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photograph of Henry Miller by Brassai
我于1891年12月26日生在纽约市的一个美国家庭。我的祖父母是为逃兵役来到美国的。我的祖先都是德国人，他们散居在德国各地。目前，我们家族在全世界都有分支，哪怕是最遥远最偏僻的地方。我的先人大都是航海家、农民、诗人和音乐家。在上学以前，我只会讲德语。尽管我的父母都生在美国，但我成长的环境却是彻头彻尾的德语环境。从5岁到10岁的日子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时日；我当时生活在城市的街头，沾上了典型的美国流氓习气。我生长的布鲁克林第14区对我来讲尤为亲切。这是一个移民区，我的伙伴们来自不同的国家。我7岁那年，西班牙-美国战争爆发，这在我小时候是一件大事。我喜欢自由自在的帮会精神，它使我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暴力和无法无天是美国的特点。
我的父母较穷，他们工作努力，勤俭持家，不带任何想象的色彩。我的父亲一生中从未读过书。我的家庭对我照顾得很好，生活得快乐健康，后来我自己将一切都改变了。我没有谋生的欲望，没有经济头脑，缺乏对父母兄长、对法律或对缺席的尊敬。自我会说话起，就开始逆着父母和周围的人。我进城立学院没几个月就离开了学校，我讨厌学校的环境，讨厌学业的愚蠢内容。在财经区的一家水泥公司找了一份工作，很快就反悔了。两年后，父亲给我钱让我去康奈尔大学；我拿了钱和情人消失得无影无踪，那女人的年龄足以当我的母亲。一年后，我回到了家里，不久永远地离开了它去了西部。我在本国的各地都干过活，主要是在西南部，干过各种杂活，一般是当牧场帮手。我曾在阿拉斯加的朱诺当过金矿的矿工，因得热病而弃之。回到纽约后，过着居无定所的流浪生活，什么都干过，什么也没干长。我的体力很好，五年如一日每天锻炼——好像要去参加奥林匹克比赛似的。我的健康体魄归功于斯巴达式的生活，归功于我的贫困生活，归功于我的乐天性格。我30岁之前一直过着没有计划的反叛生活，什么都尝试了；我的倒霉主要是因为我太诚实，太忠肯，太天真，太大方。
我很早的时候就被迫学钢琴，在这方面显露了些天才，后来又认真地学习过，指望成为钢琴乐师，但并未有结果。我完全放弃了当钢琴乐师的打算，总是什么都干又什么都干不出名堂。后来不得不进了我父亲的裁缝店，因为他忙不过来。我并没学到多少裁缝的本事，倒开始写起东西来了。也许我最早的作品是在父亲的店里写的——是一篇论尼采“反基督”的长文。我常给朋友写信，一写就是四五十页，什么东西都写：它们既是幽默信函，也是学术信函。我至今最喜欢写的还是书信。我当时无论如何不会想到当作家——我几乎害怕想这样的事。
美国参战以后，我去了华盛顿，在作战部当了个小职员——分检信函。在业余时间里，我为华盛顿的一家报纸写些通讯。我用计免掉了服兵役的义务，再次回到纽约；父亲在病中，我又操持起他的生意。我一直是彻底的和平主义者，现在仍然是。我相信在愤怒之下杀人是正当的，而世界上的血腥屠杀或政府和法律按某种原则杀人则是不正当的。在战争期间，我结了婚当了父亲。虽然当时有各种各样的差事，可我总是没有工作。我干过数不清的活儿，常常只干一天半天。我干过的活儿包括：洗碗、公共汽车售票、卖报、送信、挖墓坑、讨债、卖书、敲钟、酒吧招待、卖酒、打字、开机器、图书管理、统计、慈善事业服务人员、机械师、保险业收款、垃圾清运、看大门、教会秘书、码头工人、出租车司机、运动教练、送牛奶、检票员，等等。
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一次相遇是在加州圣迭哥见到爱玛·戈德曼（美国无政府主义者、反战主义者、女权主义者，一生中多次入狱）。她向我展示了欧洲文化的整个世界，给我的生活增添了新的动力和方向。世界产业工人组织运动展开时，我对此极有兴趣，至今仍怀着崇名之情记得如下人物：吉姆·拉金、伊丽莎白·葛莱、弗林·乔万尼和卡罗特列斯卡。我从未加入任何俱乐部，无论是宗教、社会还是政治组织。我从小被人带往各种教堂——先是路德派，随后是长老会派，随后是卫理会公派，再后是圣公会派。稍后，我怀着极大的兴趣听了巴哈派的讲座，也听了神学哲学家、新思想派和耶稣再生论者的讲座。我完全站在折衷的立场上，哪派也不追随，贵格教派和摩门教派给我的印象是团结忠诚、自给自足。我认为他们是最模范的美国人。
1920年，在一家公司当了一阵信差后，我成了纽约市西部联合电报公司的人事经理。我在此位子上做了大约5年事情，至今仍觉得是我一生中最富裕的时期。我接触了纽约形形色色的下层人物——大约10万男男女女。1923年，在三个星期的休假中，我写了第一本书——是12个信差怪人的故事。这本书很长，写得也不好，但它激起了我写作的欲望。我招呼也没打就离开了工作岗位，决心成为一个作家。从此，真正的悲惨生活开始了。从1924年到1928年，我写了大量的小说和文章，一篇也未被人接受。最后，我自己印刷了我的作品，在第二任妻子的帮助下，挨家挨户去兜售，还去过餐厅和夜总会推销。结果，我被迫沿街乞讨。
由于得到一笔意外的小财，我得以于1928年来到欧洲呆了一整年，去了欧洲许多地方。1929年我呆在纽约，身无分文，生活悲惨，看不到前途。1930年初，我凑了些钱回到了欧洲，想径奔西班牙，可到了巴黎后再不能继续前行，从此在巴黎留下。
除了我用三周写成的信差故事外，我在美国还完成了两部小说，我把未完成的第三部小说带到了欧洲，写完这本书后我就把它送到了巴黎一个出版商手上；他旋即将手稿遗失，反过来一天问我是否肯定把它交给他了。我身边未留复写本——三年的心血成为泡影。我开始写作《北回归线》，到巴黎一年后，它成了我的“第一本书”。这本书是随时随地写在各种纸上的，常常写在旧手稿的背面。写它的时候，我几乎没有指望能够出版。这本书是沮丧之作。巴黎奥别列斯出版社出版了此书，为我打开了通向世界之门。这本书给我带来了世界各地无数的朋友和相知。我仍然没有钱，仍然不知如何谋生；但我有许多朋友和希望我成功的人，因此我不再害怕饥饿，尽管饥饿成了忧心忡忡之虑。我现在绝对与命运共存，安于任何可能发生的事情。我一点儿也不担心未来，因为我学会了如何在目前生活。
至于影响……真正的影响是生活本身，尤其是我从不厌倦的街头生活。我是个彻头彻尾的城市人；我讨厌自然，正如我讨厌“名著”一样。我得益于字典和百科全书很多；我小时候读工具书就象读巴尔扎克一样过瘾。我25岁之前几乎没读什么小说，除了俄国人写的以外。我特别留心宗教、哲学、科学、历史、社会学、艺术、考古学、原始文化、神话等学问。我几乎不读报纸，生平也未读过侦探故事。另一方面，我阅读了到手的所有幽默故事——只有一小部分有价值。我喜欢东方民间故事和童话，尤其是日本童话，里边充满力量和阳刚之美。我喜欢的作家有斯宾塞、法布尔、赫夫洛克、弗雷泽、老赫胥黎等人。多亏爱玛·戈德曼的指点，我广泛阅读了欧洲剧作——我对欧洲剧作家的了解比对英美剧作家的了解要早。我读俄国作家比读英国作家早，我读德国作家比读法国作家早。对我影响最大的是陀斯妥耶夫斯基、尼采和艾丽弗尔。我觉得普鲁斯特和斯宾格勒是极有生命力的作家。对我真正有影响的美国作家只有惠特曼和爱默生。我承认梅尔维尔的天才，但觉得他的作品太乏味。我极不喜欢亨利·詹姆斯，绝对讨厌爱伦坡。我不喜欢美国文学的倾向；美国文学太现实、太散，太刻板；美国文学是写给最底层的人看的；在我看来，美国文学只有短篇小说不错。像舍伍德·安德森和沙罗杨这样的两极作家才算是大师级的，堪与欧洲作家相比，假如不是胜过的话。英国文学让我热不起来，就象英国人本身一样，它好像是鱼的世界，令我感到陌生。我有幸接触法国文学，总体来讲它虽然单薄有限，但与英国文学相比，它是无穷想象的世界。我受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影响很深。我喜欢不太法国化的法国作家。我认为法国是西方的中国，虽然在各方面次于真正的中国。我认为法国是西方世界最适于居住和工作的地方，但它远不是健康而有活力的世界。
在写作时，我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更大的现实。我不是现实主义者或自然主义者；我的目的是为了生活；在文学中，似乎只有运用梦幻和象征才能达到这个目的。从骨子里讲，我是个形而上的作家，我运用戏剧情节只是为了表现更精彩的东西。我喜欢想象、幻觉，我喜欢从未梦见过的自由，它们甚于一切。我创造性地利用毁灭，也许德国式的东西用得太滥了，但我的目标始终朝向真实的内心和谐以及内心的安宁和平静。在艺术中我最喜欢音乐，因为它能充分自持，因为它趋于宁静。我相信，文学若欲变得真正能够交流（目前还不行），必须大量地使用象征和比喻手段，大量运用神话和文献。我们的文学大都像课本，一切都发生在知识的呆板平面上。99%的文学作品——当然也包括其它艺术作品——应当毁掉。我要让读我作品的人越来越少；我对群众的生活不感兴趣，对世界上现存政府的意图也不感兴趣。我希望并相信在今后100年里整个文明世界将会消失。我相信没有“文明”，人类可以生存得更好，更丰富多彩。
杨恒达 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