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你一个真实的韩复榘 张作霖之死改变了中国

 引言:历史是人写的,传说更增加了人们的杜撰,是人写的就未必完全是真实的,传说更属子虚乌有。关于韩复榘这个距我们还不算太遥远的历史人物,我们后人大概知道的几乎都是他的笑话,再就是他是中国抗战中被蒋介石枪毙的国民党最高级将领。按照我们一般人的逻辑思维推理,既然是被枪毙,可见是一个谬种,于是韩复榘在我们后人的心中一无是处,但我们也应该清楚,韩复榘是从一个普通士兵成长为封疆大吏的——山东省主席,这不是一个人想做就能做到的,它需要多方面的素质。现在我们印象中的韩复榘是被丑化了的韩复榘,他根本就不是真实的,对此我早有判断,但苦无材料证实。今天我有幸看到韩复榘后人对他的回忆,我想尽管其中不乏赞美之词,但更接近于真实,而不是我们宣传中的妖魔化,所以编辑于此,供大家了解一个真实的韩复榘。


     正文:2011年5月15日,北京万安公墓,韩复榘的后人们为这个家族的显赫人物换上了新的墓碑。这个墓碑的主人,生前有着太多的没想到:他没有想到在他转身的那一刹那,枪响了;他没有想到他的身影永远地停留在了湖北武汉;他更没有想到身后流传着一连串的笑话段子。

   一直被传言包围的大军阀韩复榘,后代会是什么样的?2011年4月27日,我怀着忐忑的心情走向韩子华的家中。88岁的韩子华是韩复榘的次子,1923年出生在北京南苑的军营附近,那时父亲韩复榘在冯玉祥的部队任团长,母亲高艺珍是随军家眷。

   面前的韩子华清雅随和,在发表在台湾《传记文学》的一篇文章中,韩子华如此描述自己记忆中的父亲:“父亲身材瘦长,40岁以后腰身渐丰,但仍不失匀称。平日里或坐或立,总是挺胸收腹,一副职业军人姿态。他面貌清癯,鼻梁高而且直,下边蓄着一道乌黑的短髭,一双本来就细长的眼睛又总像在眯缝着。他很严肃,不苟言笑。与人谈话时,两眼逼视对方,默默地听着,很少打断别人的话,脸上却全无表情,令人莫测高深。他说话一急便有些口吃,因此他说话很慢、很简短。”

   1938年1月,原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在武汉被国民政府军委会组织军事法庭审判处决,这是抗战中第一个被军法处死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也是国民党在大陆执政时期按军法处死的军衔、军阶最高的国民党军将领。

   2011年5月15日,北京万安公墓,韩复榘的后人们为这个家族的显赫人物换上了新的墓碑。这个墓碑的主人,没有想到自己身后流传着一连串的“韩复榘笑话”。

   这些韩氏笑话背后是韩复榘后人的无奈。“父亲是被蒋介石诱杀的,蒋介石政府中的御用文人就制造了很多谣言,编了很多关于我父亲的笑话,流传很广。当然,这些笑话全是假的。”

   那么,在家庭中的韩复榘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

                    奔丧

  1925年,这年的冬天特别寒冷。韩子华最早的记忆也停留在这年的隆冬时节。

  北京毛家湾7号。哭声震天。

  旅长韩复榘的祖父韩世泽病逝了。“父亲虽已升任旅长,可是西北军以穷着称,根本无所谓薪水,旅长也不过几十块钱津贴,家中连购买棺木的钱都没有。当时又爆发了讨伐奉系军人李景林的天津战役,父亲已带队经通州开赴前线。我爷爷的后事无人主持,母亲焦急万分。”

  送信的催促韩复榘说,“老太爷病重了,你赶快回去吧。”

  韩复榘无奈地说,我怎么回去,我现在正带着部队打仗,我不能回去。“爷爷去世时盼着父亲回来,但是没有等到那一刻。仗打了一半的时候,父亲跑了回来。”

  祖父病逝后的第二天傍晚,忽听到门外有人大喊:“旅长回来了!”

  “我们都往外跑,只见父亲风尘仆仆地从马上跳下来,径直扑到祖父床边,抚尸恸哭,谁都不敢去劝他。”

  韩子华已经记事,“那时候我都记得,他一进门,就嚎啕大哭,说我应该回来看看你,见你一面。那时候又穷,老太爷又去世了,怎么办啊。家里又没钱,连棺材都买不回来。”转自米尔军情网

  韩复榘大哭一场后,起身哽咽着对夫人说:“前方正在打仗,我马上就得走,办丧事就找鹿先生吧。”说完,他带着几个传令兵又骑马飞奔而去,身后是一家妇幼眼巴巴的目光。

如果不是战事,韩复榘无论如何是不会走的。祖父韩世泽是个秀才,靠教书为生,“家里人口众多,长年半饥不饱,父亲当营长后,家境才略有好转,但仍脱不开‘穷’字,终生没有享过一天福,父亲感到非常对不起老人。”

  不久,北京卫戍司令鹿钟麟来了。

  “鹿先生一手操办了祖父的丧事。没想到,十多年后又是鹿先生在武昌为父亲料理后事。”

  在韩子华的童年记忆里,自祖父去世后,由于韩复榘连年在外打仗,“我就很少见到父亲了,只是听周围的人常说他又到了哪里,又在打什么仗,说得有声有色。我年纪太小,只当是听热闹。”

  那时的北京城已经是奉军的天下。韩子华跟着母亲东躲西藏,“一两个月必搬一次家,住遍了北京四城,过着担惊受怕的日子。”

  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1930年,韩子华与母亲一道来到了济南。父亲已经先期率军来到了山东。

  在山东,韩复榘一家开始了长达7年的平静生活。韩子华对父亲的记忆也永远停留在这7年,“到了1938年初,父亲已不在人世了。”

                   南下山东

  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天下闻名,但是山东旧省府并不奢华。

  山东省政府是前清巡抚衙门旧址,经历代巡抚整修,格局已相当可观。民初,张宗昌又大兴土木修建。“我随父母去住时,那里已是一座花园式的大建筑群。省府的房屋相当多,当时驻有第三路军总指挥部及其八大处、省府秘书处和机要处,还有一营卫队及汽车队、马号等。”

  韩复榘喜爱骑马,山东省府里设有一处很大的马号,养有数十匹骏马,马号里还养了一只大马猴。“为什么要养一只大马猴呢?听说是因为猴尿很臊,这种臊气可以保护马匹不得瘟疫。”

  与父亲生活在一起的韩子华,经常看到父亲骑马、游泳、踢足球和打篮球的身影。

  “父亲行伍出身,怕我们忘本,除经常带我们去骑马外,还要我们练习用驳壳枪打靶。枪靶插在后花园,上面画着十个从大到小的同心圆,射击距离约三十米。当时我们年纪太小,第一次打靶时,连驳壳枪的枪栓也拉不开,子弹也压不进去。”韩复榘见此情景很生气,大骂“蠢货”。

  韩复榘全家并不是住在“闹狐仙”的“五凤楼”,而是住在东大楼的二楼。东大楼楼下有一半是第五连的连部和该连一排士兵。每天清晨5点半必听到悠扬的起床军号声,随之是粗犷洪亮的士兵大合唱:“黑夜过去天破晓,旭日上升人起早……”一日三餐,士兵们又唱起《用餐歌》:“这些饭食人民供给,我们应当为民努力,帝国主义国民之敌,救国救民吾辈先知。”操练声、口令声、劈刀打拳声不绝于耳,直到晚上听到呜呜咽咽的熄灯军号才罢。

  “受西北军传统影响,父亲穿着朴素。日常总是一身灰布军装、黑布鞋、布袜子,与普通士兵没有什么区别,遇到重大集会或接待贵宾,他还要系上武装带,打上绑腿,这时再看上去,简直就是一个大兵。”

  “打绑腿”是旧时军人的基本技能,要不松不紧,并在外侧折成笔直的一道“人字花”,这只能自己动手,别人无法代劳。“他从没有穿过长筒皮靴,有时去南京开会,他便换上黄呢军装和皮鞋。我只见他穿过一次长袍马褂,那还是在照片上。他不穿裘皮、绸缎,但也有例外:他有一件羊皮军大衣,是他当团长时,冯玉祥先生赏他的;他喜欢用白绸手帕,母亲常对我们说:你爸爸身上最讲究的就是这两块手绢了。”

  至于南京方面发给他的那套金光熠熠的上将礼服,韩复榘一次也没穿过,着装照片也没有。这套礼服连同专用的衣箱一起堆放在阁楼上。“一次母亲偶然翻检衣物,才发现礼服早已被虫蛀得面目皆非了。”

  在这个阁楼上,一同被弃置的还有装满各种勋章、奖章的一个小箱子。“我从没有见他佩戴过任何一种,这全成了我们小孩子的玩具,以后自然全部遗失,现在想来,倒也可惜。”

虽然,在父亲身边的日子已经过去七十多年了,但是韩子华对他的衣食住行印象深刻。

  “父亲对吃饭十分随意。平时他在自己办公室单独用餐,每餐两菜一汤,都很平常。”韩复榘是河北省霸县人,特别爱吃烙饼、饺子之类的面食。“母亲带着我们以及家庭教师在东大楼用餐,每餐四菜一汤,冬天多个火锅,逢年过节才有鸡、鱼之类。”“有一次,我弟弟馋了,自己跑到厨房去要点好吃的,厨子问他想吃什么,他想不出任何菜名,便说:来个肉丝炒肉片吧!在省府大院中,大家就拿这个逗乐了。”

  虽然韩复榘对吃饭无所谓,但是对酒情有独钟,最爱喝家乡河北酿造的“老白干”。“有时他来东大楼过夜,只要听到楼下门口站岗的卫兵那雷鸣般的吼声:‘立正,敬礼!’那准是他来了。母亲迎他上楼,在大客厅内与他隔着写字台对坐吸纸烟、谈家常。随之必端来酒菜,他慢慢自斟自饮。下酒菜永远是两小碟,一是香椿炒鸡蛋,一是小葱拌豆腐。父亲酒量很大,每次饮半斤白酒一点醉意都没有,但他一般也就喝半斤酒,我没见他醉过酒。”

  “父亲的烟瘾也很大,而且只吸大号哈德门牌纸烟,当时这是很普通的一种烟,有钱人都吸绿炮台牌的。他吸这种烟也未必是出于节约,这可能是他在长期艰苦的军旅生活中养成的习惯。他持烟的姿势也很有特点:用拇指和食指捏住纸烟的中部,并使烟头向上翘着,这样似乎有点笨拙,其实是为了不使烟熏了手指。”(西北军严禁吸烟,冯玉祥经常检查官兵的手指,若发现有熏黄的痕迹,轻则罚跪,重则打军棍。韩复榘日久成习,难以改掉了,就以这种姿势吸烟了。)

  有一次,韩子华随父亲去泰山普照寺看望冯玉祥。“父亲见冯玉祥,还像个当兵的样子,很端庄地坐在那儿,不敢随便动。冯玉祥身材魁捂,比父亲高出半个头,穿一身蓝布裤褂,腰上扎着粗大布带,戴一顶草帽,完全是北方农民的打扮。父亲则是军长打扮,在冯玉祥面前像一个大兵,在一旁恭坐,非常拘谨闲谈着。”冯玉祥突然说:“向方,你就吸支烟吧,没有关系。我知道你抽烟,你早就在抽烟,叫你戒烟你戒不了。”韩复榘立刻站起来回答:“报告先生,我已经戒烟了。”韩复榘与冯玉祥又谈了一会儿,实在烟瘾难耐。“父亲说去方便一下,刚迈出门槛,副官当然明白,急忙给他递上纸烟。”

  西北军练兵重视体操锻炼,其中翻单杠难度最大。一次,韩子华看见父亲漫步到省府五连驻地看士兵练单杠。他一时兴起,冷不防跳上单杠,来了个“鹞子转回”的动作,士兵们齐声喝彩,连长怕出事担待不起,忙不迭地把他从杠子上“请”了下来。

  有传言说韩复榘爱打牌。“我从未见他为消遣而去‘竹城雀战’。他上牌桌一般都为陪客,纯粹是应酬,心不在焉地打上四圈,故意输点钱,随即找借口匆匆而去”。

  韩子华还知道父亲不喜看戏、看电影,“除非陪客,他自己从没有进过戏院”。但有一次韩复榘为水灾募捐,邀请梅兰芳、金少山、杨小楼等着名演员来济南义演。“开场第一天,父亲一直坐到散场,还不时鼓掌助兴,但以后就再也不露面了”。韩子华记得梅兰芳到济南当天,乘汽车到东大楼拜客。“那时我们虽然年幼,也久闻梅先生的大名,就跑到汽车旁去偷看。梅先生隔着车窗向我们微笑,又出乎意外地做了个鬼脸,逗得我们哈哈大笑”。

  韩子华说,父亲从来不肯乘人力车和轿子。他认为人拉人、人抬人最不平等。他讨厌“老爷”“少爷”的称呼,严禁家里的佣人称我们为“少爷”。

  这让佣人们感到为难,怎么能直呼韩家少爷们的名字呢?“他们挖空心思地想出个称呼,分别称我们为‘大学生’‘二学生’‘三学生’。这称呼似乎有点滑稽,但也想不出更好的称谓,大家只得默认了。”

  韩复榘不让子女去上小学,“上学的地方离省政府很远,而省政府里面就已经很大了,需要走很远,而我那时候才7岁,还得有人送。父亲还怕我出去学坏了。”所以,韩复榘说:“小学在家里学就可以了,中学再到外面学校。”

  于是,韩复榘聘请教师在家里教子女读书,到一定年龄才准许子女去考初中。“我们共有四位家庭教师。一位是从北京请来的前清举人,姓桂,名保,字燕生,都称他桂老夫子。”

秘书王一箴教算术和现代语文以及写字和图画。“父亲是‘司书’出身,书法很有些根底。他直接过问我们的写字,并布置作业,规定每天必须写几篇大楷和若干小楷,虽公务繁忙,仍不忘检查。首先检查数量,完不成就罚跪;然后就要看字写得如何了。”有一次,韩子华写“远”字,上下都写捺形,受到痛斥。他说:“你们老师怎么教的,一个字不能写两个捺都没有给你们说过吗?”韩复榘一边说一边连连摇头,让韩子华至今不忘。

  韩复榘的英文秘书兼翻译陆先生担任韩子华他们的英文老师,武术老师是山东省府参议李景林先生的大弟子于化行,“他属于太极门,但也教我们行意拳和八卦拳,还教刀、剑、枪、棍等兵器”。

  西北军很注重武术,士兵们劈刀、打拳是必须课,韩复榘也深爱武术。一次在山东全省童子军大会上,韩复榘应邀讲话,还脱去军服上衣,在台上打了一套“小洪拳”。韩子华也经常表演武术。

  “遇到有贵宾来访,父亲常叫我们去表演武术。有一次,副官又来叫我们去表演,只我一人在家,我只得硬着头皮前往。到了会议室前院,才知道是蒋介石先生偕夫人来了。”

  韩子华一进会议室就看见蒋介石正背着手看会议室墙上的巨幅照片,韩复榘在一旁对他说着话。“父亲见我来了就说,你把刚学会的那套太极拳练给委员长看看。我精神过于紧张,本应节奏缓慢的太极拳被我打得飞快,几分钟就完事了。蒋介石还一边点头一边说,不错、不错。父亲瞪了我一眼,又命我再练一套大刀。那是关云长用的那种‘青龙偃月刀’,很有点分量。这次我不敢再偷懒,认真练下来,累得浑身是汗,没等父亲摆手,我便逃之夭夭了。”

  有传言说韩复榘不准公务员留发,要一律剃光头。“留光头,指的是军人,不是政府工作人员。因为打仗的时候,伤口感染,容易处理。解放军也是这样。”

                  韩复榘断案

  “父亲管理极其严格,以致人们都说父亲爱杀人。”这其中饱受诟病的就是“韩复榘断案”。

  对此,韩子华没有断然否定。“刚去山东的时候,父亲什么案子都审。父亲是穷苦人出身,觉得老百姓太可怜,他要像包公那样当一个清官,替天行道,为民做主。在他那里,老百姓和当官的打官司,当官的占不了便宜。他什么案子都审,法院就不干了,案子你都审了,还要法院干什么?”

  韩复榘也觉得事有不妥之处,有些案子不问了,但有三种案子,韩复榘还是要亲自审理:一是土匪案。二是贩毒案,那时只要卖大烟一律枪毙,无论数量大小。“对于抽大烟的人,父亲采取的是第一次抓着打一顿,第二次还是打一顿,第三次就枪毙,事不过三。贩毒的人抓住了,直接枪毙。有很多日本人贩毒,也被枪毙了”。三是贪官污吏案,韩复榘建立了高级侦探队,每个机构都有这样的侦探。“这些侦探定期写密报,直接送到父亲那儿,贪污受贿的公安局长、县长常常被监禁或枪毙”。

  韩复榘办案公开透明,速审速决,或生或死,或打或罚,一言而定。

  韩复榘之孙韩宗喆,长期查阅和研究爷爷韩复榘的档案和资料,他认为祖父不是审案而是判案,“审案其实都是军法处的事情,他们审过了,祖父来判案。军法处报告案情,由我爷爷做决定怎么判。”

  在民初,老百姓依然不愿意到法院去。韩宗喆说,“爷爷听说,穷人没有钱,请不起律师,不会写状子,不能到法院告状。爷爷就说不要律师了,专门设立几个人,记录老百姓的案情,老百姓怎么说就怎么记,什么土话啊方言都行,这些都要原汁原味呈给他看。后来,有些土话方言我爷爷也看不懂,觉得这样也不行,还是请律师吧,如果请不起律师,直接告也行。当然,这里面不以事实为依据,不以法律为准绳,个人的一些因素就带进去了,冤假错案也就难免了。”

   本文摘自《看历史》2011年10月刊,作者:周海滨,口述:韩子华系韩复榘次子,原题:《遮蔽与妖魔化:我的父亲韩复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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