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国民党阵营里，有一个颇具神秘色彩的人物：活动极少见诸报端，却飘忽于朝野上下；官职并不显赫，却令达官贵人或拉拢或排挤，或敬畏或厌嫉；其名罕见于正史，却为民间津津乐道……他，就是1946年3月17日在南京郊外坠机身亡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长戴笠。
关于戴笠的生平，当今比较全面、翔实的记述首推其亲信沈醉的长篇回忆录《我所知道的戴笠》，而且不少读者关于戴笠生前军衔为“中将”的印象也源出此书——
“他自己虽然只是一个中将，但他的部下却有十来个中将、三十多个少将”；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也常常在招待外宾的宴会上和在军统局举行纪念周时，穿上军服，挂起中将领章，佩上五颜六色的小牌牌（勋标）”。
沈醉18岁起加入军统、追随戴笠，曾任军统局本部总务处少将处长多年，他的记述应当是不容置疑的，即便戴笠平时“很少穿军服”。透过以下事例，也可看出戴笠生前拥有“中将”军衔是合情合理的：
（1）在戴笠手下，军统局本部的处长、各省站的站长一般为少将，大区的区长则可为中将，他这个老板拥有中将军衔尚显偏低。（2）“只要他下过手令晋级的特务，铨叙厅在任免时都不能打折扣，他可以将一个上尉一下提升到上校”，如果戴笠自己的军衔不高于上校两、三级，按常理难以做到这一点。（3）戴笠为蒋介石的反共独裁政策效尽犬马之劳，生前深得蒋的宠信，死后亦由蒋亲择墓地，赏赐区区中将军衔何足道哉。况且，人们也确实在沈醉之女沈美娟所著《孽海枭雄——戴笠新传》中目睹戴笠生前佩戴中将领章的半身照片。
然而，翻开当年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印的《国民政府公报》，看到的却是另一番事实——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3月8日国民政府令：“陆军步兵上校孙立人、凌琦、戴笠、……晋任为陆军少将。此令。”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6月11日国民政府令：“故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戴笠，……应予明令褒扬，着追赠陆军中将，准照集团军总司令阵亡例公葬，并交部从优议恤，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史馆，用示政府笃念勋劳之至意。此令。”
《国民政府公报》全文刊载的“国民政府令”，可谓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即：戴笠生前的最后军衔是“少将”，且任期仅一年，而“中将”不过是在他死后追赠的“哀荣”。回顾戴笠近20年的特务生涯，此说也不无道理。
众所周知，戴笠是南京政府军事特工系统的重要创建者，但他真正担任军统局局长恐怕只有一年光景，大致从1945年3月晋任陆军少将起，到1946年3月遇难身亡止。而在1938年8月成立军统局后的六、七年间，他一直是以“副局长”负实际责任——
首先，因戴笠早年为黄埔军校第6期肄业，资历浅不足以担任军统局局长，蒋介石便指定其“侍从室”第一处历任中将主任贺耀组、林蔚、钱大钧先后兼任。至于戴笠名声很大，几乎成了“军统”的象征，那是由于历任局长“都了解蒋介石的意图，从来不去过问军统局的工作和人事经费，全部由戴笠一手包办，直接对蒋介石负责。……戴笠脑子里也根本没有一个什么局长存在，一般外勤特务，甚至不知道还有个局长，只知道戴笠是他们唯一的老板。”
其次，按照当时南京政府对功臣“追赠”或“追晋”军衔的惯例，假如戴笠生前已是中将军衔，那么，以其对主子的忠实与贡献，死后即使不能追晋为“二级上将”，至少也会给与“中将加上将衔”的褒赏。
至今，在戴笠生前军衔问题上似可两说并存：“中将”一说出自知情人的记述，并有照片为证；“少将”一说源于当时最高当局明令。孰是孰非，暂无以论定。沈醉在上述回忆录中还谈到：戴笠死后，“过去一向不满军统和戴笠”的军政部长陈诚，“不承认军统局自己超升的特务们的军阶”。据此推测，戴笠本人的军衔，莫非也是军统局“自己超升”的？抑或另有什么缘由？
生前配戴中将军衔的戴笠
戴笠部下、军统少将沈醉
——原载《军事史林》1995年增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