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自1960—1966年辞世前，周作人给未曾谋面的香港朋友鲍耀明写了402封信，它们成了研究周作人晚年的思想、观点、情趣以及社会交往的重要的第一手资料。鲍耀明致周作人的339封信，对研究晚年周作人也至关重要。
鲁迅崇拜之争
1962年5月8日，鲍耀明给周作人寄上了林语堂3月3日在香港发表的《追悼胡适之先生》一文，并作了摘录，有云：
“文章的风格和人品的风格是脱不了的。关于文章，适之先生是七分学者，三分文人，鲁迅是七分文人，三分学者。在人格上，适之是淡泊名利的一个人，有孔子最可爱的‘温温无所试’，可以仕、可以不仕的风格。适之不在乎青年的崇拜，鲁迅却非做得给青年崇拜不可”等语，似乎说得过火些，先生以为然否?
周作人在5月16日的复信中，做了这样的回答：
承示林语堂文，想系见于港版，其所言亦有一部分道理，胡博士亦非可全面抹杀的人，所云学者成分多，亦是实话，至说鲁迅文人成分多，又说非给青年崇拜不可，虽似不敬却也是实在的。盖说话捧人未免过火，若冷眼看人家缺点，往往谈言微中。现在人人捧鲁迅，在上海墓上新立造像，我只在照相上看见，是在高高的台上，一人坐椅上，虽是尊崇他，其实也是在挖苦他的一个讽刺画，那是他生前所谓思想界的权威的纸糊之冠是也。恐九泉有知不免要苦笑的吧，要恭维人不过火，即不至于献丑，实在是大不容易事。
抛开胡适不谈，周作人评鲁迅的上述文字，抵得上鲁迅杂文的一贯风格——尖锐泼辣。当时敢于如此谈论鲁迅者，实在不多见。虽系私信，亦属难得。即使在今天，它们也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这里提出了三个问题：一是关于鲁迅本人的问题，即“文人成分多……非给青年崇拜不可”;二是鲁迅崇拜问题，即“现在人人捧鲁迅”;三是上海鲁迅墓上新立造像，究竟是“尊崇”还是“讽刺”的问题。这三个问题环环相扣，密不可分，也几乎灌注了兄弟失和后周作人对鲁迅的全部怨恨。
说鲁迅“文人成分多”一点不错，因为鲁迅虽然是一位学富五车的学者型作家，也写有《中国小说史略》那样大部头的学术著作，但他毕竟是一位作家和诗人，即所谓的“文人”。然而，“文人”就“非给青年崇拜”吗?显然不是，没有这样的逻辑。周作人也是文人，我们似乎并未觉得他“非给青年崇拜不可”。表面上，周作人是在引林语堂的话，实际上这是他自己的心声。20世纪30年代，他一再攻击鲁迅热衷于“接受崇拜”，热衷于当左翼文坛首领，并讽刺他“挑着一副担子，前面是一筐子马克思，后面一口袋尼采”。这里的攻击，可以说正是重复了当年的那些老话。回头再看他对鲁迅塑像的批评，也就不难理解了。
其实，当周作人写信时，鲁迅塑像在全国仅上海一家，“别无分店”。这是为纪念鲁迅逝世20周年所树，怎能说是对鲁迅的“个人崇拜”?又怎能说是对鲁迅的“讽刺”?周作人对鲁迅塑像这么反感，对人民崇敬、热爱鲁迅这么反感，就是因为他没有认识到鲁迅对中华民族(包括中国文学)的真价值。
“青年必读书”之争
在谈到“青年必读书”问题时，周作人对鲍耀明说：
“必读书”的鲁迅答案，实乃他的“高调”——不必读书——这说得不好听一点，他好立异鸣高，故意的与别人拗一调，他另外有给朋友的儿子开的书目，却是十分简要的。
周作人在“必读书”问题上这样回答年轻朋友，简直可以说是误人子弟。甚至可以说是在有意歪曲事实真相。众所周知，鲁迅对“青年必读书”的答卷是“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但在“附注”一栏，他却写道：
但我要趁这机会，略说自己的经验，以供若干读者的参考——
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了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
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
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