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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高考作文的结构
该
怎么安排
？
实际上，议论文的写作，简而言之，就是把一个道理讲明白。
怎么讲明白一个道理？
先确定话题。
再针对这个话题拿出自己的观点和态度，此所谓中心论点。
接下来安排结构。最纠结就是结构安排问题。
本来，讲明白道理，可以从几个侧面去分析，也就是可以依据中心论点拟定几个分论点。最典型的莫过于吴晗的《谈骨气》。中心论点：中国人是有骨气的。分论点是三个：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一目了然，清清楚楚。
我们在生活中也是这样讲道理啊。要领男朋友回家了，得先探探父母的态度吧。“爸爸妈妈，我明天想领男朋友来咱家。”自家女儿的终身大事，父母哪有不关心之理？必然要问：“这个男孩怎么样？”得了，大家的话题自然是这个男孩了。你肯定说：“这个男孩很好。”针对话题，你的观点态度就有了，这就是中心论点。那爸妈肯定又会问：“这个男孩怎么好了？”你就得先概括他的“好”吧：第一，他人品好：第二，有上进心；第三，人长得很帅。看看，针对中心论点，你的三个分论点出来了吧。所以说，议论文的写作很简单的。
看下面的文章：
“?”的联想
“?”像那科学天空的北斗七星，“?”像一把开启智慧大门的钥匙，“?”更像是人生道路上的方向盘。“?”引导着千千万万的人为追求真理而奋斗不息，为获得答案而冥思苦想。
“?”能引发人们对自然现象的思考，从而推动科学的进步。身为天主教神职人员的哥白尼对地心说大胆地提出了怀疑，终于成为日心地动学说的创始人，沉重地动摇了封建神学的统治地位。牛顿由苹果落地而提出疑问，终于发现万有引力定律的故事更是传为科学史上一段佳话。爱因斯坦在介绍他成功的经验时说：“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才能，不过喜欢寻根刨底地追究问题罢了。”正是这样大胆质疑，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为什么的精神才使科学有了今天这样的长足发展。
“?”能启发人们对社会、对世界的思考。《苏菲的世界》这本书里，一个小女孩面对“你是谁?”“世界从何而来?”的问题开始了对生命对世界的哲理思考。托马斯·莫尔面对羊吃人的社会现象，思量着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形态，从而为我们描绘了《乌托邦》。马克思更是无数次地问自己：“资本主义制度怎样才能灭亡?”通过对大量工人运动经验的总结，他终于使“一个幽灵在欧洲上空盘旋”。正是一个又一个问号盘旋在哲学家的心中，使人类智慧的花园里百花竞放，争奇斗妍。
“?”能引发着人们对人生的无尽思索。从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屈原的《天问》，到称霸中原成为一代豪雄的曹操的名句“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从东坡居士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到毛泽东的“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长篇小说《怎么办》，到张海迪的《生命的追问》，古今中外的人们通过小小的“?”表达了无限的意念、无穷的思绪。
“?”的确是一个神奇的符号，无比智慧的人类发明了它，它又促进了人类智慧的增长。对于“?”的无穷魅力，您是不是也该多问几个问号呢?
可是，我们现在的作文实践是：不允许出现这样结构清晰的文章。只要留心最近几年的北京高考示范作文，我们就会发现，这样的作文不被提倡。本来就是一个思维逻辑的外在体现，只要不是套作，为什么不可以？
北京高考作文，比较青睐的是层递式的。
要写层递式的，可以啊，思维顺序是：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也就是先提出问题，再分析问题，最后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要训练就规规范范地训练，我们的学生将来是要用这种思维解决实际问题的。手头正好有2012年7月19日《参考消息》上新华社社长李从军先生写的一篇文章，很清晰的“层递式”结构，中国人读得懂，外媒也大量选载。我们来看一下原文：
这是继2011年6月《华尔街日报》刊载《构建国际舆论新秩序》一文后，美国主流大报再次发表新华社社长署名文章
【美国《纽约时报》7月18日文章】题：全球经济再平衡（作者李从军）
中国近几年流行一个笑话，说的是一个中国老妇和一个美国老妇在天堂里相遇了。中国老妇说：“我到临死前终于攒够钱买一套房子了。”美国老妇则说：“我临死前才终于把房子贷款还清了。”——讲故事，引现象，作对比，针对现象引发思考，过渡到下面的“提出问题环节”。
这则笑话基于美国人喜欢挥霍而中国人习惯节俭的成见，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失衡的世界经济如何失去方向。——提出问题：全球化的经济失衡问题。击中肯綮，观点明确。下面就是分析问题了。
这次危机在两个方面区别于过去的经济动荡，同时也解释了它持久不愈的原因。第一个是信贷悖论：它在带来活力的同时也破坏稳定。全球金融的扩张及其支配地位为更快的资本积累和物质丰富打开大门，但与此同时也播下危机的种子。在美国，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神秘的金融操纵让消费者能够轻易享受到更大的房子、更好的汽车和更长的假期，即便他们根本没有储蓄。
美国等富裕国家的信用过剩导致中国和巴西等以出口为导向的新兴国家生产过剩。这种不平衡对双方都产生消极影响。在西方，几十年来，实业家们纷纷将生产转到劳动力、设备和材料都更廉价的发展中国家，他们本国的制造业不断被掏空。此外，中产阶级也萎缩了，原因是金融驱动型经济产生的收益都到了“肥猫”手里，他们操控着信贷杠杆。在新兴经济体，城市化和工业化使无数人摆脱贫困，但也给环境带来很大影响。
危机的第二个特点是相互关联性。如今世界不再是平的了，它更像一个迅速收缩的鱼缸。全球化解释了为什么占欧洲经济产值2.3%的希腊这条小鱼的蹦跳挣扎威胁到整个欧洲大陆的沉浮。它也解释了我在安徽一个偏远山区了解到的一家养鹅农户面临的困境。在危机之前，一只鹅的鹅绒可以卖13元人民币（约合2美元）；但在危机之后，同样数量的鹅绒只能卖不到7元。这个农民在城里打工的儿子也因为大量海外订单取消而下了岗。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和印度等大的发展中国家开始经济改革，信息技术也给生产和销售带来革命性的影响。但是，由此带来的高增长和低通胀的全球繁荣不可复制。自从互联网泡沫2000年破裂之后，世界经济就再没有找到新的推动力。相反，金融机构、政府和个人消费者试图通过无节制的借贷———其中很多用于房地产———来实现经济繁荣。现在，日益提高的劳动力和资源成本、持续增加的通胀压力和数额巨大的主权债务已经让财政和货币政策杠杆不再那么有效。
下面很自然地过渡到解决问题的环节。
那么，我们能做什么呢？首先，我们不能期待通过新自由主义———包括私有化、解除管制和自由贸易———来振兴经济。信贷悖论从狭义上说是一种金融危机———更广义上说它是一种信仰危机，它呼唤我们从以资本为中心的经济转向以人为中心的经济。当然，我们不能指望资本本身去自律。要防止它抵押掉人类的未来，各国政府必须改变对市场的放任态度。政府需要用“看得见的手”来管理市场，修补监管制度，约束不计后果的行为。政府应鼓励私有企业投资真正的经济，推动技术创新和就业，而不是投机和牟取暴利。
其次，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即美国、中国和欧盟，必须增进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合作，避免保护主义倾向。
第三，必须恢复平衡，包括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的平衡、内需与外需的平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平衡。中国已经行动起来，鼓励国内消费，而不是一味依赖出口。
“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了航空、核能和太空探索领域的革命。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之后出现了一次信息技术的革命。只有科技领域的进一步创新才能促进生产力发展，并引领世界最终走出当前的危机。
作为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和中国推动自身的发展至关重要，但两国还需要在贸易、投资、金融、基础设施和技术等领域加强合作。中美两大经济体彼此已经高度依赖：去年，双边贸易超过4500亿美元。
摩擦难以避免，但重要的是双方通过基于平等和相互理解的协调合作来处理分歧。只有承认我们对彼此的极度依赖，我们才能让“鱼缸效应”服务于人类的福祉，而不是产生负面影响。（李从军是新华通讯社社长，新华通讯社是中国的官方通讯社———《纽约时报》注）
结论：最朴素的，往往是最好的。我们不应该钻牛角尖，应该培养实用型的人才，别来什么高大全、假大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