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梁陈方案”，是指梁思成在1950年与从英国留学归国的建筑家陈占祥共同提出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该方案主要涉及两个方面：其一，从整体保护和疏解旧城压力的角度出发，建议中央人民政府从北京中心迁出，保留旧城中心区为历史文化区，在西郊建中央人民政府；其二，提出平衡发展城市的原则，多中心，每个区域有自己完善的工作、生活体系，防止跨区域交通带来的集中拥堵。
据梁思成的第二任妻子林洙回忆，当年毛泽东看过“梁陈方案”后说：“有那么一个教授，要把我们从北京城里赶出去。”
林洙眼中的林徽因与梁思成
2013年初，梁思成的第二任妻子林洙把他们两人之间的往来书信，共计129封220页，全部捐献给中国国家图书馆，作为文献，对研究梁思成的学者公开。此前，林洙还先后向清华大学捐献了梁思成等人绘制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草图、《北京城墙存废的辩论》手稿，以及梁思成生前的70多本工作日志。
“即使到现在我仍认为，她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美、最有风度的女子。她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都充满了美感、充满了生命力、充满了热情。她是语言艺术的大师，我不能想象她那瘦小的身躯怎么能迸发出那么强的光和热；她的眼睛里又怎么能同时蕴藏着智慧、诙谐、调皮、关心。真的，怎能包含那么多内容。当你和她接触时，实体的林徽因便消失了，感受到的是她带给你的美和强大的生命力。她是那么吸引我，我几乎像恋人似的对她着迷。”
林洙在其所著的《梁思成、林徽因与我》（2011年出版）一书中，这样描述自己初见林徽因的印象。
1948年，20岁的林洙在上海结束了中学教育，林洙的父亲写信给正在清华大学执教的福建同乡林徽因，托请她帮助林洙进清华大学先修班学习。
林洙就这样结识了林徽因，林徽因的睿智、幽默、热情，深深感染着林洙。后来清华的先修班因故停办，林徽因便自己辅导林洙的功课。
每次上完课，林徽因都邀林洙一同喝茶，那时常去梁家的茶客有金岳霖、胡适、沈从文、张奚若夫妇、周培源夫妇等。
在林洙的回忆中，梁家的茶会，林徽因永远是中心，她不管谈论什么都引人入胜。“梁先生话不多，他总是注意地听着，偶尔插一句话，语言简洁、生动、诙谐。”林洙在其书中写道，“我从没听过他们为病痛或生活上的烦恼而诉苦。”
彼时，林徽因饱受重病折磨。由于一对子女都在城外念书，梁思成便一人照顾林徽因的饮食起居，事无巨细均一一亲自料理，他自称是“第一流的护士”。
在家里劳心劳力外，梁思成还承担着清华大学建筑学系的组织建立、对中国古建筑的学术研究和对国内具体建筑事务的规划设计等重任。著名的关于北京城市规划的“梁陈方案”便诞生于那个时期。
基于“有机疏散”理论的“梁陈方案”
芬兰城市规划师沙里宁在1918年设计赫尔辛基城市规划时，提出了著名的“有机疏散”理论。在他看来，城市交通拥堵的根本原因并非道路面积不足，而是城市功能组织不善，迫使工作人口每日往返“长途旅行”。他建议把城市的人口和就业岗位分散到可供合理发展的非中心地域，尽可能实现每个区域居住与就业的平衡，从而最大限度避免跨区域交通的发生。
上世纪40年代便提出成熟的城市规划概念
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梁思成阅读了沙里宁的著作《城市：它的的产生、发展与衰败》，受其影响，梁思成在《大公报》上发表了《市镇的体系秩序》一文，指出战后中国城市发展须避蹈西方覆辙，否则，“一旦错误，百年难改，居民将受其害无穷。”梁思成在文章中提出的对策正是“有机疏散”的概念，即将一个大都市分为许多“小市镇”或“区”，每区之内，人口相对集中，功能齐备，区与区之间，设立“绿荫地带”作为公园，并对每个区的人口和建筑面积严格限制，不使成为一个”庞大无限量的整体”。
60年前“梁陈方案”就曾明确划分城区功能
1950年2月，梁思成与曾在英国接受城市规划系统训练的陈占祥，提出将行政中心区安排在北京古城西侧建设的方案——《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也就是著名的“梁陈方案”。他们所构想的北京市区，由古城区、行政中心区和商务区组成，相互以绿带隔离；各个城区之内，居住与就业相对平衡，跨区域交通被尽量减少——这正是沙里宁所理想的“半独立城区联盟”。
“梁陈方案”的核心提议是：为疏散旧城压力，行政中心西移，在西面建立新城。新市区主要在复兴门外，长安街西端延伸到公主坟，以西郊三里河作为新的行政中心。就像城内的“三海”之于故宫一样，把钓鱼台、八一湖等组织成新的绿地和公园，同时把南面的莲花池组织到新行政中心的规划中来。
“梁陈方案”准确预言行政中心规划不合理的恶果
两位学者曾经预言，如果将行政中心等城市功能集中在古城区内发展，不但会损毁文化遗产，还将导致大量人口被迁往郊区居住，又不得不返回市区就业的紧张状况，“重复近来欧美大城已发现的痛苦，而需要不断耗费地用近代技术去纠正。”然而他们的建议未获采纳，预言也不幸成真。过去50多年间持续在古城之上建新城的后果是，功能过度密集的中心城区成为吸纳发展机遇的“黑洞”，城市的“大饼”越摊越大，郊区出现的若干个数十万人口的睡城更是恶化了这样的局面，城市的交通拥堵和环境污染日趋严重。
梁思成曾明确表达过：“城市是一门科学，它像人体一样有经络、脉搏、肌理，如果你不科学地对待它，它会生病的。北京城作为一个现代化的首都，它还没有长大，所以它还不会得心脏病、动脉硬化、高血压等病。它现在只会得些孩子得的伤风感冒。可是世界上发达国家的经验是有案可查的。早晚有一天你们会看到北京的交通、工业污染、人口等等会有很大的问题。”
梁思成的北京古城保卫战
梁思成的主张是一种整体的城市观，即北京的旧城决不仅仅是一个故宫、一个天坛这些孤立的文物。北京的旧城有完整的城市空间结构，牌楼、大街、胡同、城墙、城门都是不可或缺的组成要素。在按照现代城市功能对北京旧城的改造过程中，对这些要素决不能采取一拆了事的粗暴做法，必须既能保护古建筑，又能使它们符合现代城市的功能要求。
曾积极保护北京城墙和古建筑
渴望以“梁陈方案”全面保卫北京旧城宣告失败后，梁思成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希望对已经不可阻止地进入了旧城的新建筑，通过规划的方式予以合理安排，尽量减少对北京旧城整体布局和文物古建筑的损坏，例如对被他称为“一串光彩耀目的中华人民的璎珞”——北京城墙。
城墙是古城北京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梁思成的夫人林徽因曾说“城市是一本石头的书”她把保护古代城墙，和学习历史的必要性相提并论。然而由于北京的行政中心选定在旧城，在旧城建行政中心，拆除“碍事”的城墙就几乎成为必然。为了保护古城墙，梁思成除了与反对者辩论外，还构想了立体环城公园的概念：“……城墙上面，平均宽度约10米以上，可以砌花池，栽植丁香、蔷薇一类的灌木，或铺些草地，种植草花，再安放些园椅。夏季黄昏，可供数十人的纳凉有息。秋高气爽的时节，登高远眺，俯视全城，西北苍苍的西山，东南无际的平原，居住于城市的人民可以这样接近大自然，胸襟壮阔……”
中国仅剩4个城市有完整的城墙
北京曾经是把城墙完整的保持到20世纪的中世纪大城市。但是最终对待北京城墙的做法几乎都是一拆了之。从1950年5月开始至50年代末，北京陆续拆除了崇文门瓮城，朝阳门城楼和箭楼，阜成门瓮城，永定门瓮城、城楼和箭楼，左安门瓮城、城楼和箭楼，右安门瓮城、城楼和箭楼，广渠门城楼和瓮城，东便门瓮城、城楼和箭楼，西便门瓮城、城楼和箭楼，以及东北角楼城台，西北角楼的箭楼和城台，西南和东南角楼的城台。进入60年代后，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为了修建地铁的需要，原本列为保护范围的西直门门楼、箭楼、瓮城、闸楼、安定门门楼、东直门门楼、东南角楼也被相继拆除。
20世纪50年代，面对北京城内展开的大规模拆除城墙、牌楼等古建筑的活动，梁思成的建议再次无人问津。在他钟爱的城门和城墙被拆毁时，梁思成曾经说过一段著名的话：“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的一块肉，剥去一块城砖像剥去我的一层皮”。由于北京的带头示范，一时间大拆城墙的做法在全国风行一时。济南内外城的城墙几乎被拆光，南京城墙虽然没有被彻底拆除，但也被拆掉了三分之一，甚至著名的中华门城堡也差一点不能幸免。现在全国大大小小600多个城市中，尚能完整地保存城墙的只有4座城市：西安、平遥、兴城和襄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