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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时，由于父母去遥远的“五七”干校劳动，我被送至外婆家寄居，做了几年北京胡同里的孩子。
外婆家的胡同地处北京西城，胡同不长，有几个死弯。外婆的四合院是一所坐北朝南的两进院子，院落不算宽敞，院门的构造却规矩全齐，大约属于屋宇式院门里的中型如意门。门框上方雕着“福”、“寿”的门簪，垂吊在门扇上用作敲门之用的黄铜门钹，以及迎门的青砖影壁和大门两侧各占一边的石头“抱鼓”，都有。或者，厚重的黑漆门扇上还镌刻着“总集福荫，备致嘉详”之类的对联吧。只是当我作为寄居者走进这两扇黑漆大门时，门上的对联已换作了红纸黑字的“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这样的对联，为当时的胡同增添着激荡的气氛。而在从前，在我更小的时候来外婆家作客，胡同里是安详的。那时所有的院门都关闭着，人们在自家的院子里，在自家的树下过着自家的生活。外婆的院里就有四棵大树。两棵矮的是丁香树，两棵高的是枣树。
5月里，丁香会喷出一院子雪白的芬芳；到了秋日，在寂静的中午我常常听见树上沉实的枣子落在青砖地上溅起的“噗噗”声。那时我便箭一般地蹿出屋门，去寻找那些落地的大枣。
偶尔，有院门开了，那多半是哪家的女主人出门买菜或者买菜回来。她们把用一小块木纸包着的一小堆肉馅儿托在手中，或者是一小块报纸裹着的一小绺韭菜，于是胡同里就有了谦和热情、啰嗦而又不失利落的对话。说她们啰嗦，是因为那对话中总有无数个“您慢走”、“您有工夫过来”、“瞧您还惦记着”、“您呐”等等等等。外婆隔壁院里有位旗人大妈，说话时礼儿就更多。说她们利落，是因为她们在对话中又很善于把句子简化，比如：“春生来雪里蕻啦”“笔管儿有猫鱼。”“春生”是指胡同北口的春生副食店，“笔管儿”是指挨着胡同西口的笔管胡同副食店。猫鱼是商店专为养猫人家准备的小杂鱼，一毛钱一堆，够两只猫吃两天。为了“春生”的雪里蕻和“笔管儿”的猫鱼，这一阵小小的欢腾不时为胡同增加着难以置信的快乐和祥和。她们心领神会着这简约的词汇再道些“您呐、您呐”，或分手，或一起去北口的“春生”，西口的“笔管儿”。
当我成为外婆家常住的小客人之后，也曾无数地去“春生”买雪里蕻，去“笔管儿”买猫鱼，剩下的零钱还可以买果丹皮和棕子糖。我也学会了说“春生”和“笔管儿”，才觉得自己真正被这条胡同所接纳。
后来，胡同更加激荡起来，这样啰嗦而利落的对话不见了。不久，又有规定让各家院门必须敞开，说若不敞开院中必有阴谋，晚上只在规定时间门方可关上。外婆的黑漆大门冲着胡同也敞开了，使人觉得这院子终日在众目睽睽之下。
那时，外婆院子的西屋住着一对没有子女的中年夫妇——崔先生和崔太太。崔先生是一个傲慢的孤僻男人，早年曾经留学日本，现任某自动化研究的高级工程师。夫妇二人过得平和，都直接呼着对方的名字，相敬如宾。有一天忽然有人从敞开的院门冲入院子抓走了崔先生，从此十年无消息。而崔太太就在那天夜里疯了，可能属于幻听症。她说她听到的所有声音都在骂她，于是她开始逃离这个四合院和这条胡同，胳膊上常挎着一只印花小包袱，鬼使神差似的。听人说那包袱里还有黄金。她一次次地逃跑，一次次地被街道的干部大妈抓回。
街道干部们传递着情况说：“您是在哪儿瞧见她的？”“在春生，她正掏钱买烟呢，让我一把就攥住了她的手腕儿……”或者，“她刚出笔管儿，让我发现了。”
拎着酱油瓶子的我，就在春生见过这样的场面——崔太太被人抓住了手腕儿。
对于崔太太，按辈分我应该称她为崔姥姥，这本是一个个子偏高、鼻子有些发红的善净女人。我看着她们用胳膊把她押回院子锁进西屋，还派专人看守。我曾经站在院里的枣树下希望崔太太逃跑成功，她是那么不该在离胡同那么近的春生掏钱买烟啊。不久崔太太因患病死在了西屋，死时，偏高的身子缩得很短。
这一切，我总觉着和院门的敞开有关。
十几年之后胡同又恢复了平静，安歇院门又关闭起来，人们在自己的院子里做着自己的事情。当长大成人的我再次走进外婆的四合院时，我得知崔先生已回到院中。但回家之后砸开西屋的锈锁他也疯了：他常常戴白色法国盔，穿一身笔挺的黑呢中山装，手持一根楠木拐杖在胡同里游走、演说。他并且在两边的太阳穴上各贴一枚图钉（当然是无尖的），以增强脸上的恐怖。我没有听说过他的演说，目击者都说，那是他模拟出的“施政演说”。除了演说，他还特别喜欢在貌似悠然的行走中猛地回转身，将走在他身后的人吓那么一跳。之后，又没事人似的转过身去，继续他悠然的行走。
我曾经在夏日里一个安静的中午，穿过胡同走向大街走，恰巧走在头戴法国盔的崔先生之后，便想着崔先生是否要猛然回身了。在幽深狭窄、街门紧闭的胡同里，这种猛然回身确能给后面的人以惊吓的。
果然，就在我走近“笔管儿”，离我近两米之遥的崔先生来了一个猛然回身，于是我看见了一张黄白的略带浮肿的脸。可他并不看我，眼光绕过我，却使劲朝我的身后望去。那时我身后并无他人，只有我们的胡同和我们共同居住的那个院子，崔先生望了片刻便又返回身后继续往前走了。
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崔先生，只不断听到关于他的一些花絮。比如，由于他的“施政演说”，他再次失踪又再次出现；比如，他曾得过一笔数额不小的补发工资，却又被一个京郊侄子骗去了……出人预料的是，我没有受到崔先生的惊吓，只觉得那时崔先生的眼神是刹那的欣喜和欣喜之后的疑惑。他旁若无人地欣喜着自己只是向后看，然后便有疑惑着自己再转身朝前。
许多年过后，我仍能清楚地回忆起崔先生那疾走乍停、猛向后看的神态，我也终于猜到了他驻步的缘由，那是他听见了崔太太对他那直呼其名的呼唤了吧？院门开了，崔太太站在门口告诉他，若去“笔管儿”，就顺便买些猫鱼回来。然后，崔先生很快又否定了自己，带着要演说的抱负朝前走去。
《想象胡同》赏析
●红孩
看散文《想象胡同》使我很自然地想到小说《城南旧事》。两个作品写得都是关于北京胡同里的童年往事。所不同的是，《城南旧事》的背景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想象胡同》则为六十年代。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这是林海音（小说中的英子）对城南胡同的记忆。而铁凝对北京西城胡同的记忆是：胡同不长，有几个死弯。外婆的四合院是一座坐北朝南的两进院子，院落不算宽敞，院门的构造却规矩齐全，大约属屋宇式院门里的中型如意门。门框上方雕着“福”“寿”的门簪，垂吊在门扇上用作敲门之用的黄铜门钹，以及迎门的青砖影壁和大门两侧各占一边的石头“抱鼓”，都有。看散文，不单单看其叙事、议论、抒情，也要看能给读者提供多少信息量，包括情感的含量、文化思考的含量和史地知识的含量。《想象胡同》通过对胡同、院落的景物及人物环境的描写，呈现出这里的人们生存的十分和谐，宁静，富于美的质量。尤其是那两句“纯生来雪里蕻啦”“笔管儿有猫鱼”将整个散文的气氛烘托的很精彩，也很极致。
然而，这种和谐、宁静的生活并没有让聪颖、善良的孩童记忆得很长，一切皆因为“胡同更加激荡起来，这样罗嗦而利落的对话不见了”。这点同《城南旧事》很相象，山河破碎，经济崩溃，孩子们是不能塌实地静心地去读书的。在以往对“文革十年”题材的选材上，人们编织了许多故事，如《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蹉跎岁月》、《巴山夜雨》、《庐山恋》都有精彩之处。而在《想象胡同》中，作家是通过一对姓崔的中年知识分子来表现的。他们在文中出现了三种不同的境遇：开始“外婆院子的西屋住着一对没有子女的中年夫妇——崔先生和崔太太。崔先生是一个傲慢的孤僻男人，早年曾经留学日本，现任某自动化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夫妇二人过得平和，都直呼着对方的名字，相敬如宾。”接着，便是“有一天忽然从敞开的院门冲入院子抓走了崔先生，从此十年无消息”。直接结果使崔太太疯了，得了幻听症。她一次次逃跑，一次次被抓回，抓回的地点恰恰是给作者留下美好记忆的春生和毛管胡同。最后，“十几年之后胡同又恢复了平静，那些院门又关闭起来，人们在院子里做着自己的事情”。然而，此时的崔先生再也不是从前的那个傲慢的孤僻男人了，“他也疯了，他常常头戴白色法国盔，穿一身笔挺的中山装，手持一根楠木拐杖在胡同里游走、演说……除了做演说，他还特别喜欢在貌似悠然的行走中猛地回转身，将走在他身后的人吓一跳。”至此，文章实现了人物命运的三级跳，也是在写作手法上的三层递进。当然，在三层递进当中，还有着她见到“我”时，也来了个猛然回身，可他并不看我，眼光绕过我，却使劲朝我的身后望去。显然，崔先生这个习惯性的动作并非是他的本来面目，而是典型的“文革后遗症”。我觉得，如果说文革能够把好人逼疯固然可怕，但同更多的“文革后遗症”比较起来，那多少要让人担心少一些。因为，被逼疯的人毕竟是少数，他影响的是具体的家庭，而“文革后遗症”的出现则会影响到我们整个民族。因此，读罢散文的结尾，“崔先生很快又否定了自己，带着要演说的抱负朝前走去”，我不禁要问，凭崔先生一个人的力量他能改变什么呢？
本文采取层层递进、前后呼应的手法，极大增强了文字的感染力，使小说《城南旧事》用10万字表达的东西在《想象胡同》中只用了两千多字就收到了同样的效果，很值得写作者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