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郑毓秀惹谁了？
陈夏红
跟法政人物有关的“郑毓秀”有两个：其中一个是一九六一年与五十八岁的王造时结婚的郑毓秀，这位郑毓秀时年三十七岁，当时是上海线毯厂的普通女工，“文化有限，又有小孩”，三十岁时丧偶，因而与刚被摘帽的“右派分子”王造时结合，组建新的家庭。（叶永烈：《斯人独憔悴：王造时的悲剧》，见叶永烈编：《王造时：我的当场答复》，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55~56页。）
另外一个郑毓秀，较之这位“王郑毓秀”，则风光多了：她属于国民党元老，当年闹过革命，亦留学法国并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尽管包括胡适在内的很多人，都认为这个博士论文是王宠惠捉刀代笔之作。郑毓秀回国后，投身法律界，做过法官，做过律师，亦做过大使夫人，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女性中，纵然比不上“国母”或者“第一夫人”，但亦是风光无限、青史留名了。本文所说的，即是这位郑毓秀，如果从其夫魏道明姓的话，我们则应称之为“魏郑毓秀”。这位“魏郑毓秀”，尽管是高学历的海龟，但似乎有点讨人厌，几乎没见过谁说过她好话。
蔡登山先生已经在其文章中，引用胡适的日记，阐述了胡适对这位郑毓秀的不齿。（蔡登山：《探寻胡适日记中的郑毓秀》，见蔡登山著：《民国的身影——重寻遗落的文人往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但基于本文论述的需要，亦参照台湾联经版胡适日记，先看看胡适日记中的郑毓秀。
1930年7月16日胡适日记载，“见法国人Chadowme与Fonterioy，他们为李石曾、郑毓秀办一个LaChinaNovelle月刊，想我参加，我婉辞了。”（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6册，第192页。）近两个月后的9月3日，胡适再次在日记中提及此事：“晚上听人说，法国人Chadourne受李石曾郑毓秀的委托，办一种法文月刊，名‘LaChineNovelle’。此君对人说，应请胡适加入撰述。此话被他的老板们知道了，这刊物就停办了。（此月刊的第一期文字已排成大半，我曾看见校样。）这又是‘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了。”（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6册，第262~263页。）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一天的“联经版”日记中，这位法国佬的名字由Chadowme变成了Chadourne，而所办刊物名亦由LaChina Novelle变成了La ChineNovelle。在安徽教育出版社的《胡适全集》第31卷中，9月3日的日记无论是人名还是刊名，都与7月16日的日记保持了一致。（《胡适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1卷，第667页、第720页。）出版早的反而一致，而出版晚的却有歧义，这只能说是怪事一桩了。胡适并没有在日记中细透露，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不愿意加入此刊物，是因为刊物本身？还是因为郑毓秀？
是年10月11日的胡适日记中，郑毓秀完全呈现出了一个“很傻很天真”的无知少女形象：
后来夏奇峰也来了，他最知道郑毓秀和王宠惠、魏道明等人的故事，谈的甚有趣味。
郑毓秀考博士，亮畴与陈箓、赵颂南、夏奇峰诸人皆在捧场。她全不能答，每被问，但能说：“从中国观点上看，可不是吗？”（Anpoint de vue chinoise, nest cepast?）后来在场的法国人皆匿笑逃出，中国人皆惭愧汗下。论文是亮畴做的，谢东发译成法文的。
她的侄儿小名阿牛，有一天撞见她与魏道明裸体相报，她恼怒了，把他逐出。此人即前月与电影明星李旦旦结婚同赴欧洲度蜜月的。
魏道明之母常逼他结婚，他无法，乃令人从孤儿院中抱一小儿来家，说是郑博士所生。（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6册，第315~316页。）
日记虽然是一种隐私性极强的文体，但胡适这种提倡“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学者，却在这则日记中对郑毓秀做了全面的诽谤：博士论文答辩的窘境、王宠惠操刀代笔乃至郑毓秀与魏道明的私生活，都成了胡适日记中极具八卦精神的篇章。结合后来胡适对郑毓秀的评价，可能正是夏奇峰对郑毓秀的这种描述，致使郑毓秀在胡适脑海中留下了“不要脸”的印象，——1931年1月2日胡适日记载，“到Hussy家访顾少川夫人，即在那里打扑克牌。晚饭席上Mrs.Hussy提议发电报给郑毓秀贺年，我不开口。后来她真用铅笔写电稿了，我才说：‘请不要放我的名字。’这班女人太不爱惜脸面！”（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6册，第418页。）
胡适对郑毓秀的厌恶，不光自己“深恶而痛绝之”，就连与郑毓秀有关的任何人等，都“恨”屋及乌了。在1931年3月17日的日记中，胡适最后一次提及郑毓秀：“访杨仲瑚。仲瑚做了郑毓秀的姐夫，遂得特区（公共租界）法院园长。我因此不与他往来。”（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6册，第445页。）
胡适是大学者，他倘若因为道德洁癖，讨厌郑毓秀也就罢了。可是不知道怎么搞的，郑毓秀在民间的印象亦好不到哪儿去。我这里可以举董竹君笔下的郑毓秀为例。董竹君因在1949年前的上海创办锦江饭店而留名，她在回忆录中，专门有一节，写“红人郑毓秀”。在董竹君的笔下，郑毓秀是这么一个人：
郑毓秀，广东人，留法学生。身材在女人当中是魁梧的，皮肤粗黑，脸型凶怪，穿着旗袍，戴副眼镜，说话声音洪亮，举止有些像男人。性格急躁，动辄就怒。从她的态度表情间一看就知道是位个性很强，而有才干，有魄力，有政治野心的女性。可是她的政治活动是危害国家和人民的。抗战前，她任上海法政学院院长、上海法院院长、立法委员。郑毓秀是当时南京政府的红人之一。她红得透顶，据闻仅次于宋美龄、宋霭龄。她人住南京，却要喝上海租界的自来水，面包要吃上海“老大昌”的，每天火车送一次。后来，甚至用飞机送，生活挥霍、腐化竟至于此！（董竹君著：《我的一个世纪》，修订版，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91页。）
我的上帝啊！真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董竹君这一番爱党爱人民的素描，郑毓秀博士便成为貌丑性爆贪吃挥霍的村姑了。事实上，至少在表面看来，郑毓秀对董竹君还是不错。董竹君云，郑毓秀有一天即来锦江饭店看她，一番久仰久仰、幸会幸会之后，便“听说你有肠胃病，我也有这病。我每天去广慈医院推拿按摩、电疗，医治得很见效，你不妨也试试看，明天车子来接你一道去。”郑毓秀的这种善意，当时究竟有没有政治目的我们尚不好断言，但在董竹君笔下，这完全成了一个反党反社会的圈套，我们且看看董竹君的心理活动：“这真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她是当代红人之一，闻其名并没见过人，为什么她想接近我？当时，在她势力范围内，哪能拒绝？只要在政治上自己好好提高警惕，和她来往来往，对掩护革命活动和我个人与锦江也会有利的。因此我答应了她的邀请。”（董竹君著：《我的一个世纪》，第291页。）董竹君这是典型的捡了便宜还卖乖，——此后郑毓秀每天都随车来接她，每次都在楼下等她一个多小时，甚至还代付了所有医疗费，按理说对她已经仁至义尽了。
只是郑毓秀低估了董竹君的革命警惕性。两人熟识之后固然有饭局，饭局上必然会聊政局，而董竹君把这看成了郑毓秀另有用意、暗示她加入国民党内郑毓秀派系的表示。革命经验丰富的董竹君，假装不懂政治，只想做生意、养孩子，并渐渐远离郑毓秀。“使她感觉到，我只是对政治不感兴趣。这类人是非常难弄的，我真怕她借故和锦江捣乱来整我，所以我在和她交往的过程中，尽量不得罪她，还表示跟她很亲热。关心她的病痛，关心她的衣食起居，时常送些鲜花、菜点给她，把她哄得甜滋滋的，免得她达不到目的时对我下毒手。”（董竹君著：《我的一个世纪》，第292页。）
平心而论，不管郑毓秀有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郑毓秀对董竹君这位小老板还是很不错的。即便在抗战的时候，关于董竹君跟日本人有往来的谣言满天飞的时候，郑毓秀依然说董竹君的好话，说她坚决不相信董竹君为日本人做事。只是好心不一定得好报，郑毓秀无意得罪董老板，董老板却将郑毓秀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据蔡登山先生说，1949年后魏道明、郑毓秀夫妇政治失势，远走巴西、美国，穷困寂寥，以打麻将消磨时光。1954年时郑毓秀左臂罹患癌症而遭切除，更成为其晚年解不开的心结。“由于身体受伤，郑毓秀对金钱越来越看重，据说晚年的时候，郑毓秀无论走到哪里，都随身携带一个大手提包，那里面装着她的财富。”（蔡登山：《探寻胡适日记中的郑毓秀》，第233页。）晚景凄凉如此，真是生不如死。1959年郑毓秀客死异乡，用我的师弟楚望台挽程春明教授的挽联说，真是“生不由得，死不由得，自古多情应笑我；毁也罢了，谤也罢了，从来寡义不识君。”
走笔至此，我想这篇小文章也该结束了。郑毓秀跟胡适、跟董竹君之间的交往，由于她自己没有留下第一手的交代资料，我们基本上一无所知她的所思所想。只是让我实在参不透的是，郑毓秀跟胡适几乎没有任何直接的交往，而对董竹君又好如姐妹，可是为什么无论是阳春白雪如胡适者，还是下里巴人如董竹君者，都不说点郑毓秀的好话呢？！
2009年5月20日于昌平军都山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