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轫于2010年底的「茉莉花革命」，从北非突尼斯点燃，蔓延到了几乎大半个北非中东地区，动摇了多个长期执政、已取得稳固统治地位的政权，至今各种正面负面的效应还在继续冲击回荡。茉莉花革命也飘洋过海，跨越了中亚、南亚和东南亚，曾经到达美国，引发「占领华尔街行动」，也来到地处东亚的台湾。

洪仲丘一案激发了20多万人走上街头，出乎绝大多数台湾民众的意料之外，由于运动在某种意义上的成功：成功动员、成功得到媒体和民意的同情，成功达成部分诉求，加上「理性」、「和平」、「纪律」和某种程度上的「去政党化」，的确让很多人给予甚高的评价。因为言论辛辣而自我炒作成名的台大医生柯文哲，便在北京称，洪仲丘案引发的公民运动，是台湾历史上首度出现的公民社会运动，是一场台湾的「茉莉花革命」。柯文哲显然对台湾的民主化历程很陌生，把1985行动说成「首度」的公民运动，应该会让很多社运人士跳脚，但他拿「茉莉花革命」盛名冠在1985行动上，仍有一定的道理。

从「苏东波」到「颜色革命」，再到「茉莉花革命」，都推动了政权更替、促进民主转型，但「茉莉花革命」最大的特色在于网络新媒体的作用，使得突发性的事件，在触及了政治社会冲突敏感神经后，能够让讯息、观点和行动迅速的传播、交流、讨论与集结，让蓄积已久却始终找不到出口的反抗能量暴然喷发，汇聚成群众运动洪流。再加上全球化的作用，原本局限一国之内的民主行动，能够迅速取得同情、支持，扩大能量。甚而在邻近国家、或者有类似政治社会条件的国家重现。

毫无疑问的，网络社群媒体在1985行动当中，同样扮演关键的致胜角色。当然，台湾的政治社会条件和北非中东有较大差异，政治社会改造的课题也有很大的不同。台湾早在1980年代就明确的走上和平民主转型的道路，并在1990年代获致初步的成果。台湾版「茉莉花革命」追求的不是民主转型，而是民主深化、改革补课，也就是将民主理念深入到先前未能真正触及、或者需要进一步改革的领域，例如军事、地方金权结构（大埔案）或是跟民众更为切身的民生议题（胖达人案）等等。

如果我们从全球范围比较「茉莉花革命」的不同路径、不同结果，当会发现，在「茉莉花革命」的肇源地北非中东，固然在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地都推翻了长期执政的独裁者，但革命带来的却是进一步的政治社会动荡，这其中有革命与反革命势力的反复角力，有外国势力的干涉介入，有复杂的教派、族群和地域冲突，「茉莉花革命」在这些地方未能实现稳固的民主，反而酿成类似当年中国辛亥革命的悲惨结局，革命后出现的是更大规模、更长时间的动荡，这可说是「茉莉花革命」的第一种版本。

海峡对岸的中国大陆，当局始终对于「和平演变」、「苏东波」、「颜色革命」抑或是「茉莉花革命」抱持高度警惕，外界也相当关注「茉莉花革命」是否会在大陆引发仿效回响。大陆内部贫富对立相当严重、局部而激烈的官民冲突更是时有所闻，但是由于大陆国家机器的集成与压制能力远强过于北非中东诸国，同时经济成长仍居世界前列，尚能起到缓和、吸纳政治社会冲突的作用，所以「茉莉花革命」在大陆雷声大雨点小，不但应者寥寥，更迅速被当局压制下去。「茉莉花革命」的第二种版本可说是在大陆出现的夭折版。

至于台湾版的「茉莉花革命」倒是有不一样的景观，经过2、30年的民主与社运洗礼，台湾幸运地跳脱了动乱循环或者维稳高压的负面模式，只要我们能更为成熟地避开民粹或是蓝绿对立的陷阱，这一波波新的公民行动（不论是展现在网络上、或是街头上），将能扮演进步的推动力，让台湾的政治社会与民众生活走上更优质而健康的道路。

在「生活大国」基础上，如果政府能成功推动经济再开放政策，运用优势制造业基础发展高端服务业，开放人才更自由移动，当可吸引全球人才聚集，这或将是台湾在全球激烈竞争、两岸良性竞赛中最大的利基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