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从古至今，古人的坐姿可分为席地而坐和垂足两大时期。远在商周时期，古人“坐”的姿势是两膝着地,两脚脚背朝下，臀部落在脚踵上。如臀部抬起上身挺直，就叫跽，又称长跪，是将要站起来的准备姿势，也是对别人尊敬的表示。古代一席坐四人,共坐时,席端为尊者之位。独坐时，则以中为尊，故卑贱者不能居中。既为人子（即尚未自立门户者），即使独坐也只能靠边，如果有五人以上相聚，则应把长者安置于另外的席上,称为“异席”。
古人习惯于“席地而坐”。狭义的“席”一般用蒲草编制，呈长方形，置于筵(竹席)上，是为了防潮而垫在身下的，故可铺几重。《礼记?礼器》说，“天子之席五重，而诸侯用三重，大夫两重。”贫苦人家可以无席铺垫，但对于贵族来说，居必有席，否则就是违礼。
东汉陶俑
此外，古人非常注意室内的整洁美观，所以人们进室内要先脱鞋,以免将污泥尘土带入室内，踏脏“席”子。《吕氏春秋?至忠篇》载，春秋时期，有一次齐王生病，名医文挚用激怒他的方法为其治病，其中不脱鞋即进室也是重要的一项，结果齐王见文挚“不解屦（麻、葛等制成的单底鞋）”进室，且“登床，履王衣”，勃然大怒，竟下令将文挚活活烹死了。由此可见，脱鞋之礼的重要。
从晋开始，跪坐的礼节观念逐渐淡薄，坐姿随心。到南北朝，高形坐具出现。入唐后，席地起居的习惯逐步有所改变。不仅椅凳多见，高形桌案也开始出现，但跪坐仍存在。唐代处于交替时段。宋代，桌椅开始真正进入人们的生活。但是，桌椅的流行，在上层社会还有颇大的阻力。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四记载，“徐敦立言：往时士大夫家妇女坐椅子，兀子，则人皆讥笑其无法度。”可见北宋时期士大夫家内的妇女还不得坐椅子，否则即被视为不懂规矩。
唐代《韩熙载夜图》
随着社会的进步，椅子作为一种方便的坐具广泛普及。宋代之后妇女坐椅子就不算违礼了。宋代进入完全高坐时期，南宋已相当完备，而明代至清前期达到鼎盛。明代、清代人们的思想还被礼仪、宗教等观念束缚着，封建思想讲究内外有别、长幼有序等也体现在家具设计上，那些被认为不够端正的三角形、梯形等造型被完全否定。
明代的椅子在当时是表示威望和尊严，坐起来并不是非常舒服。如中国皇帝的龙椅，刻了九条龙盘在椅背和扶手上，其中一个龙头就雕刻在靠背的中央且是突出的，人要是靠上去会顶背。还有宝座，是一种体形较大的椅子多陈设在各宫殿的正殿，有时也放在配殿或客厅陈设，一般仍放在室内中心或显著位置。这类大椅很少成对，都是单独陈设。为使用者增添威严之感。清式宝座的特点是尺寸大，结构复杂，用料规范，做工精细，装饰瑰丽，显现出皇家的尊贵和豪华气派及象征社会等级或荣誉。
紫檀云龙纹枝宝座
近百年来，椅子发生了一系列根本性的改变。首先破除了仅显示威望和尊严的单一作用，越来越讲究功能和安全、舒适、保健等方面的作用。例如一些经典的仿古家具，材料上依然选用古典家具的上等材料，家具的部件的链接完全依靠传统的榫卯结构，不用一根铁钉。但在形制上，很多古典家具依旧坚持在传承中鼎新，创新性的引入人体工程力学，改变了了传统中式椅子过高、过大等特点，以提高了椅子的舒适度，传造出具有时代意义的现代红木家具。带你走进最初的坐具-
东汉画像石“西王母”拓片
四川出土东汉画像砖拓片
2010年武汉中考语文现代文阅读有一篇题为《椅子改变中国文化》的文章，作者是一位80后年轻人王巍。内容如下：“……最早的时候，没有椅子，人们会客的时候都是跪坐在席子上，这叫跽坐。到了东汉末年，一种名叫‘胡床’的折叠板凳传入中原，第一次改变了人们的坐姿，人们逐渐开始放弃跪坐这种难受的姿势。唐代中期，胡床逐渐演变为我们习以为常的有靠背、有扶手、可以让双腿自然垂下的椅子。到了宋朝，这种椅子便广泛地流行起来。椅子的流行不仅仅使人们的坐姿发生改变，更重要的是对古代中国文化产生了冲击……”他写及的具体冲击有四点：1.椅子使窗户位置升高。2.家具数量增加，高足家具如桌子出现。3.用餐方式由分餐制变成围坐一张桌子吃饭的合餐制。4.椅子出现前君臣议事大家都跪着，关系像是合作伙伴；椅子出现后，皇帝高坐在椅子上，臣民们跪拜在地上，这巩固了皇权至上的观念。
这位年轻人的说法极具想象力和创造性，说法显然是接受了我国家具研究领域比较流行的一种观点：我们是席地而坐的民族，汉代以后椅凳才传入中原，开始了高足家具与垂足而坐的时代。
据查询到的资料，此观点最早是由知名民族学家、历史学家黄现璠先生(1899-1982年)提出。他在上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相继发表有《我国坐俗古今之变》(一、二、三、四、五)、《古书解读初探》等文章，提出：“纵观吾国古今坐俗，可以大概为二，即自古至隋为跪坐时期，唐宋以后为椅坐时期。兀子(凳)本可垂足，此坐始于唐，盛于宋。唐之椅子、绳床垂足而且倚坐，宋代承习，当然无异。此不独文献上，足为明证，即汉代山东孝堂山石刻及武梁祠之画像石，以及古传名画，今出土文物，亦可见之。”
上述假设和结论作为一种学术观点本无可非议，但是近年来这个观点经媒体当做文化普及宣传，有成为社会公认和学术定论的趋势。我们的祖先究竟是席地而坐还是被席地而坐的呢?对此我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第一，这个观点把因果关系颠倒了。不是因为有了椅凳，我们的祖先才学会了垂足而坐，或者说，不是家具决定人类的立姿、坐姿和卧姿，而是人类的生体结构、活动规律和生活需要决定了我们的行为举止，并由此决定了适合人类的房屋以及各种各样家具的诞生。
我们知道，人类与其他动物的主要区别是“站立”。考古学发现，人类从半直立到完全直立经过了几百万年的进化过程，现代人类的身体结构通过进化具有独一无二的特点，与其他任何哺乳动物都不同，因此也就有了自己独特的立姿、坐姿和卧姿。比如人类的胸廓形状与绝大多数动物不同，鸡、犬、猪、羊、狮、虎、猴、马等动物都是横径明显小于上下径，而直人的胸廓横径大于前后径。躯体结构决定了马不能平躺仰卧而人类却适宜平卧，因此我们有了平坦的床。众所周知，鸟巢都是碗状的，这是因为鸟是俯卧的，而鸟的胸部是弧形的，鸟为自身搭建了适宜身体结构的窝。相信不会有人说，因为有了平床，所以我们学会了平卧。
人类的下肢骨形态和结构适应其支持和行走的功能，并具有完整牢固的骨盆。这个拱形骨盆接受从骶骨传来的身体重量，当人坐下时，体重传到左右坐骨结节，耻骨承受张力，下肢的压力获得释放，人类获得休息。而直坐姿势不止让人休息，人类还可以在直坐姿势下进行手工劳动、进食等活动。对于在野外生活的远古人类，垂足高位而坐是极其重要和必须的。这样便于观察环境，在获得休息的同时及时发现天敌或猎物，便于在紧急情况下拔腿而起，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简单想象一下，我们的祖先在狩猎活动中累了，自然会躺下或者席地而坐休息，其中也会有人找一块石头或者一截树木垂足高位而坐，在休息的同时为自己及群体保持警惕状态。为了便于在行走时维持身体的平衡，同时减轻在走、跑、跳跃时从下面传到脊柱的震动，而减少对头部的冲击，人的脊柱进化呈“S”状弯曲。这使得人类在垂足而坐时不能得到完全的放松，容易失去平衡。选择背后有一块大石头的地方垂足倚坐便成为一种最自然的选择，这是靠背椅出现的起因。后来，人类的这种下意识发展成为有意识设计制作带弯曲后背的明式圈椅，现在被誉为“人体工程学”。建筑领域有一套名为“建筑设计标准规范”的工具书，内有数百万数据，如住宅的走廊应该多宽，厨房的操作台应该多高，500人学校的操场应该多大等等，所有数据的原始依据就是人体的结构尺寸和活动规律。
考古发现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已经开始建造木结构的房屋，7000年前的河姆渡遗址遗存了大量干栏式建筑遗迹。干栏式建筑适应南方地区潮湿多雨的地理环境，今天在我国西南地区还可见到。遗址清理出来的木构件主要有木桩、地板、柱、梁、枋等，有些构件上带有榫头和卯口，约有几百件，说明当时建房时垂直相交的接点较多地采用了榫卯技术，而且使用了燕尾榫、带销钉孔的榫和企口板，标志着当时木作技术的突出成就。家具与建筑同宗同源一起发展，家具功能是建筑功能的延伸，人类正是通过家具来消化和享用建筑室内空间。如果说建筑的原始功能是御寒暑、避风雨和防止野兽侵袭，那么家具的原始功能就是坐、卧和储存。高超的榫卯技术是中国传统家具的特色，现在很难判断这种技术是从房屋还是从家具上起源的。现在可以假设的是，我们的祖先在建设房屋的同时，起先是搬移适合垂足而坐的石头或者木块到居住环境内，进而改造或者构筑生活所需的木质家具……这就是凳子、椅子以及后来逐步发展的所有家具的原始起因。
第二，黄现璠先生提出我国古代坐俗的依据是文献记载及汉画像石、古画和出土的文物。其中最多、最形象、最可靠的无疑是汉代以前的画像砖、画像石及石刻、陶俑等出土实物。近几十年随着土木工程建设的发展，反映先秦文化的文物和汉代画像砖石大量出土。其中不乏大量反映高足家具和垂足而坐的场景的文物。如东汉画像石“西王母”拓片，图中人物垂腿安坐于一张长凳上。四川出土的东汉画像砖拓片，表现了当时女子的不同坐姿，其中左边女子一足垂一足抬起，是日常生活活动中的自然状态。图006-08汉代画像石和画像砖极其清晰地显示了单人凳与双人凳已经被广泛使用，主要人物跪坐或者盘腿高坐其上。图009显示的应该是三口之家在高足床上其乐融融的场面，证明高足家具在当时已经出现并被广泛利用。
第三，支持我们祖先2000年前是席地而坐的有一种观点认为，那时所有的欧洲人都是坐在椅子上的，因为欧洲气候比较阴冷潮湿，亚洲人都是坐在地上的，我们中国人也不例外，因为亚洲气候温暖干燥。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2000年前华夏文明中的礼制、哲学、风水阴阳学、医药养生学、饮食文化等已经基本形成。中国哲学家历来认为“万物莫不有对”，《易经》以阴阳的变化解释世界，提出“一阴一阳之谓道”等。万物一分为二，阴阳、水火、寒热、干湿等对立而存在。受这种文化的影响和制约，通过生活实践，华夏民族形成了自己的生活习惯，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认为地属阴性，属阳性的人体要与之保持一定的距离。
中国古建筑从总体上说是木结构，但并不是纯木，是以砖、瓦、石等为辅。历史上很早就有秦砖汉瓦一说，砖墙砖地是中国木结构建筑的特点，北京的紫禁城、苏州园林、山西的大院等都是这样。而中国传统认为砖地也属阴寒，在砖地上席地坐卧会对人的身体造成伤害，要与砖地保持一定的空间。不能一屁股坐在地上的概念已经从生活习惯礼仪制度演变成一种文化，并且发展趋于极致，以至于将双足也列入尽可能与地面保持距离的范畴。汉画像石上经常出现盘腿坐在凳子上的场景，应该是出于这种文化拘束。发展到后来出现专门用于搁置双足的家具——“脚榻”，置于椅子和床前以保护双足不受湿寒。中国古典家具椅子前腿之间安装的管脚枨，为了方便搁置双脚特别削出一斜面，这些在世界其他家具文化中都是很少见的。我们祖先在定居的环境中，由简至繁制造各种木质家具以保持自己与地面的距离，这也是中国家具发展的原始基础之一。
第四，不可否认，在汉代画像砖、石及各种随葬俑中大量出现跪坐在地的形象。对此被誉为“中国考古学之父”的李济先生(1896-1979年)在1953年《跪坐蹲踞与箕踞》一文中指出，原始人为缓解劳累，最自然的休息休态以蹲踞(下肢屈折，以膝向上，臀部向下而不着地)及箕踞(以臀部坐地，两腿向前平伸如箕状)为最普遍，不是以跪坐为主要体相。又说，蹲踞和箕踞不但是东夷人的习惯，可能也是夏人的习惯，而跪坐却是尚鬼的商人统治阶级的坐姿，并演习成了一种供奉祖先、祭祀神天以及接待宾客的礼仪。可见跪坐只是一种“礼”，屈膝表现的是臣对君、客对主、下对上的尊重、服从与卑躬，因此有“卑躬屈膝”一说。出土的随葬品中也有这种“礼”教文化的体现，如著名的满城西汉墓出土的金铜长信宫灯，形象为跪地执灯的年轻宫女，虽然通体鎏金，但其身份是奴仆，只能跪姿服务。出土的各种跪姿“俑”很多，均是奴仆阶层，受此文化拘束非跪不可。
这种跪坐也不是隋唐时就消失殆尽，实际一直延续至近百年前。清末民初百姓叩见官爷依然需要下跪，英皇特使因不向清皇屈膝下跪而酿成外交危机，可见下跪有失尊严是全人类的共识。而跪坐远不止是“面子”问题，在席子上两膝向前跪地，臀部坐放在小腿上，双手放在膝盖上，稍保持片刻，下肢便会血液循环不畅，麻木疼痛难忍。除非从小坚持跪坐，经过十年修炼将秀腿坐压成罗圈腿后方能适应。可见跪坐虽然在汉画像石、砖上大量出现，但并不能说明这是当时人们生活中的常态，更不能由此断定这是中国人唯一会的坐姿。就像正步走一样，是当今最正式最高礼仪的步态，但只是在队伍经过主席台前走一分钟，人们绝大多数时间都是随行漫步。
第五，跪坐不是常态，汉画像砖上的“席地”又怎么解释呢?仔细分析可以发现，宾客膝下并不是我们今天意义上的“席”，而是有一定厚度的一层铺垫。《礼记·礼器》中说：“天子之席五重，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意为不论哪种席子，凡为天子设席必五重，诸侯三重，大夫二重，而且这还不包括下层的筵，并将其列为礼的制度。五席分别为莞席、藻席、次席、蒲度、熊席。莞席，以莞草所编，材质粗糙，用来直接铺在地上，以防潮隔虫。《诗·小雅·斯干》：“下莞上篥，乃安斯寝。”藻席，指花纹精美、色彩艳丽的席子。次席，又称“桃枝席”，是竹席的一种。熊席，指以熊、虎、豹、狼皮等所做之席，属冬季使用的暖席一类。《西京杂记》载：“绿熊席，毛长二尺余，人眠而拥毛自蔽，望之者不能见。坐则没其中。”(金伯席在古代的用途-
席，我国古老的坐具之一，《礼记.礼运》中记载：“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巢。”可以想象，先人在洞穴居住之时，日坐夜卧，为了防虫防潮必定要有铺垫之物，或树皮、兽皮，或草垫等，这便是席的前身。荐席出于神农的传说，虽然无据，但席是最古老的坐具是无疑的。
我们从祖先所创造的古老起居形式——席地跪坐之中，也可看到席这一坐具，在祖先的生活中占据何等重要的位置。那时，从天子、诸侯的朝觐、飨射、封侯、祭天、祭祖等重大政治活动，直到士庶之婚丧、讲学以及日常起居等，都要在席上进行。由此我们又看到：席在古代可以说是用途最广的坐具了。
在周朝的礼乐制度中，对于席的使用有严格规定。席的材质、形制、花饰、边饰以及使用，都要视身份地位的贵贱与高低而不同，就是要按照礼的严格规定行事，决不可有丝毫的违反。下面我们从三个侧面来看席的使用所反映的等级制度。
(一)司席有专职，布席有规定
《周礼.春官》中有“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辩其位，与其位”。这“司几筵”便是专职掌管设几敷席的官员，他负责按不同场合、不同身份、地位的规定设几敷席。所谓五席就是“莞、缫、次、蒲、熊”。
莞席——是一种草席，是用一种俗称水葱的莞草编制。《诗.小雅.斯干》有“下莞上簟，乃安斯寝”。《礼记.丧大记》中也有“小敛于户内，大敛于阼，君以簟席，大夫以蒲席，士以苇席”。其注云：“三席之下皆有莞”。说明莞席是一种较粗的、铺在底层的草席。
缫席——也是一种草席。郑玄说：“缫席削蒲蒻展之，编以五采，若今合欢矣。”缫席当是用蒲草染色编成花纹，或是以五彩丝线夹于蒲草之中而编成的五彩花纹之席。类似汉代的合欢席。
次席——是竹席。郑玄说：“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者。”孔颖达在《尚书.顾命》疏中，说蔑席与次席是一种席，都是桃竹席，也就是用桃枝竹编成的竹席。
蒲席——用一种生长在池泽的水草编成。《说文解字》：“蒲，水草也，可以制席。”
熊席——是专用于天子四时田猎或出征时所用。故可以理解为以熊为席，或以兽皮为席。
除以上五席外，尚有萑席、苇席、蔑席、丰席、底席、荀席以及浴时所用的蒯席，郊祭时所用的之席等等，故而贾公彦说“直取五席与五几相对而言耳”。
布席、登席以及席的使用均有严格的规定，《周礼.春官》中贾疏曰：“凡敷席之法，初在地者一重即谓之筵，重在上者即谓之席。”
登席必须由下而升，并且后入室者不得蹋先入者的履，也不得践踏坐席。这就是《礼记.曲礼》中所说的：“毋贱履，毋踖席”。否则就是违反了礼法。在席的使用上还有单席与连席之分，有对席与专席之别。
单席——单席是为尊者所设。《仪礼.乡饮酒礼》有“众宾之席皆不属焉”。不属就是不连，人宾皆是单席。
连席——连席是群居之法。古时地敷横席可容四人，此时当推长者居于席端，如果有五人，则要推长者坐在另外的席子上。《仪礼.公食大夫礼》中有“司宫具几，与蒲筵常，布纯，加席寻，玄帛纯”。常与寻都是古代的度量单位，八尺为寻，被寻为常，即一丈六尺。下铺一丈六尺的蒲席，上加八尺的席，可能就是群居之连席。
对席——《礼记.曲礼》有“若非饮食之客，则布席，席间函丈”。非饮之客就是来讲问之客，此时布席则要布相对之席，以便互相讲问，而且两席之间还要距离一杖之地，“以便指画”。在《仪礼.少牢馈食礼》中也有“司宫设对席”之法。
另外，《礼记.曲礼》中还有：“有忧者侧席而坐”，所谓有忧者就是亲有病，此时则要用特别的席子。“有丧者专席而坐”，这是说有亲丧则要坐单独的席子。其次还有“加席”和“重席”的礼法，都是对尊者的礼貌，要视身份、地位的不同而定。
(二)设席的多寡见等级，布席的种类示尊卑
等级、名分、尊卑、次序，不容紊乱与违反是奴隶制时代的核心思想。所以在席的使用上也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周礼》说：“天子之席三重，诸侯二重。”《周礼.春官》有“大朝觐、大飨射，凡封国、命诸侯，王位设黼依，依前南乡，设莞筵分纯，加缫席画纯，加次席黼纯，左右玉几”。纯是席的边缘，莞筵纷纯就是莞席的白绣为边;缫席画纯就是缫席以画五色云气为边;次席黼纯就是竹席镶黑白相间的花纹为边。两君相见或天子时祭都是这三重席，这是最高等级，是为天子所设之席。
诸侯是两重席，“蒲筵缋纯，加莞席纷纯”。缋同绘，也就是“对方为次画于缯帛之上与席为缘也”。
天子待诸侯“莞筵纷纯，加缫席画纯”。
天子待诸侯卿大夫则布群居之席，“蒲筵常、缁布纯，加萑席寻、玄帛纯”。
天子若宴自己的臣、孤、卿中的上等之人，则设单席而不设群居之席。
在《周礼.春宫》中对于祭祀之礼，郑玄说：“天子大袷祭五重，谛祭四重，时祭三重”，而“诸侯袷祭三重，谛祭二重，时祭亦二重”。“卿大夫以下惟见一重”。袷祭和祭都是古代天子、诸侯的祭礼，集合祖先神位于太庙的合祭。总的说，席的使用是以多重为贵，敷席时，以粗席在下，细席在上，即谓“下莞上簟，乃安斯寝”。当然也有特别的情形，那就是天子祭天时则用“蒲越藳”，是去的禾杆所编的草席，是一种粗席。这是古代天子祭天时以表示反本修古之意。《春秋左传.桓公》中有：“大路越席”与此义同。大路是天子祭天时乘的车，越席就是蒲席。郊祭时用粗席，即是《礼记.礼器》中所说的“礼也者反本修古。不忘其初者也。......莞簟之安，而藳之设”。
在丧礼之中，席的使用也有尊卑之别。《礼记.丧大记》说：“小敛于户内，大敛于阼，君以簟席，大夫以蒲席，士以苇席。”就是说，国君死后的小敛、大敛是用教细的竹席，大夫用蒲席，士则用较粗的确苇席了。
正因为席的使用尊卑有序不可僭越，所以《礼记.檀弓》中记述了曾子临死前坚持守礼换席的故事：“曾子寝疾，病。乐正子春坐于床下，曾元、曾申坐于足。童子隅坐而执烛。
童子曰：‘华而睆，大夫之与?’子春曰：‘止!’曾子闻之，然曰：‘呼!’曰：‘华而，大夫之箦与?’曾子曰：‘然。斯季孙之赐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箦!’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变。幸而至于旦，请敬易之。’曾子曰：‘尔之爱我也不如彼。君子之爱人也亦德，细人之爱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毙焉，斯已矣!’
举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没。”
在这里记述了曾子严守礼制的故事，他知道自己不是大夫，不应使用华美的竹席，所以他批评他的儿子和弟子不叫换席是见识短浅的“细人”，坚持换掉不合于他身份和地位的席子，以至“反席未安而没”了。
《尚书.周书.顾命》中也记载了布席的故事：周成王死后，仍为他四坐布席，如他生前一样，以显示其天子的权力与地位。
“间南向，敷重蔑席、黼纯”;
“西序东向，敷重底席、缀纯”;
“东序西向，敷重丰席、画纯”;
“西夹南向，敷重荀席、玄纷纯”。
席所代表的权力和地位，以上种种可见一斑。
(三)燕居布席中的长幼尊卑
《礼记.祭义》中有：“七十杖于朝，君问则席。”即是古代允许七十岁老人拄杖上朝，若天子有问，则布席与天子合作。
《礼记.曲礼》中详细地规定了晚辈为长辈奉席之法。如：“为人子者，居不中奥，坐不中席。”在古代，若四人之席，则席端为上，若单席则席中为尊，为人子者不可坐于席中。
又如：“奉席如桥衡，请席何乡，请衽何趾”就是说敷席时如桥衡，左高右低，要随长者的意愿，奉坐席要问朝什么方向，奉卧席时则要问足朝什么方向。
《礼记.内则》又云：“父母舅姑将坐，奉席请何乡，将衽，长者奉席请何趾。少者......敛席与簟.......敛簟而之。”(，藏也)“父母舅姑之衣、衾、簟、席、枕、几不传。”(不传就是不敢转移他处)又云：“夫不在，敛枕箧簟席，器而藏之。”这是规定为人子者，不敢动长者席子;为人妇者，若夫不在，妻子还要将丈夫的席子收藏起来。
由以上三礼中所记载的布席、用席之法，虽如此繁冗庞杂，但离不开一个中心思想，那就是等级分明，尊卑有序。
席，在奴隶制时代，既是起居的必需坐具，又以不同材质、不同边饰和不同的使用规则，来体现不同身份、不同地位和权力，它是周朝政治制度的一部分。
另外，筵(与席通)还是周代建筑面积的计算单位。如《周礼.冬官.考工记》有：“周人明堂，设九尺之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宫中度以寻，野度以步，涂度以轨。”贾公彦在注疏中补充说，“夏度以步，殷度以寻，周度以筵。”说明周朝乃是以九尺之筵为建筑的计算单位。近代坐具发展琐谈-
人们都是非常讲究享受的，何以证明？仅凳类的坐具便可列出10余种甚至更多。但中国的儒家思想深刻地影响着祖宗们的享受观，享受的同时，必须注重修养。“坐如钟”，即是这种特殊享受观的具体体现。试看明清坐具，无论圈椅、玫瑰椅、花蓝椅、扶手椅、乃至于镶石嵌玉，总体上一定是方正稳重。
现代人经研究后发现，明清家具不单是外观具有独特风格的美，也不是单是榫卯结构绝对精巧合理，就是其高度、弯度，尤其是靠背板的曲度，竟然都与现代人体工学不谋而合！然面那四平八稳的总体造型，似乎界定了我们的老祖宗必须“正襟危坐”（似乎还大大有利于养生之道呢！），这种岸然严肃的表征，占据了我们的厅堂几百年。
清朝末期，“门户开放”，西风东渐。欧美人活泼，激进的观念，缓慢而曲折地改变着我们的思想、生活，连同我们的家具。民国初年，坐具上出现了“民国造”的洋椅子，像分档椅，颇具这一时期的家具风格。我们在看过电视连续剧《大宅门》后，会发现白景琦家新老两处宅子内，摆放的是不同风格的家具，反映了那个时代家具风格的悄然变迁。正是从那个时代，“沙发”走进了中国的家庭。
沙发是英文SOFA的音译，指有靠背和软垫的西式椅子。直至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家庭中有沙发者不过一二。一般百姓无力接纳，老式传统家庭更不屑接纳。在这个时期，开中式沙发之先河者，当首推杨耀老前辈。杨先生加大了明式扶手椅的尺寸，并使座面向内倾斜，配以坐垫，成为人民大会堂的首批“中式沙发”。
“文革”十年，沙发亦遭厄运，被视作“封资修”的产物，刀劈火焚者无计。据说当时的委托行拒不收沙发。直至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醒了中国人的享受理念。以北京为例，当初拆“抗震棚”之木料，就有些在锯斧下变成了流行一时的“简易沙发”。尤其是当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精神生活水平发展到了今天，琳琅满目的各色沙发进入了寻常百姓家。
沙发以它舒适，优雅的质感，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宠儿。以不同的高度、斜度、色彩、造型跻身于客厅、书房、卧室甚至于会议室。但当我们比较一下后会发现“沙发的造型与清式太师椅（行内称之为花篮椅）十分相似。最明显的差异在于材料不同，高矮有异。
一般而言，花篮椅座面距地较高，整个椅身以优质硬木为主（多为红木），有的嵌以大理石。最为精彩的，是在靠背，扶手及下牙处，一定要精雕细琢各种吉祥图案。所以，花篮椅展示给人们的，除了材质的天然纹理，主要表现手工技艺的精巧与细腻。
沙发虽亦以木材为骨架，但要钉弹簧，铺底布，粘泡沫，蒙饰以各种面料。沙发面料包括真皮、合成皮、纺织品等。沙发展示给人们的是它的外型，是它的装饰面料。在异彩纷呈、百花争妍的今天，人们又在追求新的享受。新的享受理念是返璞归真，是传统的华夏艺术，是家具与艺术的和谐统一，越来越多的人在寻寻觅觅地搜购中式传统家具。
由此看来，如何赋予传统坐具以更大的舒适性，是摆在家具界人士面前的一大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