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最近，一泡童子尿在网络上闹得沸反盈天，香港与内地的关系因为小孩憋尿、尿布接尿、拍照摄像、骂人耳光等一系列似是而非、模模糊糊、断章取义的事实引发一波一波的口水战。其中，凤凰卫视主持人闾丘露薇的言论更是在网络上遭到的炮轰。闾丘露薇遭到网民的嘲讽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从利比亚到纽约过马路，从军事禁区到街边小孩撒尿，闾丘露薇的言论一次次地把自己放在风口浪尖上，因一次次表达赤裸裸的双重标准而受到质疑和民众的声讨。闾丘露薇虽然一次次辩解，但也没有用。针对这次内地小孩在香港街边撒尿一事，某位媒体人在微信上说：“我不是很能理解，为毛同样是大陆人，闾丘露薇这么给香港站台？她自己刚到香港的时候应该挺不容易的吧，好奇怪。”看到这条微信，引发我写这篇文章的冲动。
我从上海来到北京已经20多年，当初很多人不理解，上海人怎么可能离开上海去外地？哪怕是北京。在上海人心目中，上海才是中国最好的地方，上海人怎么可能离开先进发达的上海，到落后愚昧的地方去长期居住生活？除非是美国、欧洲、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上海人的这种优越感是很强的，而且由来已久。虽然这种心态现在好一点，但它确实是上海文化的一部分。
“上只角”、“下只角”是上海方言，意思是说市区内高档地段和低档区域。例如，如今酒吧林立的衡山路属于“上只角”，闸北区在解放前曾经因为集中了很多苏北逃难者而成为棚户区，属于“下只角”。上海人心目中对“上只角”的羡慕从清朝洋人租界时期就开始了。简单说，洋人租界就是“上只角”，华界就是“下只角”。对上只角的崇拜、羡慕，与对下只角的鄙视、冷淡是共存的。在过去，哪怕搬家也尽量想从下只角搬到上只角。一旦离开下只角，来到了上只角，上海人的心态和精气神都会不一样，而且还会尽量掩盖自己曾经的下只角出身，以上只角高等居民自居，产生看不起下只角、看不起自己曾经下只角的背景也很正常。
我在读大学的时候，班里既有上海人也有外地人。我与外地同学的交往更多些，关系亲密的也以外地同学为多。其中原因之一就是我不喜欢上海本地同学的势利眼。有一位上海本地同学，家在浦东。当时浦东还没有开发，还属于农村，严格来说，那时的浦东也属于下只角。这位上海同学说，他母亲严令他找女朋友不能找“苏北人”。民国时期由于大量苏北难民逃到上海，苏北方言也在上海流行。但苏北难民一般工作层面不高，俗称“三把刀”，剃头刀、修脚刀、切菜刀，再加上难民大都从事黄包车、搬运工等体力活，苏北人在上海常常被看不起。居住在苏北人集中区域的人，为了打入上只角要尽量学会上海话，学得不好，带苏北口音，会被人嘲笑。上海本地滑稽戏中，苏北话或带苏北口音的上海话，总是被嘲笑、挖苦、打趣的对象。因此，我的那位上海同学他母亲的态度就体现了上海人曾经根深蒂固的地域歧视，即便是上海本地农民，也看不起外来的苏北人。虽然这种心态和现象现在比过去弱很多，但是，它依然存在。上海人的确有一种自以为是的傲慢，哪怕对自己的同胞，外地亲戚也不例外。
上海人原来与香港的关系比较特殊。当上海人普遍看不起内地时，对香港的态度稍好一点，虽然当初也有点小看香港，但是，新中国成立后，大批上海有钱、有身份的人移居香港，上海话一时间在香港成为上等人的方言，上海人的地区歧视心态也自然带到了香港。加上香港长期殖民地的状态，上等人、下等人的心态得以加强。
说了上面这番话，目的是要说如今香港的“闾丘露薇现象”。闾丘露薇原先是上海人，我不知道她家原来住在上只角还是下只角，她中学读的是上海最好的重点中学之一，华师大二附中。这个学校原先在普陀区，也算不上“上只角”，但因为这个学校是住宿制，难以判断学生原先的家庭住址区域。我认为，上海人对于上只角、下只角的等级意识很可能对闾丘露薇会有影响，这种影响后来还可能被刺激放大。百度搜索显示，闾丘露薇小时候父母离婚，母亲去了海外定居，父亲再婚，闾丘露薇同奶奶一起生活。我想，这种早年生活经历很可能对她造成两个重大影响。
一是认为外国更好，上海人很多都有这种心态。我的上海亲戚很多就如此。我读中学时，上海很多漂亮姑娘嫁人的首要条件就是男方有海外关系，有没有可能办出国，其他条件可以忽略，哪怕做跳板，结婚以后出了国再离婚也很正常。崇洋媚外在上海的确比较严重。当年《北京人在纽约》很火爆时，上海有一个《上海人在东京》，原因就是很多上海人东渡日本，这也算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做不了最高等的西洋人，做个次等的东洋人也不错。二是，闾丘露薇发奋，想通过读书、上好学校改变自己的命运。
闾丘露薇命运的改变，首先与她考上复旦大学有关，其次，与她同在海外的母亲团聚有关。百度资料显示，闾丘露薇在读复旦时，生活条件并不好，不得不打工，在外企做钟点工，在咖啡馆做招待。与母亲团聚后，得到母亲的资助，后来进入母亲在深圳开设的外贸公司。闾丘露薇母亲的公司因经营不善而关闭，母亲去了香港，闾丘露薇留在深圳，生活再次艰难。借住农民房搞推销，因英语不好未获外企聘用而受刺激，再次发奋学外语，后来进入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后来终于步母亲后尘，与丈夫一起移居香港。因此，闾丘露薇的生活经历有一个重要的背景：海外、英语是美好的目标，她早年的生活轨迹就是通过个人努力一步步地离开糟糕的现状，向更高的目标迈进。我想，这样的生活轨迹强化了她在上海受到的“上只角”、“下只角”的文化潜意识。学好英语、移居香港就是离开下只角、进入上只角的过程。
基于上海人早已有之的地域歧视观念，移居香港后的闾丘露薇不断显露出“上等人”的身份感。如同上海本地人看不起本地苏北人，如同上海本地“下只角”居民离开下只角进入上只角后也会看不起下只角一样，闾丘露薇到了香港，自以为到了世界的上只角，内心里对自己原先生活工作的下只角产生歧视，并扩大到所有内地民众，我想，这对她来说是顺理成章的。事实上，这种基于崇洋媚外而产生的自认高贵的等级心态，在我看来，不仅仅只体现闾丘露薇一人身上，很多香港人可能都有这种心态。这就是我所称的当今香港“闾丘露薇现象”。
当年英国人统治香港时，如果表现对内地人的歧视，同时也要接受被英国人的歧视，多少有点自打耳光的嫌疑。如今，英国人走了，有些香港人移居到了西方国家，留下的香港人或新移居过去的内地人，没了高他们一头的英国人，立即小心眼膨胀，等级意识油然而生，把自己曾经是次优等人的心态，放大成自以为是的高等人，俨然就是上海人“上只角”、“下只角”心态的再现。哪怕香港人如今在金钱财富上未必高过某些内地人，但基于洋人更高等的心理，他们也时常将自己根基不足的优越感展示出来。这种优越感的显露，越来越像旧时八旗子弟的自大心态：我祖上是贵族，你们祖上都是低人一等的泥腿子。说实话，现在上海的地域歧视已经弱了很多，香港人这种自命不凡的高等人意识，迟早也会成为八旗子弟那样的笑话。
废话一篇，说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