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第一反应，是对外隐瞒汪出走的消息，动用各种途径劝其悬崖勒马
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叛国投敌，是严重打击中国抗战的一件大事。蒋介石与国民政府如何应对，将事情的影响降到了最小?
1938年12月21日，蒋介石获得汪精卫私自飞往昆明的消息，大为意外，“当此困难空前未有之危局，不顾一切，藉口不愿与共党合作一语，拂袖私行，置党国与不顾，岂是革命党员之行动乎。痛苦之至，惟望其能自觉回头耳。”①22日，蒋介石已从龙云的电报中知道，汪精卫计划前往香港，与日本谋和。
对于汪精卫出走的严重性，蒋介石极为清楚，在日记中思考，“汪去后，对党政军以及各地之关系应特加审慎”“汪去后，外交与对敌或有影响乎?”“广东军人是否受汪影响?”“政府内部受汪影响人几何?”。蒋介石预计中的这些连锁反应一旦发生，一贯反蒋的地方军阀、党内亲日势力，都将随汪投敌，导致抗战阵营分裂。
但直到这时，蒋介石还期望能制止汪精卫的进一步投敌，因此处处留有余地，称“彼虽有意害余，而余应以善意救彼，对于此种愚诈之徒，只有可怜与可痛而已。”首先，蒋介石一再掩饰汪精卫意图投敌的真相，免致其骑虎难下。12月26日，蒋介石一面抨击日本的侵华野心，一面为汪精卫辩白，“汪先生此次离渝转赴河内，实为转地疗养，纯系个人行动，毫无政治意味……外间一切猜测与谣言, 国人必不置信。”蒋介石亲自致电张季鸾，希望《大公报》的报道汪时“宽留余地”，“从舆论上造成空气，防止其万一失之憾”;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也秘密指示各报“停止讨汪肃奸”。②
汪精卫访问伪“满洲国”期间，听取军事报告
其次，蒋介石指示同汪精卫关系较为密切的外交部长王宠惠、驻英大使郭泰祺、驻美大使胡适、交通部次长彭学沛等劝其返回后方，或至少告假游欧，不发表任何宣言。一向主和的胡适在信中说，“此时国际形势好转，我方更宜苦撑，万不可放弃十八个月之牺牲……今日反对和议，实是为国家百年设想，务乞公垂听。”长期追随汪的郭泰祺说，“此时无论如何，请公勿公开主和，免敌人谓我领袖间政见不一而乘机挑拨。”③
另外，蒋介石让澳大利亚籍顾问端纳通知英美大使馆，称汪精卫“并未获得授权去向任何人谈论和平问题;中国不仅不会考虑日本人的和平条件，而且正在积极准备付出更大的努力继续进行抵抗”，以示中国不会同日本停战议和。
劝说失败后，监视汪系人物，拉拢地方军阀，使响应汪者寥寥无几
对于各种劝说，汪精卫并不为所动，最终在1938年12月29日发表了主和的《艳电》。1939年元旦，国民党中央召开会议，讨论“关于汪兆铭违法纪律，危害党国案”。蒋介石主张温和办法，先以个人名义去电劝告，或由中央给予警告，但其他与会者大都要求严厉处置，开除汪精卫党籍，撤销其一切职务。不过因蒋介石“力加阻止”，没有同时发布通缉令。在蒋介石看来，对汪“亦不可逼人太甚，使其趋于极端。”
同时，蒋介石又命汪系人物谷正鼎赴河内，转告汪精卫“如对国事发表主张，写写文章，发发电报，任何时候都很欢迎;如果有病需要赴法国等地疗养，可先送旅费50万元，以后随时筹寄。但不要去上海、南京，不要另搞组织，免得为敌人所利用，造成严重后果。”④汪精卫拒绝出国后，蒋介石知其已决心叛国。1939年3月21日，军统奉命暗杀汪精卫，结果误杀曾仲鸣，反而加快了汪的投敌步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