口究竟有多大。
这期间汪远思还算过两次命，一次是几个易学爱好者在一起打哄哄，汪远思用乾隆钱撂了六次，其间一位博士解曰：“钱来钱去如潮涨潮落，钱来的辛苦，去的容易，事可以做大，钱最终是空。”这断语，大家都以戏言论，一笑了之，而汪远思却记住了。其后，他的属下又曾在香港找所谓大师给他下断，据说断语是：“万两黄金化为泥。”当时正是思达红火时，谁也不以为意，不想若干年后却得以验证。
这年春节，汪远思和杨松林照例到我家聊天。此时汪远思的生意经已经让人听得较为费劲。比如用什么做抵押置换什么，又用置换来的什么做抵押置换什么。这种圈中圈套中套的运作方式在后来的2008年给他带来的是灭顶之灾。而在当时他似乎运作的得心应手。恰如后来的媒体所说：“长袖善舞”。那天我家的老父亲也参与聊天，说汪远思现在讲的那些自己已经听不懂了。但他讲到春秋末期越国之相范蠡，说他退隐江湖后成功经商，在富可敌国时又抛弃所有财富，不知所终。老父亲问汪远思：“你如果到时候，你能做到这一点吗？”汪远思神色凝重的想了一想，而后笑到：“我想我也可以做到。"不想一语成谶，多年之后，事情真如当日所言。
这之后汪远思四处寻求商机，北京、上海、深圳，甚至西藏、内蒙。当时曾有意向兼并西藏藏药集团，汪远思坐飞机来回几十趟，强烈的高原反应也压不住他的心气。他笑道：“我现在坐飞机跟打的一样，打飞的。”然而世间之事有些事能成，有些事不成。有的先期花了大把的钱，最后兼并却流了产。而汪远思又扭头开始追寻新的机会，这是一场无休无止、兵不血刃的搏击。在思达的发展上，汪远思提出的口号是“超越极限”。这一点，连一向与他默契的拼命三郎杨松林也有看法：“超越极限是体育竞赛中的口号，你不能拿来用在商业经营上。”
1999年。对汪远思似乎是个坎，由于有的投资失当，而有些领域又麻烦不断。汪远思天马行空般的大手笔让思达董事会的几乎所有成员都是无可忍。除了杨松林。新老董事达成了一个共识：“不能再由着他的性子胡弄了。”而汪远思的不善于与人沟通似乎是与生俱来的。于是在思达例行的董事会上，汪远思几乎所有的新构想都遭到集体的抵制。这种局面造成公司的死滞。也直接摧毁着汪远思的整体布局。面对着一张张曾经共同奋斗过的面孔，熟悉而又陌生，这些曾经心心相印的朋友都板着脸，如铁板一块，谁也憾不动，几个回合下来，汪远思有了一种强烈的挫败感。道不同则不相与谋，就在思达对外形象最风光的时候，汪远思下了决心，走为上策，任谁说谁劝也不改主意。这年秋，他决绝辞去了董事长的职务。
在很多人眼里，汪远思人很强势，说话做事直截了当，开门见山，而他性格的内向却多不为人所知。早先出坐差坐火车，后来坐飞机，他总是独来独往，不要任何人跟从。一路上也不与任何人搭话，甚至坐火车10多个小时也只独自呆看车窗外的风景。
这种孤独的性格源自他的童年。1957年汪远思刚5岁。一向热爱革命，热爱新中国的父母被双双划为右派。而给孩子带来的却是整个社会的轻蔑与歧视。一次汪远思穿了一件大人打下来给他的棉裤，裤腿太长，走路一甩一甩的，别人就指指点点：“看，右派的孩儿就那样儿。”那年汪远思刚6岁，对别人的话还不完全理解，回到家还甩着裤腿自言自语：“右派的孩儿就那样儿，右派的孩儿就这样。”听到刚6岁的儿子说这样的话，汪远思的母亲心如针扎，后把他送到上海，跟外祖母生活。而他的父亲王大海最欣赏这个生命力顽强的儿子，说他从小淘气，有一次从外面回来，头上的帽子也弄丢了，身上弄得浑身是土。而汪大海并不知道，那是一群大孩子恃强凌弱，说汪远思是右派的儿子，所以抓住一顿暴打，把帽子也抓丢了，而小小的汪远思早已学会把打掉的牙往肚里咽，回来只说是在外玩耍，挨打的事却一声没吭，看着他灰头土脸的样子，父母把他好一阵责怪。从5岁到26岁，汪远思整个童年和青春期都生活在这种有形或无形的阴影中。
后来下乡，与当地老乡一起到外县去拉沙子。寒冬腊月，天上下着雪籽，汪远思弓着腰，艰难的拉着满车沙子上路，前路遥遥无期，地上的冰凌一步一滑，夜里他就与老乡一起住在路边的干店里，在没有被褥的土炕上滚一夜，几趟下来，挣得钱来，他就给弟弟买双回力鞋，看着弟弟感激的笑脸，他也笑了。虽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