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爷爷——吴岱峰 怀念爷爷的诗句

今年是爷爷吴岱峰诞辰110周年,虽然爷爷离开我们已经8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他的崇高品格以及他的慈爱、他的教导却时时刻刻萦绕着我们!

作为百岁老人,爷爷走过了清末、民国、新中国三个历史时期,见证了中华民族从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到社会主义的演变和跨越;作为革命军人,爷爷长期与谢子长、刘志丹、习仲勋并肩作战,共同创建了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为新中国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根基;作为革命干部,先后参与创建了几所干部培训学校,培养出大批的红军干部;作为1927年入党的资深党员,爷爷一直保持着淡泊名利和深居简出的生活状态,但却把资助家乡人民发展经济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义务;作为我们的长辈,爷爷慈祥而又严格,用自己的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百折不挠和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精神熏陶着我们。

从富裕的家庭投身革命到创建晋西游戏队,爷爷从一个农村娃娃升华到一代红军指挥员;从建立西北革命根据地到创办红军大学,爷爷从一名战士升华到一代革命军事家;从抵抗军阀镇压到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爷爷更是成为了中国革命史上一枚璀璨的将星!

爷爷1926年参加革命,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同战友一起创建了晋西游击队,从此,走上了用枪杆子夺取政权的武装斗争道路。他率军参加了解放安定、延长、延川、安塞、靖边、保安等县的战斗,是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中共七大代表。在革命战争年代,他参加过大小战斗80余次,经历了无数艰险;建国后,他历任第十九兵团党委常委、陕西省军区第二副司令员、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最高人民检察署西北分署检察长、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西北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副主任、中组部八处党支部副书记、全国政协常委等职。

在战斗的岁月中,爷爷曾经涉险跳入湍急的黄河中打捞武器,为晋西游击队保留了实力;率军转战八百里攻克六座县城,形成西北革命根据地,为经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中央红军和党中央提供了一块宝贵的落脚点;只身喊话吓跑敌84师500团,解放了革命重镇瓦窑堡,为党中央提供了机关所在地和革命大本营;抗日时期留守陕北,完成了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革命大本营的重要任务;率独一旅,协同西北野战军第3纵队(两个旅)在沙家店战役中一举歼灭胡宗南三大主力之一敌36师师部及下辖的165旅和123旅,彻底扭转了西北乃至全国的战局……在和平年代,爷爷在政法岗位上为建国初期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党的纪检监察工作岗位上为加强党风和干部作风建设,加强党内监督和党的执政建设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建国后,爷爷十分关心家乡人民的生产生活。1964年,他曾回陕北子长等地考察,看到子长县生产手段很落后,农村依然贫苦,就想方设法,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资助家乡人民发展生产。他个人出资从长白山地区购买树籽,从天津杨柳青购买树苗,寄往我们家乡陕西省子长县。他还组织家乡的农业技术人员,到北京的四季青和天津的杨柳青公社,学习种植和养殖技术。

爷爷一生经历风雨坎坷,是非曲直,有成功也有失败,有快乐也有痛苦,但从不耿耿于怀,始终保持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饱受迫害的爷爷在用浩然正气捍卫对党的信仰和做人的尊严的同时,依然以乐观豁达的心境去迎接挑战。

文革期间,大批老干部、老革命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爷爷也未能幸免,什么“反革命集团”、“彭高习的黑干将”、“走资派”等给他扣了一大推帽子,并押送到吉林省白城子双岗”五七“干校劳改。奶奶时常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住的房子当地人称“甘达垒”,就是平地挖一个十几平方米、深2米地窖似的“房子”,铺的是稻草,冬天,在屋子中间生个炉子取暖,但仍然非常冷;有几次农场里的牛撒野,将与地面一样平的屋顶踏破。每天三顿饭,每顿一人一个窝头,白菜、萝卜和土豆也不洗直接切了煮后就可以吃了。每天早晨六点吹哨子起床,十几个都是60多岁副部级以上的老人每人发一个扁担、两个铁桶,排队,挑大粪浇地,哪一位如果动作慢一些,就会招来监视他们的造反派一皮鞭或一木棒……此时的爷爷从没有抱怨过,却反而一次次地安慰家里人:“我不是反革命,不是走资派,我只会为人民服务。”“那些都是年轻人干的,他们不能代表党。”有一次风趣地问身边的重孙子:“你们说说看,我是好人还是坏人?”两个孩子异口同声地说:“太爷爷是好人,我们都是好人!”惹得在场的人都哈哈大笑。即便经历屈辱,爷爷也始终坚信党绝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并再三教导我们要相信党,要永远忠于党,始终不渝地保持了一名共产党员的本色。

爷爷非常重视对后代的培养与教育,他深信,革命的成功、发展和国家的兴旺、强盛与革命的继承者息息相关,必须要有后来人。

我的父亲吴钧是爷爷惟一的儿子,1934年父亲刚满15岁,爷爷就毅然地把他从老家接出来,送往陕北红军当“红小鬼”,为革命战争做贡献。解放战争时期。1939年,爷爷又将两个6-7岁的侄子吴成印、吴林送到陕甘宁边区儿童保育院(即延安保小)、延安中学就学;1950年,2人分别被分配到第二野战医院、中央医院工作,后分别参加西藏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1944年,由于爷爷、父亲参加红军转战南北,国民党反动派称红军的家为“红匪窝”,要对我们家进行斩草除根,母亲只得带着当时只有4岁的我四处躲避,最后爷爷将我送到延安保育院;1947年,又将7岁的我送到革命的摇篮—延安保小,让我从小就接受着最前沿的革命熏陶。

爷爷非常关心下一代的成长和进步,对我们无微不至的关怀,从生活、工作、学习到做人都处处严格要求。

我们上学时,每逢放假回家,他总是抽时间认真地询问我们的学习情况,表现的如何和有无参加少先队和团组织。我们工作后,仍经常让我们向他汇报思想和工作情况,当听到我们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他很高兴,再三强调:现在是个党员了,在工作和日常生活中,应该处处发挥党员的先锋带头作用,时刻牢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周围的人各种各样,要搞好团结,同志有困难,一定要主动去帮助他们。

爷爷身居高职,党性和原则性非常强,对我们要求非常严格,绝不允许我们以他的名义办理任何私事。

1951年,我刚11岁,爷爷当时是陕西省军区司令部第二副司令员。我们西北保小在西安市南门外,司令部在西安的西北角,相隔5、6个小巷,至少30里路,但我每次都是自己一人乘公车或徒步回家,因为爷爷强调车是办公事的,家里的私事绝不能用。

60年代初,我的父亲被调到甘肃庆阳工作,当时那里无论是工作条件、还是生活条件都非常艰苦,为了我们能有更好的生活、学习环境,父亲希望爷爷能帮忙将工作调动一下,但爷爷告诉他:不能搞特殊,要让孩子们一定从小就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练,养成吃苦耐劳的习惯。

1973年初,我和爱人带着两个孩子回家去看望他们,爷爷看见我们非常高兴,问是出差到北京吗?当我告诉他我们的工作已经从兰州调到北京时,爷爷先是怀疑,然后严肃地对我们说:“是不是打着我的名义调回来的?”我刚要说话,一边的奶奶接过了话,说:“别说了,69年你在五七干校劳教生病时,云章给你写了封信,让你和他们单位说一声,以便他好好照顾你,结果,你不但没有替他说话,还写了一封6、7页纸的信,批评他不安心工作、拈轻怕重、对不起国家对他的培养……,说得孩子一塌糊涂,他还怎么敢再打着你的名义办事呀?”

爷爷始终对党忠心耿耿,对革命事业兢兢业业,对革命战友更是关心备至。

1981年底,爷爷回陕西期间,他问他过去的秘书霍绍业(时任陕西省工商局副局长):“黄子祥(原红26军红4团团长,黄子文的胞弟)还在不?”霍打听后说:“在,住在他女儿家”。他就和霍去看望黄子祥,当时黄子祥生活无着,过的非常艰难。他就去找当时陕西省委书记马文瑞,问马文瑞:“你能否每个月给黄子祥200元生活补助?”马文瑞马上同意了并加以落实。后来他又和马文瑞说:“黄子文、黄子祥对革命贡献很大,你能否落实,给黄子祥安排一个职位?”后来在爷爷和张秀山等人的建议下,黄子祥又恢复了陕西省政协副主席的职务。

怀念爷爷——吴岱峰 怀念爷爷的诗句

杨重远是一名革命烈士,他对晋西游击队的创建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在建国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杨重远并没有被作为革命烈士对待,他的家人甚至都不知道自己的亲人是如此重要的共产党人。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爷爷发表纪念杨重远的文章《丹心化碧血,浩气壮千秋》,杨重远在工厂里做工的儿子看了禁不住失声痛哭!爷爷知道情况之后,大为震惊,尽管他自己也是无权无势,但经过他的不懈努力,中组部终于认定杨重远为革命烈士。

2003年,安徽省阜阳市地质矿产局局长李素萍来看望爷爷时,又给我们讲起了一段爷爷和她家的故事:1928年春,爷爷受党组织的派遣,来到安徽省阜阳市组织策划阜阳暴动,宣告皖北苏维埃政府和皖北工农红军诞生,这是安徽大地上建立的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和第一支红军队伍。但由于叛徒的出卖,被国民党反动派镇压下去了,包括李素萍的爷爷李瑞甫同志在内的许许多多的革命者因此而壮烈牺牲。1982年,爷爷和奶奶去安徽省阜阳参加“四九”起义纪念会,在这次会中,爷爷证明李瑞甫同志是“四九”起义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是皖北“四九”起义的苏维埃政府主席,他们一家为革命牺牲了四个人(四烈士:李乐天、李瑞甫、李新民、李醒民),并为李瑞甫追认为烈士做了许多的工作。

爷爷淡泊名利,让人肃然起敬。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重新组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出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的陈云屡请爷爷出山,甚至由组织出面请亲属做工作,也遭到爷爷的拒绝。他说:“我不是为做官而参加革命的,没想到官做了很大,我是不想再做官了,你们不要为难我!”

为教育后人,缅怀革命先烈,1979年以后,他陆续发表了回忆谢子长、刘志丹、杨重远、曹力如、白锡林、胡廷俊等革命先烈的纪念文章,撰写和发表了回忆晋西游击队和红26军第二团艰难革命历程的纪念文章。1985年离职休养后,又秉笔直书,撰写了个人回忆录《黄土高坡举红旗》。

无论工作多么繁忙,他一直坚持读书看报,他不仅自己这样做,还要求我们也必须这样做,勤奋工作,认真学习,老老实实做人。

爷爷已经离开我们8年了,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一生的他,虽然没有留给我们任何物质的遗产,但他在参加共产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几十年历程中,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谱写出了一首令世人难以忘怀的人生篇章;用自己不懈的追求和奋斗,证明了人生的价值,演绎出了一曲令后人无限缅怀的百年华彩!爷爷矢志不渝的精神、刚正不阿的品质以及对共产主义坚定不移的信念,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勇往直前。

爷爷,我们怀念您!

文:吴云章

2013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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