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贩卖繒的塞人部落（一）：支那=脂那=至那=悉那=震旦=曹奴
唐善纯（南京理工大学）
内容提要 支那作为中国的历史称名不是印度语，而是东伊朗语。因为中国丝绸传入西方，首先是从北方草原之路开始的。这就为支那一词的历史索解指明了方向。
关键词 支那 脂那至那 悉那 震旦支胡 支姓 曹奴 曹国
现在国际上通用CHINA来称呼中国。按照国际惯例，应该音译为ZHONGGUO才对，为什么在称名问题上，中国要独树一帜呢？尽管中国有5000年的历史，可是“中国”这个名称却意外地非常年轻，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以前，中国的正式名称从来没有叫过“中国”。古代中国根据朝代的不同，正式国号也跟着改变。以前人们提到“中国”一词，一般狭义地指中原地区。
CHINA音译就是“支那”，一般人都会想到是日本人对中国的称呼。日本和中国交往的历史非常悠久，日本在提到笼统的中国概念时，则称中国为“汉土”或“唐土”。9世纪初，日本僧侣空海著述时曾多次使用“支那”一词。空海曾于804-806年随遣唐使赴唐学习过佛经，可以推断他书中的“支那”乃是从汉译经典里学来的，这种称谓不过偶尔为之，且是作为一种别名或美称使用的。那时中国的正式国号是“大清”，所以日本政府在正式场合把中国称为“清国”或“大清帝国”。那时的中国汉人，特别是革命家，对日本称中国为“支那”，一点都不生气，反而自称“支那人”，拒绝承认自己是“清国人”。1902年，章太炎等在日本东京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支那亡国”是指明朝亡于清朝的那一年；1904年，宋教仁在东京创办了名叫《二十世纪之支那》的杂志。即使是立宪派的梁启超，也用“支那少年”为笔名。
1823年，著名军国主义份子佐滕信渊著《宇内混同秘册》，称中国为“支那”，强调中国懦弱卑下，表达了对中国的轻蔑态度和极为疯狂的征服野心。1888年日本陆军部规定此书为全国陆军将士的必读书。此后，日本人口中的“支那”已带上了胜者对败者轻蔑的情感。王拱璧在1919年11月出版的《东游挥汗录》中说，他厌恶日人对于“支那”二字的读音，有将死之意，有物件之义，有木偶之意，怎么听都觉得恶意丛生。郁达夫《雪之夜》小说中说，支那一词从日本妙龄少女口中说出，听者有一种被侮辱、绝望、悲愤、隐痛的混合作用。日语中“支”这个汉字有“末端”的意思，现在常说的“支部”、“支队”，就是直接从日本输入的辞汇；日语中“那”这个汉字有“地方”的含义；所以“支那”可以用会意的方式从字面上理解成“末端的地方”。甲午战争后，日本人还用与“支那”音近的chanchan（猪尾巴猪尾巴）直接辱骂中国人。日本人的一部分来源于首创稻作农业的东夷；日语中“那”就是西双版纳的“纳”，壮侗语：水田。日本人骂中国人，不是数典忘祖吗？
辛亥革命后，日本单方面给中国取了一个“支那共和国”的汉字国号。日本人认为中国人自称“中国”，含有天下之尊、文化上优越感，因此认为改称“支那”为“中国”，等于承认自己是“东夷”朝贡国。爱国志士纷纷向政府上书，要求抗议日本政府使用“支那”的做法。中國政府多次向日本政府提出交涉，但都没有结果。1946年日本战败后，盟国最高司令部政治顾问团责令日本外务省不得再使用“支那”称呼中国，日本政府向全国发出《关于回避使用支那称呼之事宜》的通告，此后“支那”这个词完全从日本政府的公文、教科书、报刊杂志中消失。但是一些右翼分子却不时挑起这个话题。向来以“胡言乱语”、“狂妄”著称、担任过东京都知事的石原慎太郎，他曾多次称中国为“支那”。2012年3月21日，在东京首都大学发表演讲时称：“我话要说在前面，现在大家还都要把中国叫‘支那’。”2012年5月10日在记者会上说，他已经请专业公司做一个灯塔放到尖阁列岛(钓鱼岛)上去，但是遭到外务省反对。他说：“设置灯塔是事关日本渔民安全的大事，外务省居然拒绝设置，外务省是看着支那人的脸色做事，很难说是日本的外务省。”2013年7月4日，发表演说：“如果不修改宪法，日本将成为支那的属国。”石原慎太郎的言论，引起了中国人民的义愤。
不过考证一下“支那”一词的由来，就会发现最早把中国称为“支那”的并不是日本人。“支那”这个词是中国人自己翻译创造的。印度古代人称中国为“Cina”，中国从印度引进梵文佛经以后，要把佛经译为汉文，于是高僧按照音译把梵文中称谓中国的Cinasthana、Mahachinasthana音译成了“摩诃脂那国”、“摩诃至那国”、“摩诃震旦”等。《突厥语大词典》称之为摩秦（Masīn）。梵文Maha乃“大”的意思；sthana读作“斯坦”，乃“国境”的意思。唐朝僧侣并没有意译china，而是对它进行了音译，于是汉语典籍中便开始出现了一组同义音译词：“脂那”、“至那”、“支那”等。此后，这些音译词在汉语典籍中虽然不时露面，但总的来说出现的频率不高；即使出现了，也大都作为历代中国的统称而被使用。
由于佛教的传播，人们接触佛经比较多，常认为梵文Cina（中国）是“支那”的语源。佛经对梵语Cina的翻译，在印度原含有称誉“文明智慧之国”之意，《翻译名义集》：“脂那，一云支那，此云文物国。即赞美此方是衣冠文物之地；二云指难，此云边鄙，即贬挫此方非中国也。”《慧琳音义》卷22震旦国：“或曰支那，亦云真丹，此翻为思惟。以其国人多所思虑，多所计作，故以为名。即今此汉国是也。”实际上这是误解。梵语称“长久、古老”为cira，称“思维”为cintana，称“思想”为cinta，称“边界”为siman,与Cina读音并不接近。印度人对中国的称呼最早是与中国物产相联系的。侨胝厘耶《政事论》（Arthasatra）里提到“蚕丝和中国丝卷（cīnapattā）都是脂那地（Cīnabhumi）出产”。作者是月护王（前320-前315年在位）的侍臣，也就是说，大约在公元前4世纪时，印度人就知道这个词了。但波斯人在此之前已称中国为?ini或Sāini，沈福伟认为，波斯语中的中国称呼是从东伊朗语（即塞语）中传过去的（《中西文化交流史》）。作为一种有影响的大国的历史称名，不是来自印度梵语，而只能是东伊朗语。这就为中国之名的历史索解提供了关键的条件。
称中国为China的古代民族是印度人与欧洲人，所以“支那”一类称呼实际上来自两个方向，一个是欧洲，一个是印度，学者们根据历史接触来研究，往往不能确定其来源方向之间的关系。但中国丝绸传到印度是通过塞种人的中介得到的。中国与希腊之间没有直接商贸关系，是经过东伊朗语等古代语言转译的结果。在欧亚文明圈外散居着无固定住所的草原游牧民族，他们充当了两种文明的传播者，促进了地处欧亚大陆东西两端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公元2世纪托勒密的《地理志》转录了时代较早的推罗城（Tyre，黎巴嫩南部地中海沿岸城市）地理学者马里努斯（Marinos，70-130）的记述，马里努斯曾向马其顿贩运彩缯的商人了解到，此商人曾在公元100年前后派人到塔里木甚至丝国的京城从事贸易。
法国东方学家列维(Levi)《所谓乙种吐火罗语即龟兹语考》称:“夫中国佛经之初译,在纪元二世纪时，其间有佛教所用之语，非印度之原字所能对照,惟用龟兹语始能解其译音,如‘沙门’,梵文Sramana,龟兹语为Samane,中国之译音与前者远、后者近也。又如‘沙弥’,梵文作Sramanera,龟兹语为Saumir;又‘波逸提’,梵文为Payantika,龟兹语作Payti之类,皆可证明二世纪之汉译本于龟兹语,非直译梵文也。此单就音之一方面言也。” 伯希和《今日东方古言语学及史学上之发明与其结论》称:“今反而论支那之佛教,则知介绍佛教及其美术于中国者,舍伊朗民族末由矣。故支那佛教于教义上自不得不受介绍者之影响。至其受影响之程度,今日尚未易言之。兹姑举一例,如支那汉代翻译之名僧安世高居洛阳二十余年,所出经典不少。其人实生于伊兰民族中而安息王之世子也。当时西域贾胡尚称之曰‘安侯’。自是迄于魏晋之间,支那之翻经僧或出康居,或出大月氏,或出波斯,大抵生于伊兰族中,而自印度来者寥寥。故支那佛教之教义中,例如有‘无量光’义之‘阿弥陀佛’,並西方极乐净土之说,非视为伊兰民族之思想殆不可也。支那佛教中之某种书殆出东来之伊兰人手。但证据未备,尚未能断言。今所得断定者,支那佛教中之人名、地名及学语之音译,非假定为经伊兰语之介绍,殆不能说明之是也。” 另外,季羡林也有类似的论述。如季羡林在深入研究早期汉文译经时发现，隋代之前汉文译者常用“来”母韵翻译梵文顶音?、d（下有·）的现象，这种现象也出现在于阗语等西域语言中，种种迹象表明，早期佛经转译自中亚民族语言。如佛教最基本的“佛”字，就不是直接译自梵语buddha(佛陀)，而是出自中亚粟特语pwty/but，伊朗语but和新疆古代语言龟兹文（即乙种吐火罗文）pud/pūd或焉耆文（即甲种吐火罗文）pat（《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在玄奘《大唐西域记》、玄应《一切经音义》、慧琳《一切经音义》中，人们常常看到“旧言××，讹也”，“旧言××，讹略也”的注记，这些注记正好表明讹者、讹略者原出于中亚语言。比如“和尚”一词，人人皆知为僧人的通称，但却被玄应说成“讹也”。其文曰：“鄔波柁耶（upādhyāya），旧言和尚，或言和闍，皆讹也。此云亲教，亦云近诵。以弟子年小，不离于师，常逐常近，受经而诵也。”“鄔波柁耶（upādhyāya），此云亲教，亦云近诵。以弟子年小，不离于师，常近受经而诵也。旧言和上，或言和闍，皆于阗等诸国讹也。”于阗诸国的“和尚/和闍”，伯希和拟音作′va?h?,出自梵文俗语uvajhā的当地读法（《马可波罗注》）。在于阗语中，upā-变为va-，d变为?，是经常见到的语音现象。张广达《论隋唐时期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的几个特点》综述了一些材料表明我国隋唐时期的佛教实际上受到西域于阗佛教的影响比较大,有明显的西域色彩。其中的一些名词术语乃是从西域语中音译过来的,不可与梵文等古印度语对音。学者们的这些论述说明，西域是中印文化交流的桥梁。
目前关于“支那”的称名探源中，主要有以下的看法：
其一，中国地名说。认为中国称名China来自“秦”、“晋”、“日南”等的发音。较早发表秦说见解是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1655年）。这种说法后来得到了伯希和的支持。对于这种观点也有不赞同者，如德国学者赫曼·雅各比（Herman·Jacobi）的反驳就十分有力，指出：早在公元前300年，也就是印度史学家考铁利亚（Kautiliya）《政治论》，其中就使用了“支那”一词，记载了支那的丝绸贩运到印度的历史。而秦朝建于公元前221年，也就是说，在此之前，印度已经使用了“支那”来称呼中国；前206年秦朝即为刘邦所灭，存在仅15年，谈不上声名远被，能否以秦作中国的代称是值得怀疑的。郑张尚芳说，秦之建国既远晚于晋，先期在全国的影响力也远逊于晋国，不可能越过晋而代表中国。二，更不合的是，“秦”字古音*zin>dzin，古代汉语一直念浊音，直至近代汉语方始变清音，上引各外语大都并不缺浊母，如是对译“秦”字，为什么却全都对译作清音，无一作浊音呢，这太令人疑惑不解了。而“晋”上古音读Tsin则很合要求。交通史告诉我们，最初印度及西方人，是通过中亚人从北方草原的胡人（狄、匈奴）处得知中国的。草原民族南下最初碰到的应是周成王时分封于北边的“晋”*'Sin(>tsin)国（叔虞始封于唐，其子燮父因所都傍晋水而改称晋侯），过二三百年后才又碰到周平王分封的“秦”*Zin(>dzin)国。秦晋两国相邻，古音又相近，可能胡人乃据最初印象是“晋”而混称秦晋同为清音Tsin 的。《史记·大宛列传》《汉书·匈奴传、西域传》《佛国记》所称“秦人”之原语可能就是清音之秦晋混称。晋北地区一向为胡狄集中之地，他们更熟悉其南之“晋”并以之代表中国，这不奇怪，当跟后来以“契丹”、及“大魏”转音的“桃花石”转称中国一样，也都是先由草原人熟知的北国之名，再传为全国之称的（《“支那”真正的来源》）。“日南”（Jih－nan）是越南的一个郡，在汉唐时期是通向中国的海上交通重镇，来中国的船只都在此处停留。德国学者利克托分（VonRichthofen）提出这种说法。法国学者拉克伯尔（Lacouperie）对这种说法提出反驳，认为汉代日南郡并不像利克托分所说是在越南东京，而是南部。汉代日南的读音不是Jih－nan，其读音是nit－nam，与日南的读音完全不同。
第二种说法，中国物产说。希腊文中Seres起于汉字“丝”的音译。梵语中支那（Sin、Chin）就是由Ser而来。这种说法无法解释Cin中-n的来历。
希腊罗马对中国的称谓可分为两组，一组是Seres（赛里斯人）、Sericum（赛里斯国），词根是一致的，那就是Ser，当为汉语“丝”上古音的音变；第二组是Thin、Thinae、Thinai、Sina、Sinae。大约成书于公元1世纪末的文献《厄立特里海环航记》（Periplusof the ErythraeanSea）中出现了Thinai，写道：“经过这一地区之后，就已经到达了最北部地区，大海流到一个可能属于赛里斯国的地区，这一地区有一座很大的内陆城市叫做泰尼（Thinai）。那里的棉花、丝线和被称为Serikon（意为丝国的）纺织品被商队陆行经大夏运至婆卢羯车（Barygaza），或通过恒河而运至利穆利。”《厄立特里海环航记》作者佚名，据说是埃及之希腊人，记述红海、波斯湾与印度半岛的航行。为什么这本书中在出现了“赛里斯”Seres一名的同时，又出现了泰尼（Thinai）？显然，这是一个与Seres来源不同的中国称名。
第二组词根也是一致的，那就是Thin，许多人都认为它是汉语“秦”的对音。但是考虑到秦的影响力落后于西方世界Thin出现的时代，我们只好放弃来源于秦部落、秦国这一假设。但是，仅就语音而言，“秦”与Thin的一致性，古今无异议。考察中国称名这一问题宜从中国与西方丝绸贸易这一总体思维来研究。位于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的中国和欧洲地中海国家，分别代表着东西方文化。它们之间隔着辽阔的欧亚内陆地区，也就是现在中国西北部新疆以西的中亚地区。漫长的中西交通从很早的历史时期就已开始。丝绸作为中国的国宝，在殷周时期已相当发达，并为周边民族所喜爱。丝绸包括丝及丝制品两种，最先输出的应是丝制品，而后才是丝。古代外销的丝制品统称“缯”，所以西方称中国为Thin，当为汉语“缯”的音变，是针对丝制品“缯”而来的。随着他们对丝制品认识的深入，他们才进口丝进行加工。于是由于“缯”与“丝”的读音不同而产生了两组相互关联的称名。
唐代东突厥阙特勤（Kultegin；684—731）为阿史那家族的重要成员之一。716年，东突厥大汗默啜死，阙特勤起兵杀默啜之子，于719年奉兄长默棘连即位，称毗伽可汗。731年，阙特勤死，唐朝派专使吊唁，并派工匠协助突厥立碑。后世出土的阙特勤碑成为了解突厥历史和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分类的重要资料之一。《阙特勤碑》用突厥文写道：“我，象天一般的，以及由天所生的突厥毗伽可汗，此时继承了君主之位。你们得完全听从我的话，…向东到达日出之处，向南到达日中之处，向西远抵日落之处，向北到达午夜之处，在此范围之内的所有人们（均臣属于我）。这许多民族，我业已将其完全组织起来。这些民族如今并不反叛。只要突厥可汗在于都斤山实施统治，境内便无忧患。我曾向东征伐，直至山东平原，我几乎抵达大洋；我向南征伐，直至九曲，我几乎达到吐蕃；向西方，我曾征伐到珍珠河外的铁门；向北方，我则曾征伐到拔野古之居地。我曾率军到达所有这些地方。没有任何地方方比于都斤山更好。能够最有效控制诸部的地方即是于都斤山。正是待在这里，我与汉人建立了友好的关系。他们给予我们大量的金子、银子和丝绸。汉人的话语始终甜蜜，汉人的物品始终精美。利用甜蜜的话语和精美的物品进行欺骗，汉人便以这种方式令远方的民族接近他们。当一个部落如此接近他们居住之后，汉人便萌生恶意。汉人不让真正聪明的人和真正勇敢的人获得发展。如若有人犯了错误，汉人决不赦免任何他人，从其直系亲属，直到氏族、部落。你们这些突厥人啊，曾因受其甜蜜话语和精美物品之惑，大批人遭到杀害。啊，突厥人，你们将要死亡！如果你们试图移居到南方的总材山区及吐葛尔统平原，突厥人啊，你们便将死亡！那些恶意的人会作这样有害的劝说：人们如若远离（汉人）而居，便只供给粗劣物品；人们如若靠近而居，则会供给珍贵物品。这些恶意之人作出了这种有害的劝说。听了这些话后，愚蠢的人便去接近（汉人），因而遭到大量杀害。如果你们前赴这些地方，突厥人啊，你们便将死亡！如果你们留在于都斤山地区，从此派遣队商，你们便将无忧无虑。如果你们留在于都斤山，便能主宰着诸部，永远生活下去！”这里反映了草原人对汉人既依靠又害怕的心理，但丝绸对他们始终是最重要的。
玄奘《大唐西域记》提到印度半岛有古国“至那仆底”：“昔迦腻色迦王之御宇也，声振邻国，威被殊俗，河西蕃雄，畏威送质。昔迦腻色迦王既得质子，赏遇隆厚，三时易馆，四兵警卫。此国则质子冬所居也，故曰‘至那仆底’，唐言‘汉封’。质子所居，因为国号。”至那仆底为梵语cīnabhukti的音译，意为“中国人的封地”。在今印度旁遮普邦契那布河中游，现名Chiniyari。实际上这里的cīna译作“汉”是不对的，因为送质子的明为“河西蕃雄”，他们是黄河之西的塞种或突厥人，不是汉人。《大唐西域记》记载的另一个与“支那”有关公主堡的“支那提婆瞿怛罗”（Cina-deva-gotra，中国与天神之种）故事，发生地也在帕米尔高原塔什库尔干。西方人心目中的支那，原来并非指汉族，而是指贩运丝绸的塞种，只是到后来，才将生产丝绸的汉族包括进去。
总之，西方国家及印度对中国的称呼，都来源于同一语源，其中以东伊朗语（即塞语）为最早。因此，梵语中支那（Sin、Chin）应由塞语即东伊朗语而来。栗特文（Sogdia）是中东的一种重要文字，英国斯坦因所整理的栗特文书中，中国记为Cynstn（《通报》，1913，第428页）。在希伯来文中，《旧约·以赛亚书》第49章，以赛亚预言许多远方的犹太人有一天都要回到本土，说：“看哪，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从西方来，这些从西尼（Sinim）来…”。一般认为，这里的Sinim就是中国，即“支那”。《以赛亚书》属于后先知书，是公元前8世纪-前5世纪的先知们所发表的时事政论，从年代来看，希伯来语Sinim较希腊语Seres早出现。其他中东与中亚的古代语言恰与希伯来文相呼应，如中国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用叙利亚文写下了中国的名称：支那斯坦Zhinastan。这一称名基本同于希腊拉丁文中的读音。叙利亚自古以来由于地处中国、波斯和欧洲的中介地位，文字很可能受到波斯文的影响。
中国与印度的文化交流主要通过南方海路、川滇缅以及西北陆路进行。在西北陆路方面，起中介作用的是塞种，其中主要是月氏。月氏初居甘肃河西走廊，势力强时，辖境曾达克什米尔、阿富汗等地。自东汉至隋，著名译经大师多籍出西域，如安世高（安清）、安玄出于安息，康孟详、康巨出自康国，鸠摩罗什出于龟兹。支娄迦谶（支谶）、支曜、支亮、支谦旧说出于月氏，其实可疑。
支姓的来源比较复杂，而且模糊。支姓的起源很早，尧舜时就有一个名叫支父的人，后来周朝王侯、贵族“支子”的后裔，也加入支姓的行列。《梁书·诸夷传》：“白题国，王姓支，名史稽毅，其先盖匈奴之别种胡也。”他们因战乱，迁徙中原，逐步向陕西、山西、河北、河南推进，并融入中原的支姓，如西晋时的支愍度，两晋之际的支孝龙、支道林等。隋唐以后，支姓已经在中原各地散布开来，以翻译佛经、歌舞、演奏为生。宋代有支选，明代有支鉴，都是画家。现在，支姓主要居住在河北省衡水市、保定市、石家庄市和张家口市，有支家庄，支麻申，支家村等村庄；山东临沂也有不少姓支的人家。
支姓的主要来源是月氏、析支、条支，但也不排除他们来自支胡。苻秦时重修的《邓太尉祠碑》冯翊护军所统有支胡。《后汉书·董卓传》注引《献帝纪》云：“辅帐下支胡赤儿等，素待之过急，尽以家宝与之，自带二十余饼金、大白珠缨，胡谓辅曰：‘城北已有马可去也。’以绳系辅腰，逾城悬之下，未及地丈许，放下，辅伤腰，不能行，诸胡共取金并珠，斩首诣长安”。《资治通鉴》系年献帝初平三年（192）。“支胡”之称首见于此。《三国演义》第3回写此事件，名字变成“胡赤儿”。至于“支胡”的由来和族属问题，史籍并无明确记载，而且在此后一段时间里支胡之名又沉寂于史册，相隔百有余年而再见于《晋书·怀帝纪》。其云，永嘉三年（309）：“平阳人刘茫荡自称汉后，诳惑羌戎，僭帝号于马兰山。支胡五斗叟、郝索聚众数千为乱，屯新丰（陕西临潼县西南），与茫荡合势。”这个支胡说不定就是西方人所说的“支那”。《旧五代史·党项传》、《五代会要·党项羌传》、《册府元龟》卷398都记载，后唐明宗长兴三年（932），对西北边区党项部族的一次大规模战争，俘获党项将领多人，其中有“都统悉那埋摩”。由于古书无标点，于是产生两种说法，一是悉那埋摩为一人，则“悉那”为姓，“埋摩”为名；一是悉那、埋摩为二人，分别姓“悉”和“埋”。如“悉那埋摩”为一人，则“悉那”是西夏姓氏，可能为“支那”的另译。
在粟特文书中，中国被称为Cynstn。希伯来文Sininm、叙利亚文Zhinastan都是塞语即栗特文书中的Cynstn的进一步音变，这一结论还可以举《穆天子传》中所记的西域古部落“曹奴”为据。“曹奴”就是“支那”，这是“支那”一词的最早音译形式，距今已有3000年历史。
《穆天子传》记载西周穆王姬满(前1001-前947)曾令造父套上八骏牵引的车，自镐京西行，会西王母于瑶池之上。后又到达了一个名叫“曹奴”的地方。“曹奴”的一个部落酋长名叫“戏”，热情洋溢地款待了周穆王。饮酒作乐之后，献给周穆王及其一行食马900匹，牛羊7000只，各类谷物l00车。穆王下令取出黄金铸的鹿和白银铸的麋各1只，外加40条贝类装饰的腰带和400包朱丹,作为对当地人的回赠。周王驭八骏而渡赤水，“升于昆仑之丘以观黄帝之官”。中原人与“曹奴”部族互赠札物的动人传闻，可推测距今3000年时，西域绿洲上定居的原始人群，人丁兴旺，农、牧业发达，“曹奴”部落能一下拿出那许多农、牧业产品赠给周穆王，就不会是神话，而是有一定根据的。《穆天子传》过去一向被人视为“小说家言”，以为荒诞离奇、颇不可信；对于它们是历史实录还是神话小说，长期以来也是争论个不休；但是，远在商、周时代中原与西域已有了密切的交往，则是毋庸置疑的；而且，《穆天子传》中关于当时散布在新疆境内的各部族的社会情况，尤其是其中对西域山河地理方面的详尽报道,与我们今天所知的情形大多相似。如果没有实地的考察和记录,是很难凭空编造出那些故事的。
《淮南子·说林训》高诱注：“楚人名布为曹。”《穆天子传》中所记的“曹奴”，很可能是由“缯”演变的西域民族名称。“缯”与“曹奴”在读音上，一属快读，一属缓读；楚人名布为“曹”，则是“曹奴”的省读，以后变为西域国名。“昭武九姓”中有曹国，目前可以确定为昭武九姓的曹国人来华者最早出现在北朝后期，当时他们来到中国为何以“曹”为汉译之姓？
曹国在不同的时代及不同的记载中又分为东曹、中曹、西曹等，大致对应于苏对沙那（Sutrushana /Ushrusana）、劫布坦那（Kaputana）、瑟底痕（Ishitikhan）等。从这些中亚地名的对音似乎很难找出“曹”这一汉译名称的来历，然依“昭武九姓”其它姓氏来源来看，“曹”很可能如“石”、“康”一样源于西迁之前的月氏部落名。据东汉《曹全碑》，当时曹氏子孙繁衍，散处陇西、安定及敦煌、武威、张掖一带，上述地域正为从前月氏人的活动中心，而中原的汉族曹氏此前似并无大规模西迁至彼处之迹象，因此，出现在河西的如此众多的曹姓族人之中，恐怕有相当一部分是昭武九姓后裔，只是已开始汉化；而五胡十六国时期，匈奴中也曾经出现若干曹姓胡人，例如苻坚时有匈奴右贤王曹毂（左贤王即为赫连勃勃之父刘卫辰），曹毂死后其部落也曾由其子分为东西二曹，另外还有河西胡曹龙等，由此可推测曹姓胡人与石姓胡人一样也都是从前的月氏部落，其未西迁者成为匈奴别部，当匈奴的地位下降之后，属下别部逐渐浮出，曹姓胡人做到左右贤王，与屠各（独孤）部的刘姓胡人分庭抗礼，石姓羯胡还曾建国称帝。
归义军后期的统治家族曹氏，据荣新江等人的研究，已基本推定为粟特后裔，这可算是曹姓胡人在国史上的最后辉煌。此外，宋初著名将领曹彬，真定灵寿人，其父曹芸曾任成德军节度都知兵马使，武人世家，又出身河北藩镇，颇有粟特后裔之嫌疑，不过从其从母张氏（郭威之贵妃）并非粟特姓氏来看，曹彬即使真是粟特后裔，汉化也已极深，其生平不妄杀一人，路遇士大夫必下马礼让，被誉为“良将第一”，其后代也很有名气，八仙中的曹国舅，《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如今都是妇孺皆知的人物。据此，曹国汉译名称的来源，应追溯到《穆天子传》中的部落名称“曹奴”。
从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来看，“支那”本义为缯，说明中国丝绸之路是有世界意义的。近年来关于中国丝绸之路的研究表明，早在张骞“凿空”之前，中国丝绸已经远行希腊与印度，丝绸运输道路对于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作用，日久弥深。只有联系这一历史背景，才可能正确索解中国称名的历史。过去探索此词源流，异说纷呈；之所以不能一矢中的，根本原因在此。“支那”这个词从本义来说，是没有贬义的。以后由于历史原因，受到一些人的曲解，“支那”被认为含有贬低与歧视的色彩，要恢复本义，必须经过这种正名。
作者简介：唐善纯（1944-），1968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长期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发表过数十篇论文，出版过《中国的神秘文化》、《华夏探秘》等学术专著，曾获得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本文为其新作《语言学视野里的大东亚文化圈》之一部分。孜孜不倦二十载，不畏先生嗔，却怕后生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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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视野里的大东亚文化圈》内容简介
中国与东亚各国的恩怨情仇，剪不断，理还乱。经作者二十年努力，《语言学视野里的大东亚文化圈》终于横空出世。即便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对象，若是拉近距离在显微镜下观看，都会发现它那难以置信的美丽。作者选取近千个语言化石作研究对象，将语言学知识放在民族学、民俗学中审视，抛开汉字书写形式，以音求义，把一般无法企及的历史深处景象，清晰地展示在读者面前。一书在手，远古大东亚历史，洞若观火。本书提出的结论不必是唯一答案，但它却提供了一个研究世界上古史的全新角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