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旧事重温| 一位“中央文革”记者的非凡经历（下）
我回部队后，听说我的档案里有类似“不能重用”的文字。1970年夏天，组织上审查“五一六”分子，我被列入审查对象；1971年9月，“林副统帅”摔死在温都尔汗，我又受到审查。我记得，“九一三”事件后传达中央文件，上级特意安排我带领十名勤务连战士下乡种稻子。组织对我的审查，长达二十年。
邢文举 | 为“中央文革”做记者的日子（下）
1966年冬，作者在南京。
周总理在上海听取我的汇报
我如实汇报了江苏的夺权情况。于是，“好派”对我表示强烈的不满，“屁派”则认为我是他们的支持者。一时间，南京街头出现截然不同的大标语和大字报——“好派”说：“《解放军报》记者邢文举是不受欢迎的人！”“屁派”说：“《解放军报》记者邢文举是坚定的革命左派！”1967年2月底，我从北京回到南京。4月底，徐学增来电话：“王力同志决定你去上海，加强那里的力量。”就这样，我离开呆了五个多月的南京来到上海。当时的“中央文革”上海记者组，有郑晓峰、蒋宝琪、孙朴芳、许志成等四个人，加上我共五人。作为“文革”重灾区，“四人帮”在上海的追随者众多，是非自然也多。我们住在上海延安饭店，这是一栋五层楼，我们住在第四层，这一层是延安饭店的高档房间。1967年夏天，周总理陪同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及夫人访问上海。“中央文革”上海记者组派我到机场采访。那天到机场迎接的，除了上海市革委会的主要领导徐景贤、王秀珍等人，还组织了一些欢迎群众，场面挺壮观。这是上海夺权以后的首次外事活动，有关部门担心缺少经验，生怕考虑不周出洋相，而结果偏偏如此。专机在停机坪停稳后，卡翁达总统首先走出机舱，接着是周总理，然后是卡翁达总统夫人及其他随行人员。开始，欢迎人群还能保持一定队形，但等卡翁达和周总理走下飞机，前面的领导就先乱了套，在场的人，个个急着抢先目睹周总理，顾不上什么外事纪律了，人们把周总理团团围住，将卡翁达总统和夫人抛在了一边。周总理拨开围着他的人群，对工作人员人喊道：“总统呢?夫人呢?”说着，总理将卡翁达和夫人推到前边，把前来欢迎的上海市的领导一一介绍给总统和夫人。徐景贤当时是上海的第三把手，人称“徐老三”。徐景贤握着总理的手，不好意思地说：“总理，我们组织得太不好了，请总理一定原谅，一定原谅。”这时，混乱的欢迎人群才稍稍平静下来。当时我站在一边，听周总理回答徐景贤说：“非常时期，非常时期，出一些事在所难免，可以理解，可以理解，不怨你们嘛，以后就有经验了。”第二天晚上，周总理召我去他下榻的宾馆汇报工作。事前，听徐景贤说周总理已让上海同志汇报了一次。那时我对马天水的印象不错，我向总理汇报说，马老是多年分管工业的老干部，对上海的工业生产很熟悉，上海电力紧张，每次开会分配用电指标，马天水不用拿本子，哪个企业该给多少电，他都说得一清二楚。我还向周总理汇报了青浦的武斗情况，我说，当地农民对红卫兵的行动不理解，有些农民拿着铁棍，见到前去造反的红卫兵九打，声称要进城找红卫兵算账。“工总司”头头王洪文派去大批工人，才将事件平息。周总理说，农民和红卫兵发生矛盾，这是个新问题，一定要认真研究，吸取教训，要教育好农民，不能和红卫兵对立。我的汇报一直持续到深夜，秘书不时送来急件，请总理批示。汇报结束时，周总理问我：“江苏的情况，你还知道不知道？”我回答说：“我调到上海后，对江苏的情况不太清楚。”已是深夜，我注意到，总理秘书早在一边直打瞌睡。周总理送走卡翁达起程返京的那天早上，我正在上海无线电七厂采访，上海市革委会打来电话，通知我到机场送行，嘱咐我一定要快，不然赶不上了。我立即让司机驱车直奔机场。为了赶时间，司机不管红灯绿灯，一路飞驰。司机对去虹桥机场的路十分熟悉，此前，我们写的上报材料，都是送到机场由民航班机飞行员带到北京的。“中央文革”与民航局有约定，各地的“中央文革记者”可通过民航班机传送文稿。我们和虹桥机场的人很熟，需要乘飞机，不必事先购票，只要有座位，就允许我们上飞机。我们飞车赶到机场，几分钟后，周总理的车就到了。记得那天前来送行的，只有徐景贤、马天水、王少庸、王秀珍等很少几个人。总理和我们一一握手道别，说：“我已经说了不让你们送，怎么还来送啊？”
许世友将军
我们所住的延安饭店四层有一个套间，那是许世友司令员来上海住的地方，他的夫人田普经常住在那里。那时的王洪文，仅是上海“工总司”的造反派头头，后来为了工作方便，给王洪文在延安饭店的二楼安排了一个普通房间。早在南京时，我就和许世友、田普熟悉了。那时的许司令，几乎每个星期都要来华东饭店，到我们记者组坐一坐，唠一唠，既谈“文化大革命”，也唠家常。记者中，我算比较健谈的，许司令性格豪爽，很愿与我交谈。在南京，许司令曾多次请我吃饭，有时一个星期请一次。许司令请我吃饭，其中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也能喝些酒。许司令愿意交往能喝酒的记者。许司令请客，第一道菜是狗肉，然后是野鸭、野鸡等野味。我们俩一顿一瓶茅台酒，一边对饮，一边闲谈。在安徽，许司令层请驻在那里的“中央文革”记者刘慎思吃饭，刘慎思后来写了一篇回忆文章《我曾与许世友司令员对饮》。许司令爱喝酒爱请客，为了表示支持“文化大革命”，他曾宴请在江苏省和南京市搞“三支两军”的同志，要他们一定按毛主席指示办事，搞好“三支两军”。许司令也宴请过江苏省的造反派，但他请的都是拥军派，对“反军派”、“乱军派”，他理也不理。其实，闲谈也离不开政治。1966年的冬天，聂元梓、蒯大富来南京，住在南京大学匡亚明的房子里，找我谈江苏的情况，我与他们谈了一个钟头。事后的一天，许世友来到华东饭店，当时正好我一个人在家值班。许司令员对我说：“那天，造反派在五台山体育场开批斗大会，聂元梓、蒯大富他们，给江渭清戴高帽子、戴风筝，对革命老干部，他们怎么能这么做呢?那天我给周总理打电话了，周总理说，我们说他们不听啊。你说，他们算什么东西?……什么造反派，我看不是好人。我给毛主席打电话了，我说，主席，我要把他们给干掉。毛主席对我说，你可不能给我动他们!我说，好，主席不让动，我就不动。可我总觉得他们不像好人!”在南京“红总”准备夺权的日子里，许司令把我紧急叫到南京军区作战值班室，我进门一看，里面坐满了人，都是负责作战的高级指挥员。其中有我认识的张才干副司令，他后来调任总参副总长。许司令见我赶到，大声对我说：“邢记者，你快去给我查一查，听说今天晚上，造反派要抄江苏省委所有十三级以上老干部的家，我让作战部下令了，只要他们敢抄家，我就下令开枪，我已经请示叶帅了，他们同意!你赶快给我查查!要不然我就开枪啦!”我马上随保卫干事前往各“造反司令部”，足足查了两个多小时，未发现要抄家的迹象。我马上赶回向许司令汇报。许司令说，还是你们调查的情况准确。宣布散会。南京“一·二六”夺权后，许世友执意住进大别山，远离是非之地。我听田普说，大别山生活条件简陋，洗澡还得用木盆，很不方便。有一天，田普给我打电话：邢记者，还是你劝劝许司令吧，请他回来住吧。于是，我按照田普的要求，直接给在大别山的许司令打电话，请他到上海。在上海，许司令住进刘伯承元帅住过的别墅。不久，许司令的秘书来接我，要我立即前去。记得那天赴宴的有徐景贤、王洪文、马天水、王秀珍、王少庸等人。令我感动的是，尽管后来我被江青点名，关在“中央文革”的“小号”里接受审查，以后只要有政治运动，就要被审查一遍；许司令及夫人田普、女儿田小兵与我的友谊一直没有中断，始终没有把我当坏人而疏远我。1969年11月，我已回到沈阳军区原单位工作，为女儿和外甥女的参加问题，曾贸然打电话给田普，试探地问她，能不能送几个女孩子当南京军区当兵。许司令和田普满口答应说，送孩子当兵是好事，来吧，几个都行。我带着两个女孩子来到南京，田普对有关部门说，许司令有命令，给她们办入伍手续、发军装。有关部门就女孩子的安排征求过我的意见，结果她俩都到了部队医院，一个在镇江，一个在苏州。田普开玩笑说：“我还以为你要送几个女兵呢，原来就两个啊，怎么不多领几个来呢？”这次到南京，许司令请我吃饭时，谈起我们在南京和上海的日子，似乎有说不完的话。许司令问我说：“这回你还去上海吗？”我说：“不去了！”他挥挥手说：“对，你别去上海了，今后，也不要当什么官了。”那时物资紧缺，许司令问我：“你这次来，还有别的事情要办吗？要买点什么东西回去吗？”我想了想说：“许司令，我想请您帮我买台自行车，在沈阳很难买到。”许世友立即告诉身边的人：“去，赶快帮他买一辆。”许司令退下来之前，我曾去北京看过他，那时他已经不能走路。离别时，他深情地对我说：“文举，你走，我不送了。”
1966年冬，许世友（左二）与“中央文革”记者们合影。左一为作者。
许世友女儿田小兵赠给作者的照片。
在劫难逃
1968年3月下旬，各地开展“揭、批、查”活动，“中央文革记者站”也不例外，各地记者被召回北京，集中开会整风，让大家自我揭发或相互揭发问题。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对此极为重视，亲自到会讲话。说我们这儿是“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那天，我们面对面坐在会议室，我对陈伯达说：“趁在北京整风的机会，我们想见见伟大领袖毛主席，能不能让我们实现这个愿望？”陈伯达仰着头，看也不看我一眼，用手指着墙上的毛主席像，说：“要见毛主席吗？这不很简单，那不是毛主席吗？你们看嘛！”一天，“中央文革记者站”通知我们，周总理、江青等人要在人民大会堂召开解决江苏问题的会议，南京记者组的人也要参加。那天，南京记者组的负责人郑钧亭和我都去了。那天的大会，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坐在主席台上，我们坐在下面观众席上。参加会议的江苏造反派和领导干部代表约有三百多人，其中有许多认识我或者我认识的造反派学生，有的还向我打招呼。总理在讲话中，总结了前一段江苏“文革”的教训，提出了下一步实现“大联合”和“三结合”的要求，批评了造反派的一些做法。接着，康生代表“中央文革”讲话，点了江苏省委统战部部长高啸平的名，说他是“黑手”，同时提到高啸平到“中央文革”是邢文举带去的。坐在旁边的江青拿着笔，一边写一边念出了我的名字——“邢文举”。此时，在场的一个学生高声对主席台说道：《解放军报》记者邢文举也来听会了，就在现场!江青一听，以其尖厉的声音对我高声喊道：“邢文举!你站起来，我差点没上你当!你在江苏搞了那么长时间，什么都没搞清楚!”我应声站起来，如五雷轰顶，我发现，全场的目光，像闪电一样集中到我的身上。江青继续斥责我：“你欺骗我，欺骗党中央!江苏的问题就是让你给搞坏了!”“现在，你调到了哪儿?”我回答说：“我在上海。”江青站起身说：“你给我留在北京，你要检查交代，不要回上海了!”我听着，紧张得冒了一身汗，心想，这下彻底完了。关键时刻，周总理接过江青的话说：“无产阶级司令部派出去的同志，有什么错误，就检讨什么错误，你不要紧张，要认真检讨错误嘛。”听了周总理的话，会场上鸦雀无声。谁都明白，总理的这番话是在保护我。
灾祸降临
那天徐学增也参加了会议，记者站刚开始整风，暂时还未涉及他的问题。散会后，他在门口对我说：“老邢，你不要紧张，中央首长不了解情况，你把情况写清楚，我们向上报。”徐学增的话令我十分激动。没想到，在场的一位江苏学生把徐学增的这番话向“中央文革”汇报了，成了徐学增的一大罪状。过了两天，在钓鱼台的一个小礼堂里，陈伯达、江青、姚文元等人接见“中央文革记者站”全体人员。江青的讲话经常让人摸不着头脑，她习惯一会讲这儿，一会儿讲那儿。她说，王、关、戚的问题分步走，先解决了王、关，然后再解决戚本禹的问题。接着她话锋一转，说：“邢文举，谁说你的问题我们不知道，一会儿我再讲你的问题。”接着，江青批判起了自己的秘书，说他竟敢私自打开首长的抽屉，又说戚本禹写的某某文章是她给起的名字。现在，戚本禹野心膨胀……姚文元说：“那天，江青同志点完邢文举的名字，徐学增还敢庇护他，胡说什么中央首长不了解情况，邢文举!你的情况我们早就了解，现在就给你讲一讲!”姚文元讲完话，我以为江青还要继续说我的问题，不知什么原因，江青宣布会议到此结束。会后，我又得交代姚文元批判我的所谓“假报告”问题。事情是这样的：1967年的一天，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主持工作。在一个会议上，张春桥说，毛主席让我搞调查研究，看看将来邓小平能不能当选中央委员、陈丕显能不能当上海市委委员。张春桥搞调研时，上海有人对他说过，不少同志认为，现在人们揭发出的邓小平问题很少，他当中央委员不行，但可以当中央候补委员；战争年代，陈丕显是红小鬼，可以当上海市委委员。我将上述情况如实写成《简报》，上送“中央文革”。没想到姚文元直接给我打电话说：“邢文举同志，我给你提点意见行不行？你写的那份《简报》不真实，我已经下令把《简报》全部收回了。”从1968年3月下旬开始，我被关押在全国总工会地下室的“小号”里六个月。里面潮湿阴暗，每人一张床、一套《毛泽东选集》，门上有个小窗户。每天早上起床后，我们淘粪、种地、种菜、烧锅炉，或者交代问题、学习《毛选》、接受批斗。实事求是地说，在我的问题上，姚文元和江青的态度不一样。据说姚文元讲过：“我对邢文举了解一些，对他不要太过分。”从“中央文革”的“小号”放出来以后，我回到“中央文革记者站”，继续反省和交代问题。在不少人看来，我的问题似乎从“敌我矛盾”变成了“人民内部矛盾”。1969年4月底“九大”结束后，“中央文革记者站”解散，从全军借调来的人员全部返回了原单位。我终于回到了阔别近三年的部队。
作者在上海黄浦公园。
沈阳军区政委刘振华到作者单位考察。
躲过意外一劫
我回部队后，听说我的档案里有类似“不能重用”的文字。1970年夏天，组织上审查“五一六”分子，我被列入审查对象；1971年9月，“林副统帅”摔死在温都尔汗，我又受到审查。我记得，“九一三”事件后传达中央文件，上级特意安排我带领十名勤务连战士下乡种稻子。组织对我的审查，长达二十年。那时，我虽然仍在七六七仓库政治处任宣传干事，但是不参加组织生活，不参加日常工作。1973年，王洪文在党的“十大”上当选党中央副主席，成为风云人物。当年王洪文刚造反时，上海警备区为保护王洪文，让他住进了延安饭店。王洪文的老家是长春市二道河子，我的老家在九台县，彼此相距不远。作为老乡，我们来往得多些。我们都住在延安饭店，经常见面唠嗑，相互还比较投缘。我有时坐他的车，他有时也坐记者站的车，我们还同坐过曹荻秋的车。王洪文任中央副主席后，我曾给他和张春桥写过信。我回到原部队后，听说组织上一度想让我转业，心里有些急。我认为，我在“文革”中的问题一直没有搞清楚，现在转业，一是没单位敢要，二是今后审查起来无处申诉。我给王洪文和张春桥写信的目的，是想请他们说句公道话，让我先留在部队。开始我只想写给王洪文，又想到张春桥当上了总政主任，所以就分别给他们两人写了信。没想到“四人帮”倒台后，有关部门从王洪文和张春桥住处抄出了我写给他们的信，按当时的说法，属于“效忠信”，我因此被怀疑是“四人帮”的“黑爪牙”。我给王洪文的信大意如下：洪文同志，你当选党中央副主席，证明我们党和国家后继有人……我被江青同志点名，回到工作岗位，一直努力工作，改正自己错误。我希望组织如实审查我的问题，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最后，代问江青、春桥、文元好……给张春桥的信，我是写给张春桥和邓小平两人的。主要内容如下：张春桥主任、邓小平总参谋长：我在“文革”中犯有错误，曾受到江青同志的批判，我回到工作岗位，时刻牢记江青同志的话，老老实实改造自己。但是，我是冲在“文化大革命”第一线，现在，部队让我转业，是不公平的。关于我的表现，春桥同志是了解的……凭我的经验，直接写信到北京，他们肯定收不到。于是，我先将信寄给上海王秀珍，请她转寄。后来得知，王秀珍真的把信转给了王洪文和张春桥。王秀珍附信说：“文举同志来一封信，请您一阅。”1976年9月底，我所在仓库要买电视机，考虑到上海生产的电视机质量较好，上级就让我与仓库政治处干事田玉民一起，从大连乘船赴上海。南京军区司令部管理局王局长的爱人是延安饭店的会计，她安排我们住进了延安饭店。王秀珍派秘书来延安饭店看我，告诉我说，要买电视机可找陈阿大。但是，我怎么打电话，也无法找到陈阿大。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我才知道当时上层斗争相当激烈，华国锋、叶剑英正准备解决“四人帮”，在上海的“四人帮”死党紧张得很，哪里还顾得上帮我买电视机?没有办法，我只好打电话与南京军区司令部管理局王局长联系，说翌日到南京看看许司令。王局长回答说，你坐哪次车，明天我到车站接你。我记得那是10月上旬的一天，我们乘火车到南京，左等右等不见王局长来接。我们乘上了南京军区的另一辆接站车，在车上，接站的干部说：“你知道不知道?‘四人帮’被抓起来了!”我的心里“咯噔”了一下。我决定立即回沈阳，绝不能在这是非之地久留。从南京坐火车回沈阳，要到北京转车，票很难买。于是我们又从南京返回上海，下车后直奔码头，经大连回沈阳。从1959年到1979年，我当了二十余年干事，这在全军恐怕也是极为罕见。不过，沈阳军区后勤部认识我的好心人，对我都挺不错，我基本没有受到什么严重歧视。特别是我们仓库的很多同志同情我、鼓励我。我这个人天性开朗、健谈。我觉得，天无绝人之路，是非自有曲直。1979年，沈阳军区后勤部作了为我平反的决定，调我到七六七仓库被装修理所任教导员。经过多年努力，被装修理所被评为全军先进单位，总后在我们所召开了现场会，我个人立三等功一次。总后勤部部长洪学智，沈阳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刘精松和沈阳军区政委刘振华曾多次莅临视察。1988年3月，我由副团职晋升为正团职，同时宣布退休。
以上图文选自《老照片》第六十辑，邢文举口述、杨民青整理，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8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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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永祥（中研院研究员）
我猜测，围绕着“家国六十年，河山千万里”的思绪与关怀，陪伴着高华的最后几年，直到去世。他在去世前一年所写的一篇文章，结尾处引录“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表达了他的未竟抱负，也正是他留赠无数朋友与读者的自画像。
目 录
革命、内战与民族主义
创建中国现代民族独立国家
谈中国20世纪的革命、内战与民族主义
蒋介石民族主义观之得失
谈谈抗战历史的几个问题
谈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失败
读书有感
六十年来家国，万千心事谁诉
他何以选择离开
冷战年代一位读书人的困窘和坚守
“思想”的累与痛
读毛泽东词《人有病，天知否？》
在海峡的那一边
台北二二八“牵手”的现场观感
不让选举妨害正常的社会生活
选战中绿蓝两营的动员形式
2004年“三二〇”之后台湾的选举震荡
近距离感受“台岛心态”
激进主义的再思考—从台湾谈起
历史学的技艺与观念
近年来民间的当代史书写
对张鸣“近代中国教育之我见”的点评
对周晓虹“中国农业集体化的动力”论文的评述
国家主义的文字、图像的再造
与研究生谈历史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和研究生谈几本史学名著
论文点评
答客问
答学生：“王实味叙事”是如何形成的？
答《时代周报》：历史研究作为志业
答《亚洲周刊》：回看国共六十年
