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按照伊能静自己的说法，她外公是抗日英雄，但是被国民党枪杀：
@伊能靜：我的外公楊元丁，台灣日治时期，国际禁吸鸦片，日本卻对台湾人发红牌准吸终身。當時日本严究持反对印刷传单者，外公一人担下重责，被判囚284日。七七事变爆发时，他入大陸从事抗日，被日本政府逮捕六次。228事件，因幫助大學生等，遭枪决身亡，尸体被丢入大海。外公沒死於抗日，卻死於同族人手中。
杨元丁在228事件被杀这个目前毫无疑问，关键在于前面的“抗日”部分。也就是说，承不承认杨元丁是抗日英雄。对此，我们来找点其他资料，为了所谓的公正，我只选取了维基百科的词条：
http://zh.wikipedia.org/wiki/楊元丁
以下内容来自维基百科：
出生于桃园，毕业于桃园公学校，毕业后大多在基隆与中国大陆做生意。杨元丁不满日本的殖民统治，鼓吹抗日，加入台湾文化协会四处演讲，甚至因为反鸦片的关系被监禁，台湾日治时期被禁锢了六次。七七事变发生以后，杨元丁怕日本人对他有所忌惮，所以离开台湾前往上海，后来辗转住在杭州，并从事食品生意。1945年，因其雇来运货的日本船，不幸被美军击沉，使其财产几乎耗损殆尽。后来，透过答应基隆商人黄献彰的委托，帮忙押船回基隆，才顺利回到台湾。1946年台湾当选为基隆市参议员，并且被选为副议长。
这段话里面可以肯定几点：
七七事变前;
1、杨元丁在日本统治时期，主要是在做生意和加入了台湾文化协会。
2、杨元丁有在鼓吹抗日行为。
3、在台湾被日本人抓是因为反鸦片问题，禁锢了6次。
七七事变后:
4、他离开了台湾，而是开始了食品生意。
5、上海到杭州这时都在日占区。
6、他雇佣日本船在日占区做自己的生意。
现在的关键点在于：
1、杨元丁在台湾是因为通常意义上的抗日，还是因为反抗鸦片被抓？
2、杨元丁在大陆做生意之余有没有过抗日行为？
3、杨元丁被抓的六次都在那些地方？
台湾日本占领时期，对于抗日（即完全反抗日本统治）和反鸦片（实际上只是反抗统治当局的部分做法）是不一样的。抗日是要把日本人赶出去，反抗鸦片并不驱赶日本人，或者说重点不是在驱赶日本人上面。显而易见，这两种情况下，日本占领当局的处罚措施有轻重之分。特别是台湾文化协会（介绍见后）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抗日组织，更多类似于争取民族权利的文化保护团体。所以杨元丁是不可能在里面有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抗日行为的。
那么只能剩下伊能静自己说得“當時日本严究持反对印刷传单者，外公一人担下重责”
我们又知道，七七事变后，杨元丁是因为忌讳台湾当局对其的关注，才来到大陆。所以他在大陆主要为抗日服务可能性也较低。而且按照维基百科，杨元丁是“台湾日治时期被禁锢了六次”，显然不是在大陆被抓，也就是说，杨元丁在大陆没有因为抗日等问题被抓过。
对照下，如果杨元丁在大陆抗日的话，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他伪装太高明，日本人没发现。可是如果他在大陆抗日，必然跟大陆的共军、国军、军统等抗日组织和机构有联系，目前没有看到任何这方面材料和记录。显然杨元丁没有在大陆抗日。
这样的话结论就出来了：
杨元丁抗战后他就来到大陆经商，再也没有有记录可查的抗日行为。这样一来，杨元丁是不是抗日英雄，只能看他在台湾的行为。而杨元丁在台湾时候，是因为反对日本占领当局允许吸食鸦片，在台湾被抓了6次，按照台湾文化协会的“在日本帝国宪法内所规范的合法政治活动，且有内地(日本)众议员的支持”行为，显然杨元丁算不上我们通常理解的那种抗日鼓动、甚至拿枪上阵的英雄了。
所以，从目前资料而言，并不能支持证明杨元丁是个我们通常意义上的抗日英雄。当然我们也期待有更丰富的证据出现。
附：资料来源于维基百科“台灣文化協會”
台湾文化协会成立之初是一个资产阶级与知识份子为主组成的民族主义文化启蒙团体，该会章程规定:“以助长台湾文化为目的”，1921/10/17(大正十年)下午一点起，于台北市大稻埕静修女子学校 (今静修女中)举行创立大会，由蒋渭水报告创立经过:“有关本会组织，曾访川崎警务局长，依主旨书说明本会的主旨，他询问:‘虽然说只计划提高文化，但多数会员中，是否有跟政治运动有关连的人呢?’于是回答说，绝对不涉及如此行为之后，才求得该局长的谅解。”，出席会议的人有1031名，以医师、地主、公学校毕业生、留学回国的学生为主，另外也有农民、工人、商人、律师、士绅等人参与。
以《台湾民报》做为协会宣传工具，在台北、新竹、台中、员林、台南等地设立十余处读报社。并四处举办演讲，并成立文化书局、文化剧团，也举办各种有关历史、法律、卫生等短期或长期的讲习会，进行文化演讲会、文化剧运动。
在文化协会的活动中，最受重视的是演讲会，其原因在于当时台湾文盲仍多，以文书宣传效果不佳。1923年5月，会员黄呈聪、王敏川等以《台湾民报》社员名义自日返台，为推售台湾民报，在全岛各地举行巡回演讲，其讲述的民族主义与对总督府施政的批判，引起台湾民众很大的回响，自此，文化协会开始频繁于各地举办演讲会。除此之外，文化协会内部也有人提倡以歌仔戏作为文化运动的一个工作项目，1925年7月，台中州首次组成剧团组织，紧接着台中州南投郡草屯庄的炎峰青年会也组织一团，1926年11月，新竹街的文化协会支部也成立了新光剧团。这些演剧的脚本多半以讽刺性的方式谴责社会制度、鼓吹民族意识，这种宣传方式也得到不错的效果。
台湾文化协会虽然不被允许从事政治活动，但自成立之初即成为岛内外各社会运动的母体，文化协会成员以个人名义加入或指导各类组织与事件。1920年底开始进行的“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因为是在日本帝国宪法内所规范的合法政治活动，且有内地(日本)众议员的支持，被蒋渭水谕为台湾人唯一的活路，自请愿开始，即由文化协会成员于背后运作，这项请愿运动对台湾总督府的权力提出了最根本的挑战，因此也成为总督府的眼中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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