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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立清将军
他是我军在战争年代时大兵团级唯一一个被授予中将军衔的。同时也是在1955年授衔中，唯一一位要求降低军衔，而被批准的人。
在1955年的授衔过程中，一些同志认为给自己授衔高了，主动要求低授一级军衔。其中徐向前、罗荣桓要求不授元帅军衔，徐海东、许光达要求不授大将军衔，徐立清要求不授上将军衔，孙毅要求不授中将军衔。最后评定的结果，除徐立清由上将降为中将之外，其余要求低授的同志在做说服工作后，都授予了他们应授的军衔。
按照授衔条件，徐立清应该被授予上将军衔，可他三番五次地给党中央、毛主席写信，请求不要上将军衔，在全军传为佳话。当时在正兵团级干部中，徐立清是仅有的几名中将之一，其他都是上将。一位老将军这样称赞道：“徐立清精神可嘉，人品难得，从古至今，少有少有。”
1910年4月5日，徐立清出生于河南商城吴店区申家湾（今属安徽金寨县）一个贫农家庭。1929年8月，他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历任红1军军长许继慎，副军长徐向前）第32师经理处书记、红4军（军长邝继勋，后为徐向前）11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红4军32团政治处主任、红4军12师政治部主任、红4军政治部主任、红四方面军后方总医院政治部主任、红四方面军总卫生部政委。抗日战争中，他历任八路军129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骑兵团政治处主任、129师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和东进纵队代政委。
1946年6月，解放战争爆发后，徐立清一度任过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主任（原为谭政），和贺龙直接共事过。1947年7月31日，西北野战军（后称第一野战军，简称一野，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成立，徐立清任政治部主任。同年10月11日，为加强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力量，中央军委下令成立了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新编第4旅为主的第6纵队，隶属西北野战军建制，罗元发任司令员，徐立清任政委。
1949年2月1日，根据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编制和部队番号的命令，第6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军，隶属一野，罗元发任军长，徐立清任政委。同年6月中旬，第6军编入第2兵团（司令员许光达），徐立清任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建国前后，徐立清担任过一野第1兵团政委（王震任司令员），率部进军新疆。进入新疆后，他兼任了新疆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副书记（王震任书记）。1949年12月，徐立清和王震一道，介绍和平起义的原国民党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0年9月，为统一全军干部管理，中央军委成立了总干部管理部（1954年10月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干部部）。当时，毛主席对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点将，"成立总干部部，要徐立清来搞。"总干部部成立后，由罗荣桓兼任部长。罗荣桓认为，"徐立清同志对毛主席的干部政策思考领会得深刻，他在干部工作中提出过不少好的建议、做法。""徐立清同志心胸开阔，待人厚道，善于团结人，联系群众。" 因此，在副部长分工时，罗荣桓要徐立清主管任免、组织工作。
1952年，全军干部定级，徐立清主持这项工作。早在建国前，徐立清已担任大兵团政委，按规定应是正兵团级。当时，有关部门上报中央军委的报告上写的是"徐立清正兵团级"，他看到后将"正兵团级"改为"副兵团级"，并专门向总干部部写了报告，这是徐立清的"第一让"--"让级"。总干部部罗荣桓部长、赖传珠副部长都认为徐立清应定正兵团级，但深为徐立清这种高尚风格所感动。罗荣桓部长在大会小会上多次表扬徐立清，称徐立清是一位"以身作则的楷模，同志学习的榜样"。后来，军委副主席彭德怀专门找到徐立清，明确提出：坚决不同意他定副兵团级。因此，在定级的审批报告上，彭德怀又将徐立清的"副兵团级"改为"正兵团级"。
1955年2月8日，毛泽东主席正式签发了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将于1955年10月1日开始实行军衔制度。这在全军上下引起广泛的关注，绝大多数干部对此都能有比较正确的认识，但也有一些干部担心自己的军衔评低了，面子上不好看。
有的公开摆资格、列战功，觉得应该得到更高的荣誉和奖赏。更有甚者，在提出要求未能满足后，竟闹起了情绪，哭起了鼻子。有一位红军时期的老干部，在他听说自己将被授予少将军衔的时候，十分不满，竟然公开地说：“我要把那牌子挂到狗尾巴上去。”毛主席当时风趣地批评这种现象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授衔时。”
根据军官服役条例，按照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历史功勋和在部队的任职情况，是应该给他们授衔的。在初步方案中，其中有这样的内容：毛泽东为大元帅；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为元帅；李先念、谭震林、邓子恢、张鼎丞为大将。当毛泽东看到这一方案时，他思考片刻，提起手中的笔，将自己的名字从大元帅的衔位上圈了出来，并说他本人不要大元帅军衔。在一次会议上，毛泽东说：“我这个大元帅就不要了，让我穿上大元帅的制服，多不舒服啊！到群众中去讲话、活动，多不方便啊！依我看，现在在地方工作的，都不评军衔为好！”他问刘少奇：“你在部队搞过，你也是元帅。”刘少奇同志当即表示：不要评了，不要评了。毛主席又转向了周恩来、邓小平，他们都摆摆手说：“不要评了，不要评了。”毛主席又转身问过去长期在军队担任领导职务，后来到地方工作的邓子恢、张鼎丞等同志：“你们几位的大将军衔还要不要啊？”这几位同志也都说：“不要评了，不要评了。”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不要军衔的事，对负责授衔工作的徐立清震动很大。他也开始认真考虑自己在这次评衔中的姿态。按照中共中央军委规定的条件，正兵团级现役军队高级干部一般都要授予上将军衔。徐立清是完全符合授予上将军衔条件的。可他想来想去，觉得还是要个中将为好，这样对个人对工作都有利。
当他看到授予上将军衔人员名单中有他的名字时，他"以权谋私"，将自己的名字悄悄"下调"到中将行列。名单到了罗荣桓部长手里后，他亲自找徐立清谈话，既有关切又有批评："这是中央军委定的，正兵团职的一般都授上将，你的名字怎么能随便划了呢？你徐立清是有贡献的，是够资格的嘛。"于是，罗荣桓又把徐立清的名字加到了上将名单中。之后，徐立清又给中央军委和罗荣桓部长写信，要求不要授予他上将军衔，并列举了种种理由：一是可以减少原红四方面军在上将中所占比例，不突破毛主席最初的设想；二是对自己有一个正确的估价，克服名利思想；三是便于做一些争军衔同志的工作，保证授衔工作的正常进展。 为此，徐立清和夫人党秀玉商量让衔这件事，夫人很支持："咱不要在待遇上、名利上和别人争高低，你要中将我支持你。"
名单很快报到了中央军委，徐立清感到十分不安。这时不少同志都劝他说：“你是符合条件授上将军衔的，不要违反规定，这个事就不要再提了。”同时也有一些老同志劝他说：“你符合上将条件，非要个中将，其他够上将条件的同志该怎么想？”徐立清也陷入了矛盾之中，几天来，他的脑海里总是在思索这个问题。他说：“我是总干部部的副部长嘛，是负责授衔工作的，与别人不一样，他们也会给予理解的。”
正在这时，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也给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写了报告。许光达把自己和有关同志做了比较后，郑重请求不要大将军衔，希望降为上将。毛主席说许光达：“这是一面镜子，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徐立清认为自己也有了学习的榜样，连夜给许光达打电话，彼此交流了自己要求低授军衔的看法。许光达对徐立清说：“这是我们个人的想法，跟别人没关系，要坚持下去做出榜样来，看那些争着要高衔的人有啥话可说。”
一天深夜，徐立清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他想，要求低授这是自己的意愿，决不能半途而废。于是，他披衣起床，伏案给中央军委和罗荣醒部长写信表示；此次授衔，我要求低授，这是因为我是主管授衔工作的副部长，更应该严格要求自己，为大家做出个好样子。要不然，我就不好去要求别人了。我出身于一个贫苦家庭，从小给地主家放牛，是党把我培养成一个革命军人，可我与党和人民的要求相比，所做出的成绩是微不足道的，授予我上将军衔心里很不安。论德、才、资、功授予中将我就已经感到十分荣耀了，再三恳求军委和总部领导能批准我的要求。
这封信第二天就到了罗荣桓部长手里。罗荣桓部长和总干部部的另外两位副部长赖传珠、宋任穷进行了商量。他们一致认为，徐立清建国初期就任兵团政委，现在又任军委总干部部副部长，在群众中威信高，影响大，应该授予他上将军衔。尔后他们又把这个意见向彭德怀副主席作了汇报。彭德怀同意总干部部的意见，授徐立清上将军衔。
一天，彭德怀把徐立清叫到办公室，请他当面解释不要上将军衔的原因。徐立清说：“这个问题我已经考虑很久了，按照评衔条件，我该授上将，可我是主管授衔工作的，不能在上将的名额中和别人去争，如果把别人减下去显然不合适，把自己减下去比较符合实际，这也是我的心愿，希望能得到您的支持。”
彭德怀说：“立清，我已经和许光达同志谈了两次话，他也向军委写了报告，要求由大将降为上将，我没有同意。我是很了解你的，你不要上将的事，我看还是商量一下再说，这个问题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这是组织上的决定。”
之后，彭德怀副主席又两次找徐立清谈话。徐立清态度非常坚决，一再表示不要上将军衔。彭德怀始终没有答应他的请求。彭德怀在军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提到这件事时说：“徐立清我了解他，人很好，没有名利思想，而且言必行，行必果。”毛主席接着说：“不简单哪，金钱、地位和荣誉最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思想和品格，古来如此！”。
授衔授勋的日子一天一天迫近，徐立清更加感觉不安。现在问题已经提到了组织纪律的高度，是答应还是不答应，他经过反复思考，决心已定，又先后给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和罗荣桓部长连续写了几封信，表明自己的决心，再次阐明自己要求低授的理由。
此事反映到周恩来总理那里，周总理亲自找徐立清谈话，做工作。周总理说：你多次申请低授，这种精神是值得提倡的，是值得我们每个干部学习的。从战争年代到和平时期，你始终保持着共产党人这种优秀的品质，难能可贵呀。不过，你徐立清是完全符合授予上将军衔条件的，不要认为自己是干部部的副部长就可以低授。
徐立清一直坚持自己的想法，他和总理谈了授衔工作中有些人争官争位，不考虑大局，两眼只盯着干部部门，我授低了，有利于做他们的工作，这完全是为工作考虑的。周总理没有做通徐立清的工作，徐立清反而做通了周总理的工作。
最后，周总理同意了授予徐立清中将军衔。
徐立清主动让衔的事感动了周恩来总理。在授衔仪式举行的前一天，周总理又专门打电话邀徐立清同志到中南海面谈。周总理说：“主席说许光达是一面明镜，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我说你徐立清也是一面镜，是难得的一位好同志嘛。”之后，周恩来把女摄影师叫来，在他的书房里和徐立清合影留念。周恩来还带着徐立清来到怀仁堂察看授衔现场准备情况。”
刘少奇说：“你是一名应该授上将而没授上将军衔的中将。”
1955年9月27日下午，授衔仪式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这次评衔，共评出了10位元帅、10位大将、55位上将（王建安、李聚奎是后来补授的，连这二人在内共有上将57位）。授衔仪式结束后，罗荣桓元帅兴致勃勃地找到了徐立清说：“立清啊，我是很理解你的，你对革命的贡献是很大的。”他还拍着徐立清的肩膀说：“好样的！”
徐立清望着这位比自己年长近十岁的老首长，心中生出无限感慨：“感谢您对我的鼓励，感谢军委对我的信任。”和徐立清同期参加革命而被授予上将军衔的红四方面军老战友王宏坤、洪学智等同志先后握住徐立清的手，对他这种主动让衔的精神表示敬佩。许光达大将也专门找到徐立清说：“我要求降为上将的请求没有批准，你成功啦，我祝贺你。”
9月27日晚，在中南海怀仁堂外的草坪上举行了盛大晚宴。周恩来在晚宴上发表了祝酒词，元帅、将军们身着将帅服，端着酒杯互相问候祝贺着。被授予中将军衔的徐立清也兴高采烈地举杯祝贺。未被授衔的国家主席刘少奇，突然叫了“徐立清”的名字。徐立清急忙来到刘主席跟前，刘少奇说：“你是一名应该授上将而没授上将军衔的中将。”徐立清说：“您本该授元帅不是也没要嘛，您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埃”正在这时，彭德怀也来到徐立清面前说：“你两个金豆的含量可不一般埃”毛泽东对徐立清这种不为名、不为利、严格要求自己的做法给予高度评价，在一次全军的高级干部会议上，毛泽东称徐立清是我党我军的“好同志，好干部”。叶剑英、罗荣桓、徐向前、彭德怀等老帅也都在不同的会议和场合赞扬徐立清同志是我党我军干部学习的榜样。许光达、肖劲光、罗瑞卿、粟裕等大将也号召部队的干部们向徐立清同志学习。一些中高级干部纷纷写信和发表文章，称徐立清是高风亮节，人生楷模。
正是由于徐立清曾"让级"、"让衔"、"让位"，所以军内外都尊敬地称他"'三让'将军"。
在事隔四十多年后，许多老同志仍对徐立清让军衔的事赞不绝口。李德生、洪学智、宋任穷、廖汉生、黄新廷、王恩茂、刘志坚、王诚汉、向守志等老将军，高度赞扬徐立清同志这种崇高的品格，并说在遇到名利的时候都应该很好地向徐立清学习。
原新疆人民政府副主席赛福鼎·艾则孜深有感触地说：“我当年听到徐立清不要上将军衔的消息，对我震动很大。心想，徐立清这个人不简单，全军又有几个人能够真正做到这一点呢？惟有徐立清。过去一些老首长、老同志也曾提出过要求让衔的事，但最终还是按照条件授予他们应授的衔位。所以说，我佩服徐立清这种精神，敬仰他这种风格。因此，我处处以他为榜样，虚心地向他学习，接受了徐立清很多好的做法。在新疆工作期间，按照规定，我自己的工资每月增加几百元，我坚持不要这些增加的工资，拿它缴党费或支援有困难的同志。我常想，徐立清能够做到的，我为什么就做不到呢？共产党人不能处处先想自己如何，更重要的是不争名利，为人民多做点好事嘛！”
许光达、宋任穷、赛福鼎·艾则孜等老同志在自己的回忆录中，都一致高度赞扬徐立清让衔的事迹，并表示要很好地向徐立清同志学习。
生产建设兵团时期的徐立清将军。先后任第二兵团副政治委员，第一兵团政治委员。
邓小平说：“立清是我的老部下、老战友，他是一个好同志。”
1983年1月6日，时任成都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的徐立清病逝于北京，享年73岁。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徐立清的丧事非常关心，军委主席邓小平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杨勇的治丧报告上批示：“要把徐立清同志的治丧同杨勇同志的治丧通盘考虑安排。”并说他要亲自参加徐立清同志的遗体告别仪式。
对于一个大军区领导的治丧安排，提高到中央领导人的规格，这在我党我军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说明了中央军委和小平同志对徐立清的重视和关心，同时也说明了徐立清在全党全军和人民群众中的崇高威望。徐立清去世后，邓小平感到十分悲痛，他最先来到灵柩前，向徐立清同志遗体深深地三鞠躬。然后，他拉着党秀玉的手说：“立清是我的老部下、老战友，他是一个好同志。”
病中的徐向前元帅，听到徐立清病逝的消息后不能成眠，他为失去一位几十年共同奋斗的老部下而十分痛心，不禁潸然泪下。徐帅说：“我因病不能参加徐立清同志的丧事活动，请治丧办公室的同志转达我对徐立清同志的深切哀悼，对徐立清同志的家属及其子女表示亲切的慰问。”
1月13日，徐向前元帅在病中还亲自审查了对徐立清的悼词，还专门写了一封深情的悼念慰问信。信中说：“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立清同志一贯忠实于党，忠实于共产主义事业，无论环境多么恶劣，条件多么艰苦，他都能坚持无产阶级党性原则，保持了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和优秀品质；在长期做政治工作、干部工作中，他勤勤恳恳，原则性强，作风正派，从不闹地位，从不搞派性；他艰苦朴素，平易近人，善于团结干部；他有功不骄傲，委曲能求全，他是个党性强、作风好的好同志，我很敬重他。”
徐立清去世后，他的夫人党秀玉不仅退掉了房子，而且把公家配的一辆上海小轿车交了公。徐立清以自己的高风亮节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在他去世之后，人们仍然深情地怀念着他。每到清明节，很多老干部、老将军拄着拐杖到八宝山革命公墓徐立清的骨灰盒前默哀。还有些普通群众、职工从千里之外的湖北、延安等地赶到八宝山哀悼他。1986年，在徐立清的骨灰盒前，安放着一个茶杯口大小的花圈。花圈由各种彩绸扎成，两边是怒放的花朵和含苞待放的花蕾、苍翠的桦枝和桦针，顶端是一朵富丽的牡丹，大概是借助“惟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之意。花圈下端有块白绸布，上面写着：“献给尊敬的徐立清同志??一个曾经反对过您后来被实践证明反对错了的人敬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