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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驼祥子》中的人道温情与启蒙立场
《骆驼祥子》中，“老实，规矩，要强”的祥子经受一系列致命的打击之后，变成一具懒惰、挑刺、甚至不惜出卖人命以换取金钱的行尸走肉。这一精神堕落的原因，主要来自乱兵、孙侦探、虎妞父女所代表的社会黑暗势力对祥子生命意志的摧毁;祥子堕落的过程，又是一个命运和精神两方面都向车夫群体认同的过程。这样，祥子的生命悲剧也就具有了更为普泛的典型意义。对这一悲剧充满激情的叙说，透出的是老舍温厚的人道情怀和深刻的启蒙思想。二者相互交融，构成一个具有对话性的复杂世界。而把握住老舍对祥子个人主义思想的看法、对车夫群体关系的认识，也许是进一步解读《骆驼祥子》、深入考察老舍这一思想特质的关键。
祥子的堕落是一个精神渐变的过程，他是一步步由“人”变成“牲口”的。但其中最关键的一个质变的点，也就是祥子作为“人”与作为“牲口’的分界点，则是小福子的死给他的打击。此前，车
被兵抢去，祥子还是一角钱一角钱地省，想再买回车;钱被孙侦探敲去，祥子虽然无可奈何地娶了虎妞，但也没有放弃“拉车，买上自己的车”的愿望;及至虎妞死去，车再一次失去，祥子有过“就那么淡而不厌的一天天的混”的时候，但毕竟很快就重新振作起来，要去找回小福子，找回幸福;但小福子死了以后，“他不再有希望，就那么迷迷忽忽的往下坠，坠入那无底的深坑。’，他从一个坚持个人奋斗的个人主义者，“变成了走兽”，不对别人负责任，也不对自己负责。既已放弃自己的生命意志，只凭本能浑浑噩噩地混着，那么他的个人主义，作为一种明确的信念，实际上也已经不复存在。这点在和阮明比较中尤为明显。“阮明知道，遇必要的时候，可以牺牲了祥子。祥子并没作过这样的打算，可是到时候就这么作了一一出卖了阮明。”阮明才是一个具有明确个人目标的个人主义者，而祥子成天“留神在地上找，看有没有值得拾起来的烟头儿”，“他停止住思想，所以就是杀了人，他也不负什么责任”，他只是活在感性欲望中，精神一片混沌，缺乏理性，也就无所谓主义，虽然他在得过且过之中产生的盲目破坏力也可能给别人造成严重的毁坏。 老舍对祥子的个人主义进行正面批判的时候，却正是祥子已经没有理性信仰、谈不上有什么主义的时候，虽然在祥子彻底堕落之前，老舍对其个人主义已经有清醒的洞察。但彼时，老舍一面交代祥子的自私，一面又总是取谅解的态度说明祥子的万不得已。
在堕落之前，祥子的自私，与小福子的牺牲精神，与小马儿祖父年轻时的热心肠相对照，就已十分明显。虽然，祥子也仍然有对别人深切同情的另一面。比如，当小马儿祖父饿得发晕时，“他向来没有轻易撒手过一个钱，现在他觉得痛快，为这一老一少买了十个包子。”但是，小福子“为教弟弟
吃饱，她得卖了自己的肉’，。而祥子深爱小福子，却因为她肩负着养家的责任而离开她;即使在最美好的爱情憧‘憬中，祥子仍然想“她可以不管二强子，也可以不管两个弟弟，她必须来帮助祥子。’，小马儿祖父年轻时，“拿别人的事当自己的作”，“跳河的，上吊的”都救过;而祥子为了买上自己的车，不惜与老弱病残者抢生意，以致于“背后跟着一片骂声”。对此，老舍进行细致的描写之后，又总是找出客观原因为祥子辩解。针对祥子爱情关系中的私心，老舍议论说“爱与不爱，穷人得在金钱上决定，‘情种，只生在大富之家”:“„„在没有公道的世界里，穷人仗着狠心维持个人的自由，那很小很小的一点自由。’，这两句话，既有深刻的社会批判与人性洞悉内涵，也有着对穷苦人的深切同情，但以贫穷为由却太过轻松地原谅了祥子的人格缺陷。对于抢生意这一点他则宽肴地让祥子自辩说“我要不是为买车，决不能这么不要脸。”奋斗成了祥子免受质问的挡箭牌。
如此宽容，并非老舍在价值观上对人性中的自私有何认同，而是因为祥子在彻底堕落之前，其个人主义思想虽然也包含着自私的成份，但它的最主要内核却是个人奋斗，与之相关的是烙守职业道德、讲信用、勤劳、节俭等美好品质。正是出于对这些美好品格的珍爱，老舍才爱屋及乌地舍不得立即去责备祥子的自私之处。
祥子的个人奋斗固然带着小生产者的狭隘、保守，但他对劳动的热爱，对生活的严格自律，却焕发出生命蓬勃向上的动人光辉。车被兵抢之前，“祥子知道事情要坏，可是在街面上混了这几年，不能说了不算，不能耍老娘们脾气!”这里，祥子把职业信用看得高于自己的安危。夜晚路黑，祥子拉曹先生摔倒，自己也负了伤，他心中引起的是痛心疾首的自责，并且决定以辞工、让工钱来补偿这一由于客观原因造成的过失。对自我责任的主动承受，使得祥子的个人奋斗与不择手段、极度损人利己的资产阶级人生观区别开来，而
带着劳动者的纯朴、忠厚。为了买上车，祥子起早摸黑地拉车，舍不得花钱买药、喝糖茶，“没有一般洋车夫可以原谅而不便效法的恶习”，也体现出人为了理想而严
格自我约束的意志美。积极向上的个人奋斗精神是祥子个人主义精神品格的核心。
正是因为喜爱祥子的自强不息、喜爱祥子的老实厚道，老舍不忍心责备祥子的不是之处。他对祥 子彻底堕落前的叙述较多地采用内视点，显得心贴心，能揣摩到祥子的每一寸心事。作家老舍给予笔下人物祥子的是慈父般的温情。他只能等待祥子已经象不肖之子一样无可救药时，才忍心象极度失望的父亲一样，来历数祥子早已存在而此时倒不甚分明的缺点。这种慈父般的不忍之情，其实质乃是对下层劳动人民的现代人道主义精神。也正是出于这种极富爱心的人道温情，老舍反过来又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完全谅解人性中的自私、利己，因而，在小说的末尾，老舍在祥子彻底堕落之后，还是掉过头来重新审视祥子过去的缺陷，痛切地称此时已经没有信仰、追求的祥子是“个人主义的末路鬼”，并对待祥子也象对待一个已不再回头的浪子一样失去了耐心，他不再细细地去揣摩祥子内心世界的“存在的合理性”，而更多地采用外视点较为粗略地叙述他的种种劣迹。
祥子的毁灭是奋发向上的生命意志的摧毁。老舍通过这一精神悲剧的描述，愤怒控拆了不给穷苦人以生路的黑暗社会。这里我们要进一步追问的是:在外在的社会打击之外，祥子的精神堕落是否
还有其内在的个性原因。
首先要考虑的因素是祥子的个人主义思想。很明显，祥子并不是因为追求个人利益才引来社会恶 势力的迫害，也不是因为损害了他人利益才遭受厄运。车被拉、钱被抢、人被诱惑、虎妞难产、小福子被逼死都与祥子的个人主义思想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假如在小福子说“我没法子”的时候，祥子肯娶她的话，她可能不至于死得那么早，但是逼迫小福子走上绝路的仍然是没有给穷人出路的社会。假如祥子肯伸出救援之手的话，也不过让悲剧换一个形式、换一个时间而已。“拿别人的事当自己的作”的小马儿祖父并不是一个个人主义者，也同样没有前途。各种各样的洋车夫过的都是悲惨的生活，就从侧面补充说明了祥子的命运是不公平社会中穷苦人无法逃脱的共同命运，与祥子的生活态度无关。因而个人主义在祥子的悲剧之中没起什么作用。制造罪恶的是社会压迫、阶级剥削，而不是人物自身的个性缺陷。
作为叙述者的作家已经在故事的编织中，解除了祥子的堕落与个人主义之间的因果关系。但在小说末尾，祥子完全堕落之后，老舍还是发出了这样的感叹:“为个人努力的也知道怎样毁灭个人，这是个人主义的两端。”这里又把祥子的毁灭与祥子的个人主义思想栓在因果链上了，宣泄的还是作家对祥子的自私难以真正原谅、而又不忍责备的耿耿于怀之心，表现的是作家的人道温情与道德原则之间的矛盾。
老舍的慈爱、温厚之情，不仅体现在对待祥子的个人主义态度上，同时也体现在他对待祥子生命意志缺陷的态度上。尽管罪恶来自社会，但是祥子在遭受打击的过程中，也表现出生命意志不够坚强的心理缺点。祥子骆驼一般的顽强生命，仅仅表现在肉体的吃苦上，表现在正面的人生努力上，而不
表现在对灾难的承受力和反抗力上。憨厚沉默的祥子实际上也生着一颗善感脆弱的心。他显然不是挣扎到完全走投无路的时候才放弃人生追求的，而是从生活经验中预计到未来也是黑暗就停止奋斗的。当外在的力量压迫生命的时候，祥子总是既没有去分析压迫的根源，引出抗争的愿望;也没有去内省自己的个性，增强反抗的力量。每一次的打击，都只是更深地引起祥子对自我生命价值的否定。他总是自问要强又怎么样呢，烟、酒、色都对他更增添一份诱惑力。在虎妞和夏太太的伤害中，固然是她
们设好圈套让祥子钻，但同时也是由于祥子缺少足够的意志力战胜自己的本能冲动。祥子自己对此没有进行丝毫反省，而只是简单地认为“说真的，自己并没有什么过错。一切都是她布置好的，单等他来上套儿。毛病似乎是他太老实，老实就必定吃亏，没有情理可讲!”在与车夫们的关系上，祥子不善于与他人交流，但一旦自己受到挫折，却容易暗中琢磨，按自己的思路从别人的生活中引起奋斗没有价值的悲思。小马儿祖父说“干苦活儿的打算独自一个人混好，比登天还难”，这里包含着对过往悲惨生活的沉痛诉说，也包含着对群体共同抗争的深切呼唤。但祥子显然忽略了后面一层意思，只是再一次自问“要强有什么用呢?„„何不得乐且乐呢?”祥子这一生命意志方面的缺陷，使得祥子形象的典型意义，在客观上已经超越了城市贫民、下层劳动者的范围，而指向对普遍人性的思考。
出于对祥子积极向上奋斗精神的认同，出于对下层劳动者的深切同情，老舍在进行犀利的社会批
判的同时，对祥子生命意志方面的缺点采取了较为宽容的态度，因而对祥子的“要强有什么用”的沉
痛叹息理解有余，批判不够，只注重去抚摸其中生命无奈的伤痛，而不忍去发掘其中的人格缺陷。他只对祥子堕落的结果表示深载同情的痛恨，只对子堕落的社会原因表示满腔的愤怒，而不忍对祥子堕落过程的心理进行严酷的拷问。他深深地“哀其不幸”，而轻轻地“怒其不争”。同是下层劳动人民的同情者，老舍溢于言表的人道温情使得他与鲁迅这样冷峻的人性批判者区别开来。此中，他展现了自己的拳拳爱心，也表现出理性批判力量对慈爱之心的退却，以及退却之后不甘愿的曲折宣泄。这决定了《骆驼祥子》从根本上讲是一部社会批判小说，而它的国民性批判内涵只能退而成为一个隐性主题。
但是作为一名具有深刻思想穿透力的小说家，老舍在可贵的现代人道主义立场之外，从来就不甘愿放弃思想启蒙的责任。这不仅体现在他对祥子的个人主义态度宽肴之后实际还是耿耿于怀上，更体
现在他对群体与个人辩证关系的思考上。对群体与个人关系的深刻把握，使得老舍在思想深度上远远高于一般的人道主义者，高于同时期的其他作家。
《骆驼祥子》中车夫群体，首先是作为一个生活悲惨的群体形象衬托在祥子四周，把祥子没有出 路的命运，由点引向面，有力地完成了小说社会控拆的主旨。其次，车夫作为祥子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在与他们的交往中，展示出了祥子性格中自私与富有同情心的两面。更为重要的是，对车夫群体意识的认同与否，还蕴含着两个重要的话题，一是对群体力量的向往，二是对庸众精神麻木现象的揭露、鞭挞。
老舍此时未曾接受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阶级论者，不可能直接去呼唤阶级斗争。但凭着对穷苦人的一片爱心，凭着对生活的直观理解，他还是朴素地感觉到了个人奋斗没有出路，而朦胧地向往着群体的共同抗争。祥子独自面对人生困境时对群体力量的肯定，小马儿祖父对生活的惨痛总结，都蕴
含着老舍对穷苦人是否应该联合起来这一问题的思考。祥子被虎妞挟持的时候，不禁想到“人是不能独自活着的”，“独自一个是顶不住天的!”，他甚至还想“假若他平日交下几个，他想，象他自己一样的大汉，再多有个虎妞，他也不怕;他们会给他出主意，会替他拔创力气。’，虽然想过之后，祥子并没有改变生活方式去进行群体抗争;社会的黑暗力量是那么强大，仅有几个会出主意的朋友，并不可能真正改变祥子的悲剧命运。此时老舍还未曾意识到可以用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武器来武装群众，但祥子这一领悟却也包含了老舍对群体团结力量的认同。小马儿祖父以蚂蚌“赶到成了群，打成阵，哼，一阵就把整顷的庄稼吃净”作比喻从反面说明个人奋斗之不可行，却也包蕴着可贵的阶级意识的最初萌芽。对群体力量的向往，是从受苦人自身中寻找力量，使得老舍超越了居高临下的贵族式的人道主义，也说明老舍此时对革命虽然缺乏正确的了解，但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左翼革命家关于阶级意识问题的正确观点。
群体的联合可能产生强大的自我解放力量，群体之间的认同也可能加强人拒绝进行精神超越的惰性。当祥子放弃人生努力、任自己往下堕落的时候，正是车夫群体间的认同意识填补了祥子的心灵空白，使祥子在动物一般混沌的生存状态中过得心安理得。对这一精神现象的揭示，使得老舍远远高于一般从阶级斗争概念出发，就立即陶醉于群体意识提升个人意识的海市唇楼中的理想家。深刻的启蒙思想使得老舍对庸众中的人性丑恶有高度的警惕。矗立于对穷苦人真挚热爱基础上的人道温情，
并没有遮住老舍穿透历史迷雾、把握人性真面目的深邃目光。
祥子堕落的过程是一个命运和精神都向车夫群体复归的过程。最初，他落落寡合，除个人私心外，最重要的原因便是好强，不甘堕落，还想奋斗，不愿意认同一般洋车夫浑浑噩噩混日子的生命衰颓。这里，个人与群体不相融合中，体现的主要是积极向上的人格美，是人性中的神性光辉对生物本能的超越。而当祥子认同车夫的群体意识时，却正是他精神走下坡路的时候。当他的个人奋斗遭到挫折时，他想，“以前他所看不上眼的事，现在他都觉得有些意思一一自己的路既走不通，便没法不承
认别人作得对。”这些事虽然有红白喜事中的人情往来，其中有真哭或真笑，但更多的是请烟、请酒菜、赌博这些共同泯灭灵性、麻醉精神的无聊事。祥子认可车夫间的人情意识、生活态度，并非是想借他人的长处来提升自己，而是出于对自己丧失信心之后的精神无助;在向群体看齐中，他不仅没有克服原有的个人私心，走向更高道德境界的集体主义，而是迅速下坠到丧失人生追求的精神麻木状态。“祥子完全入了辙，他不比别的车夫好，也不比他们坏，就是那么个车夫样的车夫。这么着，他自己觉得倒比以前舒服，别人也看他顺眼;老鸦是一边黑的，他不希望独自成为白毛儿的。”群体，哪怕纯粹是下层劳动者组成的群体，
也成为人性堕落的染缸。
对下层劳动人民群体中精神麻木现象的批判，对个人向群体靠拢过程中逐步堕落现象的揭示，使得老舍在认同群体团结力量的同时，对群众的庸俗、混沌有着充分的警觉。这是启蒙思想家的警醒与鲁迅在《阿Q正传》、《药》等经典作品中对庸众劣根性的批判一脉相传，是老舍对“五四’，优秀作家所开创的新文学启蒙传统的继承。它对普遍夸大群体道德力量的革命文学进行了极为难能可贵的补充，使得现代文学对个人与群体关系、对群体正负作用的思考更趋于辩证。
温厚的人道情怀和深刻的启蒙思想，构成老舍精神世界中极富魅力的两个层面。二者相互补充、相互渗透，共同造成了《骆驼祥子》丰富的思想内涵。
浅论李清照在词史的地位
引 论
李清照是我国南北宋之交的一位慕名女词人，自宋至今，称誉者不计其数。自有文学史以来，李清照于文学史地位渐高：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李格非女清照„„„亦以倚声有名。”胡适《国语文学史》称：“李易安乃是宋代一个女文豪。”郑振铎《中国文学史》说：“李清照是宋代最伟大的一位女词人，也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一位女词人。”刘大杰则认为李清照“是中国古典文学史有崇高地位的天才女作家。”（《中国文学发展史》）这些言词并非都是虑美，都是有其充分理由的。笔者在些无意于争论李清照究竟应称“名家”还是“大家”，但称好为一流的女词人并不过分。那么李清照究竟是怎样在词史上占一度之地，而且有那样崇高的地位呢？
一个文学家于文学史上地位的确立，最根本的也是最主要的是看他（她）的作品。文学不是思辨的科学，而是形象思维的“人学”，所发它最根本反映的还是人类的自身情感，心理的历程与变迁，以及与人密切相关的道德伦理，家教信仰等。因此，评价文学作品是否人类精神产品中的精华，还应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看：首先是作品对社会精神或人类情感的反映深度；其次是作品中所表现出的个性；再次是对艺术技巧的开创或完善。
李清照于词史地位的确立，主要依凭于其作品（主要是词）。她的词作可发说是天才，情感理想的三位一体。在她的词作中，表现了人类精神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即女性情感世界，她发臻于完美的艺术技巧，充分展示了其个性，揭示了女性生活中婉美、多情的一面，而且以其不同时期的作品，构成了一部女性情感历程的巨著。本文拟就从三个方面来论述。
一、 女性情感世界的完全展示
与前代那些“应歌”填词的作家不一样，李清照只抒写属于她个人的独特性情和真实感受，这是易安词最显著的特征。前代词作者，多是些“雌男儿”模写表现女性情感与生活的词作，故清人田同之于《西圃词说·诗之辨》中说唐宋词中有一奇特现象，即“男子而作周音”。他们虽以写男女伤离惜别为特长，并有过不少名作，但也有些难免发生隔靴搔痒乃至“伪情”的情况。再者，许多“雌男儿”为应歌笑欢娱之用，专写妓女娇揉卖弄的情态，其感情往往浅露轻浮，软弱无力，甚至于隐含着一种猥亵的心理。即如“大得声称于世”⑴的柳永词，也时有“辞语尘下”；⑵的弱点。而李清照的词，多发至于本人腑肝之诚，“满楮情至语”，把感性的生命部份发扬而光大了，故多有自然深挚之趣，没有“雌男儿”模仿女性的忸怩作态，具有极强的生命力。
李清照出生于一个富有文学修养的家庭，其父李格非是北宋著名散文家，史载其母王氏也“善属文”。良好的教育，优越的环境，加之以李清照天资聪慧，极富文学禀赋；又酷爱读书，博闻强记，形成了词人深厚的文学修养。其父母对待儿女教育的态度非常开明，所以她从小养成开朗的性格，其天才也得以发挥。王灼说她“自少年便有诗名，才力华脆，逼近前辈”。⑶我们可见的易安词中，大约是她少年时代所作的仅有《点绛唇》一首：
蹴罢秋千，起来慷整纤纤手。露浓花瘦，薄汗轻衣透。 见客入来，袜划金钗溜。和羞走，俦门回
首，却把青梅嗥。
此词意虽浅，却可见李清照少年才力，以及她未出嫁前无忧无虑的少女生活的一个侧面。作者用笔为自己作了一幅特殊格调的“肖像”。从线条上看，可能有点稚嫩，但并不纤弱；从构图上看，虽是轻浅色勒，却以传神之笔略加点染，塑了一个纯洁、活泼、聪毅、多情的少女形象。在封建社会里，要求女孩们“下面相逢，低头看顾”，⑷而作者虽则“和羞走”，却又“倚门回首”，假装“把青梅嗅”，更何况还“袜划金钗溜”，好一个“风魔相”。也难怪后人评说“清照乃名门闺秀，少有诗名，亦不致不穿鞋而着袜行瞳；含羞迎笑，倚门回道，颇似市井妇女之行径，不类清照之为人。”⑸并以此据列此词为存疑之作。实际上这首词通过人物行动的描写，刻画了一位轻灵姿秀、活泼洒脱的少女形象，又揭示了她内心热爱生活的情愫和精神韵致。这恰恰再现了作者少女时代不受封建礼教过多约束，生活的丰富多彩，而慧一些名门闺秀只知“学针凿，刀剪缝”的生活；同时又再现了她敢于传达自己的一首回忆少女生活的小令？《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在这首小词中，作者运用浅淡自然、朴实无华的语言，创造了一个耐人寻味的优美意境，勾出一幅生机盎然的荷湖日暮图。同时，我们又可看到一位活泼开朗、豪爽潇洒的少女飘然而来。把这两首词中的少女形象一比较，不难看出许多共性，试问这还不何疑问？她──就是少女时代的李清照，充溢着青春活力与生活热情，无忧无虑的李清照。
心绪激荡，任性豪逸的少女时代过去了，李清照于18岁时适赵明诚。赵明诚也生于官宦也家，其父赵挺之曾官至徽宋朝宰相之位。而他却自幼爱好金石书画，同是一个才华横溢、诗文俱佳的青年。夫妻二人在艺术志趣与文学修养方面颇多一致，经常一起唱和诗词，一起整理古籍，共同搜集和研赏金石珍品，陶醉于艺术世界里，生活得十分幸福，真可谓“金石姻缘”。明赵杰称其“佳人才子，千古绝唱”（《古今女史》）。这既是夫妻，又是诗友、学友、知音的甜蜜生活，更增进了二人的文学涵养与夫妇情感，也使得每一次夫妻别离却给李清照的感情带来强烈的冲击。她把这种感情上的体验，融进了词篇，写出了一首首脍炙人口的佳作。在《减字木兰花、卖花担上》一词中，作者以活泼、清淅、浅俗的话言表现了一个少妇娇羞动人的姿容。主席台及她新婚初期闲适、幸福的生活。而当赵明诚受官远行后，词人满心的使是对爱人的罹与向往。这种情感体现得最为明显的是《一剪梅》：
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绵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
花自漂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王国维说：“一切景语留情话”。⑺在这首词中所有景物的描写都包含作者情思，“红藕”、“玉簟”“兰舟”、“雁字”、“月”、“花”都融进了作者的相思之情，离别之苦。用话熨贴细 ，坦率深挚；表情热情、大方、毫无扭捏之态。在此我们可见一个少妇在真挚地剖白内心 、纯真而又无计排遗的爱情轲知其爱之深，思之切，愁之苦，情之痴，真可谓“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李清照婚后至南渡前这段时期，是其生活最为幸福美满的时候，夫妇同志，伉俪情深；也是其艺术创作的成熟期，无论慢词、小令均达到很同造诣。其学识更为渊博，艺术技巧更加娴熟，已基本形成独具特色的“易安体”。而词中所蕴藕的情感多 于个人情感，独抒相思离愁及悠闲适的生活情趣。
靖康之变，李清照流亡江南，在短短几年间，夫亡家破，她所珍爱的金石书画珍品不多毁于兵 之中，或失子流离之间，几乎丧失殆尽。李清照从此失去了较为优裕的生活，以及志趣相投的伴侣、情感之寄托，然而她膝下又无儿女，其后半生过的是孤苦伶仃、孤独飘零的生活，最后于凄凉悲惨的境地中悄然去世。这一段时期中，有几年（清康元年──建炎三年）是随夫处于不断流徙、客居异乡的生活。外族的入侵，破坏了词人宁静安定的生活，不停的逃亡，不停地远离家园故土；社会的动荡，现实的压迫，让她失去了许多美好的东西，现在她的心境又是何种状况呢？这在《临江仙》一词中反映得最为明了：
庭院深深几许，云窗雾阁常肓。柳梢梅萼渐分明。春归种陵树，人老建康城。
感月吟风多少事，如今老去无成。谁怜憔悴更雕零，试灯无意思，踏雪莫心情。
本词写出了她客居他乡的落寞心情。庭院深闲，江南地湿多雾，无耐只得把窗儿也关上，柳树、梅花已发枝芽，春归时令好，人却老；时移境迁，到此人地生熟，再也没有与爱人吟风弄月的心情，就连元宵放灯的盛景也无兴致去观赏，更不用说去体味冬日踏雪了。整首词不着一“愁”字，却始终弥漫着一种淡淡的忧愁，这是种“栩栩然，荒荒然，幽然、悄然、无端的愁”。⑺这首词情调低沉，作者心境之郁抑可想
而知。而建炎三年八月，赵明诚因病去世于任上，李清照从此陷入极度悲痛之中，她为丈夫所作祭之中，曾有如下几句：
白日正中，叹庞翁之机捷；坚诚自堕，怜杞女之悲深。
自此后她完全陷入“衰愁凄苦”的境遇，直到去。流落江湖的女词人在这忧患余生中发出了低沉凄婉的声音，而这正是她饱经忧患的后半生的灵魂绝唱，真如诗人赵翼所言：“时代不辜诗人辜，话到沧桑句便工”。这一期便产生了李清照的杰作《声声慢》：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它，晓来风急，雁过也，最伤心，却是旧时相识！ 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得黑？恬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这首词被称为千古佳作，佳世绝唱。整首词便是作者晚年凄凉、愁苦境况的艺术写照：在凄风苦雨的秋日黄昏，乍暖还寒的时节，晚来的寒风、雁儿南来，黄花憔悴，都深深融动了词人满情愁绪。归来堂上烹茶猜书的日子，繁花压枝，把玩书画的春晚„„都一去不复返了。故土的论、爱人的病去，以及世人无聊的诽谤，都是积郁在心头的创痕。笼罩着她的是无尽的寂寞凄凉。“怎一个愁字了得”，“愁” 词眼，在此处可不是以前“无端的愁”，而是刻骨铭心的痛，渗入心腑的衰愁、悲愁。王国维《宋元戏曲考》言：“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在此所见的是孤寂凄惶、郁郁寡欢的李清照，我们似乎已见她最后悲惨的结局
总之，李清照的全部词作，构成了一部描述个人性性变化，展示心灵历史的宏著，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艺术系统。傅庚生评《声声慢》“此等心情，惟女儿能有之，此等笔墨，惟女儿能出之”。（《中国文学观赏举隅》）作者为闺阁中人，以词自传，展示了一个女性的丰富情感也正在于此。男性词中所描述的女性形象，多表现的是她的某一心理细微侧面，生活中的一鳞丰爪面已，零乱而不集中，形象没有系统性，更难说有什么发展变化的个性，就是同是女性词人（或诗人）也难与李清照相颉顽。即如“才华约绝代”的上官婉儿，其作品多为应制之作，实不足道也；留有诗集的薜涛，虽然也是才华出众，作品清丽隽永，却始终难脱风尘气；花蕊夫人的《宫词》数十首，然心境平淡无奇，而毫无婉转曲折之意；与李清照同代的魏夫人、朱淑贞，前者词作流传其甚少，后者则仿于悲怨，还是陈廷焯的评价较为公允：“宋女人能诗词者不少，易安为冠，次则朱淑真，次则魏夫人也。”⑼
二、艺术风格的独特性
自明以来论词以婉约、豪放为限，张南湖云：“词派有二，一曰婉约，一曰豪放。仆谓婉约以易安为宗，豪放惟和轩称首。”（王士祯《花草蒙拾》转引）明宋征壁评易安词“其词妍婉《四库提要》也说李清照抗“抗轶周柳”，都指出了李清照词风格婉约的特点。所谓婉约，就是以委婉曲折的手法来抒发含蓄微约的感情，简言之即“曲径通幽”。然而同是婉约，易安词的个性化色彩更为明显和突出。柔美是婉约派的共同特点，但不同作家有不同的表现。柳永多发露线俚，市民意识千足；周邦彦浑厚典雅，文人色彩浓厚；秦观细赋婉丽，而“格力失之弱”。 ⑽李清照则扬长避短，把女性的柔情美，诗人的理想美和性格的阳刚美融为一体，形成自已独特的艺术个性：婉中见直，柔中有刚。即前人所云“李易安词无铅粉气”，⑾清陈适焯也说：“李易安词能脱尽闺阁气”《白雨斋诗话》被前人誉为“幽细凄清，声情双绝”的《醉花阳》是词人向爱人倾吐重阳佳节深切思念之情的名篇：
薄雾浓云愁永尽，瑞脑销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厨，半夜凉初透。
东篱把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上片写白昼、夜间的孤独难熬，下片追忆从前夫妻同赏秋菊，而以“人比黄花瘦”作结，传达了自己因刻骨镂心的思念而面容憔悴的情形。全词无一字言及相思，而相思之深切又充溢字里行间，可谓委婉含蓄，“无一字不秀雅”，⑿但意思却直率明白，“令人再三吟咀而有余味”。⒀ 线先生论易安词云：“她的词作，亦自有其精神面目，晏殊之和婉，欧阳修之深美，张先之幽隽，柳永之绵博，苏轼之超旷，秦观之凄迷，晏几道之高秀，贺铸之瑰丽，周邦彦之华 ，举不足以限之。大抵于芬馨之中有神骏之致，适足以表现
其胸怀祺韵。”（《灵 词说、论李清照词》）李清照词风韵之多样样，以及其“神骏之致”，最集中地体现在其词中所谓“倜傥丈夫所”⒁上。
李清照词的“丈夫气”主要指潜藏于词中的勃郁震颤的感情激流，而非昂昂藏藏的关西大汉和泼辣的铁板琵琶。而且李清照严格诗词之别，即“词之为体，要眇宜修”，⒂所以其豪气表露得曲折隐约。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出来：
易安词中激荡着大胆、强烈、真率的感情，易安词与佳统的词有所不同。李清照为人，爱则热烈，愁则浓重，思之刻骨，怨之断肠，形诸笔墨，则是抒情大胆、强烈、真率。对此，曾惹得一些性别守中庸的人大动肝火，大张挞伐，说她“出于小听狭慧，构于气习之陋，而未适乎情之正”。⒃与李清照同时代的王灼也说：“作长短句，„„闾巷荒淫之语，肆意落笔，自古缙绅之家能文妇女，未见如此无顾籍也。„„夸张笔墨，无所羞畏”。（《碧鸡温志》）而这恰恰从反面描述了易安词的特点：“肆意落笔”，乃才气豪纵；“无所畏羞”， 乃真情喷薄，而“无顾藉”，当是易安为人之超迈尘俗。刻骨的相思和浓重的愁怨，本是易安词的重要内容之一。她词中所表现出的相思缠绵、离愁别绪，却于“季话中有骨”，⒄而不似一些婉约词人陷入姚鼐所言的“颓废而 幽”的境地。如“生怕离怀别苦，多少事，欲说还休。新来瘦，非干病洒，不是悲秋”。（《凤凰台上忆吹箫》）
同时，易安词反映了作者孤傲的性格和超旷的 怀，因而构成了高远的意境。李清照“才高学博，近代鲜伦”，⒅处两宋交替之际，士大夫多沉溺苟安之中，党有众浊我清，众醉我醉之感。反映在词作中，则是其弧傲的性格特征。“雪里已知春信至，此花不与群花比”（《渔家傲、寻里已知》）、“屈平陶令，风韵正相直”（《多丽、小楼寒》）、“何须浅碧轻红色，扑克是花中第一流”（《鹧鸪天、木樨花》）、“玉骨冰肌未肯枯”（《瑞鹧鸪、风韵 雍容》）。显然，在这些词句中，作者把自我注入了这些所咏的花木中，梅之超群，菊之高洁，桂花之脱俗，银杏之纯净，实际上都是词人自我写照。从睥睨一切到弃脱尘俗只有一步之遥，精神上的优越感，使得她能轻视进而摆脱物质和精神的困境，丧现出超脱的襟怀。如《多丽》词，一面“恨萧萧无情风雨，夜来揉损琼肌”，一面却说：“人情好，何须更忆，泽畔东篱”；《鹧鸪天》词，一面感叹“仲宣怀远更凄凉”，一面又说：“不如随分樽前醉，莫负东篱菊蕊黄”。由此可见，易安词所表现的情感，压抑而能自振，哀怨而能自拔，凄苦而能自强，显示了强烈的自我意识，顽强坚毅，其词中豪气正蕴于此。
三、艺术技巧的高超绝伦
李清照诗词文艺术技巧高超，而词独近于完美。王士禄《神释堂 语》说：“易安落笔即奇工”。其词之“工”非如周邦彦、姜 等着意雕琢，造语达情，而是肆意落笔，而能尽情怀，达浑成地步，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易安词表现手法新颖巧妙，主要表现在：善于移情于物。李清照喜欢将个人的主观感爱揉合于客观景象中，使景物成了感情的载体，既增强了词的含蓄性，又丰富了词的意韵。如《醉花阳》中的起拍，作者把自己的主观感“愁”与“难熬”，分别揉进了客观的空间景物与时间中，巧妙地再现了自己的孤独寂寞，传达出对爱人的深切思念。她善用对比。对比是诗词中最常用的艺术手法之一，李肖照则将这种传统手法予以翻新，她将对比运用于全篇的艺术构思中，如《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中天真单纯的佳女（卷帘人）与“浓睡不清残洒”的主人形成对比，突出了抒情评价公的多愁善感和细腻多情；《永遇乐、落日熔全》通过良辰佳节个人处境和情绪前后截然相反的对比，传达出作者思慕昔日家园与忧愤目前时局的心情。她又将虚实融为一体，进行对比，使时空高度浓缩。如《南歌子、天上星河转》词人将“天气”、“衣”、“情怀”与往昔比较，目下为实，从前为虚，实虑参照，形成对比，完美地表达了作者的心境和情绪。另外，在比兴、烘托、渲染待方面，李清照同样也有创造运用，这里不再一一论述。
李清照善于熔铸典考故和前人诗词。据统计，李清照现存诗词中，用典及点化前人诗句者近半。这既与秦观的“少故实”不同，也不象黄庭坚“尚故实而多疵病”，更无辛弃疾“掉书袋”的习气。其显著特点一是多用人们熟悉常道之典，为避生僻晦涩；二是由作者意旨流摄，创意新颖，拓深了词作内涵；三是把典故用通俗口语表现，明白晓畅，灵动自然。方东树在《昭昧詹言》中说：“大家用事，若不知用事者，此
其奴也。”比如“鸿雁传书” 乃人尽、皆知的典故，易安词中所用典故较多，且多出新意。如“征鸿过尽；万千心事难寄”（《念奴娇》）、“云中谁寄绵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一剪梅》）、“雁过也，正伤心，即是旧相识”（《声声慢》）。这既用典，又似触景生情，生动地反映出作者彼时彼地的复杂内心世界，率真自然，明白易晓，典故与词境水乳交融，达到了“点铁成金”、脱胎换骨、以故为新的境地，构成完美的艺术整体。
李清照又是一个语言大师。她的词语独具风格，清新自然而又富有表现力。她的语言明白家常，能“以寻常话度入音律”，化俗为雅。词体本源自民间，语言自力浅俗之词。后来文人词用语多尚典雅，甚至刻意雕琢，浮靡华丽。至柳永为之一变，复援“俚语俗语”入词，但又陷入“ 从俗”的境况，俗过于雅了，而李清照独能用浅俗之语，发清新之思。如“牵牛织女，莫是离中，甚霎儿晴、霎儿雨、霎儿风”（《行香子》），全是口语，似信手拈来，全无雕饰斧凿痕迹。但细细品来，却又词蕴深意，言外有情。又如《如梦令》中“肥”、“瘦”两字，本来极为普通，少有文学色彩，而李清照在此却用它们形象地写出了风雨后绿叶肥茂，红花调残的景象，十分传宰地表达了寂寞深园中少妇惜春怜花无比惆怅的细 感情，既贴切又深刻，被人盛赞为“人工天巧”。李清照对语言的锤炼正在于发掘生活中富有诗意的情感后，又能从口话中挑选最准确、最生动的语言来表达，所以能够在平易中显现功力，浅近中显现精美。李清照的话言还富有音乐美，她本人对音律的造诣很高，懂得利用语言本身的自然音响和节奏来表达特定的情感，她特别善于运用双声迭韵来增强作品表达情感的效果。《声声慢》开拍连用十四个迭字，除了“觅觅”、“冷冷”之外，全是齿声字，读来齿牙敲击，短促轻细，造成了一种凄清的效果，用来表现词人孤寂、凄苦的复杂心理状态是再合适不过的。而最后几句“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舌音和齿音交加重叠，又给人一种啮啮叮叮的感觉，生动地表现了忧心情况的情绪。这些又声迭韵字在音节、情调及气象营造方面，与内容紧密配合，续来朴素自然，不露痕迹，得到历代词评家好评。张端义赞道：“公孙大娘舞剑手”；徐 称之曰：“真如大珠小珠落玉盘”。但李清照“用字奇横而不妨音律”，格守词律又能挥洒自如，充分说明李清照语言功力的娴熟精深。
李清照在语言上的成就，代表了北宋文人词语言的新高度。柳永曾在语言的出新上获得一定的成功，但他在引用俚言信语时，未能摒弃其中芜杂庸俗的成分，使得李清照说他：“词语尘下”。秦观从当时局面语言中提炼出一种优美而精炼的文学语言，但缺乏民间语言的生动活泼；而当北宋末年大晟词人形式主义泛滥时，李清照从口语中吸收有生命力有表现力的成分。创立了生动、清新的语言风格，这对发扬民间词的优良传统、坚持词健康发展的方向，是一个重大贡献，对宋词的发展起了良好的影响。
总结
李清照以其才名于世，并余响后世，称誉百年，开一代之风气，况周 《翥风词话》卷二便说：“易安笔情近浓至，意境沈博，下开南宋风气”。后世闺阁多以易安为楷模，叹其才华，羡其伉俪情深，也为她大胆追求个人幸福发掘女性自身的天赋所感动。后世以才名于世的女性世起来越多。而且，李清照不独“称 闺阁”，也影响到社会的主角──男性群落中。同代人辛弃疾、刘辰翁等皆有效“易安体”之作，且自称“托之易安自喻，虽辞情不及，而悲苦过之”。后来者更不计其数，明王士祯赏其才情，叹“易安体”之协美，意一口气和词数十首。
自来女子，为男性所赏者，多为美色冠伦，或操守节烈者，而独以才华令男性倾倒者，想必仅李清照一人而已。即如与李清照同时之女词人朱淑真，后世者赏其词时，还念念不忘叹其美色绝代，寿夭命薄，且把朱淑真与西施、王昭君等并列为“古来足思慕之美人”，足令人费思。李清照天赋因不待言，其性情之开朗、热情，于美好生活的大胆追求，内心情感的直率表露，更让人叹服。在易安词中，自我意识十分强烈。面对礼教 范，她敢于追求美，敢于蔑视陋习。而封建时代的男性奔竟仕途，或多或少地丧失了自我本色，埋没了个性，一切为国主喜怒悲乐，随着更多的束缚，更多沉重的心理压迫。所发自中国男性文学之始即有“香草美人”之咏，而后则作“闺阁昵语”，身为须眉，却作妇人语。由此，他们才由衰钦佩即些敢于反抗礼教，追求自我、表现自己的女性，即如南宋大儒，总是板着面孔训人的朱 也不得不称赞：“本朝
妇人能文专者，惟魏夫人、李易安也。”
总之，李清照词中突出的个性和成就，以及对艺术技巧的完善，奠定了她在词史上一流作家的重要地位，取得了“不徙俯视中帼，直欲压倒须眉”的成就。因此，她的伤口才盛传不衰，具有永久的艺术生命力，流风余韵，绵延千载，影响和沾溉了历代无数作家和读者。
论《红楼梦》中贾宝玉形象
《红楼梦》写了一个恋爱不能自由、婚姻不能自主的悲剧，即贾宝玉和林黛玉、薛宝钗的恋爱、婚姻悲剧。这一悲剧是《红楼梦》全书悲剧的中心事件，而这三个人物，也就成了全书的中心人物，整个《红楼梦》都是以这三个人物为中心，贾宝玉在这三个中心人物中又居于主要地位，并且全书所有各类人物的故事，都是围绕着他而展开的。作者在创作中，用了现实主义的笔法，塑造了具有丰富、深刻的社会内容和巨大艺术感染力量的贾宝玉形象。现在，试着讨论一下贾宝玉这一形象的典型性及其典型性格形成的原因。
一、贾宝玉形象的典型性：
贾宝玉这一典型的艺术形象犹如现实生活中的人一样，他的思想性格，是在他的遭遇和经历里，在那种特定的生活环境中的多方面复杂的条件和因素给予他影响，发生作用，而于不知不觉中形成起来的。这也就如同现实生活中的人，他在自己特定的生活环境里，有了自己的遭遇和经历，才会逐渐形成他自己的性格特征。
1、在封建统治阶级眼里，贾宝玉是一个“混世魔王”、“孽根祸胎”，是“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的一个形象。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男人居于统治地位，男尊女卑的思想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封建贵族们往往要求自己的子孙接受最正统的封建教育，努力地加官进爵，功名出仕。在这一要求下，不少纨绔子弟都曾为之而奋斗。象贾宝玉这样的贵族公子，也就必须接受正统的封建教育，努力地去维续贾家的荣耀，但是贾宝玉生性“顽劣异常，不喜读书，最喜在内帷厮混”[第三回]，所以，他虽然生长在贵族统治阶级家庭里，但自幼并没有受到封建主义统治势力正常的熏陶教育，他的思想同当时的世俗社会相抵触，跟封建秩序相违背。当然，贾宝玉之所以会在其隶属着的封建统治阶级的眼里形成这样的印象，是和他自幼的表现分不开的。
贾宝玉自“衔玉”而生开始，就被视作“奇异”，周岁时抓取“脂粉钗环”的举动，更是惹得政老爷“不喜欢”，十来岁时是“异常淘气”，说出了“女儿是水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的“混话”。这在当时那种“男尊女卑”的社会里，简直是一种叛逆，一种大逆不道。这种叛逆，也必然引起“百口嘲谤，万目睚眦”的。象他这种“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潦倒不通庶务，愚顽怕读文章”的纨绔子弟，在当时那种“成则公侯败则贼”的价值取向里，在当时那种社会环境中，当然是得不到正统思想的认可的。我们知道：贾宝玉在荣国府是处于继承人的地位，他的“聪俊灵秀”的天赋，使这个贵族家庭对他寄予了特别殷切的希望和要求，然而，他不仅丝毫无意于立身扬名、治国经家，而且他对那个家、国已经彻底绝望，并走上背叛的道路，他和他的父亲是那样的水火不容，势不两立。他不爱读的书，偏偏要他读；他不爱做八股文，偏偏要他做；他不爱和那些峨冠博带的家伙应酬，偏偏逼他出去应酬；他认为茫茫尘世，只有女孩子们的世界是一片净土，他的父亲总要把他拉出这片净土，他的母亲总要来摧残这一片净土，还有他的伯父、哥哥、侄辈之流总要来污秽、践踏这片净土。特别是，他爱的人，偏偏不许他爱；他不愿结的姻缘，偏偏要他结。“若说没奇缘，今生偏又遇着他；若说有奇缘，如何心事终虚化？”[第五回 ]尽管家里人逼着他去做这些事，他仍然坚持着不去做。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贾宝玉确实是背叛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意志，所以他在其父母为代表的封建贵族统治阶级眼里是一个“混世魔王”、“孽根祸胎”。
2、贾宝玉是一个具有初步民主主义思想的形象：
贾宝玉有与封建主义格格不入的性格，站在当时新兴资产阶级的立场来看，贾宝玉其实是那个年代——中国封建社会走向没落，新兴资产阶级开始萌芽的历史时期，在文学作品中出现的，在封建主义母体里萌动着的一个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胎儿。在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色彩鲜明、线条清晰的民主主义精神的完整轮廓和雏形：这在当时我国历史现实中，在我国古典现实主义文学中，无疑是“新人的典型”。
贾宝玉的民主主义思想，首先表现在他的“爱人”上，即对于有些寒素和微贱人物的爱慕和亲近，尤其是他对于女孩子的特殊的亲爱和尊重。这就积极方面意义看，实即反映了人性解放、个性自由和人权平等的要求，实质上也就是人道观念和人权思想，就是进步的民主主义精神。
热爱女性、尊重女性、崇拜女性，是贾宝玉这个典型的最突出的特征。《红楼梦》反复写了这个特征，有时还用神话（如神瑛侍者与绛珠仙草的故事，“太虚幻境”的描写）和夸张的笔墨（如“抓周”试志，对刘姥姥信口开河信以为真）渲染强调这一特征。他还没有出场，作者就借冷子兴和贾雨村的谈话介绍了他七八岁时说的孩子话：“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第二回］后来又写了他这样的想法：“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第二十回］他对许多少女都多情。不但对于活人，连画上的美人也怕她寂寞，特意去“望慰”一番。他既然对许多少女都多情，就不能不发生苦恼。有一次，当林黛玉和史湘云都对他不满的时候，他就不能不“越想越无趣”，“目下不过两个人，尚未应酬妥协，将来又欲何为？”［第二十二回］又一次，当晴雯要和袭人吵闹的时候，他就伤心地说：“叫我怎么样才好呢？把这个心使碎了，也没有人知道。”［第三十一回］虽然通过“龄官画蔷”一事，“自此深悟人生情缘各有分定”［第三十六回］，不可能死时得到所有女孩子的眼泪，但他喜欢在女孩子身上用心的痴性并没有改变。如警幻仙子所说的“意淫”。这样概括和形容贾宝玉的性格特性，不单因为贾宝玉生长在少女群中，多所眷爱，而且他的爱并非只是男女之爱，而是更广泛意义上的对周围不幸者的爱。所谓“爱博”或云“博大的爱”似应包含两层意思：其一，这种爱是广义的，包括亲近、爱恋、体贴、尊重、同情等；因此其二：这爱所及的对像也就是比较广泛的。不限于黛、钗、湘，也包括晴、袭、紫鹃、鸳鸯、平儿、香菱和其他一些小丫头等等。惟其“博爱”，所以“心劳”。设想贾宝玉心目中仅有一黛玉，他哪里至于如此劳碌！为人担忧，代人受过，替丫头充役，这类事在贾宝玉的“行状”中简直多不胜举，俯拾即是。即如“平儿理妆”一节，事情原本与宝玉毫不相干，然而他十分同情平儿的不幸，不仅“劳形”、为其理妆，而且“劳心”、叹其身世。他想到“贾琏惟知淫乐悦己，并不知作养脂粉；平儿并无父母兄弟姊妹，独自一人，供应贾琏夫妇二人。贾琏之淫，凤姐之威，他竞能周全妥帖，今日还遭荼毒，想来此人命薄，比黛玉尤甚。”但因他能为平儿理妆，补偿了他平日不能“尽心”的“恨事”，竟感到是“今生意中不想之乐”。香菱因斗草弄脏了石榴红绫裙之后，他让袭人将同样一条裙子送给她换，也是很高兴得到这样一次“意外之意外”的体贴和尽心的机会。后来他又把香菱斗草时采来的夫妻蕙和并蒂莲用落花铺垫着埋在土里，以至香菱说他“使人肉麻”。可见宝玉并不因为钟情林妹妹而一叶障目，无视其他众多女儿的不幸和痛苦。他的心怀，可算得较为博大的。即以其对林黛玉的爱而言，如果仅属单纯的性爱，也不至于“劳心”到那种地步。他对黛玉的爱，正是以同情、关切、尊重、相知为基础的。同情和爱情自然是两回事，但同情可以是爱情的起点和支柱。这边，一曲《葬花辞》尚未吟罢；那边，早已恸倒在山坡之上了。足见宝玉对黛玉的身世、处境、病体、心性体察最深，感受最切，这些绝不是单纯的性爱所能包容的。贾宝玉的“多所爱”的确包含了对弱者的不幸和痛苦的同情和关切。这种性质的爱，就叫人道主义！
还有他和“年近七十”、“宦囊羞涩”的“营缮司郎中”秦邦业的幼子秦钟见面时的谈话［第八回］，和“一贫如洗”、“父母早丧”的破落世家子弟柳湘莲缔结浓厚的友谊［第四十七回］，对为当时社会所轻贱的“唱小旦的”蒋玉菡的衷心倾慕［第二十八回］，也完全是这种对于寒素和微贱人物的爱慕和亲近。当然，秦钟、柳湘莲、蒋玉菡等人的“人品”，是贾宝玉同他们亲厚的主要原因。假如没有具备这种使他引为知己的“人品”，贾宝玉对他们的交情是建立不起来的。比如对贾芸，最初宝玉是怀有好感的，但是接谈了几次之后，看到贾芸人品的庸俗，他就不愿和他交往了。
贾宝玉非常讲究尊重个性，尊重意志。第二十回他对贾环说：“大正月里，哭什么？这里不好，到别处玩去„„譬如这件东西不好，横竖那一件好，就舍了这件取那件„„你原是要取乐儿，倒招的自己烦恼。”第三十一回“撕扇子作千金一笑”写晴雯生气说到怕砸了盘子，宝玉笑道：“你爱砸就砸。这些东西原不过是借人所用，你爱这样，我爱那样，各自性情。比如那扇子，原是扇的，你要撕着玩儿也可以使得，只是别生气时拿他出气；就如杯盘，原是盛东西的，你欢喜听那一声响，就故意砸了，也是使得的，只别在气头儿上拿他出气。──这就是爱物了。”这番议论，我们今天看来自然觉得太过分，很不妥帖，其中流露了浓厚的贵家公子气味。但主要的意思，却是尊重意志，尊重个性；用当时思想家戴震的话说，就是“使人各得其情，各遂其欲”［转引自吴组缃《论贾宝玉形象的典型性》］。
第三十六回写“情悟梨香院”的一段，贾宝玉兴冲冲去找龄官，因素日和女孩子玩惯了，只当龄官也一样，央她唱一套《牡丹亭》曲子。不想龄官见他坐下，忙起身躲避，正色道：“嗓子哑了。前儿娘娘传进我们去，我还没有唱呢。”宝玉见此景况，从来未经过这样被人弃厌，自己便讪讪的，红了脸，只得出来了。后来看见贾蔷那样体爱龄官，龄官又那样自爱并爱着贾蔷，他就悟出“人生情缘各有分定”的道理。
他是完全尊重龄官的个性、意志和她与贾蔷的关系的。他平日和姊妹、丫环们一处，也总是尊重别人的意见，很少拿自己的主张；更不想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意见。
在日常生活活动中，贾宝玉也一贯流露这一思想。第四十回贾母、王夫人和众姊妹商议给史湘云还席。贾宝玉因说：“我有个主意。既没有外客，吃的东西也别定了样数，谁素日爱吃的，拣样儿做几样。也不必按桌席，每人跟前摆一张高儿，各人爱吃的东西一两样，再一个十锦攒心盒子，自斟壶。岂不别致？”这意见立刻为贾母所接受。他做诗也不主张限韵，要求自由发挥个性。
贾宝玉这种思想是和封建主义原则正面抵触的，它直接破坏着封建秩序。贾宝玉待人接物的态度，也总是否定封建社会的礼法观念，主张听任各人按照自己的意志和心愿去自由活动。
他对弟弟贾环：“宝钗素知他家规矩，凡做兄弟的怕哥哥，却不知那宝玉是不要人怕的”。“并不想自己是男子，须要为子弟之表率。是以贾环等都不甚怕他，只因怕贾母不依，才只得让他三分。”［第二十回］
他对茗烟，也是亲密无间，没有什么主奴的界限。像第十九回写他对茗烟和万儿的喜剧，第二十三回写的茗烟替他买来各种小说，第二十六回写的茗烟受薛蟠之嘱竟诳说老爷叫他，第四十三回写他和茗烟偷偷到水仙庵去祭奠，茗烟祝告的时候说：“跟二爷这几年，二爷的心事，我没有不知道的”。
在丫环们跟前，反倒经常服待她们；并且受她们的排揎，不以为忤。正如袭人说的：“你这个人，一天不捱两句硬话村你，你再过不去。[第六十三回] ”麝月甚至这样“村”他：“你偏要比杨树，你也太下流了！”［第五十一回］傅家婆子议论他：“一点刚性也没有，连那些毛丫头的气都受得了！”［第三十五回］。
在贾宝玉这种思想影响下，怡红院关起门来，除了袭人作些梗，可说是个没多少封建礼法观念的民主自由的世界。第六十三回描写“寿怡红”，林之孝家的走后，丫头们要为宝玉安席，贾宝玉笑道，“这一安席，就要到五更了。知道我最怕这些熟套，在外人跟前不得已的，这会子还怄我，就不好了。”众人听了，都说：“依你。”于是先不上坐，且忙着卸妆宽衣。出现了“吃酒从未如此者”的场面。尤其姊妹们散后，简直弄得“无法无天”。但他觉得称心如愿，无比的快乐。袭人也说：“昨日夜里热闹非常，连往日老太太，太太带着玩，也不及昨儿这一玩。”这话从袭人这样思想的人说出来，可见她们这些处在被压迫地位的女子们都是喜爱这种无拘无束的自由生活方式的。所以平儿说：“还说给我听，气我！”
从这些颇具规模的初步民主主义思想看，当时封建主义社会秩序为一个统治阶级的儿子所安排的道路，贾宝玉当然不能遵循。除了家庭中晨昏定省而外，一切应该参加的交游和礼节，他都不愿参加，尽力逃避。这是明显的事，他和处于被压迫地位的女孩子们的纯真自由的世界，与居于统治地位的庸俗腐朽的男子们或利欲薰心的士大夫们的世界——这两个世界在贾宝玉的具体生活环境里是尖锐地矛盾对立着的。对这两相矛盾对立的生活道路加以抉择的问题，早就提到贾宝玉的面前。自幼虽经家长训诫逼迫、袭人和宝钗等规劝，他却利用衰朽制度和腐败社会的空隙，极力抗拒逼来的压力。他批评“读书上进的人”是“禄蠹”，把一切男子都看成“浊物”，把所有士大夫都骂为“国贼禄鬼”。
二、贾宝玉性格形成的原因浅析：
贾宝玉的性格特征是复杂多端的，但民主主义却无疑是最为主要的内容。我们知道，人的性格是生活中的诸多复杂的条件和因素，对他影响，发生作用，于不知不觉中形成起来的。贾宝玉的这些典型性格也和他的生活环境是分不开的。
1、他家庭里代表着统治阶级的人的影响：
他生活的典型环境是一个腐朽衰败的“侯门公府”的封建贵族大家庭，但这个大家庭的“荣华富贵”已经面临着无法长久持续下去的境况了。富贵家庭趋于衰败的具体现象，使贾宝玉看到了自己所隶属着的阶级的末路的即将来临。在全书中有这样的具体描写：以男性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封建统治权力，到儿孙们时已是腐朽无能了。我们看贾家两宅的老爷少爷们，实在没有一个不是腐朽无能的。他们虽然各有不同的面目，但共同的特点是不管事，不负责，没脑筋，没识见，荒淫无耻，作恶多端，精神堕落，道德败坏。贾政算是他们之中的一面旗帜。但是他的毫无办法和极端庸陋，从他管教子侄、结交门客和言谈治事等等方面可以看出来。
贾母这个利己享乐主义者对于孙儿的庇护和骄纵也是贾宝玉性格形成的一个原因。贾宝玉自幼受祖母溺爱，在祖母这边屋里居住，“和姐妹们一处娇养惯了的”，“无人敢管”［第三回］。贾政来叫，贾宝玉吓得“死也不敢去”。贾母就说：“好宝贝，你只管去。有我呢，他不敢委屈了你。”［第二十三回］又当着贾政的面骂赵姨娘等人。甚至男孩子受一切封建社会生活教育的机会也给挡开。贾宝玉挨打后，贾母因怕将来贾政又叫他，就把贾政的亲随小厮头儿唤来吩咐：“以后倘有会人待客诸样的事，你老爷要叫宝玉，你不用上来传话。就回他说，我说的，一则打重了，得着实将养几个月才走得；二则他的星宿不利，祭了星，不见外人，过了八月才许出门。”［第三十六回］并把这话告诉宝玉，叫他放心。从此宝玉“不但亲戚朋友一概杜绝，连家中晨昏定省，都随他便了”。兴儿曾对尤三姐等谈到贾宝玉：“他长了这么大，独他没有上过正经学。我们家从祖宗直到二爷，谁不是学里的师老爷严严的管着念书？偏他不爱念书，是老太太的宝贝。老爷先还管，如今也不敢管了„„”［第六十六回］这番话，可以说是很好地概括了贾宝玉在受封建主义教育方面的特点。
由于以上原因，贾宝玉虽然生长在贵族统治阶级家庭里，但自幼并没有受到封建主义统治势力正常的熏陶教育。
2、贾宝玉生活中的其他因素对他的影响：
在贾宝玉的现实环境里，却有一个和罪恶腐败的统治势力鲜明地对照着的女孩子们的世界。这些女孩子们，除了为数不多的姑娘们，绝大多数都是丫鬟们。贾家的丫鬟有两种：一种是如鸳鸯和小红一类的所谓“家生子儿”；一种是如袭人和晴雯一类买来的。另外还有唱戏的女孩儿，是从苏州采买来的贫家女孩子，如芳官、龄官等。她们所受封建统治阶级的影响当然各有深浅，思想品格也各有不同，但在客观上都是处于被奴役和被蹂躏的地位，都各有一番辛酸悲苦、混和着血与泪的身世经历，还各有一个惨淡的未来命运等在前面：这方面她们是完全共同的。贾宝玉实际就是在这些以丫鬟们为主的女孩子群里长大的。其中许多女孩子服侍他，看护他，各以一颗纯真的心围绕着他，倾注着他。贾宝玉自幼不止在生活上跟她们亲密，精神上也是亲爱着她们的。
作者特意为我们描写了跟贾宝玉生活上最密切的袭人的家庭和她的身世。同时写了和袭人思想品格相对立的是被称为贾宝玉的“第一等人”的晴雯，还有贾母的丫鬟鸳鸯„„ 所有这些女孩子一般都有她们真挚纯洁、自由不羁的一面。像那些唱戏的女孩子们，都是些豪爽坦率、慷慨好义的小英雄。比如派给怡红院和贾宝玉发生了亲密友谊的芳官，那种勇敢无畏，豪迈开朗的性格，好像从来就没有受过封建礼教的拘检一样。她受了干妈的不平待遇，立刻抗争；她横遭赵姨娘的欺侮，别的小英雄就义愤填胸，一窝蜂跑去找赵姨娘对打。
另外，为贾宝玉所亲近，引为知心朋友的，还有外边的秦钟、柳湘莲和蒋玉菡。他们有的身居贫贱，有的是没落了的旧家少年。贾宝玉在和他们的友情关系中自然要受到影响的。这里所说的影响，不只是指
她们或他们的思想品格的本身，重要的还应该是她们或他们的社会存在。
另一方面，自古以来中国封建社会里面传统的人民性或民主性的文化思想，自然也给贾宝玉的性格以重大的影响。贾宝玉喜读诗词，喜读《庄子》，喜读《西厢记》和《牡丹亭》，就是具体的例子。第二回里，贾雨村对贾宝玉的性格有一番评论，提了一大串古人的名字，其中有许由、陶潜、阮籍、嵇康、卓文君等等，认为他们和贾宝玉都是易地皆同之人；称为清明灵秀之气，仁者之所秉；说他们往往成为情痴情种，逸士高人，断不为庸俗所制。这正是说的贾宝玉性格的传统因素。
这些方面的因素，对贾宝玉性格的形成，起着较为重要的作用。因为离开了上述种种社会现实的条件，就形不成贾宝玉所特有的性格。
三、作者对贾宝玉这一形象的态度浅析：
我们知道，《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的人生经历：他的一生正好经历了曹家由盛而衰的过程。由“锦衣纨绔”“饫甘餍肥”的贵族公子，降为落魄的“寒士”，当他著书时已是过着“蓬牖茅椽，绳床瓦灶”和“举家食粥酒常赊”的贫困生活。这种天壤之别的生活变化，促使他对过去的生活经历作了一番深刻而痛苦的回顾。这就为定下了《红楼梦》的基调，那就是抱着对社会上种种黑暗不满和批判的态度，对贾宝玉以热烈的赞扬的肯定态度来创作的。
开头安排了一系列的神话，突出地渲染主人公为世俗所不容的新的性格和他跟林黛玉的悲剧关系。关于他的前身，一面说它是“顽石”、是“蠢物”，一面说它是“通灵”、是“宝玉”；一面说它“无才补天”，一面说它“灵性已通”。整个的神话以及这种正反两面的口吻，都表露着作者反对世俗之见，寄予主人公特殊的揄扬和赞美。
第二回用冷子兴和贾雨村的谈话来介绍还未出场的主人公，也是先说世俗之见的评论，而后又用较为高明的见解予以驳斥，再从而极力加以赞扬。
书中特意安排主人公和林黛玉见面的场合出场，以最重的着色之笔来反复描绘。仍然先介绍出于世俗成见的贬词，再用站在面前的主人公光彩耀人的具体形象把那些贬词批判掉；两首《西江月》，也还是取嘲弄世俗的反语，以贬为褒，以抑为扬，对主人公作了笼括全书的赞美。
作者所采取的这种从批判反面来歌颂正面，或从否定世俗来肯定反世俗的态度和描写手法，在全书里面是一贯的。我们前面的阐论正是从这两相对立、彼此映照的具体描写来说明作品的思想倾向性的；这里面自然也正体现了作者的这种态度和手法。
作者在书中猛烈地攻击了腐朽罪恶的封建主义统治势力，对贾宝玉反封建、反世俗，一心倾向于被压迫、被糟践者的正义感情，以及他的全部以初步民主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思想性格和行为活动作了极高的评价，并且以一种不胜悲慨之情，给予全心的同情和歌颂。
谈《围城》的讽刺艺术
内容提要：讽刺艺术一直是《围城》的一大亮点，本文从人物、情节发展、细节描写、讽刺手法、语言特色四方面论证了讽刺艺术在《围城》中的体现。《围城》以人物的活动为线索讽刺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它的入骨的讽刺意味是通过情节的发展，以精雕的细节来自然流露，没有给人一丝做作的痕迹，同时，它讽刺手法灵活多样，比喻、用典、比较、推理等处处见锋芒，讽刺的语言更是诙谐幽默、尖锐泼辣，令人赞叹。
关键词：《围城》 讽刺艺术 细节描写
鲁迅说："喜剧就是将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钱钟书的《围城》撕破的是那些学历煌煌的虚伪面孔，作品通过对方鸿渐及他周围的一群人，从热闹的十里洋场到闭塞的三闾大学，从国外留学生活到国内游荡经历的描绘，用漫画夸张的手法嘲弄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揭示了人生如"围困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这一典型的社会心理。
在中国文学史上就讽刺而言，鲁迅是辛辣幽默，老舍是深切温婉，沙汀是沉毅浑厚，张天翼是冷峭尖刻，而钱钟书的讽刺艺术有独到之处。他的古今中西文化的教养，机敏、跃动的个人气质，周密、
丰盈的书斋思考，使他的讽刺小说具有极其鲜明的独特个性。有时锋芒毕露，脱颖而出；有时运用譬喻，奇趣横生，既有中国《儒林外史》式的冷嘲，又有马克·吐温式的热讽，形成既尖锐泼辣又诙谐幽默的讽刺特色。《围城》中这种讽刺艺术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方鸿渐为活动线索讽刺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围城》并没有贯穿始终的主要情节，而是以方鸿渐的活动贯穿全篇。通过方鸿渐不断地从被围困的城堡里逃出来或冲进去，展现他留学回国后所遭遇的人和事。作者对作品中的每个人物都有不同程度的讽刺。方鸿渐不通事务、无能懦弱，苏文纨装坐冷若冰霜孤芳自赏，而不顾廉耻、惟利是图。高松年撒谎老练、作假超真，对属下的妻子不怀好意，以生物学原理治校。李梅亭表面道貌岸然，实际男盗女娼、贩卖药材、勾搭妓女。这里面也有专门背后骂人，又擅长用各种借口来博取男人情感，包括采用假冒作家题字赠书的女生指导，也有由教员蜕变成"资本家走狗的走狗"的女大学生，有自称为"老古董"而打扮得妖形怪状，所写东西搬来搬去，几十篇如同一篇，宣言不问政治却随同已受伪职的丈夫离职遁去的报馆女编辑，也有认为机会要自己找，快乐要自己寻，换情人像换衣服一样随便，出洋学医而学到了不致怀孕的性开放女郎，形形色色的人物在《围城》中应有尽有，确实达到了作者想要写出某一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的目的。
在人物的展示过程中，作者对官场腐败、政府无能、学术虚伪、社会落后等都不失时机的进行嘲弄讽刺，钱钟书的笔触及了那十里洋场的政界、银行界、新闻界、和工商界的丑陋，还描写了寓公们的可笑可鄙生活。作品也涉及了江南小县和由浙江到湖南一路上的污泥臭水，又表现了旅途的艰难，抗战中的混乱，各种感人心的暴露，小说又揭露了所谓自由区国立大学内的种种黑幕，学校条件差，教学质量低，学生意识落后，教育界的败类、投机政客、伪君子充斥了校园，写出了"为人师表"们逐利倾轧、蝇营狗苟的肮行径与灵魂，"学校的图书馆倒像个惜字的老式慈善机关"，"馆里通共不上一千本书，老的、糟的、破旧的中文教科书居其大半，都是因战事而停办的学校的遗产"。所有这些反映的社会生活是相当广阔的。钱钟书更站在哲理的高度讽刺这些社会现象，他的讽刺早已远远超出那个社会，超越了那个时代。
二、讽刺意味通过情节发展和精雕的细节自然流露
《围城》通过人物可笑嘴脸惟妙惟肖的勾画形象地暴露出人物卑下的灵魂，使作品收到良好的喜剧效果。如书中对主人公方鸿渐流洋归来后的一段描写就十分精彩：方鸿渐留洋归来，"衣锦还乡"，颇为惊动了家乡那个小小的县城，先是报上登出新闻，继则应邀回母校作关于"西洋文化在中国历史上之影响及其学术报告"。方鸿渐是这样说的："海通几百年，只有两件东西在整个中国社会里长存不灭，一件是鸦片，一件是梅毒，都是明朝所吸收的西洋文明。""鸦片引发了许多文学作品，古代诗人向酒里找灵感，近代欧美诗人都从鸦片里得灵感。梅毒在遗传上产生白痴、疯狂和残疾，但据说也能刺激天才"。对方博士这一宏论，作家未作任何品评，但方博士不学无术、满口荒唐的形象却跃然纸上，使人感到滑稽可笑。钱钟书就是通过方鸿渐那通篇荒唐可笑的宏论，尖刻而犀利地讽刺了所谓的"西洋文明"，即帝国主义宣扬的"文明"无非是些鸦片、梅毒之类罢了。从整篇看，文章并未对方鸿渐有很多评价，通过情节发展，自然把矛头指向了方鸿渐这一类人的性格弱点，指向那种文化环境和社会政治环境。
钱钟书还善于抓住讽刺意味的细节，楮慎明自称一生最恨女人眼睛近视不配眼镜是因为怕看清女人的脸，同时声称自己人性里只有天性没有兽性，但一和苏文纨交谈，却激动得"夹鼻眼镜泼刺一声直掉在牛奶杯里"，这一细节的生动描绘，无疑传神地描绘出楮慎明那副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形象。方鸿渐被鲍小姐抛弃后，又和苏小姐亲近。侍者阿刘因方鲍同居时索钱不成，怀恨在心，看到此景，不禁诧异，便"'啐'的一声向痰盂里射了一口浓浓的吐沫"。一个"啐"字表明怨恨之深，一个"射"字，表明速度之快且有力量。把阿刘久蓄的复杂而强烈的情感动作表现的淋漓尽致，形神兼碑。高松年和方鸿渐的初次对话，高松年出尔反尔，以政治手腕耍弄教师，先是利用抗战时期邮政混乱的情况，大胆撒谎，并配之以勇敢的目光，使方鸿渐惶遽起来，反而觉得都是自己的错。食言者变成了办事认真，只讲真才实学，善于体恤人的正人君子，而受害者却羞愧异常。曹元朗对新诗的评价说："不必去求诗的意义，诗有意义是诗的不幸"这几句话对某些新诗作了尖锐的讽刺既不必追求诗的意义，它又不必有意义，所以就根本没有意义，这对当时新诗的讽刺是相当刻薄的。这些细节都取得良好的讽刺效果。
三、讽刺手法灵活多样
《围城》中讽刺手法灵活多样，比喻、用典、比较、推理等手法中处处见锋芒，达到近乎完美的讽刺效果。
作为学贯中西的大学问家，在《围城》中作者大量采用中外文化、文学的典故。从中国先秦的《诗经》兵法到清代的同光体诗，从古希腊的《伊索寓言》、阿拉伯《天方夜谈》到美国的轶事，法国的名句。典故的内容除文学之外，还涉及哲学、宗教、兵法、医学、生物等知识。如第八章机关上司驾驭下属的技巧，尽学西洋人赶驴子，在驴子眼前，唇吻之上挂一串胡萝卜，引诱驴子向前拼命，这是来自法国《列那孤》中的生花妙笔。方鸿渐买假文凭时引柏拉图《理想国》、孔子孟子之事为自己辩护，认为买文凭哄骗父母，"也是孝子贤婿应有承欢养志"这里连用几个中西典故细腻逼真地写出了方鸿渐自我解嘲自欺欺人的心理。增加了讽刺的力量和批判的力度。
《围城》中的比喻，来源广泛，标新立异，带有深刻的哲理意味，使人在频频发笑的同时认识了深刻的道理。如"一个人的缺点正象猴子的尾巴，猴子蹲在地面的时候，尾巴是看不见的直到它向树上爬，就把后部供给大众瞻仰，可是这红臀长尾巴是本来就有并非地位爬高的新标识"，这种带有格言味道的比喻对高松年爬上校长地位后就暴露恶劣本性进行彻底的嘲弄与讽刺。再如方鸿渐一行坐车从宁波到金华，一路颠簸难受，作者把那辆破车写得妙趣横生："这辆车久历风尘，该庆古稀高寿，可是抗战时期，未便退休。机器是没有脾气癖性的，而这辆车倚老卖老，修炼成桀骜不驯，怪僻难测的性格，有时标劲像大官僚，有时别扭像小女郎，汽车夫那些粗人休想驾驶了解。它开动之际，前头咳嗽，后面泄气，于是掀身一跳，跳得乘客东倒西撞，齐声叫唤„„一口气走了一二十里，„„前面路还走不走呢？它生气不肯走了，汽车夫只好下车，向车头疏通了好一会，在路旁拾了一团烂泥，请它享用，它喝了酒似的，摇摆地缓行着。"这里作者把老旧的汽车比成摆架子的官僚，闹别扭的女郎，想象奇妙，新鲜别致，既把汽车的残破不堪形容得淋漓尽致，又把官僚、女郎丑态揶揄得入木三分，嬉笑怒骂之中别有一番愤世嫉俗之情。又如写妓女王美玉："忽然发现顾先生的注意，便对它一笑，满嘴鲜红的牙根肉，块垒不平象侠客的胸襟"，"牙根肉"怎么能象"胸襟"呢？但细一想，侠客不是爱打抱不平吗？原来这是比喻牙根肉不平，实在让人意想不到。又如"有鸡鸭的地方粪多，有女人的地方笑多"，"电话是偷懒人的拜访，吝啬的通信"等等。这种新颖独特的比喻随处可见，让人耳目一新，又带给人深深地思考。
《围城》还擅长用讽刺性的比喻进行评点的技巧，生动风趣，使人忍俊不禁，显示出作者渊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例如方鸿渐经不起父亲和丈人的两面夹攻，懂得文凭的重要，文章评到："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自己没有文凭，好象精神上赤条条的，没有包裹"，这一精辟的评点，新颖深刻，含蓄幽默的方式注入了作者强烈的喜怒哀乐的感情，起到画龙点睛的功效。
《围城》中还采用了重复手法，增强了讽刺的艺术性。德国有一位哲学家柏格森，在一篇谈《笑》的文章中说："喜剧就是模仿人的机械动作。"对于一些司空见惯的事情，人们往往熟视无睹，但经过作者反复地描写它的状态，就使它犹如笨重的机械一样，屡屡重复着一个动作，造成一种滑稽感。《围城》中的重复手法别有特色，含有几分机智的俏皮劲。留学归来的鲍小姐，袒胸露背，扭捏造作。小说就反复把她比作熟肉店里的熟肉和熏火腿："因为只有熟食店会把那许多颜色暖热的肉公开陈列"，紧接着小说中又借用"真理是赤裸裸的"格言，把鲍小姐轻薄、肉感、放荡不羁的习惯，写得惟妙惟肖，令人忍俊不禁。
在《围城》中作者还能把彼此没有关联的事物放在一起进行比较，表面看风马牛不相及，可又合巧的很，能找出别人难以发现的共同点，这样由此及彼达到了很高的讽刺效果。例如写国统区物价上涨，"物价象断了线的风筝，又象得道成仙，平地直升"。方鸿渐一行在泥泞中艰难的行走，把众人刮的鞋泥比作"贪官的地皮"。"物价"和"风筝"，"鞋泥"和"地皮"，这些不相关的比较对当时那样一个恶浊的社会以曲折的方式表达了他的憎恶和鄙视，虽并未直接抨击时局，但其讽意以溢于言表。写餐馆的老板娘："她满腔都是肥腻的营养，那样肥硕，表明这店里饭菜也营养丰富，她靠掌柜坐着，算是不落言诠的好广告。"饭菜的营养丰富和老板娘的肥硕毫无关联，但作者抓住其内涵的连接点，运用丰富的联想，由奇特的身体引喻饭菜的营养，一方面突出了老板娘身体的可笑，另一方面再联系他们叫的无法入口的饭菜，这样由此
及彼在前后的对比映照中令读者捧腹大笑，啼笑皆非。
四、语言诙谐幽默、尖锐泼辣
《围城》中的语言独具特色，无处不闪烁着幽默、智慧的火花，幽默可以说在《围城》贯穿始终，无论是叙述还是评论，都在真实的基础上不作空泛的指责，在讽刺可笑的人和事中让人悟出深刻的道理。如对学国文要出洋深造的分析其它学科"都是从外国灌输进来的，早已洋气可掬，只要国文是土货国产，还需要外国招牌，方可维持地位"，这里的"洋气可掬"和"外国招牌"，语言尖锐泼辣，对于新学科的内涵，对于一些留学观念，再没有比这样的讽刺更彻底的了，方鸿渐从爱尔兰人手中买到廉价的假文凭后，回信反劝这个骗子改邪归正，爱尔兰人"气得咒骂个不停，喝了酒，红着眼要找中国人打架"，书中戏言这是"中国自有外交或订商约以来唯一的胜利"用喜剧性的语言发出悲剧性的感叹，讽刺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贫穷落后导致外交的失败。在讽刺之外，我们更可看到作者的深心和忧虑。对于分析那些自以为有名的人用笔名时说"只怕一个名太大，负担不起了，化了好几个笔名来分"，"化了好几个避免"，只是不负责任或是做坏事的表示，作者对三十年代笔名泛滥的恶劣现象，在尖锐刻薄的语言中进行嘲弄。又如方鸿渐同赵辛楣斗口，书中写道："方鸿渐也许像这几天报上战事消息所说的'保持实力，作战略上的撤退。'""保持实力，作战略上的撤退"这句话本来是国民党报纸为自己在日寇进攻面前狼狈逃窜所挂的遮羞布，这里通过人物的口点出，就为读者撩开了这块遮羞布，暴露出里面的肮脏东西，巧妙地揭露了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像这样的例子随处可见，可以说《围城》的语言处处是幽默，时时有讽刺。
总之，《围城》的讽刺艺术，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丰厚独特的新天地，在小说那对社会不容情面的蹊落、挖苦的背后，又蕴涵着作者那样多的对人生的热望，通过方鸿渐的命运，剖析当时灰暗社会的丑陋，更重要的是想唤醒在"围城中徘徊、挣扎的人们，冲破围城，去走自己的新路"。因此，钱钟书独特讽刺艺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占有一席重要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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